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梁啟超小說理論及其對現代文學的影響

在中國傳統文學觀念中，一向以詩歌為正宗，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小說被視為小道末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異端邪說。明清以來，小說創作達到了空前的繁榮，出現了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大批優秀作品，藝術上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盡管如此，小說理論與創作并沒有同步發展，人們的文學觀念也沒有根本的改變。

我國古代少有系統的小說理論著作，有的只是在作品的序跋、批注或筆記中散見的一些零星主張，在方法上又多采用評點詩文的套子，因此缺乏系統性與完整性。直到19世紀末，隨著小說創作的進一步繁榮，一些思想家、學者意識到文學觀念變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小說理論的建設才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于是出現了大批小說批評的文章，如嚴復、夏曾佑、陶曾佑、吳沃堯、王國維、狄保賢等。在他們當中，論述最多、影響最大的是梁啟超。作為資產階級思想家，他專門談論小說的文字并不算多，主要有《變法通議·論幼學》之一節、《飲冰室自由書·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節、《新中國未來記·緒言》、《譯印政治小說序》、《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告小說家》等，總共不過一萬字左右，然而就這為數不多的文字對當時及后來的小說理論產生過極大的影響。

梁啟超小說理論涉及的內容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關于小說的整體改革，其次是論述了小說的社會地位及作用，再次是探索了小說的內部規律。

一

梁啟超是近代文學史上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這一偉大運動的倡導者和領袖人物，他對改革舊小說、建立新小說提出了精辟的見解，起過積極的指導作用。梁啟超關于小說界革命的最有影響的文章是寫于1902年變法維新運動失敗后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在這篇論文中，作者開篇便明確指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把改良社會、改造國民與改造小說放在了同一個位置上，有意識地把小說與當時的政治運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在梁啟超看來，中國傳統小說的內容必須進行根本的改革，他認為，中國群治腐敗的總根源是舊小說的影響，因為這類小說充斥著“狀元宰相之思想，才子佳人之思想，江湖盜賊之思想，妖巫孤鬼之思想”。這種思想毒遍社會，陷溺人群，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梁啟超甚至把許多國民劣根性也歸罪于舊小說，他說：“今我國民惑堪輿，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風水而阻止鐵路，阻止開礦，爭墳墓而闔族械斗，殺人如草，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錢，廢時生事，消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總之，梁啟超把當時存在的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統統歸罪于小說，于是他大聲疾呼：“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人，必自新小說始。”梁啟超的主張是獨特的，也是震撼人心的，他徹底否定和抨擊我國古代小說的內容，表現出要求革新小說的強烈愿望，企圖把小說從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這在當時的進步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然而，對中國傳統小說持全盤否定態度，認為改革社會的第一步是改良小說的觀點顯然是不合乎實際的，也是不可行的。把這種偏頗放到具體的歷史條件下去觀照，它又有其深刻的根源。客觀地說，梁啟超的偏激代表了當時一批人的思想，往往是好則一切皆好，壞則一無是處。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段時間里，許多進步思想家和首先覺醒的知識分子在認識水平上都有類似的偏差，這在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中得到了最明顯的驗證，如在提倡白話文的同時對文言文全盤否定，在提倡新文學的同時對傳統文學進行徹底的掃蕩。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運動，不破除舊的，新的就無法立足，正是這種五四式的偏激才使得新文學最終戰勝了舊文學。同樣的道理，梁啟超當時是在倡導小說界革命，而非寫文藝理論著作，更不是在寫小說史，他更多是從改良古典小說的角度來談新小說的創作，這樣就很難從繼承和發展的關系上來論述中國古代小說，這是歷史使然。

否定了古典小說，什么樣的小說才是理想中的小說呢？政治小說——這是梁啟超當時給中國小說開的一劑藥方。1809年戊戌變法后不久梁啟超在他的《譯印政治小說序》中首次提出了政治小說這一命題。他認為，歐洲革命初期一些覺醒的知識分子和仁人志士把自己參加革命的經歷和思想抱負以及改良社會的見解寫成小說，讓廣大百姓、市民、婦女兒童人人都來讀，這樣“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英、美、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他非常贊賞一個英國人關于“小說為國民之魂”的說法，所以，梁啟超呼吁大家都來寫政治小說。

