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全

2015年起，中國作協與中國科學院合作，組織一批作家開始采寫以中國科學家“創新報國70年”為主題的系列報告文學。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這一重大科學研究成果，無疑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科學界的代表性、標桿性事件，值得大書特書。作為創作經驗豐富的報告文學作家，鐵流勇于擔負此重任，通過深入細致的采訪，創作完成了長篇報告文學《高度》，力圖還原半個世紀前那幅扣人心弦、波瀾壯闊的歷史場景，還原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化所、有機所、北京大學等單位集團軍作戰，經過艱苦卓絕的探索、攀登，最終取得重大突破的崢嶸歷程。并對在此進程中做出各自貢獻的眾多科學家的工作、奉獻與付出一一予以較為客觀、真實的還原，塑造了鈕經義、杜雨蒼、王應睞、陳遠聰、邢其毅、汪猷、季愛雪等一批杰出科學家生動而鮮明的形象，謳歌了拼搏、開拓、求實、報國的科學家精神。這種偉大的精神正是一種民族自信與民族自強的中國精神。中國科學家的拼搏奮斗，為的是不被我們的對手在關鍵的科學技術方面“卡住脖子”。他們奮斗的初心就是為了國家強大、民族強盛。因此，他們不愧是時代驕子、民族脊梁。

而在登上科學之巔的歷程中，科學家們付出了難以想象的艱辛努力和巨大犧牲，也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尤其是在1958年大躍進和1966年開始文化大革命那樣一種不正常的政治社會環境中，要在科學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更是難上加難。然而，中國的科學家們做到了，中國做到了。這，無疑是一件值得彪炳史冊的大事！

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同曾為中國贏得第一個自然科學類諾貝爾獎的青蒿素的提取一樣，代表著科學研究的中國高度、世界高度。它們都是中國科學家集體作戰、協同探索的結果。這些成就的取得，離不開團隊的合作與協調，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國集中人力物力辦大事的決心和集中優勢力量辦成大事的能力。這是一種偉大的中國力量。因此，人工牛胰島素的合成，實質上是一個國家的驕傲，是一個國家的榮耀。在每一位英勇奮斗的科學家背后，站立著我們偉大的祖國！而這些科學家們的杰出工作，又為我們的祖國增添了無上的榮光。鐵流創作的《高度》，帶給了我們長久的深思。

今天，你在大街上，馬路邊，廣場上，抑或是某個地方，隨意開口問問旁邊的人：“你知道人工合成胰島素嗎？”可以肯定的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會搖搖頭。

一些上了年紀的人大概還能隱約記起當年中國科學家人工合成胰島素的事，有的也許會說：“那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人工合成胰島素，曾一度是中國最接近也最有希望獲諾貝爾獎的科技成果，這也是世界上眾多科學家一致的看法。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就有美籍華人、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先生向周恩來總理等國家領導人三提申請諾貝爾獎的軼事，其過程曲折而又頗有戲劇性。

2015年11月，中國科學院在上海舉行了一場規模頗大的慶祝會，慶祝的主要內容就是逐漸被人們淡忘的人工合成胰島素。50年前我國首次實現人工全合成結晶牛胰島素，在人類揭開生命奧秘、解決醫學難題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成為中國攀登世界科技高峰征程上的一座里程碑。是啊，中國科學院之所以選擇這個日子，是因為5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65年9月17日，中國科學家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胰島素，為人類探究生命的奧秘打開了發現之門。今天，在繁華喧囂的年代，可能很少有人再去關心和了解這項遙遠的偉業了，可是對于中國科學家來說，特別是對于那些人工合成胰島素的親歷者來說，那畢竟是一個曾經令世界都為之矚目的科學高峰。

圍繞人工合成胰島素50周年慶典，中國郵政特地在9月17日這天向全國發行了一套面值為1.20元的紀念郵票，該郵票1套1枚。郵票圖案也是緊扣胰島素主題，背景為胰島素分子的一級結構圖、實驗用具和發表的論文首頁，顯微鏡下是人工全合成牛胰島素結晶。首發儀式也特地在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搖籃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舉行。

那些日子，最忙碌的莫過于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了，該院主辦的《生命科學》雜志特地推出了一期“紀念人工合成牛胰島素50周年”專刊，許多經歷過那段“胰島素歲月”的人都拿起筆來寫了回憶和紀念文章。研究院還專門舉行了一個人工合成胰島素展覽，一張張發黃褪色的照片，一段段激揚厚重的文字，向今天的人們勾勒出了那個年代人工合成胰島素的人和事。開展那天，來者大都是耄耋老人，盡管有些人已經行動困難，但多少年過去了，胰島素往事依然是他們每個人一生的守望。

那天，北京大學的葉蘊華教授也趕來了，她凝望著墻上的那張黑白照片許久沒有離開，這張照片攝于1964年，是當年胰島素A鏈合成組部分人員的合影，那是一張張年輕而又生動的面孔，照片里的葉蘊華時年29歲，長得溫雅俊俏，青春勃發。時光飛逝，當年的自己如今已是滿頭華發，面容滄桑。看著，看著，葉蘊華不禁兩眼濕潤了。她不時對周圍的朋友感嘆道：“那時候多年輕啊，只有29歲！一轉眼我老了，大家都老了啊！”

當年人工合成胰島素的參與者朱尚權，1938年生，那時候的他年僅27歲，還是個毛頭小伙子，一身的朝氣蓬勃，走起路來雄赳赳氣昂昂的，如今朱尚權已是皓首蒼顏，滿頭銀發。在老朋友們面前，他特地拿出一本1965年英文版的《中國科學》，仔細翻開雜志，最后找到了那篇闡述人工合成胰島素的論文，題目下方署名者有21人。隨后，他又拿出論文的復印件，上面一些作者的名字下方他都打了鉤，他蠕動著干澀的嘴唇，看了一眼周圍的人，神情有些傷感地說：“名字打鉤的都已經走了。到今天也就還剩下一半人吧。”眾人觀之，皆唏噓不已。

50多年過去了，中國科學院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舉辦一場特殊的慶典，當然不僅僅是為了回憶和紀念，除了向那些當年為人工合成胰島素嘔心瀝血的逝者和尚健在人們致敬外，還要在今天重提并弘揚當年那種精神，也就是這些科學家們口中的“胰島素精神”。

參觀結束后，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又為這些老者們舉行了座談會，人們在講述和還原那段歷史的時候，無不為當年那場于無聲處的偉大事業而振奮。他們的故事，感染了在座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都是未來的科技棟梁，他們從胰島素往事里得到了很多思考和啟示，他們要把中國科學家用青春和心血淬煉成的胰島素精神發揚光大。

關于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故事，應該從1958年說起，這年的7月，上海市舉辦了一場規模頗大的科技展覽會，名曰“上海市科學技術展覽會”，開展那天，人們就欣喜地看到，一間間偌大的展廳里，擺滿了各種各樣的科技模型，墻壁上也掛滿了人們已經付諸行動和尚未付諸行動的宏偉科技藍圖。

面對這些新奇而又充滿遐想的藍圖，人們感到驚訝和興奮，畢竟我們還是落后的，要知道，從1949年10月1日起，新生的共和國才剛剛走過了9個年頭，在這短暫的9個年頭里，飽含著上至國家領袖下至平民百姓多少希冀和愿望啊。年輕的共和國對經濟發展、生活改善，還有科技進步都是急需和迫切的，要知道，在半年多之前，也就是1957年10月4日，蘇聯成功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那一刻，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遙遠的天際。

蘇聯第二顆人造衛星升空后，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特向赫魯曉夫致以祝賀，在祝賀蘇聯老大哥的同時，一道濃重的緊迫也掛在了毛澤東的眉梢上。人造衛星升天，震動了共和國的開國元勛們，同時也點燃了中國科學家的創造熱情，一股股科技熱潮在共和國這片年輕的土地上涌動起來，上海舉辦的科技展覽正是這股熱潮后的一次集中展現吧。

盡管7月的上海已是熱浪滾滾，可酷暑也沒能擋住眾多參觀者的熱情。這一天，一行人興致勃勃地進了展廳，走在前邊的是共和國的總理周恩來，陪同左右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李富春，還有上海市的市長柯慶施。總理興致很高，幾乎在每一件展品前都駐足認真觀看，當大家行至一幅大海報前時，總理被其獨特的畫面一下子吸引住了，這幅別具一格的海報上畫了一只巨大的三角瓶，里面還站了一個憨態可掬的胖娃娃，那神態好像隨時都要從燒杯里爬出來一樣。講解人員見總理看得仔細，又面露不解，就急忙道：“總理，這是我們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學家們的宏偉藍圖，他們將在不遠的未來，人工合成一個蛋白質，也就是合成一個新的生命！”周總理聽了有些意外，他忙追問道：“有這個可能嗎？可行性大嗎？”講解員回答道：“完全有這個可能。”總理點點頭，打著手勢說：“科學家就應該有這種敢于想象的精神，古時候有個嫦娥奔月的傳說，我們總覺得這是個神話傳說而已，一代又一代的人誰想過能登上月球去？第一覺得不可能，第二也不敢想，可我們的蘇聯老大哥就把一只狗送到了太空上，再過些年，說不定嫦娥奔月就變成了可能。”總理說完，笑意就溢在了臉上，他湊上前反復端詳了一會兒，隨后大聲笑了出來，他指著三角瓶里的娃娃道，“這不，我們的科學家就已經展開了想象的翅膀了，這個想法好哇！我記得恩格斯說過一句話，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方式。如果我們的科學家有朝一日合成了蛋白質，那將是一個偉大的事業。”言畢，總理轉身問講解員，“我們的科學家打算什么時候能完成這個目標？”講解員激動地回答：“5年！”總理點了點頭，沉吟片刻道：“5年太長了吧？同志們，我們得加緊步伐呀。我們的蘇聯老大哥已經放了第二顆人造衛星了，緊接著美國人也放了，相比，我們的科技大大落伍了，主席著急呀，他說自己寢食難安，睡覺都不踏實呀。主席這番話對我是個鞭策，對大家都是個鞭策，我們要行動起來，只爭朝夕呀！”說完，他轉過身來，對李富春道，“富春同志，對這個計劃，你們要重點關注一下。”李富春點了點頭道：“放心吧總理！我們馬上組織動起來。”一邊的上海市市長柯慶施也急忙表態：“總理，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在我們的地盤上，我們上海市也會全力以赴大力支持，以助他們早日完成這項宏偉藍圖。”總理離開的時候，又看了一眼那只三角瓶，還有里面那個胖娃娃，不禁自語道：“這個好啊！”

返京后的周恩來總理牢牢記住了人工合成蛋白質這項宏偉計劃。1958年年底，國務院有關部門起草《1959年科研計劃草案》，總理特地指示把人工合成蛋白質列入本草案中。

至此，中國科學家的這項“奇思妙想”，最后成為國家的一項正式的重大科研計劃，由此也拉開了人類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序幕。

第一章 火熱的年代

代號601

1957年，新生的共和國在經濟建設上不僅獲得了建國以來少有的成果，還大大超額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從廣闊的冀中平原到古運河旁，從京畿津門到遙遠的邊陲，到處都涌動著一股股喜悅和歡欣。那位來自湖南韶山沖操著濃重鄉音的偉人，從中南海里又發出了人們熟悉的聲音：“我們的初步成就，將會大大鼓舞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積極性，同時，我們所取得的物質條件，也為我們全面地、獨立自主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和發展動力。”從湖南韶山沖冒著槍林彈雨一步步走進中南海的毛澤東，正指揮著全國人民投入到國家建設中。

