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文學的發展軌跡

與現實主義相比，中國現代浪漫主義文學不是很發達，盡管浪漫主義在中國文學藝術中有著悠久的歷史，曾誕生過屈原、李白、蘇軾這樣的浪漫主義詩人。然而到了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土地上再也難孕育出堪與古代爭艷的浪漫主義花朵。當然，它的種子依然埋在地下，只要有溫暖的陽光和滋潤的土壤，它仍會發芽、開花、結果。

五四時期是現代浪漫主義文學最輝煌的時期，那是一個開放的時代、自由的時代、創造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空前浪漫的時代。隨著西方各種思潮的涌入，文藝上各種創作方法、傾向、技巧也傳了進來，占領了中國的文藝陣地，西方浪漫主義文藝思潮正是在那時進入中國的，它曾喚醒了無數青年，可以說，整個五四一代的中國文人都是浪漫的一代。

最早介紹西方浪漫主義詩歌的是蘇曼殊和魯迅，辛亥革命前后，蘇曼殊開始翻譯和介紹英國浪漫派詩人拜倫的作品，并自覺模仿拜倫創作，在當時曾掀起一股“拜倫熱”。與此同時，1907年，魯迅以一個26歲的青年學生的熱情寫出了一篇異常出色的文藝研究論文《摩羅詩力說》。這是我國第一部評價外國浪漫主義詩人的專著，文中魯迅主要介紹了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等8位歐洲浪漫派詩人，分析研究了他們各自浪漫主義的特色，為現代浪漫主義文藝思潮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如果說蘇曼殊的翻譯介紹和魯迅的論文只是現代浪漫主義的孕育階段的話，那么，五四時期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的大量涌入則起了催生作用。雪萊、拜倫、羅曼·羅蘭、哈代、盧梭、歌德等人的作品影響了五四一代人的創作，使得浪漫主義文學很快發展起來。

第一個公開打出浪漫派旗號的是由留日學生組成的創造社，當時被稱作異軍突起。前期創造社具有較為系統完整的浪漫主義美學理論，它一方面源于西方18世紀末19世紀初浪漫主義的美學理論，同時又融進了中國五四時期的歷史特點和創造社作家自己的美學思考，其強調文學必須忠實于自我，講求文學的全與美，推崇直覺和靈感，講究主觀，尊重自我是它的主要特征。郭沫若曾宣布“我要高贊這開辟鴻蒙的大我”。郁達夫也解釋道：“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這表明在西方民主思想的感召下人們普遍覺醒。于是一種強烈的赤裸裸地表現自我的愿望如火山一樣爆發了出來，表現在創作上就是竭力張揚個性，任憑感情馳騁，盡情抒發內心的激情。郭沫若的詩和歷史劇、郁達夫的小說、田漢的話劇最能代表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傾向，同時也體現了整個20年代浪漫主義創作的基本主題。

這個主題具體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強烈的反叛精神；二是塑造感傷憂郁的零余者形象；三是傳奇性的情節和理想化的人物。這三點與西方浪漫主義的發展有許多相似之處。

閃耀著浪漫主義光彩的19世紀歐洲文學為中國青年提供了兩類典型：普羅米修斯和維特。前者是充滿活力的英雄，后者是滿懷憂郁的患有時代病的“多余人”；前者以拜倫式的反抗為特征，后者則表現為歌德式的憂郁。這兩位浪漫主義大師對五四文學產生了極大影響，許多人在效法他們進行創作，為他們作品中的人物而激動，而吶喊。與此同時，西方浪漫主義的許多作家都成了中國青年的偶像。如郭沫若把雪萊、拜倫引為知己，郁達夫崇拜屠格涅夫、盧梭，徐志摩榮獲了與泰戈爾一樣的“詩哲”的稱號，蔣光慈在他的詩中自比拜倫。很明顯，當時的許多青年作家把他們所崇拜的西方作家甚至他們自己都英雄化了，創造社的青年作家這種傾向最突出。

