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賦的人喜歡模仿前人作品，所謂“踵事增華”，也算文學史上一個明顯的創作現象，尤其唐宋以后科舉考賦，闈場同題情形尤為突出，于是由模仿以補續并超勝前人，也成為賦壇斗技的常態。早在漢人作賦時，這種現象已有所呈示，最典型的作家是揚雄。據《漢書·揚雄傳》存錄雄自敘謂：“先是時，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嘗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乃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名曰《反離騷》。”又本傳“贊曰”稱：“賦莫深于《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于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可見揚雄仿相如為“四賦”（《甘泉》《長楊》《河東》《校獵》）與仿屈原作《反離騷》，既仿其本，又馳騁其意與詞。同樣，陶淵明寫《閑情賦》，于賦序亦謂“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檢逸賦》……綴文之士，奕代繼作，并因觸類，廣其辭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為之”，是補續，也是自為。這種以模仿前人寫賦并補益其詞意者甚多，茲舉兩則紀事為例。

一則是南朝張融寫《海賦》故事。《南齊書·張融傳》記載：融“浮海至交州，于海中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眾異。后還京師，以示鎮國將軍顧愷之，愷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后所足也。”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點是，“此賦實超玄虛”語指西晉時木華（字玄虛）曾作史上第一篇狀寫大海的完整賦章，所言的“超”指超過前者，但前提是對前賦的模仿。比較兩篇《海賦》，木賦首述大海之形成，并廣大其象，謙卑其意，以層層比喻，夸張形容，借助神話傳說，虛構異國幻境，后世評說“文甚雋麗，足繼前良”（《文選》李善注引傅亮《文章志》）、“奧博詳實，極賦家之能事”（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張賦層次清整，先繪飾大海聲勢，繼描述海中奇魚，又形容海上美景，再束以想象與玄理，以海上神山之景，狀神奇之象以喻流心物外而“化靜自清”的境界。這也牽涉到第二點，即兩賦皆以“奧博詳實”為賦，自隸于魏晉時代征實之文風，然何以顧愷之謂其“超玄虛”的同時，又責其“不道鹽”之失，而張氏復補足“漉沙構白”四句以應對，這又說明賦家模仿前賢又欲超越的寫作心態，落實到物態描寫方面，也常是具體而微的。

另一則是南宋人孫因模仿柳宗元《晉問》而成賦體文《越問》的本事。孫因是浙江慈溪人，《宋元學案補遺》有傳。據其《越問序》所載，一是“借楚辭體而去其羌誶蹇咤之聲，仿《晉問》意而削其佶屈聱牙之制”，這說明此賦模仿《晉問》卻能變其體而更其制。一是言此賦在“王公（十朋）作賦后五十七，自句章徙余姚”時作，并指出王十朋“會稽三賦”之《會稽風俗賦》（另兩篇是《蓬萊閣賦》《民事堂賦》）有三遺恨，即“止及（會稽）境內山川”，未能旁及古之越境;“雜舉夫秔秫桑蠶”，而未及越地特產的“金錫”“竹箭”等;又對魚鹽之利未能詳述，有舉小而遺大的弊病。所以對照王賦，孫賦辟有“駐蹕”（敘宋高宗逃難駐紹興）、“良牧”（歌頌“帥憲新安汪公”即汪綱的政績）、“封疆”“金錫”“竹箭”“魚鹽”“舟楫”“越釀”“越茶”等專章描述，多增地方事物風俗，以補王賦之闕。有趣的是，王十朋的《會稽風俗賦》是仿柳宗元《晉問》而作，孫因的《越問》是仿柳、王兩篇而為，堪稱再仿之作，所以他強調的于柳賦“更其制”與于王賦“補其遺”，是再仿后的“超前”創作，盡管馬積高先生《賦史》認為“孫賦則鋪述各種互不連續的事物，散漫無歸，故雖頗有文采，就命意、謀篇說，則遠遜于《晉問》與《會稽風俗賦》”，然其主創意圖的超越，則顯而易見。