1958年5月的北京，滿目春色濃，3日這天，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大會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富有詩人浪漫氣質的毛澤東和眾位開國元勛們，想盡快改變中國經濟、科技、文化落后的局面，可由于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使全國上下一步步走進了“大躍進”運動中。

時年已經65歲的毛澤東精神矍鑠，神采奕奕，他揮著那只富有感染力的大手說，我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揚敢想敢說敢干的精神。這次會議不久，在十年內超過英國、十五年內趕上美國的口號下，全國各個行業都掀起了“大躍進”的高潮，到處都在盲目要求高速度、高產量、高目標，共和國的車輪子快速運轉起來。

1950年代末，戰天斗地的場面如火如荼，到處都響起了敢把日月換新天的口號，可謂五花八門：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

土地潛力無窮盡，畝產多少在人為。

三年超英，五年趕美。

人可以讓地球服、海洋降，強迫宇宙吐寶藏。

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一天等于20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你是英雄咱好漢，高爐旁邊比比看，你能煉一噸，咱煉一噸半；

天上繁星點點，地上紅光閃閃，王母驚呼玉帝打顫，感嘆天上不如人間（指大煉鋼鐵熱火朝天）。

甜水吐出比蜜甜，你看稀罕不稀罕，黨的恩情萬古傳。

這是一個充滿激情的歲月，也是一個火熱的年代，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人們的步伐強勁有力，這股春風和熱潮也到了科學界，也感染了我們的科學家們。

其實，建國后的中國科學家們一直都在為科技進步而努力，當蘇聯衛星上天的消息傳到國內，傳到中國科學家耳朵里時，很多人都坐不住了。特別是聽了周總理在參觀上海科技展覽時講的那番話，更是句句直敲耳鼓，作為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所長的王應睞，在全院大會上操著一口閩南普通話連聲道，總理的話句句千斤重啊！作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王應睞無地自容！在科研路上，我們要加倍努力，加倍努力啊！說這話的時候，這位已經剛過知天命之年的科學家兩道眉毛蹙成了一團，他用炯炯有神的雙目看著大家說，人工合成胰島素說什么也要搞出來，而且還要快。雖然大躍進推動了這個計劃，可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王應睞，自從走上科研這條路那天起，我們對科學的追求就從來沒有放松過！為了祖國的科技明天，我們都努力吧！王應睞這番話，在今天看來，好像是口號式的、表白式的，可能還會引起一些人的竊笑，可是，在那個年代，在座的所有科技工作者都覺得王應睞的這番話振聾發聵，是鞭策，也很鼓勁！他們都覺得，只有馬上付諸行動，才能對得起國家，對得起這個時代。多少年后，上海生化所那些還健在的科學家們回憶起這一幕，還心情激蕩，精神振奮。

1958年5月14日，也就是那場激動人心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剛過去不久，中國科學院借著八屆二中全會的東風，決定開一個向科學大進軍、擂響戰鼓的大會，于是中科院地學部、生物學部就率先聯合召開了一個鼓足干勁、力爭上游的動員會。參加大會的有眾多科研機構，其間，各路人馬紛紛亮出了自己的宏偉設想，會場一角這位科研人員剛報出了自己“根治小麥銹病”的計劃，話音還未落，那里就報出了“人造小太陽”。這邊幾個人小聲嘀咕了兩句，接著就有人亮出了大嗓門：“我們兩年內消滅稻蟲，讓稻蟲一個個都斷子絕孫。”會場上一陣大笑后，接著又有人大聲道：“咱們要與火箭爭速度，敢和日月比高低。你們這個項目時間太長了！”話音剛落，那邊就憋紅了臉：“好，好！我們加快速度，半年，就半年！”

中國科學院的動員會成了擂臺會，打氣會成了征戰會，消息傳到上海，中科院的駐滬科研單位也聞風而起。在幾個不眠之夜后，他們也各自亮出了科研項目，中科院上海有機所要盡快研究出活性染料，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植物生物所是“稻草轉油”，變廢為寶，藥物所也不甘示弱，提出了“讓高血壓低頭”，生理所的人道：“這算啥？我們不僅搞針灸，還要搞經絡！”藥物所道：“我們要讓腫瘤讓路，全面消滅血吸蟲，讓它們從此絕跡。”

中科院上海藥物所剛推出宏偉計劃不久，毛澤東就在中南海豐澤園菊香書屋揮毫寫下了那首鼓舞人心的著名詩詞《送瘟神》：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上海藥物所見自己還未出征，血吸蟲就斷子絕孫了，趕忙改弦易張。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見兄弟單位都相繼登臺亮相，也緊鑼密鼓地繪制了自己的宏偉藍圖。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提出“人工合成胰島素”，不啻一枚原子彈爆炸，很多人說這是吹牛，是天方夜譚；還有的人說，生化所膽子也太大了，連周總理都敢騙，到時候肯定是吃不了兜著走，搞不好這將是世界科學史上的一個大笑話。

1958年6月10日的一個上午，中國科學院生化所所長王應睞召集了一個會議，名為高研組討論會。所謂“高研組”，就是高級專家，與會人員有曹天欽、鄒承魯、鈕經義、沈昭文、王德寶、周光宇、張友端、徐京華。屋內討論熱烈，窗外蟬聲一片。就是這個神仙會，后來被很多人都說成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討論會。就在那個夏日，窗外不時傳來一陣陣鑼鼓聲，那是“放衛星”的報喜會，或者是什么慶功會。

這些人當中，有的早已是著名的生化學家，比如王應睞，有的則后來也成為史上有名的科學家。王應睞時年51歲，除了他剛過知天命之年，其他人皆三四十歲，正處在人生的盛年，正是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時候。王應睞舉止溫文爾雅，說話總是慢悠悠的，常有一絲微笑掛在眉梢上，一腔標準的閩南普通話，讓每個人聽起來都很入耳，很享受。他習慣性地用手指扶了一下鼻梁上的茶色眼鏡，輕咳一聲道：“同行們都在你追我趕，各自有了大膽的科研計劃，咱們怎么辦？是不是也應該動起來了？”鄒承魯搖搖頭道：“科學研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否則就是心血來潮，拔苗助長。”說著，他輕輕抬起手，優雅地吸了一口手中那只精致的煙斗。鄒承魯是英國劍橋大學驕子，剛剛歸國不久，身上還自然地透出一股英國式的紳士風度，這一年，鄒承魯剛好35歲，恰是鷹擊長空萬里闊的年華。在一些人看來，這位歸國俊才頗有個性。他的岳父、地質學家李四光也深知愛婿性格。有一次鄒承魯出席活動，身旁有友人介紹他道：“這位是李四光副院長的乘龍快婿鄒承魯。”鄒承魯聞言立刻冷下臉來，看了友人一眼道：“我就是我，鄒承魯就是鄒承魯。”說罷，扭頭走開了。也許，真是他的這種個性，在接下來的人工合成牛胰島素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是后話，暫時按下不表。

聽了王應睞的話，后來也同樣成為著名生物化學家的曹天欽微微一笑，用睿智的目光看了大家一眼說：“同行們畢竟都動起來了，我們也不能落后。科學需要大膽設想，當然也不能空想！即使沒有這場大躍進，我們也不能坐等吧？”

周廣宇、張友端兩位女將也一致響應。

特殊的年代感染了那個年代的人們，氣氛一下子熱烈起來。不知誰突然喊道：“我們何不合成一個蛋白質？”猶如當空響起了焦雷，嘈雜聲遽然消失了。片刻平靜過后，王應睞不緊不慢地說：“這個好！”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點了點頭，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聽到合成一個蛋白質，鄒承魯開始一愣，繼而變得興奮起來，他放下煙斗，高聲道：“這是個大計劃、大課題，真要成功，也得數年的時間。時間長不怕，因為一旦成功，將在世界科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鄒承魯說著，用力揮了一下手。鈕經義看了一眼鄒承魯道：“數年是多少年？一年？還是十年？還是二十年？”鄒承魯抽了口煙道：“我看得二十年。”鈕經義搖搖頭：“20年太久，在這樣一個火熱的時代，我們應該把時間縮短，再縮短！”鈕經義說這話的時候，急得臉都漲紅了，他展開兩個手掌，用力做了個縮短時間的手勢，那氣勢好像成功就在眼前一樣。這一年，鈕經義38歲，也正是激揚文字指點江山的年齡，在座的誰能想到，21年后，59歲的鈕經義作為人工合成牛胰島素諾貝爾獎唯一人選角逐諾獎。真是人生百味，皆在豪杰心中。

曹天欽看到大家這樣，笑了笑說：“我提個建議吧。”此言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了他那張俊朗的臉上。曹天欽接著道，“把我們這個宏偉計劃向大家公布出來，讓整個生化所的人都討論一下。”

大家都鼓掌說好。

誰也不想把這個“偉大的計劃”捂到明天或者以后的某個時間，年輕的科學家們早就按捺不住了，他們要喊出來，讓所里所有人都盡快知道這個宏偉的藍圖，有人道：“咱們趁熱打鐵，馬上就開全所大會，要盡快傳達給大家，不能等到明天了，時不我待呀！”

王應睞抿抿嘴，微笑又掛在了眉梢上，他慢條斯理地道：“諸位，人工合成蛋白質可不是咱們睡一覺起來就能成功的，不能放空炮，說大話，還得從長計議，精打細算呀！”

可是，這個時候誰又能擋住這群年輕科學家的理想和激情呢？見大家摩拳擦掌躍躍欲試的樣子，王應睞還是松口了，盡管他遇事沉穩冷靜，不輕易下結論做決斷，但內心深處也覺得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意義非凡，如果有朝一日合成告捷，那將是人類生命史上一次偉大的飛躍，也是世界科學史上一次偉大革命。王應睞面對著同仁們一雙雙充滿希冀的眼睛，也有些坐不住了，但表面上，他還是面如止水，他點點頭說：“好，馬上召開全所人員大會。”我們現在都能想象得出，那肯定是一場富有煽動性的大會，當王應睞用緩慢的語調宣布生化所將進行人工合成蛋白質的時候，大家的眼睛都亮了，表情也一下子豐富起來，很多年輕人都激動地相互擁抱著對方。王應睞揮揮手，示意大家靜下來，他說，這個蛋白質的合成時間可能還有些漫長，幾年甚至幾十年，科學需要熱情，可也需要毅力，甚至更需要耐心。王應睞話音剛落，一些年輕人坐不住了，有人說，王所長，咱們得大體定個完成目標的時間。有人說，王所長，幾十年的時間太長了，我們得縮短時間！蘇聯的衛星都上天了，咱們的膽子為什么就不能大些？現在各行各業都在你追我趕，咱們搞科研的也得學習這種精神。

鈕經義聽了此話也激動了，他高聲說：“合成時間能短則短，這又不是拉面，抻得越長越好。我們遵守科研規律，但也要與時間賽跑。大躍進的精神用在科研上照樣行得通！”

他的話贏得了大家的掌聲。

是啊，那是個怎樣的年代，人人都在力爭上游，就連我們的農民兄弟也喊出了這樣的口號：群眾想移山，山走；群眾想移地，地動；只要革了思想命，無雨大增產，大旱大豐收。鋼鍬駕火箭，駕起青龍上云端，三山五岳聽我令，玉皇下馬我上鞍。

