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晚帖

清·朱耷作

紙本水墨、淡設色

縱三一.七厘米

橫二七.五厘米

藏日本京都住友泉屋博古館

八大山人在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六十九歲時,創作了一部以“安晚”為題的畫冊,集山水、花果、魚鳥、貓鼠、竹石等二十開,題識二開,共二十二開。引首題“安晚”兩個大字,書于甲戌夏至。末開題識:“甲戌夏五月六日既望,為退翁先生抹此十六幅,翌日被人竊去荷花一幅。”六月二十日又寫了一則后記:“裝頭二十二幅與之。”現在實物也是二十二幅,而其中有三幅的紀年為“甲戌重陽”及“壬午一陽日”,先后參差,甚或相距八年,可能是原來三幅丟失或饋贈朋友,后來退翁又請八大山人補畫了三幅合裝成此冊。

安晚帖

此冊以水墨為主,略施淡設色。圖中物象,形態生動,富有情思。一只小貓,弓背蜷身,既憨癡又可愛;一只立于荷莖顛上的翠鳥,低著頭,好像在沉思;老鼠站在大瓜頂上,探頭伸爪,正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沖向前方;巖石下的兩只鵪鶉,親密相處;站在枯樹、坡石上的小鳥,安適悠閑;八哥彎頸、聳背、閉眼,對周圍不予顧問,表達了一種靜謐、渾沌的神態。而疏密相間的葉縫中,半露的荷花、芙蓉、葡萄,含蓄而有生趣;幾根修長的枝干、花莖,用篆書圓轉之筆寫出,帶有不經意的彎曲,靜中有動,表現出搖曳之姿。這些平凡的素材,經八大山人再造,使筆下的自然物象,獲得了一種嶄新的意境;有的畫面上配以詩句,更加深了內容和意蘊的深度。如《鱖魚圖》的右上題:“左右此河水,名之日曲阿。更求淵注處,料得晚霞多。”這首詩隱括《世說新語·言語》中一段故實:“謝中郎經曲阿后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謝日:‘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圖寫一條鱖魚,瞪目張口,直奔深淵。這是八大山人暗喻自己的經歷,像魚經曲河一樣,河道阿曲,魚兒彎來拐去,必左右碰撞,祈望“淵注渟著,納而不流”,在平靜的深淵里“安度晚年”。《石卉圖》的右上題:“聞君善吹笛,已是無蹤跡。乘舟上車去,一聽主與客。”此詩引用《世說新語·任誕》篇王徽之遇桓伊的故事。桓伊其時雖已顯貴,但聞王名,立刻下車為王吹曲三支,吹奏完畢,主客未交一語,便各自乘舟、上車而去。畫面上一塊巨石突兀而立,旁邊小草柔弱彎曲,形成強烈對比,一大一小,一強一弱,并存于天地之間,各有各的空間位置,各以各的天性而生存,互不歧視,互不相犯,體現出一種和諧,這也寄托了作者的一種理想。《貓圖》的右上題:“林公不二門,出入王與許。如上法華疏,象喻者義虎。”林公即支道林,又稱支遁,是晉代一位高逸僧人。“不二門”,是佛教語,佛有八萬四千法門,此為最高法門。“出入王與許”,是指王修和許詢。事出《世說新語·文學》篇。許詢年輕時,人們把他比作王修,許很不平。一次在會稽西寺和王談論辯理時,許兩次使王理屈詞窮。許遂問當時在場的林公:“弟子向語何似?”林公說:“君語佳則佳矣,何至相苦邪?豈是求理中之談哉!”意思說許辯理于王,是求理中談,通過苦辯得勝,哪比得上支遁掌握了“不二法門”。畫中小貓弓身伏地,與世無爭,或許是悟者的象征。

八大熟讀《世說新語》,隨手拈來,即可納入自己的詩中。他對魏晉人士亦特別雅好,因為八大的品性、宗教、藝術觀都有明顯的魏晉人遺風。他在首開題識中說:“少文凡所游履,圖之于室,此志也。”在一幅《山水》畫上又題:“向者約南登,往復宗公子。荊巫水一斛,已涉圖畫里。”“少文”、“宗公子”,即南朝宋的隱逸畫家宗炳。宗炳曾“西涉荊巫,南登衡岳”,晚年歸家江陵,將游歷所見之名山大川,圖之壁,自謂“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太平廣記》卷二百十)。他在《畫山水序》中提出作畫必須“應目會心”和“暢神”,八大山人對此深有同感。此幅《山水》,構圖似倪瓚,兩岸隔一水,卻又打破隔斷式的空間習慣,將彼岸的山巒聳立于畫面中央,讓前景的坡石和樹木與遠景的山體渾然一氣,縮小了坡岸遙岑的距離,有意識地消融了空間透視的錯覺。這種虛擬的以心再造之景,既源于自然,又擺脫了自然的束縛而獲得創作上的極大自由。綜觀全冊,筆墨豐富多彩,干濕濃淡,粗細勾染,隨意而出,簡練而痛快,然奇姿妙態,神氣溢出,令人心動神迷,可謂奇異而有法,醇厚而又恣肆,每幅都精妙絕倫,是八大山人作品中的杰作。

八大山人晚年的花押,以合文“”為最著名。此冊的《菊花圖》上,首次使用此奇形的花押,清代著名收藏家顧文彬釋為“三月十九”,乃崇禎帝殉國諱日。近年有學者通過研究,以為此花押在金文中釋讀為“十有三月”,意為閏年。結合八大山人在作品上使用這個花押,都是在閏年的月份上,故應釋“十有三月”,與崇禎帝“三月十九”自縊無關。這一考釋已為學界所接受。

此《安晚帖》清代晚期為顧文彬收藏,著錄于《過云樓書畫記》。1920年左右為桑名鐵城帶到日本,后為住友寬一收藏,現藏于京都住友泉屋博古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