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話說在很久很久以前的古代早期社會，由于生產力低下，科學不發達，先民們對于自然現象、社會現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現象不能做出科學的解釋，因而就產生了對神的崇拜，認為在事物背后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帝或神的存在，它支配著世界上的一切。

當人們屢遭意外的天災人禍打擊后，就萌發出借助于神意預知這突如其來的橫禍和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后果的欲望，以達到趨利避害。基于此，他們在長期的實踐中發明了種種溝通人神的預測方法，其中最能體現神意的《周易》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

《周易》也稱《易經》，是周人算卦卜筮之書，包括《經》《傳》兩部分。相傳《經》是周文王所作，由卦、爻重疊演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及卦辭、爻辭所構成，可依據卦象推測禍福吉兇。

“系辭”本指系于卦、爻之后的卦辭、爻辭，而此處是指系于《易經》之后的詞。本傳分作上下兩篇，傳為孔子所撰，可說是《易經》的整體概論，尤其將陰陽的交感作用提升到哲學的范疇，使《易經》不僅止于占卜，進而成為一套哲學理論，對后世影響深遠。古文“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便來自《易經·系辭下》，原文寫道：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也崇德也”；

尺蠖是一種軟體蟲子，頭和尾各有一對足，行走時尾足總要移到頭足部位，使身體彎曲起來。因此，尺蠖躬起身子是為了伸直前進。龍和蛇之類要入蟄冬眠，是為了延續自己的生命，以求來年繼續生存發展。能達到屈伸相感、精義入神的境界，方可安身。有時看似屈，實則是為伸做準備的。中國的兵家常有這樣的用兵之道，撤退、埋伏，都是屈之道。

這就告訴我們一個人生哲理，“人必須能屈能伸，必須能潛藏假死，必須能承受胯下之辱，當忍者則忍之，以求東山再起！”那種“寧折不彎”的做法，必然是毀掉自己。“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才高于世，人必毀之”，自古以來皆有此理。深諳韜晦之術，深藏鋒芒不漏，韜光養晦，大智者也！

除了《易經》外，在《老子·第二十二章》中也說：“曲則全，枉則直……是以圣人抱一為天下式。”說明了能曲就能全、能屈就能伸，正是圣人所守一本萬殊、萬殊歸一的道理，也可說是一切事理的準則。而遇到沖突的情況，暫時忍讓，往往便是一種以退為進的策略。

在清代沈德潛的《古詩源·古諺古語》也提到一句值得仔細思索的話：“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樸。”此處說道：展翅而飛之前，翅膀是先伏閉的；準備奮起跳躍之前，腳要先彎曲；而鳥獸吃東西之前，爪子是先縮起的；要顯華麗之前，必有過質樸的階段。我們可以把翼伏、足跼、爪縮、且樸等看成是一時的“消”，但不是消滅，而是在蓄積“長”的力量。所以，萬物在“消”時，不是消極不振，而是正在為“長”做好準備。

《易經·系辭下》：“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君子所藏的“器”不是別的，正是“才能”。而孔子也在《論語·子罕》中說：“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孔子并非狂妄的人，若不是有所準備，也不會吐露“待價而沽”這樣的心聲，可見他是富藏著許多“器”，時機一到便要大展所長。

所以，平時若將才學備著，一旦機會來了，就能隨取隨用。黃易的武俠小說《雙龍傳·佛抽高離城》中，敘述玄武門之變前，李世民與寇仲商談如何應付齊王與太子，寇仲擔心太過被動，而李世民則說：“……我們必須枕戈待旦、蓄勢以待地靜候那時機來臨，并非完全被動……”這種“枕戈待旦，蓄勢以待”的策略，就和大家常說的“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不正有異曲同工之妙！

俄羅斯三大小說家之一的屠格涅夫也曾說：“等待的方法有兩種：一種是什么事也不做地空等，另一種是一邊等、一邊把事業向前推動。”聰明的人看清萬象此消彼長、有虛能盈，懂得“以退為進”，等待中也能積極行動，創造出有利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