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文本篇·南面

人主之過，在己任在臣矣，又必反與其所不任者備之，此其說必與其所任者為仇，而主反制于其所不任者。今所與備人者，且曩之所備也^①。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無道得小人之信矣^②。人主釋法而以臣備臣，則相愛者比周而相譽，相憎者朋黨而相非^③。非譽交爭，則主惑亂矣。人臣者，非名譽請謁無以進取^④，非背法專制無以為威，非假于忠信無以不禁;三者，惽主壞法之資也^⑤。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逾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此之謂明法。

〔注釋〕① 曩(nǎng)： 從前，過去。② 道： 從，由。③ 非： 通“誹”，誹謗。 ④ 請謁： 指暗中托人說情。⑤ 惽(mǐn)主： 使君王迷惑。惽，糊涂，愚笨。

人主有誘于事者，有壅于言者，二者不可不察也。人臣易言事者，少索資，以事誣主。主誘而不察，因而多之，則是臣反以事制主也。如是者謂之誘，誘于事者困于患。其進言少，其退費多，雖有功，其進言不信。不信者有罪，事有功者不賞，則群臣莫敢飾言以惽主。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于后^①，后言不復于前，事雖有功，必伏其罪，謂之任下。

人臣為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出說設言曰：“議是事者，妒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二勢者用，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如是者謂之壅于言，壅于言者制于臣矣。主道者，使人臣必有言之責，又有不言之責。言無端末辯無所驗者^②，此言之責也;以不言避責持重位者，此不言之責也。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責其實，不言者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③，則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則皆有責也。

人主欲為事，不通其端末，而以明其欲^④，有為之者，其為不得利，必以害反。知此者，任理去欲。舉事有道，計其入多，其出少者，可為也。惑主不然，計其入^⑤，不計其出^⑥，出雖倍其入，不知其害，則是名得而實亡。如是者功小而害大矣。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為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

〔注釋〕① 使： 假如。復： 復合，相符合，有一致、應驗的意思。② 端末： 開頭和結尾。③ 取舍： 指贊成和反對的態度。④ 以： 通“已”，已經。⑤ 入： 所得的利益。⑥ 出： 付出的代價。

不知治者，必曰：“無變古^①，毋易常。”變與不變，圣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與不可。伊尹毋變殷^②，太公毋變周^③，則湯、武不王矣^④。管仲毋易齊^⑤，郭偃毋更晉^⑥，則桓、文不霸矣^⑦。凡人難變古者，憚易民之安也。夫不變古者，襲亂之跡;適民心者，恣奸之行也。民愚而不知亂，上懦而不能更，是治之失也。人主者，明能知治，嚴必行之，故雖拂于民，必立其治。說在商君之內外而鐵殳^⑧，重盾而豫戒也^⑨。故郭偃之始治也，文公有官卒;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車： 戒民之備也。是以愚戇窳墮之民^⑩，苦小費而忘大利也，故夤虎受阿謗^⑪。而振小變而失長便，故鄒賈非載旅。狎習于亂而容于治，故鄭人不能歸^⑫。

〔注釋〕① 無： 通“勿”，不要。② 伊尹： 商湯的相，曾幫助商湯滅夏。殷： 即商朝。毋： 通“無”。③ 太公： 指姜太公，名尚，字子牙，也稱呂尚，曾幫助周武王伐商，建立周朝。④ 湯、武： 商湯、周武王。王(wàng)： 稱王，即統治天下。⑤ 管仲： 字夷吾，春秋時齊國人，齊桓公的相。⑥ 郭偃： 春秋時晉國的大夫，曾幫助晉文公改革法制，建立霸業。⑦ 桓、文： 齊桓公、晉文公，春秋時代的霸主。⑧ 商君： 即商鞅。殳(shū)： 古代的一種兵器，有長柄。⑨ 豫： 同“預”，預先。⑩ 愚： 魯莽。墮： 通“惰”。⑪ 夤虎： 疑為人名，不詳。⑫ “而振小”至“故鄭人不能歸”： 歷來注釋家懷疑其有錯簡或脫文，文義不通。

【鑒賞】“南面”，即南面稱王之義。中國古代的君主臨朝聽政時，坐北朝南，以示尊貴，因此“南面”就成了做君主統治天下的代稱;而君主的統治之術，則被稱為“人君南面之術”。韓非的這篇文章，與前面的《主道》一樣，都是在講君主統治天下的原則，不同的只是，《主道》篇更多地是依據道家的思想，強調君主應該虛靜無為，使臣下無從探測其心意，因此不免有一股陰謀意味;而這篇《南面》則主張要彰明法度、循名責實、變古易常，顯得要光明正大得多。

彰明法度，從某種意義上說講，也就是在提倡公開、公正、透明地行政。因為有公開、明確的法律公布出來了，誰有功，誰有過，誰誠信，誰欺詐，誰該受獎，誰該受罰，一目了然。即使沒有法官判案，結果也應該是很清楚的了。這就不僅杜絕了暗中請托求進等不正之風，也省去了當政者的許多麻煩，至少封建時代的君主就不必為“以臣備臣”——即是否該用新來的臣子防備已被任用的舊臣等問題傷腦筋了。

循名責實，實際上是彰明法度的一種手段，你要將法制落到實處，僅僅制訂了法令，公布并宣傳了這些法制，使人人都知道有這些法制，這還不夠。因為奸佞之臣可以有法不依或執法不嚴。對于這種情況，就要在執法環節上想辦法，即要循名責實。你說的、上報的計劃是怎樣的，我到你任期屆滿的時候，看你的任期目標是否完成。完成得好，我就獎勵;不好，則要處罰。當然，兩千多年前的韓非自然沒有想到：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后代的官僚體制基本上都是能上不能下的，你只是在完成計劃指標上有點欠缺，那算得了什么?何況有些官員常在統計數字上做手腳，誰能肯定他現在的數字就是真實的，豈不聞“官出數字，數字出官”嗎?再說，韓非要官吏們既不能言而不實，也不能該說不說。這個主意雖好，卻不容易做到。因為那會逼人家說出更多的假話。應該是你作為官員既有說話的義務，也有沉默的權利。否則，就會走向給人治“思想罪”的極端——難怪法家是中國“思想罪”的發明人呢!

要彰明法度、循名責實，這對比從前奴隸主貴族的世襲制而言，無疑已是很大的改革。改革就會觸動既得利益者。因此改革者與保守勢力的斗爭將不可避免。改革家既要有不怕犧牲的精神，也要有必要的自我保護措施，以免“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