上舉兩事，僅舉隅之見，類似情況在賦創作或賦家自述中常見。比如李白創制《大鵬》與《大獵》二賦，明明效仿漢人，卻偏要在自己的賦序中對漢晉前賢或“鄙心陋之”，或謂“齷齪之甚”，雖有偏頗，卻內涵了賦家“超”的意識。于是在文學史上出現了一種常見現象，詩人好追慕前賢，比如視詩、騷（或“風騷”）為終極追求，即如陶淵明的詩作，后代詩論評述唐宋名家，也只說王維學陶如何，韋應物得陶幾許，孟浩然習陶所成，蘇東坡仿陶最肖云云，鮮有超越的期許，杜甫詩在宋以后的地位亦然。賦家則不然，其仿前而超勝的創作現象之普遍，宜有賦“體”的因素，試舉其要，聊述三端：

一曰“物”，即前人如陸機《文賦》所言“賦體物而瀏亮”，換言之，就是賦體書寫多物態的呈現。我曾在《從京都賦到田園詩——對詩賦文學創作傳統的思考》（《南京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一文中對以漢代出現的京都賦與晉宋興起的田園詩進行比較研究，在試圖說明公元初近五個世紀文學變遷之主流時，也分析了詩與賦“體”的差異，其中如與田園詩表現于田野之景、農耕之樂、隱逸之趣、景候之序、自適之情不相同者，在于京都賦更多地描寫城市建設、宗教禮儀、商業貿易、物產風俗、游藝表演等。其中“物態”書寫，更接近于賦體的特征。由于物質文明的進化，使“物以賦宣”（王延壽《魯靈光殿賦》）的創作也就天生地具備了進化與超勝的質性。略述其要，又包括事物的發展，如劉邵《趙都賦》敘述“珍玩服物，則昆山美玉，玄珠曲環，輕綃啟繒，織纊綈紈。其器用良馬，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堂嵠魚腸，丁零角端”，寫一都之物產，意在超越前人的觀物視閾。這種事物的發展，又常通過兩方面在賦中呈示。一是外物的引進，尤其表現于古代王庭朝貢體系的貢物描寫。如班固《西都賦》寫外邦貢物：“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支之鳥。逾昆侖，越巨海，殊方異類，至于三萬里。”對此，《文選》李善注：“《漢書》宣帝詔：九真獻奇獸。晉灼《漢書注》曰：駒形、麟色、牛角。又《武帝紀》曰：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又曰：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又曰：條支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又據《后漢書·西域傳》載，漢和帝時甘英出行西域，經安息、條支直抵波斯灣，所見“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使具珍怪”。可知賦中所寫，皆有史可證的新鮮事物。二是技術的發展，促進賦中物象的趨新。例如明清時代對外貿易的擴大，一些新事物、新素材進入賦家筆下，出現了一大批諸如“眼鏡”“自鳴鐘”“電報”等新題材的詠物賦。如晚清學者章桂馨（光緒三十年進士）的《電報賦》描述與贊美電報科技之“關山咫尺”的“奪天工之巧”，以及“一刻千程，縱聲萬里”之妙，也是前人賦寫物態不可能及的。

