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鵠比翼游，群飛戲太清。常恐夭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逍遙放志意，何為怵惕驚？

轉蓬去其根，流飄從風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彌？愿為浮萍草，托身寄清池。且以樂今日，其后非所知。

魏晉之際，是一個玄學日漸興盛的時期，同時也是詩歌明顯地轉向哲理化的時期。何晏作為玄學的創始人之一，他的僅存的兩首《言志》詩，也標志著魏晉詩歌哲理化的開端。其后，阮籍作為一個重要的玄學家，他的《詠懷》詩把詩歌的哲理化推上了高峰。但是，他們的純粹的哲學論述，同他們在詩歌中對人生處境所作的哲理性描摹，雖存在共同的出發點，卻又表現出明顯的差異，這是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

何晏與曹魏政權有特殊關系：其母再嫁曹操，何晏遂隨母入宮，受到寵愛，又娶公主為妻。齊王芳正始年間，曹魏宗室、大將軍曹爽與太尉司馬懿共同輔政，各蓄勢力，暗中爭權。何晏因其與曹氏的特殊關系，自然地依附曹爽，被任為尚書，一時權勢煊赫。但在他內心中，卻深藏著危機感。這二首詩運用比興手法，抒發憂生之嗟，既是他的心理狀態的反映，又是由此出發，對人生處境、人的命運這些根本性的問題，作哲理性的概括。

第一首談怎樣才能“逍遙”即獲得自由的問題，這自然令人想起《莊子》的《逍遙游》?！跺羞b游》的開頭是一個寓言：海中的大魚“鯤”化為大鳥“鵬”，將從北海遷徙到南海。它拍擊水面，激起三千里高的大浪，而后乘御飆風，直上九萬里高空，向遙遠的南方飛去。而蜩(蟬)與鸴鳩(一種小雀)嘲笑說：我們鼓翅奮飛，碰到榆樹、枋樹就停息下來；即使飛不到，也就是掉在地上罷了，干嘛要飛到那么高那么遠呢？按《莊子》的本意，大鵬是“逍遙”即絕對自由境界的象征，蜩與鸴鳩，則象征著被狹小的環境所拘囿、滿足于卑瑣生活的境界。

那么，何晏是怎樣看待所謂“逍遙”的問題呢？詩中的鴻鵠即黃鵠(參《說文解字》鳥部及段玉裁注)，是一種大鳥，古人認為它能一舉千里?！冻o》云：“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圓方。”可見其飛翔之高遠。這個形象同《逍遙游》中的大鵬顯然是相似的。但何晏的思路卻同莊子不一樣。他認為，鴻鵠并非不會遇到危險，也并非沒有憂患之心。相反，正因為飛得高，更容易遭遇羅網，因此失去自由，乃至夭折而死。所以，與其高飛遠游而驚懼不安，倒不如同其它凡庸的水鳥一樣，游息于五湖(泛指大湖泊)，隨波逐流，啄食萍草，反可以逍遙自在。這就是說，雖有鴻鵠或大鵬之志，卻只能選擇蜩與鸴鳩之類的生活。這同《逍遙游》的本意恰好相反。稍晚于何晏的郭象注《莊子》，對上述寓言作出如下的解釋：物類有大小之分，各任其性，各當其分，便是逍遙，故大鵬之高飛遠舉，同小蟲小雀之拘于一隅，并無高下優劣之分。這一歪曲原意的解說，恐怕就是從何晏那里演化出來的。只不過他把何晏的那一層憂患感也給抹殺了，以便為身在官場的士人作理論上的辯護。

第二首以蓬草與浮萍為喻。先說蓬草離根，便身不由己，隨風飄轉。四海茫茫，道途遙遠，蓬草的飄移也永無終極之時(彌，遍、極)。這是感嘆人生于塵寰之中，毫無把握自己命運的能力，被外在的力量所支配，所牽制推移，永無休止。然后說但愿如浮萍一般，在小小的清池中獲得安寧?？杉词沟玫桨矊?，也只是暫時的，姑且及時行樂吧，往后的命運，誰又能預料？這里流露出來的憂患感、危機感，比前一首更為強烈。

對這兩首詩，如從表層上說，也可理解為詩人對險惡的權力斗爭的憂慮，以及對可能發生的危機的某種預感。甚至，我們可以指責何晏：既然意識到危險的存在，又為何貪慕榮華，不能及早抽身，以至最終招致夷滅三族的慘禍？但僅僅這樣來看，很容易疏忽了更深一層的問題。

通常，人們卷入政治斗爭的漩渦，很容易為自己找到精神上的支撐，即相信自己的行為具有道義上的合理性。表面上的“正義”是很容易得到的，而站在這個立場上，即使面臨危險，也不會有過多的憂慮，特別是《言志》二首中那一種無所依附的悲哀。

然而，從玄學的思考來看，就無法拿社會的道義觀作為人生價值的保證。何晏有一個著名的哲學命題，是“以無為本”，它包含了這樣的意味：一切紛繁的現象，包括功名事業、德行修養，都只是短暫的、可變的東西，因而不具有真實的價值。只有擺脫各種現象關系的束縛，歸復到“無”這個精神本體，才能夠實現生命的最高意義。換句話說，“以無為本”就是強調人的無限可能性，要求打破社會規范對人的約制和限定。何晏當然無法以被他否定的價值作為自我安慰。

但是，當人們把自由也就是內在可能性的實現作為人生的最高目標看待時，必然面對這樣一個事實：在現實關系中，自由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后世的人很容易指責何晏，說他本應該早早退出權力斗爭的漩渦。然而，以他的身份，以他的社會關系，這一種退出是可能的嗎？或者，即使他愿意退出，就能夠避免危險嗎？盡管人的內在可能性是無限的，然而現實關系對人的約制卻又是強有力的。何晏的二首詩，實際是把他的實際境遇，引伸到一個哲學問題：自由的不可能性。我們可以看到阮籍的詩中也常有類似的表述：“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

如果說，要求從傳統的社會規范中解脫，追求個人自由，是魏晉時代具有深刻意義的新思潮，認識到自由的不可能性(即自由意志永遠受到現實關系的限制)同樣是一種深刻的思想?？雌饋?，這兩個命題似乎相互牴牾，其實卻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只是，在何晏、阮籍等人的筆下，前者多作為抽象的哲學問題來論述，后者則多和具體的生活感受聯系在一起，在詩歌中用藝術形象來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