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八章]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鑒賞〕　在老子的語境中，所謂“為學”指的是一點一滴的經驗知識的積累；“為道”則主要指的是一種看待事物的態度與精神境界，也即老子一以貫之的那種從全局的、長遠的合于“道”的、合于“自然”的眼光來為人處事的大智慧。簡言之，“為學”關鍵在于一點一滴的積累，而“為道”關鍵在于一種精神境界的培養、不要受局部知識、只言片語的蠱惑和限制。本來，“為學”與“為道”并不是必然排斥的，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說：“它(《老子》)認為，為道就要日損，為學就要日益，但是，所損所益并不是一個方面的事。日損，指的是欲望、情感之類；日益，指的是積累知識的問題。這兩者并不矛盾，用我的話說，為道所得的是一種精神境界，為學所得的是知識的積累，這是兩回事。一個很有學問的人，他的精神境界可能還是像小孩子一樣天真爛漫，用《老子》表達的方式，一個人也應該知其益，守其損”(《中國哲學史新編·上卷》)。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大多數人其實并不能夠達到馮友蘭先生所說的那種“知其益，守其損”的精神境界，人們想到的往往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知識當然就要吃知識；也即是說，人們往往有了一點知識、一點技術，就要想方設法地讓它為自己帶來好處；甚至，對于眼前的事態有了一定的了解，成了“內行”，便不惜借助各種卑鄙的手段來欺騙外行、為自己謀利益，下到農貿市場上的注水肉，上到兩院院士“發明”的假冒“龍芯”，不都是如此么？這些狀況也即是老子所警示人們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十二章》)。

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為學”與“為道”在老子語境中的第一種對立，即當由“為學”而得來的經驗知識與人的私欲聯系在一起時，這些經驗知識便會成為人們的私智、智巧，也即老子所反對的小聰明；它與老子所褒揚的合于“道”、合于“自然”的大智慧必定是格格不入的。

“為學”與“為道”除了上面所分析的一種矛盾之外，還存在另一種矛盾，就是即使不考慮人的“私欲”，片段性的經驗知識本身照樣可以使人不能見到大“道”。老子的繼承者莊子從思想的最深處非常犀利地詮釋了老子關于“學”與“道”，或者說個別的理論知識與作為全體之真的“大道”之間的矛盾。莊子在《齊物論》中說：“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p>

在莊子的上面一段話中，最為關鍵的一句是“道隱于小成”，莊子由此精辟地指證了一般的理論知識對于“道”的遮蔽。這是因為，一切具體的理論知識之建立都必然受一定條件的限制，也就是說任何理論之成立都有一定的前提條件和適用范圍，沒有相應的前提條件或超出了其適用范圍之后，這種理論便不能完全發揮其作用了；但如果理論知識的發明者自以為是，試圖以這種特定的理論知識充當大“道”，將其應用于一切領域，那么必定是會失敗的。試想，宇宙這么大，社會這么復雜，任何一種理論知識必然都不能窮盡所有可能性，而只有在其所假定的前提條件和適用范圍之內才能成立。比如現代物理學的研究中，宏觀世界、微觀世界之間有許多理論都是不能通用的，如牛頓力學就只能應用于宏觀領域而在微觀世界則是失效的；而現代化學則主要是在分子和原子的水平上做自己的研究，超出了這個范圍化學也便不再作過多考慮了；現代經濟學的各種理論則都是在“經濟人”的假設下得出的，即假定人都是完全自利的，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追求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的“資本家”其實也并不是指的現實中的某一個人，而是指的“資本的人格化”，在現實中我們是找不到這么純粹的對象的；再比如在哲學領域，黑格爾所建立的理論體系可謂大矣，幾乎把人類理性所涉及的全部領域都納入到了其哲學體系中，但其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黑格爾哲學遭到了現代西方哲學各個流派的從不同角度的批判即說明了這一點，如此等等。以上還僅僅舉的是各個領域一些較大的限制條件或者前提假設，而在這些領域下的各種理論中其實還有許多使其得以成立的具體條件。

歌德說：“理論永遠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樹常青?！敝岳碚撚肋h是灰色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特定的“理論”總有一定的適用條件及范圍，與現實之間總是存在著一定距離的。并且，就特定理論知識形成過程中的認知活動而言，既然“理論”總受一定的限制，則必有向前發展、不斷接近經驗現實的余地；但經驗現實本身也在不斷發展變化，所以“理論”之發展也就永無完成之時，永遠無法窮盡所有的可能性。

此外，莊子繼承了老子“道”的思想，并且更加強調道的遍在性：“東郭子問于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后可(必定得指出具體存在的地方才行)?！f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稻田的稗草)。’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唬骸纹溆跣?？’曰：‘在屎溺?！瘱|郭子不應”(《莊子·知北游》)。莊子認為“道”無處不在，但同時又不存在具體的形象、不可言說，而與可知、可言說者相比，“道”是全，可知、可言說者是偏。換言之，從“道”的高度來看，也即從萬物的整體性和同一性的一面來看，則任何具體的知識都是相對的，在代表著整體性的“道”面前都是沒有真偽是非可言的，都不能與作為“最后之真”或“全體之真”的“道”相符，都只是“小成”。而老莊所欲追求者，乃作為“最后之真”或“全體之真”的“道”，這些“小成”在“道”面前自然就成為一種障累。換言之，若想達到“最后之真”的“道”，便不能執著于這些“小成”，即不能使心靈局限于此。

在春秋戰國那個百家爭鳴的時代，每個學派都認為自己的理論知識是合于“道”的，并且奔走于各國之間宣傳自己的理論；并且他們常常自以為是，認為自己的理論知識具有普世價值，由此猛烈地攻擊與自己相異流派的觀點。正是針對這種情況，莊子以上面的分析為基礎，指出了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都是以“小成”遮蔽“大道”。大概也正是出于這種考慮，老子鮮明地區分了“為學”與“為道”的差異，指明了“為學”不等于“為道”，片段性的經驗或理論知識不能代替“大道”，而虛華言辭的偽飾更應當為我們所摒棄；各個流派的理論知識只是屬于“為學”的范疇，決不能與“為道”等同。于是，老子發出“絕學無憂”(《十九章》)的呼聲，以及“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八十一章》)的吶喊，并留下了“為學日益，為道日損”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