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住久了，每要害起村莊的相思病來。我喜歡到村莊去，不單是貪玩那不染塵垢的山水，并且愛和村里底人攀談。我常想著到村里聽莊稼人說兩句愚拙的話語，勝過在都邑里領受那些智者底高談大論。

這日，我們又跑到村里拜訪耕田的隆哥。他是這小村底長者，自己耕著幾畝地，還藝一所菜園。他底生活倒是可以羨慕的。他知道我們不愿意在他矮陋的茅屋里，就讓我們到籬外底瓜棚底下坐坐。

橫空的長虹從前山底凹處吐出來，七色的影印在清潭的水面。我們正凝神看著，驀然聽得隆哥好像對著別人說：“沖那邊走罷，這里有人。”

“我也是人，為何這里就走不得?”我們轉過臉來，那人已站在我們跟前。那人一見我們，應行的禮，他也懂得。我們問過他底姓名，請他坐。隆哥看見這樣，也就不做聲了。

我們看他不像平常人，但他有什么毛病，我們也無從說起。他對我們說：“自從我回來，村里底人不曉得當我做個什么?我想我并沒有壞意思，我也不打人，也不叫人吃虧，也不占人便宜，怎么他們就這般地欺負我——連路也不許我走?”

和我同來的朋友問隆哥說：“他底職業是什么?”隆哥還沒作聲，他便說：“我有事做，我是有職業的人。”說著，便從口袋里掏出一本小折子來，對我底朋友說：“我是做買賣的。我做了許久了，這本折子里所記的帳不曉得是人該我的，還是我該人的，我也記不清楚，請你給我看看。”他把折子遞給我底朋友，我們一同看，原來是同治年間的廢折!我們忍不住大笑起來，隆哥也笑了。

隆哥怕他招笑話，想法子把他轟走。我們問起他底來歷，隆哥說他從小在天津做買賣，許久沒有消息，前幾天剛回來的。我們才知道他是村里新回來的一個狂人。

隆哥說：“怎么一個好好的人到城市里就變成一個瘋子回來?我聽見人家說城里有什么瘋人院，是造就這種瘋子的。你們住在城里，可知道有沒有這回事?”

我回答說：“笑話!瘋人院是人瘋了才到里邊去;并不是把好好的人送到那里教瘋了放出來的。”

“既然如此，為何他不到瘋人院里住，反跑回來到處騷擾?”

“那我可不知道了。”我回答時，我底朋友同時對他說：“我們也是瘋人，為何不到瘋人院里住?”

隆哥很詫異地問：“什么?”

我底朋友對我說：“我這話，你說對不對?認真說起來，我們何嘗不狂?要是方才那人才不狂呢。我們心里想什么，口又不敢說，手也不敢動，只會裝出一副臉孔;倒不如他想說什么便說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分誠實，是我們做不到的。我們若想起我們那些受拘束而顯出來的動作，比起他那真誠的自由行動，豈不是我們倒成了狂人?這樣看來，我們才瘋，他并不瘋。”

隆哥不耐煩地說：“今天我們都發狂了，說那個干什么?我們談別的吧。”

瓜棚底下閑談，不覺把印在水面的長虹驚跑了。隆哥底兒子趕著一對白鵝向潭邊來。我底精神又貫注在那純凈的家禽身上。鵝見著水也就發狂了。它們互叫了兩聲，便拍著翅膀趨入水里，把靜明的鏡面踏破。

(1922年《小說月報》第13卷第8號《空山靈雨》)

賞析“瓜棚閑談”本是一件趣而雅的事。兩三知心，坐在瓜棚下，迎著清風，聞著瓜香，看著碧野，聽著蟲鳴，聊聊閑天，談談“山海經”，確是鄉下人所獨享的清福。作家將這樣的“怡然自得”的生活寫出來，可使讀者分享其中的輕松愉快。《鄉曲的狂言》寫的是“瓜棚閑話”，文章的開頭和結尾也點到了鄉曲之美，然而它“閑”而不閑，談的卻是人生的感慨，是關于“瘋子”。

這篇文章可以說是以“奇談”取勝。隆哥說城里的“瘋人院，是造就這種瘋子的”。對“瘋人院”作如此理解，就夠新奇的了。但“我底朋友”卻說：“我們才瘋”，而那個真瘋子，“他并不瘋”。這更是出人意外的“奇談”了。然而，那“朋友”卻講出了一番“瘋”與不“瘋”的道理。他那些話卻也不好以“怪論”視之。因為從想說什么說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來說，那“瘋子”的確應算得“誠實”和“正常”。而我們一般正常人，卻顧慮重重，想說不敢說，想做不敢做，心里想的和說的、做的是兩碼事，倒不誠實不正常起來，這不是“瘋”了嗎?

當然，問題不在瘋不瘋的本身，而在借此所發的感慨。人，本應是誠實、言行如一的，但由于種種原因，使人失掉了誠實和坦率，一個個成了被扭曲了性格的人。這就是作者所感慨的事。這種感慨，作者不是通過小說和論文的形式表現出來，而是通過隨筆這種特殊的形式，于無意中以“閑筆”出之，這就增加了文章的新鮮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