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三十二章] “道”常無名。

[四十九章] 圣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

[十六章]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五十五章]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jù)，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鑒賞〕　在《老子》一書中的首章，老子就鮮明地告訴人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三十二章》也說“‘道’常無名”，落實到人身上則說“圣人常無心”，由此強調“道”的無“常”，也即不確定、不清晰和渾沌。然而，在《老子》文本中，又有“知常曰明”的語句，這在《十六章》和《五十五章》出現(xiàn)過兩次，老子由此提示人們要知“常”。“道”既然無“常”，但卻又要人們知“常”，這在表面上似乎是一組矛盾。但是，只要我們深入到老子思想的內部就會發(fā)現(xiàn)，老子的思想無處不存在著“矛盾”的哲學智慧，老子關于無“常”、知“常”的論述就是其中比較典型的一組，并且這對矛盾還與老子思想的來源與特質緊密相關。總的來說，這對矛盾可以作如下解釋：老子之“道”乃是“變易”之“道”，由此，一則因為“道”常變易，所以“道”是無常，是不確定的；二則也因為“道”常變易，所以這種“變易”便是一種“常”，人們要想從不確定性中把握確定，就首先得認識這“變易之常”，也即要知“常”。由此，老子的無“常”、知“常”這對矛盾便在“變易之常”這一命題下獲得了統(tǒng)一。

為了對老子的“變易之常”或“變易之道”有更為深入的了解，我們首先得對老子學說的一個重要來源——《周易》有所了解。我們知道，《周易》是傳自上古的一部占筮書，而在其神秘的占筮外衣之后，所蘊蓄的則是一種深刻的變“易”哲理，正如《周易·系辭傳》所說：“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而《老子·二十五章》則云：“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四十章》又云：“反者，‘道’之動”；這里的“反”作為“道”的一種特性，如《老子》書中出現(xiàn)的美惡、善不善、有無、難易、長短、高下、虛實、強弱、先后、得失、曲全、枉直、多少、重輕、靜躁、雄雌、白黑、榮辱、壯老、廢興等相對事物之間的變易與轉化，正是與《周易》之“(變)易”思想相通的。大概正是因此，朱謙之先生在解釋老子之“道”時說：“道者，變化之總名”，“老聃所謂道，乃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既無永久不變之道，亦無永久不變之名”(《老子校釋》)；而陳鼓應先生亦曾引北宋伊川先生(程頤)“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之語，認為以“隨時變易”來解釋老子的“常道”，正符合老子之意(《老子今注今譯》)。

大概正是由于《老子》與《周易》在思想上的這種最關本質的聯(lián)系，相當多的學者認為老子之學出于《易》。如羅焌先生結合歷史上在《老子》、《周易》兩方面頗具造詣的一些思想家的言論總結道：“老(子)之道術，皆出于《(周)易》。班(固)《(漢書·藝文)志》云：‘道家合于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益。’王弼注《易》，多假諸老子之旨。阮籍《通老論》云：‘《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邵子(邵雍)嘗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程大昌著有《易老通言》十卷，清汪縉《讀〈道德經(jīng)〉私記》二卷，專以《易》義解《老子》。皆屬此派也。”(《諸子學述》)又根據(jù)《史記》的記載，老子曾任周守藏室之史，而上古時常常“巫”、“史”并稱，史官與“巫”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而《周易》作為一本卜筮之書，正是“巫”用來溝通天人、探測天意的一種工具。由此，老子熟知以至精通《周易》這部上古文獻，便不難理解了；而歷史上眾多思想家以《周易》的精神來解讀《老子》，也便合情合理了。

我們上面談到，老子之“道”與《周易》為我們展示的“變易”哲理是存在著一種本質性的關聯(lián)的；換言之，老子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從《周易》中汲取了大量營養(yǎng)，才提出“道”的概念和“反者，‘道’之動”的觀念的。而《周易》中所描述的那些“變易”哲理，則是古之圣人“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周易·系辭傳》)，透過對世間萬物的“自然”流行之觀察而得出的。也就是說，這種“變易”之“道”不是人為的發(fā)明與造作，而是天地萬物自然如此，古之圣人只是根據(jù)天地萬物的大化流行將他們描述出來了而已。因此，《周易·系辭傳》說：“易無思也，無為也”，而孔穎達在《周易正義》對此解釋道：“任運自然，不關心慮，是無思也；任運自動，不須營造，是無為也”。通俗地說，老子所謂“道”主要是指世間萬物之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變易之道，而此變易的過程完全是出于世間萬物自然而然的內在的發(fā)生、發(fā)展規(guī)律，不假任何外界強力的干涉，特別是不假人為的矯揉造作，這應該說是老子“道法自然”的基本內涵。也正是在此意義上，老子說：“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五十一章》)，由此，老子的“變易之常”也是一種“自然之常”。

