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和理論家。他和毛澤東等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一起，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共同創立了適合中國國情的科學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解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一系列重大理論、路線和政策問題，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及其哲學。周恩來一生雖然沒有寫下多少專門的哲學著作，但他的哲學思想是凝聚在他的一系列文章、講話、報告之中的。目前，《周恩來選集》上、下兩卷已經出版，其中包含了深刻的哲理，體現著運用于實踐之中的活生生的哲學思想。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斗爭中，周恩來總是強調每一個革命者，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無論做什么工作都不能空想、不能憑主觀、不能感情用事，而要面對現實，從客觀存在出發，做到實事求是。他指出，“事實是對的，就說對，不對的，就說不對，結論放在后面。”(《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57頁)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認識事物，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結論。他提出，實事求是包含著豐富的內容。“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50頁)他把實事求是的原則運用于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同主觀主義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提出“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90頁)，反對急躁冒進、頭腦發熱及浮夸風、命令風、共產風。這對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和后來經濟調整工作的迅速收效，起了重要作用。

周恩來堅持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原則，強調實踐是認識的源泉和基礎。他指出，科學理論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系統知識，是客觀真理。只有“躬行實踐”和“反復實踐”，才能掌握得準確，領會得深刻。他重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提出“理論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又對實踐加以指導”(《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7頁)。主張既要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又要反對沒有理論指導的經驗主義。他指出認識的發展是一個辯證的過程，“為了尋求真理，就要有爭辯，就不能獨斷”，“辯證法就講矛盾的統一，只有通過爭辯，才能發現更多的真理”(《周恩來選集》上卷329頁)。他主張要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貫徹到實際工作當中去，最重要的是堅持毛澤東提出的三條原則，即“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集中起來，堅持下去；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14頁)

周恩來強調要尊重客觀事物的辯證法，提倡對事物進行矛盾分析。他指出，“我們下去調查，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事物總存在內在的矛盾，要分別主次；總有幾個側面，要進行解剖。各人所處的環境總有局限性，要從多方面觀察問題；單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于綜合。”(《周恩來選集》下卷第313－314頁)他提出：“團結是在矛盾中形成和發展的。”“團結就是在共同點上把矛盾的各方統一起來。善于團結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點上統一矛盾的人。”(《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9－30頁)他把矛盾分析方法運用于指導統戰、外交等實際工作，倡導求同存異、協商一致，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周恩來還結合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斗爭，運用和發揮了歷史唯物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于如何分析中國的階級關系問題，他主張從中國的社會實際出發，進行“歷史的科學的分析”，強調中國階級關系的復雜性，并隨著國內外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的變化，在不同時期會出現不同的狀況。因此，他反對“定型化”和“公式化”的傾向，以及照搬外國經驗的作法，提倡根據階級關系的變化制定符合實際的斗爭策略。建國后，他參與制定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路線、方針和政策，主持制定和實施了幾個發展國民經濟的五年計劃。在這些工作中，他總是把發展生產力擺在首位，強調科學技術在發展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1956年發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1963年又提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周恩來選集》下卷第412頁)與此相適應，他提倡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指出，開展社會主義建設，“需要人‘急’，需要‘才’專”，“培養技術人才是我們國家建設的關鍵”(《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9、110頁)。1956年提出我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已經是勞動人民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周恩來選集》下卷第166頁)。他注重執政黨的思想建設和作風建設，曾撰文列舉和批判了黨和國家機關中的官僚主義種種表現和危害，指出對這種“政治病癥”不能任其發展，必須堅決加以克服。他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科學地闡述了領袖和群眾的辯證關系，在《學習毛澤東》一文中指出：“我們的領袖是從人民當中產生出來的”，“毛澤東是在中國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巨大人物”。因此，“決不要把毛澤東看成一個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無法學習的領袖”，不要“把毛澤東當成一個孤立的神”。把領袖神化，“那是封建社會、資產階級社會所宣傳的領袖”(《周恩來選集》上卷第331－332頁)。他要求每一個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永遠不要脫離群眾，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誠誠懇懇地、老老實實地為人民群眾服務。他不僅是這樣說的，他的一生也是這樣做的。

《周恩來選集》上卷和下卷，已分別于1980年和1984年出版。研究和挖掘周恩來著作中的哲學思想還需要深入進行，以豐富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哲學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