這時有人喊道：“鈕老師說得太好了！20年太久，10年吧！”還有人嫌10年太長，應該更短。有一個小伙子提高了嗓門，揮舞著雙手大聲道：“我們老家有個這樣一個口號：月宮裝上電話機，嫦娥悄聲問織女，聽說人間大躍進，你可有心下凡去？織女含笑把話提，我和牛郎早商議，我進紗廠當女工，他去學開拖拉機。”

小伙話音剛落，就引來一陣大笑。很快有人大聲應和道：“織女都動起來了，咱們也得加快速度，不然嫦娥都笑話咱們！”

王應睞也被逗笑了，他揮著手道：“那我們在時間上就短些，再短些！”

最后，中科院上海生化所通過民主商議，把合成一個蛋白質的時間壓縮到了5年。

也就是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學家們對人工合成胰島素躍躍欲試的時候，上海市正在加緊籌備舉辦“上海市科學技術展覽會”，有關部門向全市科技工作者發出了動員令，希望并鼓勵大家踴躍參加，把各自的科技宏偉藍圖展示出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也接到了通知，他們商量后決定把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這個課題報告給社會，報告給人民。

在一個清涼的早晨，王應睞就把李載平叫到了辦公室，向他布置了參展的任務。對合成一個蛋白質，在大家心目中還只是一個概念，誰的腦子里都沒有一個“譜”。上海市科學技術展覽會會務組要求各參展單位、參展個人，把科研項目以海報的形式表達出來，那么“人工合成一個蛋白質”該怎么表現？王應睞說的時候有點含糊，李載平聽的時候也是云里霧里，他一邊看著王應睞的表情，一邊直摸自己的后腦勺。王應睞說：“你別摸了，再摸你的后腦勺，也摸不出一張海報來。”李載平笑笑，晃著雙手道：“照著葫蘆畫瓢，可咱們手里沒有葫蘆呀！所長，那你說這張海報怎么畫？”王應睞道：“確實不容易表達，你回去好好想想，先找個大概方向。”李載平點點頭，最后還想再說點什么，可拍了幾下腦門也沒說出個子丑寅卯來。

多年后，科學界是這樣評價李載平的，說他是中國分子生物學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可1958年某日早晨那個正在為海報絞盡腦汁的李載平，還是一位科技新人呢。李載平1925年8月出生，那時候的他剛剛33歲，還沒有現在的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分子生物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等頭銜。如今91歲高齡的李載平是國家生物工程顧問委員會副主任、聯合國基因工程生物技術中心（ICGEB）評審組成員、中國遺傳學會副理事長、國家863生物技術和國家973人口與健康專家組成員。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開始，這位年輕的科研工作者就開始對DNA大分子的結構與功能進行研究，在這座高峰的艱難攀登中，最后發現了DNA分子受Χ-射線的隱藏破壞。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后期，李載平又轉入重組DNA研究，不僅克隆了乙肝病毒adr亞型基因組，還做出了全順序分析，提出了可能有致病性不同的乙肝病毒存在，向世人報道了adr亞型內還有基因組的多態性。在后來的科研路上，他擁有了更多不菲的成績，其成果獲得過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1項，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2項，國際獎1項。

當年，周恩來總理在“上海市科學技術展覽會”上看到的那張富有想象力的人工合成蛋白質畫報，就是出自李載平和同事方宇忠之手。數十年過去了，物是人非，當年的親歷者大都作古，已經鮮有人知道那張曾經引起大國總理關注的海報的作者是誰了，也自然就更沒有人知道這其中的很多故事了。多少年之后，已經90多歲高齡李載平回憶起那段已經印在他心底深處的往事，還是激動不已：“那張海報是我們搞的，人老了，就常常想起過去的事了，越老越想，有些事是一輩子都記在心里的，現今在腦子里一幕幕地來回轉個不停。”老人說著，雙目有些潮濕了，“記得1956年中國科學院第一次在全國招研究生，當時，生理生化所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有兩個人，其中一個就是我，另外一個是佘微明。我讀研究生時是跟著曹天欽先生的，后來就跟著曹先生做神經蛋白研究，進展很不錯。1958年全國大躍進，上上下下都是大干加快干，非常鼓舞人心，那時候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剛剛獨立不久，也是充滿雄心壯志的，不久就提出了要搞人工合成胰島素。我記得那個時候，上海市科委要組織一場科技展覽會，是全市性的、大型的，他們通知各個單位展示具體目標。我們也有呀，就是那個人工合成胰島素的計劃。王應睞所長就讓我和方宇忠去做這事情，方宇忠很年輕，跟著王應睞所長做科研，那時候他是青年團員，我是支部書記，都是所里的響當當的積極分子，誰也不甘心落后。我們到了科技展覽會籌備現場一看，人很多，都在忙碌著。進了會務組，一個工作人員說，好，跟我來，他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很大的會議室，里面人很多，都圍著一張大長桌子各自畫著海報，那工作人員在桌子一邊用手給我們比劃出了一塊地方，說，你們就在這里畫，需要什么畫板、筆、顏料呀，就到會務組去領，今晚12點前就得把你們的科技藍圖用海報畫出來。我和方宇中先領來畫具，接著就商量怎么畫。商量來商量去，我們還是大眼瞪小眼沒辦法。我對方宇忠說，王所長可交給了咱們一個難題，畫個實物沒問題，可這個太抽象了。方宇中也急了，只是一個勁地撓頭。我說，咱們畫個蛋白質結構也顯示不出是怎么合成的呀。這時我的腦子突然一亮，馬上說，生命是由蛋白質組成的，只要合成了蛋白質，將來就能合成生命了，人工合成胰島素就得符合這樣一個概念，咱們先畫一只大燒瓶，里面再畫一個娃娃，就是說中國科學家用化學方法，合成了一個有生命的個體，這樣就能體現出胰島素人工合成的意義和它的科學價值了。”

李載平說完這話，方宇中連聲叫好，這樣太形象了，通俗易懂！李載平很興奮，他連聲道：“我們馬上動手吧！”二人布下紙筆，開始忙碌起來。正是夏天，房間酷熱難耐，沒有空調、風扇，一會兒工夫，身上的衣服就全部濕透了。

李載平回憶說：“蹲在那里一會兒，地上就濕了一大片，我們就像從水里撈出來的一樣，口也干得直冒火，方宇中很幽默，說腳上就差哪吒的兩個風火輪了。我們在那兒忙了一天，到深更半夜才把海報完成，本來想坐在長椅子上歇口氣，可一下子就睡過去了，直睡到天亮。那工作人員說，你們可真夠可以的，怎么叫都叫不醒，要是把你們扔到黃浦江里喂魚你們都不知道。后來聽說周總理看了很高興，我們都很振奮，可惜當時我們沒在現場。本來，這個項目我們是準備用5年時間的，可周總理在展覽會上用了個‘激將法’，消息傳到我們生化所，大家既興奮又有壓力，王應睞所長馬上召開了全所大會，把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時間又縮短了1年，緊接著人工合成胰島素就快速開展起來。完全可以這樣說，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是中國科學家的一次偉大壯舉，盡管后來說什么的都有，可這樣也抹不掉我們這項成果和當年那種精神。我敢說這句話，什么時候都敢說！”

李載平說這話的時候，很有底氣，也很有力量，一點也不像一個90多歲的老人。這位老人常把自己比喻成窗外的那棵香樟樹，這棵香樟樹樹齡已逾二百年，可還是生機勃勃，沒有一點年邁和老態。李載平說：“去年我還登上了華山！只要我還活著，我就把胰島素精神發揚光大。”

1958年12月21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把人工合成胰島素計劃正式上報中科院，時隔不久，人工合成胰島素就成為國家1960年的頭號重點研究項目，被列入機密級，代號為601。

這以后，周恩來一直關注并支持著601計劃。

向高峰挑戰

178年前，也就是1838年，世界著名化學家、59歲的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 英國皇家學會院士永斯·雅各布·貝采利烏斯，首次用“蛋白質”這一名詞描述了蛋清、黏液質等類物質，隨后他的合作者Mulder鑒定出蛋白質的降解產物，發現其為含有多種氨基酸的混合物。

蛋白質神秘而又曼妙，猶如赤橙黃綠青藍紫構成了豐富多彩的大自然一樣，也像12個音律能演奏出的優美動人的旋律，蛋白質是一切生命的物質基礎，它由二十個氨基酸排列組成，蛋白質種類不同，氨基酸的排列也不一樣。蛋白質是機體細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體組織更新和修補的主要原料。人體的毛發、皮膚、肌肉、骨骼、內臟、大腦、血液、神經、內分泌等每個組織，都是由蛋白質組成，人類每天飲食保證了人體對蛋白質的需要。

胰島素在蛋白質中是最小的，存于人和一些動物的身體。可以這樣說，人類的胰島素和糖尿病一直相伴相連。1889年，法國醫生愛德華.拉基氏在胰腺中發現了一種細胞簇，他靈感迸發，將此命名為“朗格漢斯之島”。后來經過實驗，他發現其能降低血糖。拉基氏的研究源于100多年前的英國醫生多布森的糖之說。據說，古埃及很早的紙莎草文獻中就出現了糖尿病癥狀的記錄， 距今已經3500多年，也就是公元前1550年前后。那時候，還沒有糖尿病這個名詞。時間的腳步走到了8世紀，有一位名叫多布森的英格蘭醫生在一個明媚的早晨，忽然心血來潮，他把一個病人的尿液拿來測驗，竟然發現尿液中有很高的“糖”，這一重大收獲令他驚喜不已。多布森端著那個病人的尿液高興得手舞足蹈，最后晃動的尿液濺了一臉，一旁的護士見狀大笑，多布森抹了一把臉，對那個年輕的女護士說，美麗的小姐，你是不是有那么一點幸災樂禍？知道嗎？對我來說，這杯帶著臭騷味的液體就是我的幸運液。

多布森靠著這杯“幸運液”，初步斷定糖尿病人是由糖引起的。1776年的一個秋日，多布森把有這種癥狀的病命名為“糖尿病”，多布森對小報記者戲言：“靈感當然是由尿而生。”他還頗為自得地對朋友說：“不要小看我這個命名，我可以預言，不出數年后，由于我的發現，人類將會更有效地治療糖尿病。”多布森去世之后，確實有眾多的后來人，一直在致力去完成他未竟的事業。1906年，在德國柏林一家醫院工作的醫生喬治·佐勒爾宣布分離出了胰島素，并在6年之后獲得了一紙專利證書，可后來人們說他是紙上談兵，沒有一點實際作用，這是因為他沒能得到足夠的提取液來加以證明其有效性。后來，一位美國醫生經過數次實驗，認為饑餓可以緩解糖尿病，于是他致力推廣這種“饑餓療法”，可有些病人盡管餓得頭暈眼花，走路一搖三晃，也沒能減輕糖尿病的癥狀，最后因為收效甚微而不了了之。提倡“饑餓療法”的醫生名叫艾倫，盡管1914年到1922年的8年時間一度被人們稱其為糖尿病的“艾倫時代”，可在人類糖尿病史上也難覓他的大名，即便在美國波士頓Joslin糖尿病中心大堂里陳列的那些為糖尿病做出卓越貢獻著名科學家肖像中，也不見艾倫的身影。看來，盡管人類對糖尿病的研究多以失敗告終，可大家為此努力的腳步一刻都沒有停止。1921年的一天，一位叫麥克勞德的人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實驗室有了新的發現。麥克勞德是醫學家、生理學家，這一年他45歲。他和他的助手，30歲的班廷，還有貝斯特等人，在做狗的胰臟切片中發現，這個猶如一座孤島的細胞群，存在著一種分泌物，他們都盼望著能在這些分泌物中發現新大陸，經過多次試驗，他們驚奇地發現，當胰腺的胰島細胞中的分泌物不足時，就會導致糖尿病。他們又從分泌物中分離出了一種物質，當給糖尿病患者使用這種物質后，他們的癥狀就會消失。但當這種治療結束后，病癥又會出現。麥克勞德很高興，他對助手們說，這將是人類糖尿病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他們把這種物質命名為胰島素。

