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大概是一九二二年的事吧?在時間的距離上，雖過的已頗遙遠，但回憶起來，卻總令我鮮明地感覺到當日興奮與失望的情態。

“五四”以后，國內青年，如狂風猛浪似的激越生動，對于新學術，他們具有一種異常的興趣。風會所趨，人莫能外，我就是其中趕波逐流的一人了。那年——一九二二——是我在L校讀書最后的一年了，我和幾位同志，在校里結了一個學社。大家的興趣，多半是偏于文藝的，所以在廣告上見了托爾斯泰、太戈兒、王爾德一般名家的著作，便立刻寄錢去買。買來了，就是一股氣的讀。讀了便談，讀了便鬧。這樣的行為，在我們當時是很習常而不以為怪的，雖然現在卻未免覺得它有點稚氣而可笑了。

我們現在所最不能忘記的，就是那位平日給人號作“神經病者”的陳先生。他是一位畢業于日本大學的文學士，那時正充當我們班里的國文教員。不消說，他的頭腦，在許多教員們當中，是比較新穎的，況且他所擔任的功課，尤其是于我們很合脾胃，所以他就很受了我們熱烈的歡迎與愛戴了。他的房里，是我們舍不得一天都不上去的。他那尊安放在書案上的日本的銅佛，比起那些不愛讀的課本，還要和我們面熟得多。他也很喜歡我們，時常喜歡把自己的往事，一五一十的向我們陳述，表示他和我們中間關系的密切。

功課已經上了一個多月了，而校里聘定的另一位國文教師終不見來。此時，校長便托這位“神經病者”在朋友中物色一位來擔任。陳先生以故人汪馥泉君見薦。商定了，便發信去請他來——那時，馥泉君大概在上海吧。未久，接汪君來信，說來是可以，但須承認他一個條件，就是要允許他帶著一位俄國的盲目詩人愛羅先珂君同來。因為愛羅先珂君看厭了上海市的繁華——他雖沒有眼睛，不，盲了眼睛，但他觀察事物的感覺，比我們尤來得敏銳許多——決意到中國內部去看看她本色的文化與風景。到我們校里只須每月供應他幾元的膳費，其他并不需要什么供奉。

我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自然是歡喜得像在發狂似的，并愿意替他拿出這點膳費，如果學校方面不能應承這個。他的寓所，我們也給預備下了。那個地方，就是現在L校里西偏那座房室，那兒，門前蓋蔭著一株蒼翠如海波的大榕樹，后面石栗樹整齊的排列著。放眼窗外，可以看見一片蔥郁的山峰。這是我們特意給他選擇的，為了要使詩人得以涵泳其靈感之故。我們又打算請他給我們演講，陳先生也很愿擔當翻譯之職。

后來，也不知為什么竟不來了——大概不是因為他應了北大世界語教授之聘，就是汪君自己不能來的緣故吧?——我們一掬熱蓬蓬的希望，只落得這個冰涼的下場。現在回想起來，還不勝悵惘之情呢!

愛羅先珂君歸國已兩年了，故鄉夜鶯的幽鳴，不審聽得愉快否?陳先生也早向海外去了，在南邦熱溫的夜中，想起這段故事，或尚不免于凄然如有所失呢。假使愛羅先珂君，他當時竟然來了，我想在那大云嶺下的山館里——至少我們各個接觸者的心坎中——要留下一些很可追憶的遺蹤，必不像現在連懷想都無憑借的清寂呵!

(1927年北新書局《荔枝小品》)

賞析這篇小品是追憶往事的隨筆。也許有人認為，既然是“為憶愛羅先珂君作”，那么文章中就該有對這位盲詩人的記述才名副其實。可是作者到底也未見到盲詩人，這樣的小品意義何在?

這使我們想到鐘先生曾說過：“我以為做小品文，有兩個主要的元素，便是情緒與智慧。……沒有這些，它將終于成了木制的美人，即使怎樣披上華美的服裝。”(《試談小品文》)這就是說，小品要強調抒寫作者的情緒，使文中顯現出作者本人的性情暖熱，使文中有“我”。《舊事一零》中并不是沒有記事，它寫的是五四時期青年“狂風猛浪”似的愛國民主熱情，說自由，談理想，學科學，弄文藝，酣暢非凡。寫到這種情形時，作者特別強調對外國文學名著的熱愛：“讀了便談，讀了便鬧”八個字，頗能傳神。這就為下文引出愛羅先珂作了鋪墊。

時代“狂風猛浪”，學生“趕波逐流”，先生也不例外。這里記述的“神經病者”陳先生，其實并非精神上有什么病，而是思想激進、熱情超人的表現。正是這陳先生要請愛羅先珂到L校來講課，(L校即作者上學的廣東陸安師范學校)這就更激起了學生們“發狂”。他們為即將來到的盲詩人作了周到的設想：替他拿膳費，為他找寓所，想到如何請他講演，如何請翻譯……寫到這里，把學生們熱到“發狂”的情緒推到了極至。緊接著便寫：不知何故，他沒有來，“我們一掬熱蓬蓬的希望，只落得這個冰涼的下場”。寫到此，全篇文章也從高潮中跌落下來，落入清寂的尾聲。

全文以作者和一群青年的熱情波動為線索結構布局，讓讀者摸到青年們跳動的脈搏，而這脈搏又同“五四”時期熱蓬蓬的時代多么合拍!難怪使作者難以忘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