梁啟超的熱衷和對政治小說的倡導，明顯受到了日本思想界文化論的影響。戊戌變法的失敗，梁啟超認為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國民德、民智、民力的不足，沒有良好的國民，任何形式的革命都不會有好結果，因此，他以灌輸常識、開通民智為己任，以充滿感召力的筆觸把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文化、道德觀念等介紹給中國知識界。與此同時，梁啟超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政治小說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于是他把日本政治小說《佳人奇遇》譯成中文在國內報刊上連載，這是日本政界要員柴四郎根據自己在歐洲的游歷，同各國志士慷慨激昂談話的經歷寫成的一部充滿政治傾向的小說，表現了作者爭取祖國獨立解放，反對專權統治的思想。這部作品經梁啟超的譯介，在國內知識界引起了轟動。隨后《經國美談》、《情海波瀾》、《雪中梅》、《花間鶯》等政治小說紛紛被介紹了進來，在中國形成了一股政治小說的熱浪。1902年，梁啟超又創辦了《新小說》雜志，有了專門發表政治小說的陣地。在梁啟超看來，衡量一部文學作品的標準主要是看其是否有利于政治的進步，他看重政治小說，希望用這種功利性極強的小說將國人領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理想境界，以教育感化國人，最后達到新國新民的目的，作為一個資產階級思想家，他的這些理論在當時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

21世紀初，中國一批首先覺醒的知識分子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西方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梁啟超無疑是他們當中影響較大的一位，由于他的倡導和努力，在清末引發了一場小說界革命。這場革命對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張，發揮了它特有的社會政治功能，同時，文學救國、文學啟蒙開始成為以后文學的主流，文學為革命、為政治服務的傳統由此形成。可以說，爆發于五四運動前夕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與近代思想家們的文學改良運動有著直接的關系。五四文學革命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場純文學的改革運動，用今天的話說是文學搭臺，政治唱戲，參加這場運動的大多數人也絕非專門的文藝家，更多的是革命家和思想界先驅，如陳獨秀、胡適等人，這樣，他們的主張便帶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所以，現代文學作品思想性普遍高于其藝術性，這不能不說與清末以來的文學主張有密切聯系。同理，具體到作家個人，這種情況也比比皆是，魯迅便是一例。他說過：“在中國小說不算文學，做小說的絕不能稱為文學家，所以并沒有人想在這一條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沒有要將小說抬進文苑里的意思，不過想利用他的力量，來改良社公。”在這種明確目的指導下，魯迅的小說以其內容的深切揭露了封建社會吃人的本質，起到了震聾發聵的作用。與此同時，魯迅用畢生精力以文藝為武器來喚醒民眾的思想解放，改造國民的劣根性，成為一代思想界先驅。其他諸如郭沫若、蔣光慈、殷夫、趙樹理等現代文學史上的許多作家也都能自覺地把創作與當時的政治運動聯系起來，對革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正如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一樣，梁啟超倡導政治小說對后世的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為小說貼標簽就是一例。晚清小說有許多都冠于各種名稱，用以點出小說的傾向性如社會小說、譴責小說等。到了鴛鴦蝴蝶派則更是用得泛濫，哀情、苦情、宮闈、歷史小說比比皆是，倒了讀者的胃口。再則，由于過分強調小說的政治功用，許多作家就忽略了文學創作本身的規律。我國的文藝理論從20年代尤其是30年代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開始，對于文學與政治的關系一直未處理好，“文學為一定階級的政治服務”成了延續半個多世紀的經典。葉朗先生說過：“梁啟超的理論探討，沒有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兩個矛盾，其中之一是政治與藝術的矛盾。”這種局限性對于現代文學的負面影響是直接而又明顯的。