1922年，麥克勞德、班廷、貝斯特（Charles Herbert Best）和詹姆斯·伯特倫·科利普（James Bertram Collip）向世人正式宣布發現了胰島素，并很快用于了臨床。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醫科大學卡羅琳學院為了褒獎麥克勞德和班廷，把1923年的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頒給了他們。

至今，注射胰島素還是全球糖尿病患者最佳的選擇。

在麥克勞德和班廷獲得諾貝爾獎30年后，也就是1953年，美國的生化學家文森特·杜維尼奧終于把9個氨基酸成功接在了一起，人類終于獲得了人工合成的催產素。在這之前，天然催產素數量無幾，價格昂貴，很多家庭無力承擔，文森特·杜維尼的人工催產素給更多分娩困難的孕婦帶來了福音。1955年，這位美國生化學家由此獲得了諾貝爾獎。

當世界各國眾多科學家致力于胰島素研究的時候，英國的桑格十年磨一劍，最終比他人先行一步，叩開了胰島素神秘的大門。在這之前，胰島素就似一個掩在紗帳里的曼妙女子，她清傲優雅而又迷人，讓眾多科學家為之怦然心動，可又不能一睹芳容。

桑格1918年8月13日出生在英國格洛斯特郡，他從小好學，25歲就獲得了劍橋大學博士學位。桑格鐘情于胰島素研究，畢業后一直致力于胰島素結構的探索，1955年初，桑格從牛胰臟里提取了胰島素，經過數次試驗，最終把胰島素兩條氨基酸鏈拆開了。桑格激動得淚流滿面，胰島素被桑格的深情和眷戀感動了，摘下了她的神秘的面紗，最終給了桑格粲然的一笑。這一年，桑格37歲，他對助手說，這是胰島素女神送給他的最好禮物。

在那個燦爛的下午，桑格欣喜地發現，胰島素兩條氨基酸鏈就像少女揮舞的長袖，兩鏈中間，還有兩個硫硫鍵連著。桑格高興地對助手說，我們試著把兩條鏈上的氨基酸一一切開，肯定會有奇跡發生的。桑格用試劑等化學試劑和酶等方法果然把它們分開了。多么神奇啊！A鏈由21個氨基酸組成，B鏈則由30個氨基酸組成，分別稱為21肽、30肽。桑格不僅摸清了兩條肽鏈氨基酸排列順序，還測定了牛胰島素完整的一級結構。從辯證角度看，能拆就能合，桑格想把它們合起來，但最終未能如愿。他發現，A、B兩條鏈合起來，竟得不到一點活力。他覺得很奇怪，可又無能為力。即使這樣，他也因為完成了胰島素的分子化學結構闡明測定而戴上了1958年諾貝爾化學獎的桂冠。1980年，已經62歲的桑格寶刀未老，在耳聰之年又設計出了一種測定DNA（脫氧核糖核酸）核苷酸排列順序的方法，與W·吉爾伯特、P·伯格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桑格是世界上第四位兩次獲此殊榮的科學家。

也許很多人會問，有了桑格闡明的胰島素一級結構，就像人工合成催產素一樣，人類也應該可以合成牛胰島素了。非也！其實，僅僅有這樣的一級結構是遠遠不行的，蛋白質本身具有復雜的高級結構，有一個折疊、扭曲、螺旋式的復雜空間結構，如果合成的產物不能形成與天然胰島素同樣的高級結構，合成產物就沒有活性，中國科學家在以后的合成中，感覺到氨基酸鏈很有個性和韌勁，一時很難把它扭成像咱們吃的麻花那樣的造型。

可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卡佐亞尼斯并不服氣，那個時候，年輕的卡佐亞尼斯不僅是這座著名大學生化系的副教授，還是被人們譽為多肽合成之父的文森特·杜維尼奧的得力助手，當知道桑格在胰島素方面獲得成功后，他也躍躍欲試，他對文森特·杜維尼奧說，先生，您曾成功地合成了催產素，現在桑格教授又把胰島素的結構確定了，我想，我們可以去合成胰島素了，我敢預言，人類從動物胰臟中提出胰島素的時代即將過去了，以后醫院臨床會用我們人工合成的胰島素了。文森特·杜維尼奧看了一眼這位年輕的教授道，催產素只有9個氨基酸，胰島素有51個，這可是一個蛋白質呀！年輕人，你的預言恐怕要等后人才能實現。

卡佐亞尼斯急了，想再次說動眼前這位已經功成名就的長者。文森特·杜維尼奧輕輕拍拍他的肩膀道，科學容不得心急，只能一步步往前走！說完他走開了。卡佐尼亞斯搖搖頭，從這一刻起，他決心自己干。

這一年酷夏的一天，卡佐尼亞斯告別文森特·杜維尼奧，背起行囊到希臘去做訪問學者。半年后的初冬，他打道回府，來到了美國匹茲堡大學，學校很看重他的到來，專門為他建了寬大的實驗室，在這里，卡佐尼亞斯如魚得水，用他在希臘做訪問學者時勾勒的人工合成胰島素藍圖，開始了他的探索之路。

有著這一番雄心壯志的還有聯邦德國的查恩，這位生化學家曾一直致力于研究羊毛，一根細小的羊毛也是蛋白質，與胰島素相同的是也含有二硫鍵。據說，查恩轉向胰島素研究開始很富有戲劇性，他的學生有一天建議可否試試胰島素的合成。查恩這些年都是圍繞著羊毛轉，朋友們都說他一身的羊膻味，讓人躲避不及。查恩說，是得去掉身上這股膻味了，要不我都成了羊的標本了。于是，他轉變方向，重起爐灶，轉向了胰島素的合成。

英國著名雜志《自然》周刊是世界上最早的國際性科技期刊，自從1869年創刊以來，一直站在國際高度報道和評論全球科技領域里最重要的突破，它的權威性可想而知，對胰島素的研究進程它也始終給予重點關注。就在1958年秋天，《自然》雜志在綜合梳理了世界各國關于胰島素研究的進程后，下了一個權威性的結論：人工合成胰島素，還有待于遙遠的將來。

這個看似斷言的結論中，還在“將來”的前邊特地加了“遙遠”二字加以強調，從中可以看出，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并非易事，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那么遙遠是多遠呢？

起碼很多在這個領域奮斗了數年的科學家還沒有看到希望。

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科學家卻勇敢地選擇了人工合成胰島素這一生命領域的一個重大難題，他們不僅要啃下這塊一時無從下手的硬骨頭，還把合成時間縮短了5年，以后又是4年、3年、1年，甚至要在1959年國慶前夕完成，向新中國第10個國慶節獻上一份厚禮。

為了搶在世界同行前完成任務，中國科學家的研究是在秘密中進行的。1958年年底，中央有關部門還就此專門給中科院發出了這樣的指示，要求：凡國際上沒有做成的東西，我們要搶先一步做出來，這樣才更有國際意義，你們在這一研究合成過程中，要嚴加保密，不能向外界透露一點信息，更不能把我們的研究步驟、進展情況發布到社會上。

中科院對此高度重視，迅速把這一要求以機密文件的方式傳達給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以及其他單位。在這之后，關于胰島素的一系列報告、文件都加了密級。在世界各國同行的研究沒有正式發表之前，中國科學家不得率先發表。

人工合成胰島素的主要科學家鄒承魯后來曾回憶道，其實那時候國內外通信閉塞，彼此之間就像在兩個星球上一樣。我們進入合成胰島素一段時間后，才輾轉聽說國外有兩個小組也開展了類似的研究工作，一個是德國的，一個是美國的。

胰島素合成主要成員、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研究員杜雨蒼生前也有類似的回憶，對國外同行的研究情況，中國科學家到了1960年后才知曉的，國外對我們的了解應該也是這樣的。在這之前，他們不知道我們，我們也不知道他們。

其實，世界科學家在進行胰島素的合成過程中，最初德國的科學家查恩只是把美國的科學家作為了競爭對手，而美國的科學家卡佐亞尼斯比查恩更早一些就知道中國人也已經開始了胰島素的合成工作。

第二章 攻關 攻關

是從零開始的

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化所坐落在上海市徐匯區岳陽路320號大院內。徐匯區因歷史上的一個人物而得名，此人名叫徐光啟，為明末大臣、天主教學者。相傳3世紀吳赤烏年間，徐匯之地就建有龍華寺，至元末明初，布業始祖黃道婆在黎族學習并革新種棉織棉技術后，遠赴上海地區傳授布衣，在黃道婆的努力下，上海地區遂成為棉紡織行業的中心。明代科學家徐光啟思想開明，善于中西貫通，他把西方科學文明引進到了古老的中國，為近代中國科技發展打下了基礎，他到了上海后，給上海的棉紡行業帶來了一場革命，因為徐光啟和他的后人常年居住于此，久之，人們就稱這里為“徐家匯”，徐匯區因此而得名。古老的徐匯人在這片熱土上留下了各自的時代建筑，也根植下了豐厚的文化。從歷史深處走來的龍華寺，是大上海現存歷史最悠久，也是規模最宏偉的佛教圣地，一直保持著寧代“伽藍七堂制”風范。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科學家就是在徐匯區岳陽路320號，成功地合成了讓世界同行都為之震驚的人工合成胰島素。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參觀中科院生化所的時候，曾有感而發：“徐匯是個出奇跡的地方！”生化所所在地岳陽路，也一度成了科技發展的標志。岳陽路并不寬，兩邊是粗壯的法國梧桐，據史料記載：岳陽路原名祁齊路，1912年由法租界公董局修筑，距今已有104年的歷史。當時，公董局有一位董事名為祁齊，他為這條路的修建立下了汗馬功勞，路名便由此而得。坐落在岳陽路320號的大院，也誕生在歷史的深處，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人夢想在中國上海建一座大型的自然科學研究所，最后他們把目光投向了徐家匯路與祁齊路交叉口的那片處女地。很快，他們就從“庚子賠款”中拿出82500兩白銀，買下了這里的55畝荒地，日本人并不滿足，他們得隴望蜀，如法炮制，后又購得土地數畝，于1930年春天建起了這座“自然科學研究所”。

自然科學研究所始建于1929年，翌年竣工，盡管已逾86年，可未見多少蒼老，至今依然還顯得雄渾、牢固。這座外貌透著哥特式風格的建筑，線條粗獷，縱向窗間墻凸起向上，一路層層縮進，最后似奮力一躍，沖出了女兒墻。整棟樓共三層，主入口處五層。據說，這座研究所的設計圖出自日本內田祥三之手，內田祥三1907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院，1920年代，他因設計了東京帝國大學建筑而揚名。為了能在中國的大地上留下所謂大日本帝國的雄風，內田祥三把建筑刻意設計為“日”字形，如從高空鳥瞰，這“日”字如鐫刻在大地上一般。

