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為總商①四十年，國家有大典禮及工程災賑，兵河餉捐，上官有所籌畫，春皆指顧集事。

【譯注】

①總商：也稱商總，為清政府在壟斷行業特許商人中指定為首領的殷實商戶。嘉慶年間在廣州十三行中設立總商，總理洋行事務。道光以前在鹽商中也有總商。

這句話的大意是，江春做總商一職四十年，當國家有大典禮、賑災、募捐等活動的時候，只要上級官員有所籌劃，他一定積極參與、完成這些事。

輯自英杰《續篡揚州府志》卷15《人物志七·流寓》。

【感悟】

乾隆中后期的鹽務總商江春由于捐輸報效頻繁，財力日漸消乏。乾隆三十九年（1775），弘歷可憐其家產消乏，加恩賞借庫銀三十萬兩，讓他作本生息。不管是出于何種目的，徽商這種不顧個人財力無私地資助公益事業的行為，值得稱許。

【故事鏈接】

自明中葉以來，許多徽商都采取主動“輸獻”的辦法，打理好與官府的關系。據《明神宗實錄》卷36記載：萬歷二十九年（1602），兩淮稅監魯保“進銀內”庫，其中“稅銀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九兩，引價銀五萬六千兩，補解銀七百五十兩，輸獻吳時修等銀九萬兩”。明代的“輸獻”與清朝前期的“捐輸”、“報效”極為相似，其用途主要是開支軍費和大工程等，商人的目的只是在取得虛職后，可以享有豁免稅收的特權。到了清代，捐納制盛行。徽州鹽商往往不惜重資，捐輸報效，助軍助賑。官府出于實際需要，大力鼓勵富民出錢報效國家；作為回報，政府賞予虛銜。“許光國，徽州人，一世業淮鹺。……歲饑，捐資賑救，兩賜頂戴，康熙三十年受封儒林郎。”這些儒林郎、七品頂戴之類很顯然都是徽州鹽商們用金錢買來的。

據嘉慶《兩淮鹽法志》統計，從康熙十年到嘉慶九年（1672—1805）的一百多年間，徽商（尤其是徽州鹽商）在捐輸、急公濟餉、佐修河工、城工、災賑、報效等名目下，捐輸的財物共有：銀3930.2196萬兩，米2.15萬石，谷32.946萬石。每次捐輸，多則數百萬兩，少則十數萬兩。《清史稿·食貨志》曰：“或遇軍需，各（鹽）商報效之例，肇于雍正年蘆商捐銀十萬兩，嗣乾隆中金川兩次用兵，西域蕩平，伊犁屯田，平定臺匪，后藏用兵，及嘉慶初川、楚之亂，淮、浙、蘆、東各商所捐，自數十萬、百萬以至八百萬，通計不下三千萬，其因他事捐輸，迄于光緒、宣統間，不可勝舉。”徽商為兩淮、兩浙鹽商中堅，上述捐餉，報效實多出自徽州鹽商。在連續不斷的捐輸、賑災、助餉后，許多徽州鹽商因貼盡老本而瀕于破產。官場消費是徽州鹽商利潤消費的重要方面之一，有人估計該項費用占其利潤比例應不低于40%。

從商人的眼光看，這應是一種特殊的“投資”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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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霖生（1888—1943），現代著名民族資本家。又名源銓，字齡孫，歙縣富碣鄉人。

程霖生的父親程謹軒在上海經營房地產，家資千萬，他繼承父業后在上海發展，數年以后，資金累積達白銀6000萬兩，成為上海灘上屈指可數的巨商，時稱“地皮大王”。晚年，程霖生企圖操縱上海黃金市場，結果受到以孔家和宋家為代表的官僚買辦資本的圍攻，加上時局不穩，金價和房地價大幅下降而破產，靠變賣家財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