郭沫若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典型的浪漫主義作家，他的詩、歷史劇和小說都是嚴格意義上的浪漫主義作品，集中體現了創造社的浪漫主義文學主張，也顯示了浪漫主義者所常有的那種咄咄逼人的進攻型姿態。留日期間，郭沫若就接受了西方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他熱愛的作家是歌德、拜倫、惠特曼等，同時也受到了尼采哲學和泛神論的影響。因此在他的詩中表現較多的是反叛思想，由此引伸出崇拜自然、崇拜創造，反對偶像、反對現存的一切，主張破壞、歌頌自我等等。貫穿《女神》的一條紅線即是反抗黑暗，追求光明，反對舊世界，向往新中國，它像一團燃燒的火，毀滅舊制度，照亮新世界。它并不以深刻的內容、優美的詞藻取勝，而是以它排山倒海的氣勢、反抗一切的魄力征服了億萬青年的心，說出了他們在心里想說而不敢說又說不出的話，以其闊大的境界、磅礴的氣勢、特別的格式，構成了郭沫若獨有的雄渾、豪邁的浪漫主義風格，呈現出當時文壇上少見的陽剛之美，開一代浪漫主義詩風，很快將現代浪漫主義文學推向高峰，這是郭沫若對中國現代文學的最大貢獻。

在郭沫若之后，有專心致志做情詩的湖畔詩人，他們以天真爛漫而著稱，寫愛情，寫初戀，也寫愛而不可得的痛苦與心碎。那樣大膽而不加掩鈽，單純到與世隔絕，潔白到一塵不染的地步。正如朱自清先生評價的：“小孩子天真爛漫，少經人世的波折，自然只有無關心的熱情彌漫在他心里，所以他的詩多是贊美自然，詠歌戀愛。這才是孩子們潔白的心聲，坦率的少年氣度。”這是對汪靜之詩的評價，也是對湖畔詩人總的藝術概恬，他們的創作代表了五四浪漫主義詩歌的另一種傾向。

五四時期的另一個浪漫詩人是徐志摩，他的詩表現的內容大多是對理想的憧憬，對愛情的追求以及對現實不滿的反抗。所反映的內容與郭沫若大致相似，但少了些宏偉的氣勢而多了些哲理思考，在情感上更纏綿悱惻，詩的形式更臻完美，為現代浪漫主義詩歌增添了艷麗的色彩。

同是浪漫主義作品，郁達夫的創作則表現出另一種風格。他的作品自傳成分濃，且以“零余者”自居，全部作品都在向人們訴說著一個在生活中找不到位置的孤獨者的不幸和悲哀以及對真誠愛情的渴望之情。從《沉淪》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作者的生活道路及性格發展的軌跡。其小說中的主人公往往就是作者真實生活的寫照，一切都從主觀角度描寫，從抒情出發，在后期，他也試圖從現實出發寫一些較客觀的人物，如《春風沉醉的晚上》等。然而即使是以第三人稱寫的小說，還是總離不開讀者早已熟悉的那一定的性格，即作家本人。郁達夫作品中的人物，雖有感傷、頹廢的情緒，但可以看出，這些人物在其放浪形骸的背后表現出對塵世的無比熱戀，在自我沉淪的另一面是對人生價值的不懈追求，郁達夫小說呈現出來的這種浪漫主義特色，除了與他個人的生活經歷和氣質有關外，還受到屠格涅夫、歌德以及日本私小說的明顯影響。在留日期間，郁達夫一開始接觸外國文學時便特別欣賞和喜愛那種具有浪漫氣息、抒情味濃、彌漫著憂郁格調的作品。應該說，郁達夫是一位深受西方浪漫主義文學影響的作家，也是20世紀20年代浪漫派小說的集大成者。其實，創造社的作家無一例外地都寫過類似郁達夫風格的抒情小說，如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牧羊哀話》，周全平、倪貽德、成仿吾、白采、王以仁等人的小說都與郁達夫有異曲同工之妙。