抗戰勝利后，這座自然科學研究所被國民黨接管，后成為國民黨中央研究院，院長為馮德培。1949年5月25日，人民解放軍進駐上海，不足一個月，上海軍管會就接管了中央研究院。帶隊的是李亞農 ，李亞農畢業于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是一位頗有建樹的知識分子，曾任新四軍敵工部副部長，是陳毅元帥的得力部下，他奉命進駐中央研究院不久，就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華東辦事處主任。李亞農沒有想到，數年后，他的兒子承其衣缽，成為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化所的黨委書記。李亞農晚年常對兒子這樣說：“內田祥三設計了帝國大學，又設計了自然科學研究所，可我這個從帝國大學畢業的學生，偏偏就接管了他的自然科學研究所，這是他沒有想到的吧？”

除此之外，日本的內田祥三還有一個沒想到，他精心設計的那座“自然科學研究所”，在數年后成了中國生化研究的重鎮和翹楚，并在這里誕生了舉世震驚的人工合成胰島素。

歷史總是富有戲劇性。

對中國科研人員來說，人工合成胰島素是一個陌生而又神奇的領域，開始無路可循，怎么辦？三個臭皮匠賽過諸葛亮，所長王應睞三天兩日召集大家開“神仙會”“皮匠會”，一時間，大會小會連軸轉。那個年代，生化所年輕的科學家們度過了一個個不眠之夜。

就是在一場“神仙會”上，鈕經義提出不要急于下手，先操練一下，練練兵。那個夜晚，所有與會者的目光都聚集到了鈕經義的身上，怎么操練？怎么練兵？人們都急于在鈕經義寬闊的額頭上找到答案，在他那張白皙的臉上找到蹊徑。大家發現，鈕經義眼鏡后那雙細小的眼睛閃爍著，好像隨時都要迸發出灼灼的靈感之花。

見大家都在盯著自己，鈕經義一時沒有吭聲，只是在摸著自己的額頭。王應睞見狀笑了，他看了一眼鈕經義道，經義，你有什么好辦法？說說看。

鈕經義也跟著笑笑，看了大家一眼說，目前，世界上已經合成了催產素，大家知道，催產素是有9個氨基酸，也含有二硫鍵，我們就從合成催產素開始先練練手。

大家聽了，都覺得這個辦法好。王應睞點點頭，他知道，在生化所眾多的科研人員中，鈕經義對合成胰島素有一定的發言權，他早年留學美國時曾從事過一些有機合成實驗，在蛋白質一級結構測定中獲得了很多研究成果。

對年輕的鈕經義來說，王應睞是他的伯樂，當然，王應睞還是生化所眾多千里馬的伯樂。這是后話。鈕經義出生于江蘇興化，祖父是清代舉人，父親則是聞名鄉里的秀才，多年躬耕于私塾，可謂是書香世家。受家庭熏陶，耳濡目染，少年鈕經義就有很強的求知欲，他好學，肯鉆研，成績都是一路領先。1938年，鈕經義因學習突出，被保送到昆明西南聯大化學系學習，師承著名學者高崇熙、朱汝華、黃子卿、曾昭掄、錢思亮。抗日戰爭結束后，鈕經義動了出國深造的念頭，經過一番準備，于1948年酷暑來到美國得克薩斯州大學學習，幾年后就獲得了生物化學博士學位。后來，鈕經義憑著自己的實力，又敲開了舊金山柏克萊加州大學病毒研究所的大門，短短兩年間，他就在蛋白質一級結構測定中令同行刮目相看。

鈕經義在美國科技界鋒芒顯露，引起美國當局的關注，很多“好處”“許諾”接踵而至，可是，美方的橄欖枝沒有擋住鈕經義投向祖國的目光，相反，隨著他科技水平的日益提高，他報效祖國的念頭也愈來愈強烈，朝鮮戰火燃起后，他更是歸心似箭。他的導師弗朗克·康拉很不理解，在一個冬日，弗朗克·康拉特地把鈕經義請到咖啡店說話，導師啜了一口濃濃的咖啡道，為什么要回國呢？美國是最能讓你展露才華的地方。你也知道，柏克萊加州大學在美國赫赫有名，從這里走出了多位諾貝爾獎得主，這里有一流的實驗室、一流的設備。你在這里，用你們中國的成語來說，就是如魚得水，如虎上山。導師又急切地加重語氣道，鈕，如果你留下，你將又是一位柏克萊加州大學獲諾獎的科學家。

弗朗克·康拉是美國負有盛名的生化學家，鈕經義對他敬佩有加，鈕經義沉思了片刻道，先生，中國目前還很落后，可那是我的祖國，我們有句俗話，兒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貧，這老話您可能還不知道吧？國家窮了我們不能躲得遠遠的，更要出一把力，母親丑了我們給她裝扮。新中國百廢待興，正是需要我們這些海外游子的時候。弗朗克·康拉最后沒能說服他，只是攤開雙手，連聲說著可惜，可惜！鈕經義也知道可惜，他知道，有大師的教誨，有當下的科研條件，自己會走得更遠，也更有收獲，可他深知，他的根在中國，他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生長。

臨分手時，導師握著鈕經義的手說，盡管你沒選擇留下，可你的行動值得我敬重！

之前，鈕經義曾多次申請回國，都被美國當局以各種理由拒絕了，那個年代，特別是那些學理工科、醫學的留學生都有如此的經歷，美國當局嚴令禁止他們回國，而對于在生化領域已經嶄露頭角的鈕經義來說，歸國之路就更加艱難了。鈕經義頂住美方的威脅、利誘和跟蹤，經過艱辛奔波，到1956年4月才最終拿到了美國移民局一張放行的紙文，這一刻，鈕經義悲喜交集，淚流滿面。他晃著手中的紙文，對移民局的官員大聲吼道，為了回家，我在你們這里申請了整整6年多，這就是你們美利堅合眾國所謂的自由嗎？那個肥胖的官員面露慍色，正要動武時，鈕經義的同伴見狀不好，拉起他就急急地走了。

這年4月的一天，鈕經義踏上了美國威爾遜總統號郵輪，開始了他的歸國之旅。在巨大的郵輪駛離碼頭那一刻，淚水一下子溢滿了他的眼眶，他太激動了，此時此刻他抑制不住滿心的喜悅，連聲自語道，我要回國了，終于回國了！

經過兩個多月的旅途，鈕經義終于站在了祖國的土地上，他覺得自己從來沒這樣的踏實過，此時此刻他才真正體會到了“腳踏實地”的滋味。隨后，他應邀來到了北京。從美國出發的時候，是人間四月天，如今已是炎熱的夏日，到處都是欣欣向榮的景象，鈕經義內心無時不被感動著，他受到中科院的熱情接待，他感到了火一般的溫暖。沒出幾日，一位年輕的女性來拜訪他了，此人叫王芷涯，是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黨支部書記。王芷涯時年三十有余，她1945年參加革命，解放戰爭初期就在上海女子中學從事地下工作。一見鈕經義的面，她就笑了，是那種爽朗的笑聲，聽起來悅耳，讓人親近。她握著鈕經義的手道，鈕先生，您是從事蛋白研究的專家，我們都希望您能到生化所去。所長王應睞先生曾向您發出過鄭重的邀請，我今天也是親自來請您的。您可一定要去呀，劉備請諸葛是三顧茅廬，我們六顧茅廬也不抱怨，只要能請到您就行。王芷涯說完，又是一陣爽朗的笑，隨后，她熱切地看著鈕經義。鈕經義被王芷涯的笑聲和熱情感染了，他連聲道，我很樂意！我很樂意！王應睞先生已經向我發出多次邀請了，我不能無動于衷啊。再說，這么大熱的天您又親自從上海趕來，我要是拒絕就太不近人情了。鈕經義笑了笑道，我稍加準備就馬上趕過去。王芷涯大聲笑著說，其他單位該有意見了，說我是來搶人才的，說不定要送我個“女張飛”的綽號了。

真是快馬加鞭，鈕經義和王芷涯會面不長時間，就踏上了開往上海的火車。那是一個小雨霏霏的上午，在生化所的所長辦公室，王應睞緊緊握住了鈕經義的手，高興地笑了，那笑容一直到了眉梢。生化所的人都知道，王應睞愛才如命，每得一人才，他都如獲至寶。他握著鈕經義的手，握了很久很久，也很有力。鈕經義從王應睞有力的雙手中感到了一種力量，感到了一種不需言說的契合。

很快，王應睞就把鈕經義分配到曹天欽研究組，專事原肌球蛋白的C-端分析工作。這以后，鈕經義成長為中國著名的生物化學家。鑒于他在多肽合成研究中的成就，1980年他被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1958年中期，鈕經義開始掛帥練兵，麾下有許根俊、陳常慶、王爾文、黃維德等人，可謂是精兵強將。后來成為著名生化學家、中科院院士的許根俊時年才23歲，其他人年齡也都與許根俊相仿，皆是些青年才俊。這年10月，人工合成催產素已初露成效，又過數日，九肽合成物已經出現在玻璃試管里，實驗當天，他們邀來中科院生理研究所的專家鑒定，眾目睽睽之下，黃維德小心翼翼地捧出盛有合成物的試驗管，緊接著又拿出針管，抽出試管中的合成物，把針孔扎進了兔子的身體里，隨后她用靈巧的手指一推，那合成物便注入兔子的肌體中。專家通過儀器發現，兔子的子宮收縮了，人工合成催產素起作用了，專家們板著的面孔都露出了笑容。這笑容就是成功的信號，大家都被感染了，一陣陣掌聲響了起來，許根俊、陳常慶、王爾文也在忘情地鼓掌，這是凱旋者的喜悅，年輕的黃維德雙手捂著臉，竟然喜極而泣。她能不高興嗎？無數個日夜耗去了大家多少心血，在黃維德纖細的手指上，還留有實驗時被燒傷的疤痕。鈕經義道，這疤痕應該叫功勛疤，一句話，逗笑了黃維德，她說，為了催產素，值了！

雖然試驗初步成功了，可鈕經義要求還要精益求精，他說，我們的目標是用到臨床上去。鈕經義和他的團隊在1959年國慶節來臨時終于拿出了合格的人工合成催產素，上海生物化學制藥廠聞風而動，以最快的速度從生化所取得了技術轉讓書。1960年初春，上海生物化學制藥廠正式投入生產，盈利可觀。

而對生化所的科學家來說，人工合成催產素投產不是他們的目的，他們只是將其視為一次成功的大練兵，最終是為了人工合成胰島素。

開始沒有歡呼

中科院院士、著名生化學家龔岳亭先生1928年出生，時年30歲。他后來回憶道，1958年全國熱火朝天，科技人員也不例外，大家都希望在不太長久的時間內攀登世界科學高峰，像其他行業一樣，我們也能放出一顆“科學衛星”，振奮一下人心，為祖國科學事業做出貢獻。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在王應睞、曹天欽、鄒承魯、鈕經義、沈昭文等先生的帶領下，老、中、青科技人員三結合，其中有一批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初生牛犢不怕虎”，敢想、敢說、敢干，大家都充分發揚科學民主的精神，還邀請國內有關專家參與學術討論，百家爭鳴，各抒己見，經過論證，提出了一個“人工合成胰島素”這一宏偉目標，得到了各級領導的重視和大力支持。如果成功了，這不僅是科學上的創舉，也有一定的哲學意義。恩格斯曾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形式。”因此這個選題思想明確，既有重大的科學意義，又攻克了世界上尚未突破的難題。大家都認為，蛋白質與核酸兩類生物大分子體現生命的物質基礎，蛋白質是生命活動的主要承擔者，它調節生長、發育、繁殖代謝和行為等生命過程。人們如能解決人工合成的問題，乃至創造出不存于自然界的蛋白質“變種”，不僅對深入了解生命現象與活動規律有重大意義，還可以為人類的生產實踐開辟出新的天地，在生命科學研究的漫長道路上樹立一塊重要的里程碑。

