所北

小品文是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敘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周作人先生《冰雪小品選序》中語)。所以廚川白村氏說：“在Essay比什么都要緊的條件，就是作者將自己的個人底人格的色彩，濃厚地表現出來。……乃是將作者的自我極端地擴大了夸張了而寫出的東西，其興味全在于人格的調子(personalNote)……倘沒有作者這人的精神浮動者就無聊。”這些話，就是說明小品文是最能以說自己的話的文體，而也是以能說出自己的真心的話(直白自己的思想情感)為正則。但這樣的文章，向來也就為正統派文人所嫉視，詆為小道。民國以來，隨著白話文學的運動，這種言志的散文小品乃漸漸抬頭，且骎骎乎推倒“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而主盟壇，因之頗有些能手與好的作品出現，其特色也都在能老實地說自己的話，既無須以主義為標榜，復非奉旨寫作之八股，蓋不愿為御用之文奴，乃多稱心的言論，這樣下去，不但有內容充實技巧上達的作品會自然地產生，思想界也呈現出活氣，學術空氣一濃厚，進步也就快了。但這也似乎不很行得通。近來已很有些人在預警著說小品文要“轉變”了，“揚棄”了，也就是要“奧伏赫變”。這理由是因小品文為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底產物，其作用在安慰，刺激那些生活在繁忙，掙扎，競爭激烈的社會里的人們，所以是個人主義的，逃避現實的，有閑的知識階級的玩藝兒;而現在卻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的前夜，社會已在激烈的動搖，轉變，文學作品既是社會的反映，小品文是文學的一體，也得替新興階級，新興社會服務，為社會的集團生活的寫照，不再作個人的自我表現了。這自然也是言之成理的。文學的本身原是無所謂的，為個人說話可，為社會服務亦可，既能“言志”，也就會“載道”;世道善變，有人覺得言志的文學寫膩了，或是看膩了，要換換口味，原無不可，且倘使真已有了新興階級，產生了新興社會，自會有那樣寫照或反映新社會的新文體新內容形成的，大可不必那樣大聲疾呼的作先知者的預言，民國以來小品散文的興起，流行而為新文學的主潮，在當初似乎也并未有人有意為之。一種新文體的產生，演變，是多少依賴著社會的背景而并非突然出現的，所以無論作者所表現的是自我，還是集團，是身邊瑣事，還是大眾生活，是閑逸的趣味，還是戰斗的情緒，其為現實社會之正面的或反面的反映實是一致的，個人的觀照、體驗，也就是這整個社會的部分的姿影，所以同樣的也有社會的意義和價值。我們固然歡迎聽到震撼天地的獅吼虎嘯，感得偉大，但也不妨聽聽蚊蠅的小唱，因為這都是生命力的表現，有著它們自己的靈魂的獨特的聲音。我們與其聽那岸然道貌的傳道者或是道學先生宣揚他們所死抱著的圣經賢傳，倒不如聽一個落魄的娼婦的真實的哀訴與沉痛的懺悔。我們要的是忠實的自己的話，真的聲音。晉朝流行清談，文人習于頹放，后世論者以為國之亡即原于此，但我們讀阮嗣宗的《詠懷詩》，陶淵明的詩和許多有趣的小品，覺得他們正是個熱中的失意者，“彎弓掛扶桑，長劍依天外”，“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何嘗能把天下忘了?雖然終其身托跡巖阿，寄情詩酒，一個遇窮途而痛哭，一個想覓理想的桃源。我們不能不承認阮陶的作品是當時的社會背景的反映，也就是那時代有心人的真的心聲。明末清初的一班非正統的文人如三袁、王謔庵、陳眉公、金圣嘆、李笠翁輩也是吟風弄月，跡近頹放，但頗多憤激不平之聲(或以諧謔出之)，這也是真的聲音。如今，當這大動亂的時代，我們不僅是能憤激，而且要能抗爭，不僅要有革命的情緒，而且要有勇于臨陣的戰士，倘使戰斗的法術中還需要筆寫的文章的話，那末，這短小精悍無所不包的小品文自然是最適宜的工具，以之描寫社會的剪影，描寫集團的生活，描寫機械的偉力，描寫現代化的一切;如果這些是從你自己的觀察或經驗得來，而確具有真知灼見，那當然是時代所需要的。但如有另一部分的作者愿老實地訴說他個人所見所聞和所思索的，不虛偽，不矯情，是真的聲音，我們也沒有拒絕和蔑視的必要。即使那作者因生活環境的特異或是教養的不同，對于現實不無隔膜，也只要他的作品不會使年青的讀者為之迷戀于骸骨，或麻醉于風雅，向著時代開倒車就好。當我們要想以文章來“言志”或“載道”的時候，卻有人利用它來“念咒”、“畫符”以之為謀生之具，這也未可厚非，我們覺得未便干涉，只好各行其是便了。實在，投靠主子，拜下師門，然后搖旗吶喊，沽名釣譽者的寫作，比諸“念咒”、“畫符”高明不了多少，雖然有時呼風喚雨，飛沙走石，也著實有點駭人，但葫蘆只是一個，藥也有時要盡的，那就要看你是否能“搖身一變”了。言志者，滔滔天下皆是也;這種戲法倒也是夠瞧的!

豈明先生在《志摩紀念》一文里說：“我們平常看書看雜志報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偉大的說誑，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社會瑣聞，不是恬然地顛倒黑白，便是無誠意地弄筆頭，其實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別人相信，只覺得非這樣地說不可。知識階級的人挑著一副擔子，前面是一筐子馬克思，后面是一口袋尼采，也是數見不鮮的事，在這時候有一兩個人能夠誠實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現出來，無論這是那一種主張，總是很值得我們尊重的了。”自己未必相信，自然也難望別人相信，所可悲哀者是“各自知道是怎樣一回事”而“覺得非這樣地說不可”，而且往往在豪杰之士，這也不得免焉，豈不大可哀哉!所以有些讀者們要求著說：

我要求你們的工作完全表現你們自己，不僅是一種意見一個主張要是你們自己的，便是細到像游絲的一縷情懷，低到像落葉的一聲嘆息，也要讓我認得出是你們的而不是旁的人的。(葉圣陶《讀者的話》)

一個作者(法國十六世紀散文大家近世小品文鼻祖(Montaigne)在他自寫的小品文集(Essays)序下說：

我想在本書里描寫這個簡單普通的真我，不用大言，說假話，弄巧計，因為我們寫的是我自己。我的毛病要纖毫畢露地說出來，習慣允許我能夠坦白說到那里，我就寫這自然的我到那地步。

是的，“我們顯然都從自己中心的觀點去看宇宙，看重自己表演的腳色。”(藹理斯語)。那末，“說自己的話”實在是最最妥當的辦法，即使是說謊，但也是個“忠實”的謊，不致令人感到空虛的難受。

我這篇小文的題目是《自己的話》，結果卻引了許多別人的話以自圓其說，“借花獻佛”雖不是如何體面的事，但總比“班門弄斧”較可藏拙些，豈明先生有言(又是別人的話!)：“別人的思想，總比我的高明;別人的文章，總比我的美妙;我如棄暗投明，豈不是最勝的勝業么?”博雅君子其諒之歟!

1933年7月26日

(1933年《文藝茶話》第二卷第六期)

注釋本文指出小品文的發展要依賴社會的發展。小品文的關鍵是“說自己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