二曰“京”，即以京都賦為中心的體物大篇之創制，也內涵了賦體適宜城市文學表現的特征。《四庫全書總目》于“地理類”提要云“首宮殿疏，尊宸居也”，而宮殿所在乃京都，或稱“京師”，班固《白虎通》釋“京師”謂“京，大也;師，眾也。天子所居，故以大眾言之”。聯系到蕭統編《文選》擇“體裁”與“題材”時采取“首賦”與“首京都”（以班固《兩都賦》居首），既是對以京都為中心的大一統文化的認同，也是與賦體切合城市文學之描寫，尤其是擅長京都書寫的特色。以漢代為例，漢賦就是“眾大之詞”，是對國家整體形象的文學化寫照，其宗旨在班固、張衡京都賦中所說的“強干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西都賦》）、“惠風廣被，澤洎幽荒……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東京賦》）的華夏中心論與萬邦協和觀。這其中的“物態”與“德教”，奠定了后世辭賦（尤其是體物大賦）創作由“觀物”到“觀德”的書寫模式。這也構成了歷代京殿賦的不斷摹寫與仿制。但是在模仿過程中，賦家又無不表現出一種“一代勝過一代”的超勝思想。這又主要呈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賦中人物的超勝。比如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假托人物，“子虛”“烏有”“亡是公”代表楚、齊之地與天子之都，并以“亡是公”壓倒“子虛”“烏有”，影寫的是漢初由藩國盛到宮廷強的政治變遷，也奠定了大賦崇當世圣王的思想基礎。又如揚雄《長楊賦》寫天子游獵，也采用先述“漢三帝”（高祖、文帝、武帝）再寫“今上”（成帝），即“今朝廷純仁”一節描寫，如果說揚雄賦還寄有一定的諷意，則其創作模式到東漢京都賦（班固與張衡的作品），頌當世圣王之意，已非常明顯。二是賦家摹寫的主觀超勝意圖，也成為歷代京都賦書寫的一大思想傳統。這一點在左思寫《三都賦》以漢代京都賦為鵠的之批評已肇其端：“假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于辭則易于藻飾，于義則虛而無征。……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三都賦序》）繼此，如唐人李華作《含元殿賦》，序稱“陋百王之制度，出群子之胸臆。非敢厚自夸耀，以希名譽。欲使后之觀者，知圣代有頌德之臣”;宋人楊侃作《皇畿賦》，序稱“大宋畿甸之美，政化之始”;元人黃文仲作《大都賦》，開篇即云“竊惟大元之盛，兩漢萬不及也”，掩壓前朝，一脈相承。這種創作心態落實到“體”，實與賦文擅長描繪都市文明并喻示社會進步切切相關。

三曰“反”，這又包括賦作的模仿性以及賦家的逆向思維。賦的賡續也有類詩的，如“和賦”與“和詩”。和賦有“和圣制”，如唐太宗作《小山賦》徐充容賡和，有“儕友自相和”，如高適和李邕《鶻賦》、蘇轍和兄軾《沈香山子賦》等，還有后代同題賡和且次韻的，如“宋呂綱《濁醪有妙理賦》次東坡韻;明祈順、舒芬、唐龍諸人《白鹿洞賦》次朱子韻”（王芑孫《讀賦卮言·和賦例》）。這類賡續只有模仿，沒有強烈的超勝意圖，故在賦創作中有類似“和賦”的一種體裁“反”，則著意持續而超越。賦之“反”體，肇自揚雄《反離騷》，繼續者有皮日休《反招魂》、趙秉文《反小山賦》、徐禎卿《反反騷》、尤侗《反招魂》、汪琬《反招隱》等。讀揚雄《反騷》，一則讀騷感于史事，表現出對屈原尊崇、同情以至哀怨的心理，一則借史事與舊文以抒發牢愁，貌似擬作，實多創思。也正因此中寄寓了“反”（以反彰正）的逆向思維，所以后世評價亦迥異。如朱熹評揚雄謂“屈原之罪人”、“《離騷》之讒賊”（《楚辭集注》），李贄則認為“《離騷》，離憂也;《反騷》，反其辭，亦其憂也，正為屈子翻愁結耳”，其作“痛原轉加，而哭世轉劇”（《焚書》卷五《讀史·反騷》）。“反”體在賦域的創作實踐，自與賦體的補續與超越潛符默契。

觀歷代賦家創作（尤其是體物大賦），其超勝的主觀意圖，常建立在貶抑前人創作的基礎上，這是骨子里的“文人相輕”，還是反映時代的進步？個中理趣，亦可商榷。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