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歷過的一段生活

1975年我高中畢業時，剛滿十七歲。這個年齡按現在的說法叫“花季”。但我那時候卻無花可言。不要說花，連葉子都不綠。上大學無望，工作也無望，唯一的出路就是上山下鄉。但我們家就兩個孩子，姐姐已經插隊了，按當時的政策我只能留在城里待業。起初我耐不住寂寞，堅決要求下鄉去當知青。我想得很簡單，當了知青就會有伙伴，也就會有上大學或者進工廠的可能。我實在是覺得日子太沉悶了。沒有書也沒有朋友。

但我的這一要求無人能理解，大家，包括父母都認為我是想出風頭，或是腦子里真的被灌輸了許多不切實際的念頭。當然我承認我也有一些這樣的念頭，比如我就想象過自己下鄉后給貧下中農看病的情景，像當時的電影《春苗》那樣。父母被我纏磨得失去了耐心，就同意了。

記得父親鄭重地跟我談了三點，第一，不要以為下了鄉就必能進大學或工廠；第二，不要以為農村都跟《艷陽天》里那樣；第三，家里絕無大腿可給你抱，如果后悔了，也只有咬牙堅持著。我一一點頭表示明白。母親就為我準備了一口大樟木箱子。除了必要的換洗衣服，我帶得最多的就是藥物。這不僅是因為我想當“赤腳醫生”，還因為我自己患有嚴重的過敏癥。稍有氣候或飲食上的不適，我身上就會起很多紅斑，繼而發展為亮晶晶的水泡。母親不愿我下鄉，這也是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在我已定下具體行期準備出發時，上面來了個通知，說我不符合政策，不能下鄉。這樣我的愿望終于沒能實現。到現在我也說不清楚，這對我是好還是不好。每當我的朋友們說起當知青時的種種艱苦或者樂趣時，我總是在心里對他們說，我也曾經渴望當知青呢。但我從沒把這話說出來過，我覺得沒人會信，反而會覺得我矯情。

下鄉未果，我更加煩悶。母親就帶我到父親的部隊上去住。在那兒我認識了父親團衛生隊的幾個女兵，就常去衛生隊玩兒。母親說既然你去那兒，不如學點兒東西。我一想也是，就跑到外科室去，拜外科室的副班長為師，跟他學會了打針、包扎、輸液，以及簡單的傷口縫合等不少手藝。

部隊的駐地是農村，常有干活負了傷的農民來看病，那時不講經濟效益只講社會效益，所以農民來找解放軍看病，幾乎不收什么費用。記得有一次一個農村女人被蓋房子的木頭打破了頭，嚎啕著來到外科室。我看見她頭頂上血流如注，頭發被血液凝成了一縷縷的，嚇得腿發軟。但副班長卻毫不心軟地大吼了一聲：哭什么哭？！再哭我就不管你了！那女人霎時止住了哭聲。接著他指揮我給她把傷口周圍的頭發剪掉。我顫顫驚驚地給她把頭發剪了，消了毒。副班長這時已準備好了針線，遞給我說，你來縫。我驚嚇得連連擺手。平時我只在枕頭上練習過，從沒干過真的。副班長說，要想學會本事就得來真的。

女人一聽說讓我縫.馬上又哭起來。副班長厲聲說，你怕什么怕，她比我還縫得好，她是學校里教出來的。在女人將信將疑的目光里，我只好壯起膽子上了。這一上讓我深刻體會到了“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的真理，那些枕頭算是沒白扎，我很順利給她把頭縫上了，一共縫了六針。女人走后我小聲問他，剛才為何那么兇？他說情緒激動血會流得更厲害。然后他又安慰我說，頭上的傷是最容易愈合的，因為血管很豐富。果然，一周后那女人來拆線了，傷口一點兒事也沒有了。這回她笑瞇瞇地對我說，“謝謝你了醫生。”我作謙虛狀擺手，心里卻豪情萬丈，干勁兒倍增。以后凡遇上這類的小傷，副班長都交給我處理了。

但我也干壞過，有一回副班長要給一個病人做闌尾手術，讓我幫他遞器械。（現在想來副班長真是個能干而又膽大的人，他連衛校都沒有讀過，完全是自學成才。我曾跟著他進過幾次手術室，看他給狗切除闌尾，以練手藝）那天切除之后縫合時，他忽然說讓我來縫最后一層。我一直手癢癢著，連忙去洗手消毒戴上手套站上了手術臺。腹部的手術要縫五層，最后這一層應該是最好縫的。我覺得一切都很順利。可后來我卻看見那病人一直沒出院，總是彎著腰移著步子來外科室換藥。我悄悄地問副班長是怎么回事，副班長說這個病人的傷口有些感染。我一下子對他充滿了歉意。那是個高個子的戰士，但他看見我卻沒什么表情，也許他不知道最后一層是我縫的，也許知道了沒有怪我。不過從那以后副班長不再讓我上手術臺了。