與郁達夫創作風格大同小異的還有女作家廬隱，這位文學研究會的成員，其藝術傾向卻與創造社較接近，她主張主觀抒情的浪漫主義，認為藝術的結晶便是主觀和個性的情感。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她的作品多以自己的生活經歷為線索。文學史家劉大杰曾說過：“《海濱故人》是廬隱前半生的自傳。”事實上，廬隱的創作題材不是很寬，而最關注的是她本人的思潮起伏和情感的波動。由于她一生的坎坷太多，所以在作品中總是流露出強烈的內心悲哀和孤獨，這幾乎成了她作品的基調。廬隱筆下的人物和郁達夫的一樣，幾乎都是在悲哀中呻吟，在痛苦中彷徨，這些正是作者內心哀傷幽怨之情的真實流露。在藝術上，她的作品不注重人物的性格，而是善于渲染氣氛，描寫心境，表現自我的內在情緒，抒情感傷色彩較濃。

除了郁達夫和廬隱，女作家馮沅君的作品也以自我表現而見長，其創作多以書信體或第一人稱來完成，主觀色彩濃厚，具有明顯的浪漫主義特征。此外，五四時期的許多作家如冰心、許地山、王統照等被視為現實主義的一批作家，在其早期作品中都有濃郁的抒情氣氛和個性的展示。

在五四浪漫派戲劇中，田漢和郭沫若成就較高。這種浪漫劇，要求以藝術的形式表達作者的理想和情感，重視內心挖掘，作品一般具有傳奇的情節、理想的人物、強烈的抒情性，同時講究詩的意境。田漢早期的話劇正是如此，他的作品較多地把自己的理想、情感附在人物的身上，想象的成分大于事實的成分，抒情的因素壓倒敘事的因素，作品中洋溢著悲劇的色彩、感傷的情調、詩意的氛圍，這是田漢浪漫劇最主要的特征。《咖啡店之一夜》、《獲虎之夜》、《湖上的悲劇》等，都是既結合當時的現實，又表現了個性解放思想的佳作。劇作中那濃郁的感傷格調、強烈的抒情、凄涼哀婉的人物對話造成一種強烈的情感氛圍，時時激蕩著讀者的心。作品不追求人物的真實與客觀現實，而是借劇中人物之口來表達作者的理想和愿望，是典型的浪漫劇。

與田漢不同，郭沫若的浪漫劇大多取材于歷史人物和事件，借以反映現代精神。郭沫若是一個浪漫氣質極濃的人，他曾說過：“我是一個偏于主觀的人，我的想象力實在比我的觀察力強，我又是一個沖動型的人。”所以，從他的整個創作包括解放后的作品來看，絕少現實主義的摹寫而大多是浪漫主義的表現。從寫《三個叛逆的女性》開始，他就十分注重創作主體——作家的感情色彩在劇中的作用。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有人物大段的直抒胸臆的情感闡發，有的甚至超出了生活的一般表現形態，具有濃郁的主觀因素。他的這種浪漫主義的歷史劇在五四時期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樣式，對許多作家產生過影響。比如1926年前后出現的一批歷史題材的話劇，都有類似于郭沫若歷史劇的浪漫特征，較有代表性的是王獨清的《楊貴妃之死》、《貂嬋》，袁昌英的《孔雀東南飛》，歐陽予倩的《潘金蓮》等。這些劇作，都取材于歷史上的女性人物，而表現的又都是五四時期女性個性意識的覺醒和她們對于青春愛情的追求和向往，是20年代浪漫派的優秀作品。

20年代以創造社為首的一批作家的創作，標志著現代浪漫主義文學達到了一個高峰，可以說，在五四時期，浪漫主義曾形成過一股強大的文學思潮，當時許多文學社團和作家的創作或多或少都具有浪漫主義傾向，然而，這種思潮如曇花一現，很快便衰退了，在以后的文學發展中，浪漫主義再也沒有出現過五四時期那樣燦爛的時代。