在這里，我們看到，在“‘道’法自然”這一命題下，“道”的實體性內涵被消解了。我們知道，“道”在老子的語境中原本有一種很強烈的實體性涵義，如在《二十五章》中，老子對“道”作了這樣的一種描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在這里，“道”就像一個神秘的令人無法把捉的第一存在者，一種先于任何實體性存在的最高實體，或者說宇宙萬物的第一推動者。然而，“道”作為一種實體性的最高存在，究竟是指的什么，老子好像并未為我們描述清楚，大概也不可能描述清楚，或者說他覺著根本也沒有必要把這樣的一種最高“實體”描述清楚。這是因為，“道不遠人”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中國最初的哲學思想都是與社會人生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因此，老子所提出的“道”的概念，絕不是為了回答宇宙萬物的本源是什么的問題，“道”在老子那里最核心的價值絕不在于指示一個高于一切事物的最高本體。正是基于此，老子才反復強調“道”的不可見、不可名，可見者、可名者非道，正所謂“‘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三十五章》。正是因為“道”不可見、不可名，所以又被稱作“無”，正所謂“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十一章》)，“無”即是“道”，“道”即是“無”。“道”之作為一個“實體”性概念的涵義到此處(“無”)，可以說是完全消解了；但是老子之“無”絕非是“真無”，就像佛教之“空”絕非是“真空”一樣，老子之“無”從根本上是與“道不遠人”的“人”聯(lián)系在一起的，它(“無”)所指示的是人的無為(不妄為)、無造作、無執(zhí)著，只有在這樣的一種“無”的最高化境中，世間萬物才能保持其原生態(tài)、保持其生生不息的不斷流轉之勢態(tài)，也即其“自然”狀態(tài)。

《周易·系辭傳》說：“生生之謂易”，宇宙萬物生生不絕的流轉變化、自然而然的大化流行就叫做“易”；由我們上述對老子與《周易》之間的最關本質的內在聯(lián)系的分析，我們同樣可以說：“生生之謂道”，宇宙萬物自然而然的大化流行就叫做“道”。這里所謂“生生”，即是生之又生、生生不絕的意思，天地萬物始終處在變化之中，“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蕩，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周易·系辭傳》)；人類社會也是如此，“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周易·革彖》)。正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周易·系辭傳》)，宇宙萬物自然而然的生生流轉即是萬物發(fā)展的最佳狀態(tài)，即是有“道”之世。我們看到，在“生生之謂道”這一命題下，“道”已經(jīng)與“自然”一樣，變?yōu)榱艘粋€“狀態(tài)詞”(摹狀詞)，也即對宇宙萬物生成發(fā)展的最佳狀態(tài)的指示詞。換言之，在“變易之常”這一命題下，在“‘道’法自然”的情形下，“道”即“自然”，“自然”即“道”；兩者指涉的都不是某一個具體的存在者，而是一種狀態(tài)，一種包涵人類社會在內的天地萬物發(fā)展的最佳勢態(tài)。

到此處，也許我們對于老子為什么屢屢強調“道”的無“常”，也即渾淪、模糊與不確定，會有更深的了解了。那是由于，“道”在老子心目中并不是一個具體的存在者，而是宏闊的宇宙萬物之大化流行的一種勢態(tài)，這么浩淼的宇宙、這么悠久的歷史，內化于人的心中，無論如何也是不能夠描述清楚的；因此，“道”只能是渾淪、模糊與不確定。但是，在老子看來，有一點卻是確定的，那就是，宇宙萬物發(fā)展的最佳狀態(tài)是一種“自然而然”的、無造作的狀態(tài)，在這樣一種情形下，人不可任意妄為，而應該無所執(zhí)著，隨順大化之自然流行而變易、而動，只有如此才算是知“常”。明白了以上兩個方面，把握了“變易之常(道)”，以及與之相聯(lián)系的“‘道’法自然”，我們也便能夠了解老子在無“常”的狀態(tài)下要知“常”的深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