我在外科室學了三個月，所有的簡單活路都會干了。包括靜脈注射。我已能很快很準確地將針扎進血管，也會很老練地用手將膠布扯斷。總之像個地道的護士似的。可是再深的東西我又沒法學，衛生隊不可能送我去深造，也不可能再讓我用病人練手藝。于是我對外科室的事漸漸失去了興趣，又回到了家中。

這時我們家請了個木工，給我們做一張床和一個大立柜。母親就讓我給木工師傅打下手。我就整日跟在那木工師傅后面，給他遞工具，倒茶，等等。這木工師傅是上海人，五六十歲的樣子。我不知母親付他多少工錢，只記得是要管他飯的。而每次吃飯時，這位師傅總要喝點兒酒。然后用筷子指點著下酒菜對父親母親說，吃啊，吃啊，不要客氣。弄得我們一家人很尷尬，好像是在吃他的飯。這位師傅覺得女孩子不可能學木工，所以根本沒打算教我，只是在我問到時，才簡單回答幾句。但我卻對他那些非常鋒利的工具發生了興趣，沒事就用來劈劈砍砍，損壞了不少木料。他只好教我刨木頭。我刨不動大的，就刨小的細的。在師傅手把手的指導下，我刨出了十二根床檔頭。后來木工師傅就走了，家里又歸于寂寞。

我們住的院子是部隊為來隊家屬修的。離工地很近，每天都可聽見放炮聲，窗戶常被震得哐哐哐地響。父親是總工程師，很操心。特別是放中炮炸小山包的時候，總怕飛起的石頭炸斷高壓線或砸著老百姓的房子。為這個他想了很多辦法，這些辦法很頂用，后來還被父親寫進論文發表在有關的雜志上。我每天站在陽臺上，都能看見連隊的那些兵扛著工具器械上工地去。早上去的時候他們總是朝氣蓬勃的，唱著歌。等到傍晚回來時，就只能聽見鐵锨鎬頭之類拖在地下發出的聲響了。他們的衣服被泥土和汗水弄得辨不出顏色，一張張的臉龐都顯得疲憊不堪。可我始終不認識他們當中的任何一個。我仍是沒有任何朋友。

為了打發光陰，我開始學習毛澤東和魯迅的詩詞（那時能夠找到的書似乎就是這些），每日背誦或默寫。很快我就把當時已發表過的毛澤東詩詞全部背熟了，并且能夠默寫。再后來我就開始自己“搞研究”，研究出了毛澤東詩詞中使用頻率最高的幾個字，好像有天、地、海、山、風這五個。從中我得出毛澤東是個有大氣魄的人，不愧是中國這么大個國家的領袖。我將研究結果告訴父親，因為他對古詩詞一直很有興趣。父親很高興，鼓勵我多學習。但他拿不出別的書來給我讀，就時常講些他記憶中的歷史或文學典故給我聽。

但更多的時候，我還是一個人獨處。

媽媽也看出我百無聊賴，就建議我在樓后面的坡地上開一小塊地種菜。我種過韭菜、玉米和絲瓜，好像還有蒜。但除了韭菜割過兩次外，其他均無所獲。

我們那個院子當時住了不少干部家屬。這些家屬大都是農村出來的，沒有工作也沒有文化，但卻有很多孩子。為了貼補生活，部隊就找了些工地上簡單的活路給她們干。當時母親身體不太好，父親不讓她去干。母親就問我愿不愿意去？并且說所掙的錢歸我自己。我沒怎么猶豫就答應了。因為我不想老悶在家里。于是就在那年的夏天，我加入了臨時工的隊伍。每天和那些阿姨們一起去工地的倉庫里干活，有時是清理零件，有時是擦銹。也有時是給工地上卸車。每天的工錢是一塊四角七分。一個月除去星期天可掙四十來塊。

雖然有事可干有錢可掙了，我卻并不快樂。因為我和那些阿姨之間沒有任何可溝通的。她們總是在一起開些粗俗的玩笑，我不愿聽也躲不開。我大約干了一個半月就停止了。其原因是有一天下午卸砂子時我中暑了。母親覺得我身體還是弱了些，不讓我再去了。

這樣東一下西一下的，就混過去一年多了。到1976年年底，父親團里有不少干部的孩子都當兵去了，父親就問我想不想去。我知道父親在團里沒有任何權勢，要讓他弄我去當兵是很困難的事我就說我不想當兵。但父親眼見著我這一年呆在家里已變得落落寡歡，就硬著頭皮去找人。最后幫忙的是我們的鄰居。他是個后勤部長。也不知是通過什么途徑，總之我就當上兵了。

我離開家到部隊去的時候，母親將我干臨時工所掙下的工錢給了我，有六十多塊。我就揣著這筆財富，開始了我的當兵生涯，一直到現在。

1994年4月25日，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