五四后一直到整個30年代的文學，其創作主流更明顯地向現實主義一方傾斜，然而受五四文學思潮的影響，又由于部分作家的生活經歷、審美趣味及個性氣質的關系，其創作中仍不時表現出浪漫主義的傾向。30年代最具浪漫派特征的作品是以沈從文為代表的田園牧歌式的創作，以艾蕪為首的流浪者之歌式的作品以及部分個人抒情小說。

在30年代的文壇上，沈從文是一個特殊的存在，當左翼文藝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他卻能獨立于任何一個文學流派之外，平靜地在那里吟唱他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在沈從文的觀念中，都市現代社會的道德和文化都是病態、退化、墮落的，他以一個鄉下人的淳樸的健全來批判現代文明社會，用他那支獨有和精致的短笛奏出了一曲曲田園牧歌，為讀者精心建構了一個個湘西桃花源。在這幅圖畫中，有根據湘西少數民族的奇異風俗和宗教傳說而寫成的浪漫抒情小說，這類作品中有許多幻想和神話成分，如《龍朱》、《月下小景》；還有的是寫實性的鄉土抒情小說，無論屬于哪類作品，都以其優美的愛情、美麗的自然、動人的邊地風情和奇異的民俗而給讀者以美的感染，《邊城》便是沈從文浪漫小說的代表作。他作品中的人物，一個個或天真活潑，或淳樸善良，或彪悍義氣，或執著癡情。無論是飽經風霜的老人，還是豆蔻年華的少女，不管是家道殷實的船總，還是生活窘困的農夫，人人都重義輕利、忠厚守信，個個都跳動著一顆善良的心，而對虛偽、勢利、欺騙、奸詐則一無所知。即使是描寫土匪或妓女，作者所突出的也是他們對愛與美的真誠追求，而不是描寫賣淫和掠奪本身，仍讓人感到可親可愛。很明顯，這是作者用心造的一個純潔無瑕的靈魂世界，是對整個社會模式的理想構圖，雖不真實，卻寄托了作者更深更大的人生理想，從根本上說是他追求的理想人性在文學中的具體體現。在藝術上，沈從文善于把現實與夢境、幻想與真實融為一體，使小說洋溢著一種神秘色彩和浪漫氣息，其獨特的藝術境界令人神往。

在二三十年代的鄉土文學中，廢名小說的田園風味極濃，他作品的內容大多反映農村鄉鎮生活，刻意追求寫景的精細，以沖淡平和為主要特點。他筆下的景致常能寫出詩意，如代表作《竹林的故事》中的竹林茅舍、菜園少女，洋溢著一派牧歌情調，似乎整個現實世界都化成了一片綠色的竹林。另一篇小說《橋》則更加空靈和超脫，作品反映一個似隱似現的三角戀愛的故事，這原本是可以掀起大起大落的感情波瀾的，可在廢名那里卻顯得那樣平靜，既沒有狂熱的愛，也沒有妒忌的恨，作品中男主人公同未婚妻及表妹三人過著一種田園牧歌式的鄉村生活。廢名有意切斷筆下人物同現實社會的一切聯系，而精心設計了一個遠離塵世的封閉空間，讓人物無拘無束，心如古井，悠然自得地生存于山水田園之中，真善美和空靈美表現得淋漓盡致。

周作人是現代杰出的散文家，曾是五四文學革命的領袖，寫下了許多針砭時弊之作，然而到了30年代，他卻一改過去的激進，專寫閑適小品，且數量多，題材廣泛，代表了他散文的最高成就，其內容多是回憶往事，寄托懷舊思緒，也有的描述鄉村風光，山川景物，花草魚蟲，野菜苦茶，把人們帶到了一個從容悠閑、超脫現實的仙境。這時出現在我們面前的周作人主要是一個坐在屋檐瓦舍下慢慢品著苦茶的隱士形象，其焦灼的情感被寧靜的精神境界所取代，動蕩不安的內心世界已被深蕩成空曠閑適的心靈空間，風格上平和沖淡，節奏舒緩，如行云流水，給人以恬靜的享受。