有關蛋白質的研究集中于它們的生物功能和物化性質領域，而對結構與功能之間的關系了解亦不夠深入，對化學合成具有高級結構的蛋白質則更知之甚少。選定胰島素作為人工合成蛋白質的對象時首先要解決三對二硫鍵能否正確配對；其次，多肽合成在當時國外的最高水平，也僅有a-促黑激素（a-MSH）由瑞士羅伯特施維澤（Robert Schwyzer）研究合成的實例，國內只有初步合成催產素的經驗，美國科學家杜維尼奧（Du Vigneaud）因合成催產素（9肽）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合成工作中需要大量氨基酸原料和化學試劑，我國尚不能自給，要花大量外匯采購。再就是還要建立一整套蛋白質、多肽純化和分析技術。盡管有著上述許多困難，可大家敢想敢干，領導們都很尊重科學家的各種想法。當時，年輕人在導師的指引下，認真準備，熱烈討論，無名利之爭。經過科學論證，生化所制定出五路進軍的具體措施，以天然胰島素的硫硫鍵拆合和氨基酸生產為先行；多肽化學合成為主力；同時建立并改善肽的分離、純化與分析技術；并探索肽的激活（磷酸化）與酶促轉肽等生化途徑。總的目標是：“全面準備，多路探索，上下并舉，重點突破。”

直到晚年，龔岳亭對當年的情景還是記憶深刻：“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呀！那個時候真是白手起家，除了兩個拳頭，什么都沒有，我們夜以繼日，在很短時間內就結束了國內不能自制整套氨基酸的歷史，保證了胰島素合成工作順利進行，而且還創辦了生化所東風廠，不僅滿足了我們自己的需求，還供應到了全國。”

人工合成胰島素成了那一代科學家永遠抹不去的記憶，每次說起往事，王應睞都激動不已：“在人工合成胰島素的過程中，我們闖過了許多異乎尋常的難關，做了前人所沒有做的事情。1955年當桑格第一次闡明胰島素結構的時候，英國《自然》雜志就預言合成胰島素將是遙遠的事情。實在地說，他們的預言并不保守，也不武斷。但是，誰能想到？僅僅三年的時間，中國人就敢做出跨越這個‘遙遠’的決定。那時候，我們攀登的珠峰不是一座，也不是幾座，而是無數座，可我們最終都勝利地攀登了。”

1958年深秋，上海生化所的人工合成胰島素開始緊鑼密鼓地進行著。應該這樣說，最初所長王應睞的壓力是很大的，他思維縝密而又嚴謹，對人工合成胰島素，他同科研所眾多科研人員一樣向往，可成功與否，他在心中打了一個更大的問號，也承受著更大的壓力。

深夜，萬籟俱寂，整座大上海都已經沉睡了，這個時候，王應睞還坐在自己的書房里寫著計劃，墻上的老式掛鐘響了，他抬頭看了看，時針已經指向了凌晨2點，他揉揉太陽穴，又陷入了思索。他在想，人工合成胰島素僅靠上海生化所一己之力是遠遠不行的，應該尋找多個得力的合作伙伴，他在腦海里一一搜尋著國內勢頭強勁的大學、研究所，他想到了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的有機教研室可謂是兵強馬壯，另外，合成胰島素的一個重要的環節是對肽鏈的有機合成，再就是酶促合成，生化所在有機合成方面缺少經驗，鑒于此，得邀請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參加。

第二天上午，王應睞就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大家，曹天欽、鄒承魯等人都一致贊成。很快，生化所就派人到北京邀請北京大學參加。北京大學素來就是敢開先河的，雙方對人工合成胰島素一拍即合。復旦大學生化教研室也有意參加，該生化教研室是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鼎力相助下成立的，開展教學才幾個月的時間，王應睞等幾位生化所的科學家還是這里的兼職教授，對復旦大學的生化實力了如指掌，對于復旦大學自告奮勇加盟一事，生化所開始并沒有接受，后復旦大學要求再三，生化所才將其列入合作單位。

對于邀請中科院上海有機所合作的事，開始王應睞心中沒把握，他和有機所的所長汪猷雖沒有深交，但知道汪猷是個“認死理”的人，脾氣又倔又犟。俗語言，話不投機半句多。有人提醒王應睞，說不要去，去了也要碰釘子。在王應睞的閱歷中，還沒有交往不了的人。王應睞說，成不成另說，我還沒去，怎么就知道不成？

在一個秋日下午，王應睞走過那條鋪滿落葉的小徑，來到了有機所，他要說服汪猷，讓他一起來共同完成合成胰島素的工作。汪猷生于1910年，時年48歲，比王應睞小3歲。1927年，二人同在金陵大學讀書，只是沒有來往。王畢業后留教，汪猷則打點行囊，一朝去了北平協和醫學院生物化學讀研究生，畢業后成了研究員，開始的路不同，后又殊途同歸，皆在1940年代末成為中央研究院醫學研究所籌備處的研究員，當年二人見面時，不禁都放聲大笑，開口竟都是：“緣分！緣分！”后各自成了中科院有機所、生化所的掌門人。

當王應睞走進汪猷辦公室的時候，汪猷正低頭閱讀一篇論文，嘴里時而念念有詞，時而閉目沉思。

王應睞見狀輕聲道，書山有路勤為徑啊。

汪猷抬起頭見是王應睞，忙起身相迎，對這位學長，汪猷可謂敬重有加。他握著王應睞的手說，什么風把你吹來了？

王應睞指指窗外，是秋風啊。

二人落座后，王應睞道，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有求于你來了。

汪猷點點頭，沉吟一下說，我知道，你是為胰島素而來的。

王應睞微微一笑，誠懇地說，我鄭重邀請有機所與我們共同來完成這項計劃。

汪猷搖搖頭，其實，最近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認為時機還不成熟，我們就不參加了。

對生化所人工合成胰島素之舉，汪猷最初不以為然，他個人覺得，現在去碰這個被世界科學家認為“遙遠”的計劃為時過早，科學需要嚴謹的態度，科學家應該有理想，但不能急于求成。

王應睞對汪猷說，很多人都覺得，人工合成胰島素是不可能的事。我知道你有顧慮，但是，科學家往往會把不可能變成可能。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個人覺得還是有很大的可能的。

汪猷沒有說什么，只是一個勁兒地在搖頭。

王應睞知道汪猷的秉性，所言也都如他的個性一樣嚴謹，可謂都是三思而后行。見汪猷一口回絕，王應睞不好再多說什么，兩人寒暄幾句就分手了。

汪猷字君謀，1910年6月7日出生，父親汪知非為清末秀才，受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思想影響，摒棄仕途從事技術工作。汪猷身在書香門第，父親對他影響頗深，少年就好自然科學，11歲尤青睞化學，數年都專攻此學，可謂畢生與化學有緣。

1935年8月，第十五屆國際生理學大會在蘇聯莫斯科舉行，在生化領域已經小有名氣的汪猷，有幸作為中國生理學會代表團成員參加了這次盛會，由此他見到了不少耳熟能詳的大科學家，領略了眾多大師的風采。短短數日，他從與會科學家嘴里知道了很多世界科技前沿的成果，同時他也格外留意同行中的科研力量，自此，汪猷給自己定下了一個目標，出國深造。也就是這一年的9月初，德國慕尼黑大學化學研究所迎來了一位年輕的中國留學生，他就是汪猷。

慕尼黑大學，始建于1472年，是德國歷史最悠久，文化氣息最濃郁的大學之一。今天的慕尼黑大學，與汪猷當年所見已是今非昔比。除了本部那座建成于1573年的圖書館，麾下還有分屬各研究所和各學院的分館共215個，分布在下屬研究所和學院，僅中心圖書館藏書就多達140萬種，加上其他的所屬藏書，有440萬冊之多，可與巴伐利亞州圖書館藏書匹敵，即使如此，圖書館藏書還是以每年50000冊的速度遞增。僅在科學研究領域，慕尼黑大學就取得了輝煌成就，令世界科學家為之關注，從建校至今，這里陸續走出了36位諾貝爾獎得主。雖然20世紀30年代的慕尼黑大學還沒有現在的規模，可在那個年代也是足夠輝煌，當年，汪猷在反復比較后，毅然選擇了慕尼黑大學。

德國諾貝爾獎得主、著名化學家維蘭德很看重這位來自遠方的學生。在這里，汪猷專攻不飽和膽酸和甾醇的合成研究，最終合成了膽甾雙烯酮和膽甾雙烯醇。兩年后的冬天，他拿到了慕尼黑大學博士學位。汪猷深知，作為一位科研人員，學無止境，盡管他思念親人，渴望歸國，但他沒有回頭。1939年初春，他來到英國繼續深造，當他從圖書館的報紙上看到日軍侵略中國的消息時，怒不可遏，不禁拍案而起，此刻他又歸心似箭，想馬上回到祖國以盡匹夫之責。

汪猷少時父親常對他耳提面命，汪知非從事的是測量工作，知道測量中“一毫一厘”都足以影響全局，他常以“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來勤勉愛子，汪猷將此視為自己人生和科研準則，他的嚴謹乃至謹慎在他身上無處不在。在組織上準備吸收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他對照黨章一一檢查自己的點滴和不足，三個月以后，等他覺得自己已經符合了一個黨員的要求時，他才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當年時任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長、黨組書記的丁公量對此印象極深。丁公量1921年出生，17歲就參加了新四軍，擔任過新四軍教導總隊的鋤奸干事、三野第九兵團政治部保衛部長。1950年10月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1953年5月，曾作為志愿軍代表團成員參加了板門店談判。據丁公量回憶，汪猷那時候已經是上了年紀的老院士、老所長了，但他每天上下班仍固執地去擠四站路的公共汽車，怎么也不肯坐院里的小汽車。丁公量對他說，你有這個待遇呀。汪猷一板一眼地說，我不能忘了自己個黨員。這句話今天聽來可能讓一些人嗤之以鼻，可在那個年代會令人肅然起敬。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汪猷似乎有些苛刻，甚至近乎偏執，可在丁公量看來，這是他為人做事的本質和特色。汪猷向組織交了入黨申請書后，常找丁公量交流匯報思想，細節處不厭其煩，黨章的內容能大段大段地背出。汪猷晚年回憶入黨的事，還自豪不已。他說，他是懷著一種虔誠加入黨組織的，這種虔誠伴隨了自己的一生。當汪猷預備黨員到期的時候，他專門跑到丁公量辦公室，提出讓黨組織再考驗他幾個月，這讓丁公量這位從硝煙戰火中走出來的老黨員也不由得心生敬意。又過了三個月后，汪猷才正式向黨組織申請轉正，那嚴肅認真的模樣，丁公量晚年都記憶猶新。