二

梁啟超的小說理論詳細論證了小說的社會地位及功能。前面說過，在小說界革命中，梁啟超們把小說提到了空前重要的地位，這對于從前輕視小說的傳統觀念是一個有力的反叛。為給小說正名，當時的許多言論都是偏激的，如玉鐘麟就說過：“自黃帝藏書小酉之山，是為小說之起然。”企圖從歷史淵源上為其找依附。而梁啟超則直接下結論說：“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這個命題使小說在文學史上第一次獲得了正宗的地位，這是梁啟超對中國小說發展史的一個重大貢獻。

梁啟超還是最早注意到小說對國民的思想啟蒙作用的人之一。他認為，古代的文字與語言是相通的，到了近代，言文分離，人們寫文章都用古語，而中國識字的人又少，所以對于廣大的國民來說，用四書五經那樣高深的理論進行啟蒙教育是行不通的，只有用通俗易懂的小說才能達到目的。接著他舉了歐美用小說進行啟蒙教育的例子，應該說，梁啟超的這一見解是比較符合中國國情的。

同時，他進一步強調了小說的教育功能：“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他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詳盡的闡釋：小說具有四種力，足以支配人道。他把這四種力歸納為熏、浸、提、刺。熏即熏陶作用，“如人云煙而為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為其所染，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為之迷漾，而腦筋為之搖颮，而神經為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境界，逐人之靈臺而據之，成為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浸即浸潤，人在讀完一部小說后，久久不能忘懷，“讀《紅樓》競者，必有余戀有余悲，讀《水滸》競者，必有余快有余恕，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用我們今天的話說，也就是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對讀者進行潛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刺也就是諷刺，意思是小說描寫用典型事例給讀者以強烈的刺激，從而引起情感上的沖動，以致轉變人的思想，使其進入一個新的精神境界。提是提高，在梁啟超看來，前三種作用是由外向內漸進，而這第四種作用則是由內向外的一種力量，簡單說就是通過讀小說，讀者與作品中的人物融為一體，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就得到了提高。可以看出，梁啟超對文學的這四種作用是進行了細致研究的，他旁征博引，很有說服力。同時，他也談到了不健康的小說對國民的負面影響，“大圣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余”。

通過梁啟超等人的主張，小說的地位和作用逐漸得到了社會的認可，這些都是應該充分肯定的。然而，強調過分便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如他認為小說足以支配人道，左右群治、政治、經濟、教育、風俗，甚至把中國群治腐敗的總根源歸之于小說，得出了思想決定一切、文化決定一切、小說決定一切的結論，陷入了歷史唯心主義，這當然是一種本末倒置的錯誤。所以，1905年以后，作為革命派小說理論的重要人物，徐念慈和黃摩西對梁啟超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他們指出：“昔冬烘頭腦，恒以鴆毒霉菌視小說。而不許讀書子弟一嘗其鼎，今近譯籍稗販所謂風俗改良，國民進化，咸惟小說是賴，又不免譽之失當。”黃人的批評則更直截了當，他說：“昔之視小說也太輕，今之視小說又太重。”這種見解就比較客觀公正了。

當然，梁啟超的這種比較偏頗的理論并不是孤立的，在他之前的嚴復、夏曾佑和他之后的陶曾佑也有過類似的看法，用他們的觀點看待小說，當然就會夸大小說的地位和作用，事實上這種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同他們政治上的改良主義思想是相聯系的，這也正是他們這一代思想家的局限性所在。另外，梁啟超對西方小說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理解也是片面的，比如他認為：日本歐美各國由弱而強都是得力于小說，而對西方資本主義興盛的真正原因沒有認真分析，將文學在資本主義發展中所起的啟蒙作用看成是決定作用，忽略了社會的發展首先是生產的發展這一歷史規律。同時，在當時對文學作用過分夸大也是有時代原因的，1840年以后，接連不斷發生了一系列使中國蒙受侮辱的事件，中法戰爭、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入侵、洋務運動的道路又走不通，而戊戌變法也很快失敗。一些進步思想家和有志之士對挽救中國已束手無策，而正好是在此時，小說則得到了空前的繁榮，加之他們看到西方啟蒙主義運動、文藝復興對社會變革所起的作用，于是便病急亂投醫地把小說作為解救中國的一劑良藥，在這種情況下，小說的作用被盲目擴大也是必然的。