與田園牧歌式文學雙峰并峙的是流浪者小說。這類題材在現代文學中并不少見，五四時期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成仿吾的《一個流浪人的新年》，郁達夫的“留學生系列”小說都屬此類。然而在30年代，最能體現漂泊特征的是艾蕪的創作以及蔣光慈等的革命流亡文學。

艾蕪的《南行紀》是一部帶有自敘色彩的作品，它是作者流浪生活的記錄。在新文學中是他第一個把云南邊疆那種神秘而綺麗的風光及殖民地人民的苦難生活表現了出來，最早致力于塑造形形色色的流浪者形象。這些人有山民腳夫、私販、偷盜者等，他們都有著悲慘的生活遭遇，被拋出了正常生活之外，性格不同程度地被扭曲了，但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仍保持著善良的本質、自發的反抗精神及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艾蕪描寫這些人物不是居高臨下地對他們表示鄙視或同情，而是作為他們中的一員、作為一個知識流浪者寫出了他們的悲歡離合，與他們一起生活，一起漂泊。艾蕪是一個富于浪漫氣質的現實主義作家，他的作品一般很少平靜地敘述，而是盡情抒發自己對筆下人物及美好事物的熱愛，用抒情格調展現西南邊疆那壯麗的自然風光和獨特的生活情趣，諸如崇山峻嶺、原始森林、成群結隊的傣家少女、鼻子上帶金環的印度主婦等等，使作品既有傳奇色彩，又有異國情調，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

與艾蕪不同，蔣光慈的浪漫主義有較強的革命色彩，他說過：“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誰來革命呢。”他對浪漫主義的理解是：“有理想，有熱情，不滿足現狀而企圖創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這種精神便是浪漫主義。”很明顯，蔣光慈是一個自我意識很強的作家，他曾把自己比作20世紀中國的拜倫，可見受影響極深。他前期作品如《新夢》充滿了反抗性，洋溢著奔放不羈、豪邁熱情的風格。而用書信體第一人稱寫的《少年漂泊者》則是蔣光慈生活經歷的再現，其心理刻畫細膩，抒情意味極濃，流露出較重的感傷格調，其他如洪靈菲的《流亡》、蕭軍的《同行者》都表現了與艾蕪大致相似的格調。

梁實秋在談到中國浪漫主義文學時說過：“在現今中國文學里，抒情的小說比較講故事的小說要多多了。”這是很能概括當時的創作。個人抒情一直是許多現代作家熱衷的題材，30年代，郁達夫的小說內容仍與早期一致，《遲桂花》、《東梓關》等作品仍以渲染情感、表現主觀為內核，這種創作風格郁達夫一生也未改變。另外，五四低潮及大革命失敗后，一批具有浪漫主義傾向的作品個人抒情氣息也較濃，這類作品真實地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從追求理想到產生幻滅，從極度興奮到極度的悲哀的心靈歷程。魯迅的《野草》、茅盾的《蝕》、蔣光慈的《麗莎的哀怨》和《沖出云圍的月亮》等作品都彌漫著濃郁的憂郁感傷氣氛，甚至帶有某種悲觀頹唐的色彩。這類作品以其特殊的風格構成了30年代浪漫主義文學的一個分支。

新文學發展到了30年代已達到成熟階段，與20年代相比，這時期的浪漫主義文學也顯現出多元化形態，主要表現在外國文學的借鑒以及對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手法的接納和改造方面，在審美特征上表現為理想化、抒情性及開放的特征，在手法上則廣泛運用了內心獨白、自由聯想、幻想與夢境等技巧，拓展了浪漫主義文學的表現領域，使其更具現代感。

抗戰后直至整個40年代，浪漫主義文學走向低谷，作為一種文學思潮，它逐漸走向衰退，然而作為一種手法卻在一些作品中時有表現。如國統區的某些詩及戲劇，解放區的新歌劇，孫犁的小說都流露出一些浪漫主義特征，只是這些特征與現實的關系更密切而已。