在初冬的一個下午，也就是在王應睞力邀有機所汪猷參加胰島素合成項目不久，汪猷來到了王應睞的辦公室，他一臉嚴肅地對王應睞說，王所長，我反復斟酌了一些時日，決定參加人工合成胰島素項目。言畢，他從口袋里拿出筆記本，把最近關于對胰島素的所思所想一一念給王應睞聽，有些地方還做了詳細的解釋。

王應睞很感動，連聲說道，歡迎，歡迎！你的認真勁兒真是名不虛傳呀！

汪猷點點頭道，認真才能不出差錯。對我們這些搞科研的來說更是如此！

1958年11月25日，上海《解放日報》在第一版顯要位置發表了社論，題目是“全黨全民辦科學”，再次吹響了向科學進軍的號角。社論號召大家苦戰三年，基本改變我國科學技術面貌，爭取在1962年完成十二年科學規劃，趕上世界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文匯報》也在當日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評論員文章《專家與群眾結合，向尖端科學奮力進軍》。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年輕的科研人員早就坐不住了，他們覺得所里動作慢，步伐緩，就把《文匯報》《解放日報》貼在了走廊兩邊的墻壁上，社論和評論員的文章都用紅筆圈了，顯得格外醒目。王應睞看了，只是笑笑。

沒出幾日，生化所王應睞所長開始升帳布陣，鈕經義負責有機合成，天然胰島素拆合由鄒承魯負責，肽庫由曹天欽統管，酶激活、轉肽由沈昭文一并掌握。合成過程中為了加強黨的領導，生化所還專門成立了由黨員組成的領導小組，組長為曹天欽，組員王芷涯、張友尚、陳常慶、杜雨蒼。

由于此時王應睞還不是黨員，所以沒能成為黨員領導小組成員。也就是這一年的年末，王應睞加入了黨組織。

東風廠往事

王應睞他們知道，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離不開氨基酸等試劑，那個時候，這些試劑主要依賴進口，貴如黃金，更讓我們科學家氣憤的是，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連一些最起碼的科研用的試劑也在其中。

王應睞決定自力更生解決這一難題，他說，只有我們自己掌握了本領，才不怕他們卡我們的脖子。沒有他們這條船，我們就渡不了江了嗎？我們自己造！王應睞是不輕易動氣的，可那天他說得斬釘截鐵。

這個任務落到了一位年輕人肩上，他叫陳遠聰。

2016年3月，我再次來到上海，為的是繼續采訪當年那些人工合成胰島素的見證者和親歷者。從1960年代初胰島素合成至今，已經數十年了，當年參與這項偉業的人大都已經故去，像王應睞、曹天欽、鄒承魯、鈕經義等院士早已不在人世，即便是他們的學生如今也所剩無幾，尚在人世的也都已過耄耋之年。

初春的上海，還有絲絲涼意，有些行人還裹著厚厚的衣服，在冷風中匆匆而過。在上海浦東東方城市花園44弄201室，我見到了陳遠聰老人，當年那位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已是一頭白發，滿臉滄桑。

陳老生于1928年，1950年代末，他才30有余，在很多人印象中，他走路大步流星，像小跑一樣，那一罐罐氨基酸等試劑，就是在他的指揮下生產出來，很多人都還記起他在車間里那滿頭大汗的樣子。當年的小陳，現在被單位的年輕人稱為陳老了。

如今88歲高齡的陳遠聰雖是步履蹣跚，可是回憶起那段充滿激情的歲月，老人還是思路清晰，談到動情處，陳遠聰那雙渾濁的雙眼泛著灼灼的亮光。開始，老人聽說我此番來意后，先是短暫沉默，后嘴角蠕動了幾下，好像在咀嚼那段刻骨銘心的記憶，繼而，他凝望著窗外，目光好像一下子穿過了幾十年的時光，直到往事的深處。

他回過頭來，緩緩地說，其實就像發生在眼前的事，這一說呀，我又回到三十多歲的時候。老人的眼睛濕潤了，他平靜了一會兒，開始娓娓道來：“時間可真快啊，一晃幾十年了。1959年1月我奉生化所王芷涯同志之命從北京大學返回生化所，和譚佩幸一道負責東風廠的組建工作。東風廠建于1958年底，主要為人工合成胰島素生產氨基酸。我們都知道，胰島素有A鏈和B鏈，由51個氨基酸組成，有17種不同的氨基酸，當時國內只能生產純度不高的甘、精、谷3種氨基酸，其余14種需要進口。由于西方國家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生化試劑都得從香港轉口進入中國，除要花昂貴的外匯外，還需要很長時間，這樣有時候真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呀！你想想，實驗正在進行，這邊沒有試劑了，那該多著急。合成胰島素必須有源源不斷的氨基酸供應，活人不能被尿憋死，你西方人禁運，那我們自己動手制造，讓你們這些西方人干瞪眼，干生氣！上邊也要求我們，走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道路，所以生化所就組建了東風廠，一時沒人怎么辦？一是從生化所各研究組抽調一部分科技人員作為生產骨干；二是從社會上招收了10多名中學畢業生和復員轉業軍人做生產工人，共約30人。人員解決了，還沒有廠房呀，所長一聲令下，撥出大樓的幾間實驗室和320號院內16樓樓下兩間房做生產車間，生產小組有分離、提取、合成、分析四個小組。專家鈕經義和沈昭文親自下廠指導，幫助建立離子交換層析法純化氨基酸和紙層析法鑒定氨基酸純度。人工合成胰島素需要有高純度的氨基酸原料，不能含有雜質，嚴格的純度指標是層析純、旋光和元素分析合格，要達到進口的英國BDH產品的標準。1950年代的氨基酸生產，除谷氨酸是用微生物發酵大規模生產外，其余都是從天然生物材料中提取的，如從蛋白質水解液中18種氨基酸混合物純化出高純度單一的氨基酸，難度大，成本高，因而價格昂貴。1952年曹天欽先生從英國劍橋大學回國計劃開展蛋白質一級結構分析研究，帶回10余種氨基酸，每種也只有毫克量，十分珍貴，要合成胰島素就需要以克為單位計，每次投入數十克，有的品種氨基酸每克比黃金還貴。自己生產氨基酸可為國家節約大量外匯，到了1959年底結算，東風廠辦廠才一年多，我們就為國家節省了數十萬元的開支，當時生化所一年的經費也只有100萬左右。更重要的是，我們自己生產的氨基酸質量一點都不低于國外的，甚至還超過一些國家的。那個時候啊，東風廠慢慢就成了人工合成胰島素的后勤部，保證了氨基酸源源不斷地供應。這可是了不得的事啊。咱中國人就有這種精神，他們卡咱們的脖子，咱們偏不讓他卡，讓他們帝國主義拿咱們沒辦法，這就是中國人的志氣，什么時候咱們都不能少了這份志氣，要不，咱們就得比他們低一頭，就得仰人鼻息啊。”

陳遠聰說著，聲音一下子提高了，他拍著自己的胸脯，就猶如當年他在車間里拍著胸脯為大家鼓氣一樣。

陳遠聰祖籍四川三臺縣，其父當年是鹽稅局的職員，雖有固定的薪水收入，可一家人生活還是難以為繼，學生時期的陳遠聰常為三餐而哭臉愁眉，少年已知愁滋味，他立志要改變家庭命運。1947年，19歲的陳遠聰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四川大學化學系，兩年后，他和其他同學就迎來了新中國第一縷陽光。1949年12月，剛剛解放不久的成都陷入了大饑餓，城市居民急需糧食果腹，解放軍號召大學生協助工作隊到各地征糧，陳遠聰也踴躍報名參加，隨后他又參加了土地革命。1953年，新成立的中國科學院急需人才，陳遠聰作為理科大學生踏進了中國科學院的大門，隨后他和幾個同學被分配到了上海生化所工作。

報到第一天，王應睞就找他們談話，王應睞說，你們來得恰是時候，現在咱們的實驗室缺少試劑，你們幾個就搞合成生化試劑吧。

王應睞話音剛落，坐在一邊的鈕經義就把一摞材料放在了陳遠聰他們面前，你們就對照著這上面的要求去做，基本上就是照葫蘆畫瓢。

自此以后，陳遠聰就和試劑有了不解之緣，這一做就是三年，后來，陳遠聰坐不住了，他覺得這樣下去無所事事，得馬上改弦易張搞科研，他找到曹天欽老師吭哧了半天也沒張開口，曹天欽笑了，說，有事盡管講，別憋著。

陳遠聰終開了口，他說，現在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我想搞科研！整天老搞那些盆盆罐罐的東西搞不出名堂來。

曹天欽說，你的想法很好，這是好事呀！

陳遠聰說，當年我才念了三年大學就參加革命了，我想先到大學里補補課。

曹天欽道，要求上進是優點，我去幫你說。

幾天后，陳遠聰剛從大樓里走出來，生化所的支部書記王芷涯老遠就沖他喊道，陳遠聰同志，組織上同意你到大學里深造了。好好學，學成了回來干一番大事業。

沒想到組織上這么快就同意了。陳遠聰很感動，他也老遠對著王芷涯喊，王書記，放心吧，我一定不辜負組織上對我的期望的！

1956年9月，陳遠聰肩背行囊風塵仆仆地踏進了北京大學。在這里，陳遠聰如魚得水，沒想到苦學兩年后，那場史上有名的大躍進就開始了，北大的學生也很快融進了歷史的洪流中，教師無心上課，學生也無心聽課，都在想著放衛星的事。陳遠聰見狀打起了退堂鼓，他揮筆給王芷涯寫了一封信，這位可敬的老大姐很快復信了，信中說，我們正在搞人工合成胰島素，這是一項大科研計劃，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合成胰島素沒有大量的試劑不行，生化所準備成立一個生產廠，你一直從事試劑工作，可否回來一展身手？我們都盼著你回來，為人工合成胰島素做出應有的貢獻。

陳遠聰被人工合成胰島素震撼了，他沒有猶豫，連忙回信說同意。

1958年12月初，陳遠聰回到了生化所，當時整個生化所上上下下都已經沉浸在那項偉大的工程中去了，陳遠聰被火熱的場面鼓動著，渾身好像一下子燃燒起來，他義無反顧地接過了東風生化試劑廠的帥印，與曹天欽的助理研究員譚佩幸緊鑼密鼓地籌備起來。當年，陳遠聰麾下大多是剛從社會上招來的一些中學生，臉上都稚氣未退，幸虧還有沈昭文、鈕經義、戚正武等一些專家趕來助陣。

在動員會上，陳遠聰也是慷慨激昂，他揮著手說，帝國主義對咱們封鎖禁運，咱們偏不信邪，大家都知道這個廠名是怎么來的吧？是從東風壓倒西風這句話來的，帝國主義這股歪西風來勢兇猛，他們搞封鎖，可咱們偏偏就不信邪！咱們這股東風是正氣風，是爭氣風，一定會壓住他們這股西風的。大家知道了這一點，就得為國家爭這口氣，人人爭了氣，咱們的這股東風才更有力量！

陳遠聰那番話，就是出師前的總動員，是臨陣時擂響的戰鼓，可陳遠聰知道，他這個廠長，手下除了一幫年輕人，什么都沒有，要知道，東風廠是生產試劑的，可一沒設備，二沒廠房。當陳遠聰向所長王應睞說起這些的時候，王應睞不緊不慢地道，我們不是還有些瓶瓶罐罐嗎？咱們不是還有些辦公室嗎，騰出幾間做廠房。一句話讓陳遠聰哭笑不得，可他很快就接受了現實條件，他說，只要有一雙手，咱們就要干出一番樣子來。

