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

胡　適

我很深切的感覺中國的高等教育，應該有一個自覺的十年計劃，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我說的“學術獨立”，當然不是一班守舊的人們心里想的“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遠法歐美”。我絕不想中國今后的學術可以脫離現代世界的學術而自己尋出一條孤立的途徑，我也決不主張十年之后就可以沒有留學外國的中國學者了。我所謂“學術獨立”必須具有四個條件：(一)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擔負，不必向國外去尋求。(二)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與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做專門的科學研究。(三)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工業問題、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等，在國內都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可以幫助社會國家尋求解決。(四)對于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和世界各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擔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要做到這樣的學術獨立，我們必須及早準備一個良好的、堅實的基礎。所以我提議，中國此時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劃。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這個十年計劃應該包括整個大學教育制度的革新，也應該包括“大學”的觀念的根本改換。近年所爭的幾個學院以上才可稱大學，簡直是無謂之爭。今后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著研究院的方向發展，凡能訓練研究工作的人才的，凡有教授與研究生做獨立的科學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學。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盡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將來的最高學府。從這個新的“大學”觀念出發，現行的大學制度應該及早徹底修正，多多減除行政衙門的干涉，多多增加學術機關的自由與責任。……學術的發達，人才是第一要件。我們必須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們造成最適宜的工作條件，使他們可以自己做研究，使他們可以替全國訓練將來的師資與工作人員。有了這五個十個最高學府做學術研究的大本營，十年之后，我相信必可以在現代學術上得著獨立的地位。這不是我過分樂觀的話，世界學術史上有許多事實可以使我說這樣大膽的預言。……我深信只有這樣集中人才，集中設備——只有這一個方法可以使我們這個國家走上學術獨立的路。