文以載道一直是中國文人的傳統觀念，經過近代梁啟超們的推波助瀾，文學的政治功利性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成為日后作家們的一種自覺意識。在中國文學發展的過程中，每當出現政治的大變革、大動蕩時，作家們總是能團結一致地從事非文學的活動，而對于在這種變革中從事純文學的作家又是嗤之以鼻。在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的文藝理論、教科書總是把教育作用放在首位，而閉口不談文學的娛樂作用。與此相對立的是，每一次大的政治運動中又總是拿文化、文學開刀，這真是文學的大不幸啊。

三

在近代文藝理論中，論述文學的藝術價值、內部規律的文字并不多，相比較之下，仍是梁啟超有所建樹，只是這些理論散見于他的各類文章中，并無系統性，總體來說，涉及以下幾個問題：

（一）關于文學的典型性和形象性

梁啟超的小說理論已初步涉及文學的典型化和形象問題，盡管當時未用這個詞。他認為：一般人喜愛讀小說甚于讀其他書，并非是小說淺顯易懂，有趣味，因為婦女的書涵信札也淺顯卻無人去讀，人們喜讀小說是因為小說本身有“易感人”的特點。接著他進一步提出了小說能吸引人的兩個原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說者，常導人游于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懷抱之想象，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如，習矣不察者；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恕，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等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靈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感人之深，莫此為甚。此其二。”梁啟超進一步指出，只要具備了以上兩點，無論什么樣的文章，都能有感人的力量，實際上這已朦朧地認識到了文學創作的典型性問題和文學作品的形象性問題。所謂“常導人游于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常受之空氣者也”便是說小說所描寫的生活要比實際生活廣闊、理想化，能引導人們去追求、去向往。所謂小說能將人們“行之不知，習矣不察，欲摹寫其情狀……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已模糊地意識到了小說所描寫的生活比實際生活更集中、典型的原理。只是在近一個世紀前，梁啟超的認識不夠明朗而已。

除典型性外，梁啟超也部分地捕捉到了形象性這個小說創作的主要特點，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多次談到讀《紅樓夢》等名著時讀者的感受：讀林沖雪天三限，武松飛云浦一厄，令人忽然發指，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讀孔尚任《桃花扇》，令人忽然動情。這都是因為作品中人物的形象打動了讀者所致，梁啟超稱之為“移情”，即文學作用于讀者是在潛移默化中完成的。很明顯，這不僅涉及文學作品的形象性問題，還涉及這個形象作用于讀者的途徑，在沒有系統的小說美學之前，梁啟超的這一見解是開先河的。

（二）主張文學的通俗化與大眾化

梁啟超把文學由古語轉變為俗語看成是文學進化的一大關鍵，他指出：各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都是沿著這條道路走的，“中國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語，觀《公羊傳》、《楚辭》、《墨子》、《莊子》，其間各國方言錯出者不少，可為佐證。自宋以來，實為祖國文化之大進化，何以故？俗語文學大發達故。小說者，決非以古語之文體而能工者也”。同時梁啟超還主張言文要合一。以往說到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人們自然會把它歸于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然而，提倡白話文運動實際上發端于近代小說界革命，只是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才獲得成功而已。可以斷定，沒有近代知識分子的大膽開拓，沒有近代文學的改良，新文學便不能在五四時期獲得成功，從這個意義上說，梁啟超是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先驅之一。

（三）構建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框架

在近代文藝理論的構建中，梁啟超有一個高出他人的見解，便是把小說分為“理想派”和“寫實派”兩類，盡管在這個結論下他并未作進一步的闡述，卻是我國小說理論上的一個創舉，這自然是受西方文藝理論影響的結果。實際上，這“理想派”與“寫實派”也就是我們今天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

綜上，梁啟超在小說理論方面的貢獻是他人無法超越的，同時，他的許多見解對現代文學乃至今天的文學創作都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