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廣義上說它包括十月革命前一階段的俄國文學和十月革命后的蘇聯文學，從狹義上講，指的是十月革命后至今的蘇聯文學。本條目指的是后者。在蘇聯作家第二次代表大會(1954)之前的蘇聯文學可分為十月革命至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至蘇聯作協二大幾個階段。十月革命后在蘇聯文壇逐漸形成多民族的蘇維埃文學隊伍。作家隊伍是復雜的，既有無產階級文學的創始人和老一輩作家高爾基、綏拉菲莫維奇、馬雅可夫斯基(雖然詩人受到過未來派的很大影響)；也有后來在斗爭中成長起來的無產階級作家，如富爾曼諾夫、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列昂諾夫等，還有一批經過劇烈的思想斗爭，走到革命行列中來的優秀作家，如阿·托爾斯泰。在這一時期的蘇聯文學中當然也包括那些僑居國外或在國內持不同立場作家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十月革命后至二十年代，蘇聯文壇斗爭十分尖銳，形勢復雜，出現了眾多的文藝流派，從它們的活動中既可以看出無產階級文學成長的足跡，也可以看到西方現代派文藝的影響，不同的文學團體都有自己的個性。有些文學團體為蘇聯文學的發展做過很多工作，但也犯有不少錯誤，如“拉普”和“列甫”。這一時期文學創作的成就較高。在詩歌方面，除了馬雅可夫斯基的創作外，別德內依、葉賽寧、勃洛克的創作也很突出。國內革命戰爭之后，在散文方面出現了象富爾曼諾夫的《恰巴耶夫》、綏拉菲莫維奇的《鐵流》、法捷耶夫的《毀滅》等優秀作品。在這一時期出現的革拉特珂夫的《水泥》是第一部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之作。這一時期高爾基的創作繼續作出杰出貢獻。在三十年代出現了一批反映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化的優秀作品。如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1932)的第一部，馬雷什金的《來自窮鄉僻壤的人》(1937－1938)、克雷莫夫的中篇小說《油船‘德賓特’號》(1938)表現了社會主義勞動競賽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共產黨員的成長，刻劃了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高度的社會主義責任感。馬卡連柯的《教育詩》(1933－1935)則是一部用共產主義思想改造失足青少年的教育小說。反映當代重要題材的重要作品尼·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肖洛霍夫的史詩性作品《靜靜的頓河》也在這一時期問世。阿·托爾斯泰和費定的創作也引人注目。1934年4月召開的具有歷史性意義的蘇聯作家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多民族的蘇聯文學發展歷程中的一個新的里程碑。由斯大林提出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開始寫入作協章程。反法西斯的衛國戰爭給蘇維埃文學帶來新的題材和創作上的新人。在戰爭期間，一千多名作家親赴前線，他們一手拿槍，一手拿筆，從兩條戰線向法西斯展開了殊死的決斗。有一批優秀作家就犧牲在戰場上。在這一時期特寫、詩歌占有重要地位，象伊薩柯夫斯基、西蒙諾夫、蘇爾柯夫等詩人的詩發揮了巨大的戰斗作用。愛倫堡、阿·托爾斯泰的特寫、政論，對敵人具有深刻的批判力。稍后涌現了一批優秀的反映衛國戰爭的散文和戲劇創作，如戈爾巴托夫(1908－1954)的中篇小說《寧死不屈》(1945)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1944)、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1946)、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等。這些作品的中心主題是歌頌蘇維埃人民在反法西斯斗爭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塑造了一批衛國戰爭中的人民英雄形象。戰后出現了一批描寫蘇聯人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高漲的勞動熱情和為了共產主義忘我獻身精神的作品，如巴甫連柯(1899－1951)的《幸福》(1947)、阿亞耶夫(1915－ )的《遠離莫斯科的地方》(1948)，這是反映遠東地區石油建設戰線在衛國戰爭中作出的杰出貢獻的作品。反映農業戰線的作品有尼古拉耶娃(1911－1963)的《收獲》(1950)。在詩歌方面特瓦爾多夫斯基的反映衛國戰爭題材的長詩《瓦西里·焦爾金》成為詩壇上的經典之作。在戲劇方面包哥廷的以列寧形象為中心而展示蘇維埃國家誕生及其初期階段生活的三部曲的頭兩部《帶槍的人》(1937)、《克里姆林宮的鐘聲》(1940)都稱得上重要作品。此外，列昂諾夫在小說和戲劇創作中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一九五三年發表的《俄羅斯森林》堪稱為一部蘇聯文學中的史詩性作品。這是第一部獲得列寧文學獎金的作品。在這一時期雖然出現了許多優秀作品，但是由于個人迷信、教條主義、“左”的思想的影響，無論在文藝理論上還是在創作中都出現了許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批公式化、概念化，不敢揭露矛盾和斗爭的作品引起了廣大讀者的不滿，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真理報》發表的《克服戲劇的落后現象》的社論預示了這場斗爭不可避免。