現代浪漫主義文學經歷了一個由盛而衰的過程，它曾洶涌一時，特別在五四時期出現了許多嚴格意義上的浪漫主義作品。但隨著時代的演變及中國革命的發展，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文藝思潮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很快趨于低落而為現實主義所取代。浪漫主義的由盛而衰，有其發展的必然性，也與時代社會，乃至作家自身有一定的聯系。我們知道，西方文藝思潮的發展經歷了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幾個階段，它是繼啟蒙運動之后對古典主義進行斗爭的產物，為否定古典主義清規戒律，它以強烈的感情、豐富的想象、離奇的情節、超凡的人物和新的文學樣式博得了中小資產階級和廣大群眾的歡迎，逐步取代了古典主義文學。

五四時期，中國的浪漫主義文學要獨特一些，在新文學第一個十年中，西歐200年的歷史在中國很快演進了一遍，西方兩個多世紀所經歷的文藝思潮都在中國匆忙而又雜亂地重演了一番。由于時間短，許多思想來不及完善便消失了，浪漫主義文學正是如此，它在產生時與西方有大致相同的目的和作用。然而從一開始就與現實生活貼得很近，它往往表現為借助日常生活的河道來傾瀉人物內心情感的激流。創造社的文學主張最明顯地體現了這種互相滲透性，一方面他們反對文學的功利性，主張藝術無目的；另一方面又強調文學對于時代的使命，一邊又強調要挽救中國，藝術是不可少的，在崇尚自我表現、自然流露的同時又要求揭露現實的黑暗；即使在同一作家同一時期的文章中也很不一致，甚至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存在著這種互相矛盾的現象。這說明，創造社的主張雖有為藝術而藝術的唯美傾向，然而，在舊中國地獄般的黑暗王國里，并沒有為他們建造好任何一座象牙塔供他們去創造美，等待他們的只有令人窒息的鐵屋和吃人的筵宴。所以他們的創作便不可能脫離現實，其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個性解放、破舊立新等正是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反叛。即使是30年代時沈從文、廢名的貌似遠離塵世的小說，其目的也是將理想中美好的世界與現實相對照，從而否定現實。由此可見，新文學的浪漫主義是根植于現實土壤之中的，唯其如此，當時代發展變化了，這種以表現理想和自我為主要特征的文學便也隨之衰落。五四后的大革命運動，30年代抗戰的爆發，中國社會一直處于動蕩不安之中，在這種形勢下，能吸引大多數中國作家的并不是什么個人的哀怨和空幻的理想，而是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利益，這也是新文學中現實主義成為占壓倒優勢的文學主潮的原因。

另外，就作家而言，現代很少有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家，大多同時是思想啟蒙者和社會活動家，即使是主張為藝術的創造社作家們也不例外。五四以后，創造社大部分成員親自南下參加了大革命，而后他們又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并且對自己的過去進行了清算。郭沫若堪稱現代最偉大的浪漫派作家，可這時他卻對浪漫主義進行了堅決的自我否定，自動堵塞了自己曾開拓出來的浪漫主義文學道路，他說：“我們對于浪漫主義的文藝也要取一種徹底的反抗態度。”郭沫若及創造社的這種大轉彎集中代表了當時大多數作家的變化，此時社會似乎要求文學家們暫時離開浪漫主義，在對理想的呼喚之后，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注視于現實。而動蕩不安的戰斗歷程，使人們沒有更多精力去對某一種文藝思潮進行深刻的探討，這樣浪漫主義文藝潮流便逐漸隱沒了。

綜上所述，現代浪漫主義文學在中國經歷了一個發生、發展和衰落的階段，在其發展進程中曾出現過大批優秀藝術家和傳世作品，有過五四那樣最輝煌的時期，這是現代浪漫主義的頂峰。在這以后，由于時代社會諸方面的因素，它一步步走向衰落，被現實主義所取代。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現代浪漫主義自從五四傳入后，盡管步履維艱，有發展的低谷，卻從未斷裂，作為一種文藝思潮，它甚至對當代中國文學產生過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