作于1947年9月18日，第十六個九一八周年紀念日原載1947年9月28日《中央日報》

〔鑒賞〕　此文為胡適就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所寫的文章。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始于戊戌維新期間的“廢科舉”后存留下來的“京師大學堂”，即北京大學的前身。在當時，創辦這樣新型的學校，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承擔著提升中國綜合國力，改變積貧積弱而走向近代化的社會責任，故始終以“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科教興國”為建校宗旨。胡適一生當過兩次校長，第一次是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國公學，時為1928—1930年。上海中國公學是由留日學生創辦的學校，胡適上任后，為學校制定“校務會議組織大綱”、“教務會議組織大綱”和“學校章程起草委員會”等議案，從組織與法律兩方入手奠定學校基礎(參見《胡適日記全編5》第74頁)。以后又在文理學科溝通、抵制“黨化教育”、提倡體育精神等方面下功夫，轉變了學校的狀況。在迫于政治壓力離開此校后，他曾就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抗日戰爭爆發后，擔任過中國駐美大使。抗戰勝利后的1945年9月，他回來就任同樣被他視為母校的北京大學校長。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胡適更為重視大學要在思想、學術上承負的責任。本文的撰寫就是他在這方面觀念的闡明。胡適首先提出了學術獨立必須具備的“四個條件”，即大學應當為國家民族培養能夠在工業、醫藥、公共衛生、國防工業等現代化發展領域發揮作用的人才，為這樣的人才培養提供師資、設備等方面的條件，以便讓他們參與現代世界學術研究的活動，在國際上發揮作用。為此，他提出要在十年中建成十所符合這樣條件的大學，這就是他所作的爭取學術獨立十年計劃的追求目標。胡適為爭取學術獨立提出“八個主張”，這些主張包括：政府應當有在教育文化科學方面的投入經費預算，即按照憲法規定的中央不少于預算總額的15%，省不少于25%，市縣不少于35%;在所培植的10所大學中建立相關的研究機構，使之發展成為現代學術的重要中心;對其余大學也應給予政策上支持，使之能繼續發展;中國學術在引進現代大學制度之后應當全面轉型，讓分科促成學術的發展，學者開始具有獨立的身份。胡適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一位大師，他認為中西學術的根本差異是一種時代性的差異，中國學術經過近代革命，已經具備了近代化的“歷史基礎”——科學與民主，故具有了“迎頭趕上”西方學術的可能。他曾在《非留學篇》中發出了要為不留學而努力的呼吁，說與其拿這些錢送學生出國留學，不如用來發展國內大學。他認為，如果若干年以后，中國還“有成千成萬的學生去日本留學，那是極可恥”的事(《胡適日記全編7》第667頁)。1947年9月，胡適利用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選舉籌委會之機，向蔣介石提出“十年教育計劃”，這是發表本文的一些基本思想出發點。胡適提出的這個十年計劃在當時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當年年底，胡適在中基會第20次年會上，為北京大學、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和武漢大學爭到一筆經費，他決定把這十萬美金用于物理系。不過因為內戰的爆發這一計劃并未得到完全的實現。胡適的“八個主張”中最為主要的一點是：有關大學的觀念之根本改換。按照他的說法，這種觀念的轉變最為重要的就是對學術獨立的關注。這是非常有意義的。胡適所說的學術獨立至少有兩層含義：一是學者要堅持獨立人格，二是學界要有獨立地位。一是從個體而言，學者應有獨立人格，能擺脫世俗與政治的束縛，以求學術之自由;二是從國家而言，中國應建立獨立的現代學術體系，中國學術機關和高等學校能獨立地承擔起培養現代學術人才，從事現代學術研究的重任，最終融入世界學術的發展，旨在“再造中國文明”。大學雖然被稱為“象牙之塔”，獨立、自主、自由是大學開創之初就形成的共同理念，同時也是大學之所以為“大”的精神體現，但由于大學不可能游離于國家政體之外而獨立運轉，大學本身又需要政府給予財政資金支持、一定的政策扶持，所以對政府有一定的依附性。能否在此過程中處理好相互之間的關系，維護好學術獨立的準則就相當重要。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一職。上任初始，結合中國的學術傳統，蔡元培提出了學術研究至上、兼容并包的大學理念，他認為，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囊括大典，網羅眾學”的學府。從而使北京大學從一個校風腐敗、官僚習氣嚴重的封建學府，變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受到美國著名哲學家、教育學家杜威影響的胡適，在擔任校長期間提出的“十年計劃”，是對這一治校傳統的延續。“十年計劃”中以美國為例，說明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及其導師杜威的母校霍鏗斯大學等等，都以建立研究型大學為宗旨，使得學校人才輩出，甚至成為國家新科技、新學科產生的基點。這為中國倡導大學的獨立學術探究提供了先例，起到了榜樣的作用。胡適所說的學術獨立，還意味著要求教育從政府把控中解放出來的意思。胡適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時，正遭遇蔣介石的“一黨專政”獨裁政權。當時蔣介石提出“一個主義”、“一個政黨”的口號，不僅把共產主義，而且把自由主義也摒除在他的政權之外。在這種高壓下，胡適等人為爭取教育獨立自主和學術自由進行了一系列的抗爭。他提出美國大學之所以能對近代工業革命、政治革命以及科學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是因為它有獨立的經濟來源、獨立的管理機構和管理制度，所以不受朝代興亡和政治潮流的影響，能夠不間斷地保存遺產和發展新的研究。只有在自由獨立的原則下，教育才能有高價值的創造。他主張，政府對于教育只管分撥經費和任免行政人員，對于學校的內部事務、教育過程不應干涉。他提倡的教育獨立，就是要求不能受制于政權黨派，成為奴化教育的犧牲品。從這些理念出發，胡適在北大期間使該校的學術平等、自由創新、崇尚民主精神得到了很好的繼承與發揚，為該校成為名副其實的現代大學作出了貢獻。胡適的該文公開發表后，南開大學校長陳序經、北洋大學校長李書田、中山大學校長鄒魯等相繼撰文提出對實施學術獨立計劃的看法，學術界也紛紛以支持或商榷的方法參與對此事的討論，可見其辦學理念對同時代中國高等教育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從今天的現狀來看，大學的辦學理念、建校方針、大學精神，是人們十分關注的問題。胡適提出的學術獨立觀念，建設一流學術前沿基地的主張，參與國際交流與競爭、營造寬松活躍的學術氛圍，吸引人才等觀點，在今天的大學建設中，對如何擺脫行政化干涉有著啟示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