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個性殊強
梁漱溟
從文化比較上來看,中國文化蓋具有極強度之個性,此可于下列各層見之:一、 中國文化獨自創發,慢慢形成,非從他受。反之,如日本文化、美國文化等,即多從他受也。二、 中國文化自具特征(如文字構造之特殊,如法學上所謂法系之特殊,如是種種甚多),自成體系,與其他文化差異較大。本來此文化與彼文化之間,無不有差異,亦無不有類同。自來公認中國、印度、西洋并列為世界三大文化系統者,實以其差異特大而自成體系之故。三、 歷史上與中國文化若先若后之古代文化,如埃及、巴比倫、印度、波斯、希臘等,或已夭折,或已轉易,或失其獨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國能以其自創之文化綿永其獨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巋然獨存。四、 從中國已往歷史征之,其文化上同化他人之力最為偉大。對于外來文化,亦能包容吸收,而初不為其動搖變更。五、 由其偉大的同化力,故能吸收若干鄰邦外族,而融成后來之廣大中華民族。此謂中國文化非唯時間綿延最久,抑空間上之拓大亦不可及(由中國文化形成之一大單位社會,占世界人口之極大數字)。六、 中國文化在其綿長之壽命中,后一大段(后二千余年)殆不復有何改變與進步,似顯示其自身內部具有高度之妥當性調和性,已臻于文化成熟之境者。七、 中國文化放射于四周之影響,既遠且大。北至西伯利亞,南迄南洋群島,東及朝鮮日本,西達蔥嶺以西,皆在其文化影響圈內。其鄰近如越南如朝鮮固無論;稍遠如日本如暹羅緬甸等;亦泰半依中國文化過活。更遠如歐洲,溯其近代文明之由來,亦受有中國之甚大影響。近代文明肇始于十四五六世紀之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實得力于中國若干物質發明(特如造紙及印刷等術)之傳習,以為其物質基礎。再則十七八世紀之所謂啟蒙時代理性時代者,亦實得力于中國思想(特如儒家)之啟發,以為其精神來源。中國文化之相形見絀,中國文化因外來文化之影響而起變化,以致根本動搖,皆只是最近一百余年之事而已。原載1949年《中國文化要義》
〔鑒賞〕 梁漱溟從文化比較的角度,列舉了中國文化的七個特點。這是為他的中國文化特殊論與早熟論張目的。歸納起來可分為四個方面。一、二條講中國文化的獨創性,三、六條指明中國文化的綿延性,四、五條說中國文化對其他民族的同化力,第七條闡述中國文化對周圍各國的影響力。中國文化的形成,不同于其他文化,是不受外來文化影響獨自成型的。像日本文化,明顯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多批次的遣唐使,在日本文化中深深打上了中國文化的烙印。美國文化是一種多元文化,這是眾所周知的。中國文化有它的獨創性,即“自具特征,自成體系”。以文字為例,漢字是方塊字。漢字的構成法為“六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與假借。如“安”字的構造是屋里有一個女人。男人有了女人就有了家,有家以后,繁衍兒女,種田養蠶,心里也就安定了。反映了先民對“安定”的思索。這就是梁漱溟所說的“文字構造之特殊”之意。與世界上許多古老的文化相比,中國文化有五千年的悠久歷史,綿延至今。以建造金字塔著稱的埃及文化,自公元前30年古埃及被并入羅馬版圖后,只留下那令人神往的埃及學。在城邦制度基礎上興盛起來的古希臘,創造了豐富多彩的文化,尤其是在哲學、文學、藝術、科學等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公元前146年,古希臘為羅馬帝國所吞并,古希臘文化也夭折了,盡管它對后世的歐洲有很大影響。在數學與天文學上有著輝煌成就的巴比倫文化,因新巴比倫王國為波斯所滅,于公元前6世紀就消失了。隨著考古新發現,中國文化的形成時間更向前移了。20世紀80年代,在遼寧西部發現了紅山文化。大型祭壇、女神廟與積石冢群,據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碳十四法測定,距今已有五千多年了。中國文化始終沒有中斷過,是其他文化所不具備的特殊性。同化力指吸取外來文化,成為自身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張騫通西域后,葡萄與石榴、苜蓿(“草頭”)等這些為國人所習用的水果與蔬菜,從西域傳入中國。佛教文化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為異域文化首次大規模進入神州大地,如法寶、地獄等許多詞匯均源自佛教。有些詞匯像世界、現在、結果、圓滿等,已深入到漢文化的血液中,不能意識到它們的來源了。世界來自《楞嚴經》“世為遷界,界為方位”;圓滿源于《華嚴經》“顯現自在力,演說圓滿經”。唐代文化以鯨吸百川似地吸取外域文化,形成開放的文化體系。李白經常出入于外商開辦的酒樓,為后世留下“胡姬貌如花,當壚笑春風”等名句。長安居民使用銅鏡中,喜好的忍冬紋與海馬葡萄圖案,是典型的西域風格。南亞的佛學、醫學、歷法、語言學、音樂、美術,中亞的音樂與舞蹈,西亞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建筑藝術等等,如同八面來風,一齊涌入唐帝國。影響力是指中國文化的放射性效應。日本已如前述,越南、朝鮮等國均屬于儒家文化圈范圍內。歐洲從中世紀走向近代得力于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歐洲人以火藥去摧毀封建領主的碉堡,以羅盤作為大海上指引航向的儀器去進行殖民活動,把印刷術作為資產階級文藝復興的有效手段。這些都“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杠桿”,是“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預告”(馬克思語)。歐洲啟蒙時代的思想家,如孟德斯鳩、萊布尼茨,他們的思想中都有溯源于中國儒家之處。法國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對孔子推崇備至,承認自己的政治與經濟理論借助于中國的儒家思想。由于他對孔子的熱情稱頌,魁奈還獲得了“歐洲孔夫子”的稱號。近代法國大思想家與文學家伏爾泰,專心致志讀了《論語》,并做了摘要。為了宣揚儒家的仁義,他依據元曲《趙氏孤兒》創作了《中國孤兒》,在歐洲產生廣泛的影響。他贊揚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認為這句話應當作為一條法則銘刻在每個人的心中。由于伏爾泰的巨大影響,1973年法國《人權和公民宣言》中收錄了孔子的這句話:“自由是屬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損害他人權利之事的權利,其原則為自由,其規則為正義,其保障為法律,其道德界限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由此可見,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輻射程度是何等的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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