五十年代中期至今的蘇聯文學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的蘇聯文學作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它沖破了“無沖突論”的束縛，使蘇聯文學深入發展。奧維奇金(1904－1968)的《區里的日常生活》(1952－1956)這一組特寫具有重要意義。肖洛霍夫的《一個人的遭遇》(1957)比較全面地代表了這一階段的文學傾向，突出了人道主義、反映人的命運和寫真實的特點。作家的《被開墾的處女地》(1959)的第二部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在這一時期還出現有“解凍文學”和持不同政見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品情況比較復雜。其中有些作品對待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態度是有問題的。反映衛國戰爭的作品中出現了“戰壕真實派”作品，如邦達列夫的《營隊請求火力支援》(1957)、《最后的炮轟》(1959)，取得了深入開掘戰爭題材的成就，毫無疑問它們是現實主義作品，但也有其不足。柯切托夫等作家的創作偏重于反映對社會變革中資產階級自由化和過多地否定斯大林時期的方針、政策的不安，如《葉爾紹夫兄弟》(1958)。在這一時期蘇聯詩壇呈現題材多樣、人才輩出、爭論激烈的局面。出現了一批優秀作品。特瓦爾多夫斯基、普羅科菲耶夫、斯麥利亞科夫、梅熱拉伊季斯、費達洛夫、葉甫圖申克、沃茲涅先斯基都創作出一批在蘇聯國內外廣有影響之作。在戲劇創作中體現了敢于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勇于探討道德問題、題材多樣的特點。柯涅楚克的《翅膀》(1954)、斯泰因的《個人檔案》(1954)、羅佐夫的《祝您成功!》(1954)阿爾布卓夫的《飄泊的年代》(1954)等作品都具有代表性。進入六十年代中期，盡管政治生活存在停滯狀況，文學創作還是相當發展了。特別是從七十年代開始，在文學中注意了規模宏大、注意綜合，反對“兩個極端”的特點，出現了一些大部頭作品。反映衛國戰爭的作品出現了“全景文學”的新浪潮，如邦達列夫的《熱的雪》(1969)、斯塔德紐克的《戰爭》(1970－1980)、恰可夫斯基的《圍困》(1968－1975)、西蒙諾夫的《生者與死者》(1971年全部完成)三部曲。從六十年代末開始，道德題材在蘇聯文學作品中占有突出地位，對青年進行道德教育成為社會重要問題，這樣促使這一類型的作品得到了發展。艾特馬托夫、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特立豐諾夫、舒克申、利巴托夫、阿勃拉莫夫、格拉寧、諾索夫、貝科夫、別洛夫等作家都寫出了一批著名的道德題材作品。艾特馬托夫的《白輪船》(1970)等揭示了深刻的道德問題，強調了人類社會善戰勝惡是一場持久的斗爭。格拉寧的《奇特的一生》(1974)則通過一位科學家的時間觀涉及了道德探索的新領域。舒克申在一系列短篇小說中創造了“怪人”與“外人”的形象，將道德題材開掘得更深。拉斷普京的《活著，可要記住!》(1974)深入地探討了人的公民責任，人和社會和集體的道德關系等重大問題。特洛耶波爾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1971)則以動物為主角尖銳地反映了現實中的道德問題。特立豐諾夫的一系列“莫斯科小說”對市儈主義的批判引起了蘇聯國內外的震動。隨著科技革命的進展，出現了一大批反映各條戰線發生變化的“生產題材”作品。如德沃列茨基的《外來人》(1972)、鮑卡列夫的《煉鋼工人》(1973)、利巴托夫的《普隆恰托夫經理的故事》(1963)、柯列斯尼科夫的《工業頌歌》(1972)、《供阿爾杜寧用的同位素》(1－2卷，1974)、《阿爾杜寧作出了決定》(1976)、《一個部長的學校》(1977)、蓋利曼的劇本《反饋》(1978)等。這些作品塑造了一批生產、科技戰線的“當代英雄”形象。同時所謂的“生產題材”作品也深入地反映了道德問題。如科熱夫尼柯夫的《這邊陽光燦爛正當午》(1973－1974)、潘吉基澤的《七重天》(1970)等。在七十年代一批具有史詩規模的反映農村生活的多卷集作品也不斷出現。阿勃拉莫夫的《普里亞斯林一家》(1958－1978)、順季克的《在藍眼國里》(1970)、拉希多夫的《勝利者》(1974)、阿納尼耶夫的《沒有戰爭的年代》(1975－1982)、福緬科的《對大地的懷念》(1961－1970)等都是這一方面的重要作品。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優秀的歷史題材作品。在詩歌和戲劇創作上也有新的發展。從五十年代中期以來蘇聯文藝界一直就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展開多次討論。圍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爭論至今仍在深入。盡管意見各有所持，但是，大家都承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不是一成不變的，它也在“進化”，在發展。不能用僵死的觀點來對待它。對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與其他創作方法的關系、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研究也在不斷深入。進入八十年代，傳記文學、紀實文學有很大發展。在八十年代初，邦達列夫發表了《選擇》(1980)、《人生舞臺》(1985)、艾特馬托夫發表了《一日長于百年》(1980)、岡察爾發表了《你的霞光》(1980)、格拉寧發表了《一幅畫》(1980)等作品。鮑·瓦西里耶夫繼《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之后，又發表了中篇小說《我的駿馬奔馳》(1984)。在八十年代一批“四十歲”作家嶄露頭角，如馬卡寧、古謝夫、庫爾恰特金、科熱夫尼柯娃、尤寧娜等作家，他們的作品引起了爭論，這本身也說明他們在引起文壇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