當年那場動員會陳遠聰至今還記憶猶新，他講得激情澎湃，年輕人聽得熱血沸騰，一陣陣掌聲從房間里傳出來。那天下午，天空下了一陣冷雨，陳遠聰踩著腳下干枯的枝葉，心中陡然間升起了一股豪氣。

末了，曹天欽對陳遠聰道：“說得好！真有些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的滋味。”

坐在我面前的陳遠聰整個思緒都陷入了回憶中，他好像對我訴說，更像對時光老人和那個遠去的時代訴說。有時候又像是自言自語，自說自話，這時候，他的聲音就很小，可縈繞在我耳邊格外清晰：“中國的生化事業是在全國解放后才慢慢發展起來的，而生化所是需要特殊的專門生化試劑的。50年代初基本上都是實驗室自己制備，這樣就占用了研究人員很多時間，當時生化所安排了很多科研人員負責這項工作，這樣太浪費大家時間了，可一時又沒有好辦法，我剛來的時候，幾年時間就為曹天欽的蛋白組和鄒承魯的酶組合成了幾十種生化試劑，雖然每種都很少，可時間用去了不少，要不我怎么一直想從事科研工作了？人工制造試劑太耗費人的能力了。人工合成胰島素不是個小項目，那得需要大量的試劑，幸虧有了東風廠，要不就是所有的科研人員都騰出時間來做試劑也不夠用，這條路走對了，后來合成胰島素用的試劑，有人說可以灌滿兩個游泳池了。這一點都不夸張，恐怕還不止吧。可以這樣說，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成功，也有東風廠很大的功勞。”

生化所東風廠開工之際，鈕經義等幾位專家就赤膊上陣了，他們在車間里一一示范，傳經送寶，不厭其煩。鈕經義在美國留學時學過試劑合成，沈昭文懂得分析，戚正武剛剛留蘇回來，也有研究氨基酸的經驗。

創業初期，東風廠設備簡陋，沒有防護條件，大家長期和有毒試劑接觸，可謂是危險重重。1959年初春的一天，科研人員徐凱、孫雄國、汪靜英在用沉淀劑純化氨基酸時突然暈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大家急了，圍上來就掐他們的人中，連呼帶叫也沒能叫醒這三人。忽有人喊，這肯定是中毒了，你們把他人中掐破了也沒用，快送醫院吧！大家這才清醒過來，急急忙忙把他們送到了上海中山醫院搶救，三天后才脫離危險，醫生說，中毒重的再晚一會兒就沒命了，輕的也得是個植物人。

消息傳到廠里，大家都心有余悸，議論紛紛，這個時候，所里胰島素合成正是如火如荼，急需大批氨基酸，可東風廠這邊如履薄冰，戰戰兢兢。

陳遠聰心急火燎，一夜未眠，他擔心中毒事件影響了工人情緒，都打了退堂鼓怎么辦？自己這個廠長可就成了光桿司令了，那樣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也不靈了，更重要的，不能因為此影響了實驗，就像前方在打仗，后邊給養卻上不去了，豈不貽誤戰機？

第二天早上，他早早就趕到了大門前，上班時間已近，他看到工人像往日一樣都陸續趕來，沒有一個人請假，陳遠聰眼睛濕潤了，他高興地迎上前與大家一一握手，像迎接凱旋的勇士一樣，他嘴里連聲說著謝謝，謝謝！隨后，他又大聲地囑咐大家說，咱們剛買來了厚口罩，大家一定要戴好，感覺不舒服了，就馬上到樓道里透透氣。

沒過幾天，剛剛脫離危險的徐凱他們就要求出院了，無論陳遠聰怎么勸說，他們都要堅持上班，徐凱體質弱，走路還一搖三晃的，陳遠聰讓他再休息些時日，徐凱急了，他握著陳遠聰的手說：“我不能拖了胰島素的后腿，哪怕我只剩下一口氣了，也要干下去！為胰島素合成盡一點力。”

陳遠聰落淚了，用力點了點頭。

那天上午，陳遠聰帶著大家夾道歡迎徐凱他們，沒有過多的言語，只有一陣陣響亮的掌聲從大門前一直響到了車間。

在這以后，徐凱又暈倒過幾次，可過后他都再次出現在車間里，后來一次暈倒住院后，他再也無力支撐，最終沒能再走進東風廠的大門。那個時候，徐凱的妻子在西安工作，他身邊需要人照料，王應睞出面把徐凱調到了西安。徐凱離開上海的那天，想再看一眼生化所，他的妻子含淚點了點頭，說，你想到哪里，我都陪你。

那是一個春風醉人的上午，院子里草木正盛，花開朵朵，香樟樹不時散發出淡淡的香氣。聽說徐凱要回來看看，幾乎所有的人都聚集在那里等候著。一輛小面包車駛了進來，車剛停下，有人就上來幫著拉開了車門。徐凱在妻子的攙扶下走下車，他的臉蠟黃蠟黃的，每動一步，臉上都會沁出一層細密的汗珠。他看著大家，很想像往日那樣開心地大笑一下，可現在笑得很吃力，很僵硬，最后那一絲笑凝固在嘴角上，他面對著大家艱難地鞠了一躬。

徐凱說要上生化樓看看，妻子執意要扶，他搖搖頭不肯，往日，徐凱上樓很輕松，輕松得如履平地一般，可現在他的雙腿沉重地猶如灌滿了鉛，每上一個臺階就像在攀越一座高山，累得他滿頭大汗，氣喘吁吁。最后他終于爬不動了，幾個年輕人上來齊力把他抬了上去。

在那間熟悉的實驗室里，徐凱一一撫摸著儀器、實驗用品，像父親撫摸著自己的孩子一樣。王應睞輕輕對他道：“想這里了，我們都隨時歡迎你回來看看，這里就是你的家。”

徐凱點了點頭，剛要說什么，卻一下子哽住了，淚水瞬間灌滿了他的眼眶。

走出生化所的大門，他再也放不開腳步，他回過身凝望著，隨后，面朝生化所大樓，深深地鞠了三個躬。

1965年初夏，病重的徐凱來上海求醫，那是一個雨日，徐凱的愛人冒雨來到了生化所，這個消瘦的女人一見到陳遠聰就哭了：“徐凱不行了，他想見您最后一面。”陳遠聰心里一緊，顧不上說什么，拔腿就趕到了醫院。

眼前的徐凱形容枯槁，臉龐消瘦，這還是徐凱嗎？這還是徐凱嗎？陳遠聰心里念叨著，淚水就落了下來，徐凱看到陳遠聰，咧咧嘴想笑，可最終無力笑出來，那一縷笑紋最后凝固在了他的嘴角上。

他把干癟的手慢慢伸過來，陳遠聰一下子緊緊攥住：“徐凱，你怎么成這樣了呀？”陳遠聰說不下去了，把頭扭在了一邊。徐凱看著陳遠聰道：“胰島素怎么樣了？”陳遠聰高興地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已經有初步的活性了，有希望了，有希望了！”徐凱灰色的臉上一下子有了神采，暗淡的雙目也亮了許多，他的身上也好像陡然增加了些氣力，聲音提高了許多：“好，真好！”徐凱的妻子道：“離開上海這些年，他天天想著胰島素，做夢都想。”徐凱有些黯然：“我不行了，不行了。我真想再回到生化所，可回不去了。等胰島素合成那一天，別忘了給我燒點紙告訴我一聲，我在天有靈也就放心了。”他說著，兩顆淚水從眼角慢慢滑落下來。陳遠聰用力晃了晃徐凱的手，道：“你好好活著，會等到這一天的，到時候生化所把你請來參加慶功會。”正說著，一行人走了進來，為首的是生化所所長王應睞，徐凱看著一張張熟悉的面孔，臉上呆滯的表情又開始慢慢活躍起來，他真想去用力握住大家的手，再晃一晃，可氣力不支，努力了幾次只得作罷了，可伸過來的每一雙手，都牢牢地握著徐凱的手，握得緊緊的！

1965年7月初，也就是離中國科學家合成胰島素沒幾天的時間，徐凱閉上了眼睛。陳遠聰沒有忘記徐凱的囑托，在胰島素合成的當天晚上，他在岳陽路320號，在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大門前，為徐凱點燃了紙錢，微風起，紙灰飛舞，向著遠處飄去，陳遠聰虔誠地立在那里，嘴里一字一句道：“徐凱，我們已經成功合成胰島素了，你放心吧，你在天之靈與我們一起歡呼吧！”陳遠聰對著遙遠的大西北方向深深鞠了幾躬，兩行熱淚滴落在他腳下的灰燼上。

在人工合成胰島素這座無形的豐碑上，深刻著生者的名字，也鐫刻著那些為此獻出寶貴生命的科研工作者們的名字。

我們不能忘記，在中國科學家合成胰島素的過程中，有些人留下了一生的傷痛和后遺癥，有些人則像中毒病逝的徐凱一樣告別了塵世。曾經和徐凱一起奮戰的蔣懿芳，也因此離開了人世。

王應睞晚年回憶說：“人工合成胰島素，首先是氨基酸供應問題，我們從無到有，生產出十幾種氨基酸，結束了國內不能自制氨基酸的問題。”言畢，他加重語氣自豪地道，“是整套的氨基酸！”

那個上午，已經80高齡的陳遠聰和我說了很多，有激動，有悲歡，也有深深的感慨，也許是年齡原因，圍繞著人工合成胰島素的種種過往和故事，他說得有些絮絮叨叨，可我沒有感到一點的煩瑣和雜蕪，畢竟，人工合成胰島素曾經是一個時代的精華。

初春的上海，陳老的寓所還有絲絲涼意，可這場熱烈的交談，讓我的身體感到暖暖的。他掰著指頭說：“那時候我們真是因陋就簡，白手起家啊，按說，制造氨基酸得用機器設備呀，可我們就用實驗室器皿、搪瓷桶、鐵鍋等生產工具做出了一桶桶的試劑，最初，我們用離子交換層分離氨基酸，沒有機器，怎么辦？那就得用人工收集洗脫液，定時換瓶，工人三班倒，天天和毒液打交道，既危險勞累又枯燥，現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議，我們靠的是什么？是艱苦奮斗，自力更生啊，是一種奉獻精神啊！人工胰島素合成過程中，對氨基酸等試劑的純度要求特別嚴格，雖然我們的生產條件不好，可在質量上我們一點都不馬虎，我們的產品分析結果顯示甚至超過了英國的標準。改革開放前，東風廠的產品在國內生化界享有盛譽，因為產量有限，許多購買試劑的單位為了買到我們的產品還跑來求情呢。80年代國外生化試劑大舉進入中國，再加上我們產品質量下降，東風廠慢慢就不行了，到最后不得不關門大吉。”

第三章 攀登 攀登

小荷已露尖尖角

1959年春日，生化所人工合成胰島素上馬伊始就艱難橫生，攀登路上可謂是陡崖峭壁，荊棘叢生，鄒承魯和他的拆合小組成員杜雨蒼、許根俊、蔣榮慶、魯子賢等人，前后用了數次，經反復多次實驗，一路左沖右突，可天然胰島素的3個二硫鍵還是牢不可破。面對眼前的僵局，鄒承魯并不氣餒，他摸摸明亮的腦門，詼諧地對杜雨蒼他們道：“這二硫鍵就是哼哈二將，真是難攻難破呀！拆不開二硫鍵，等于咱們就進不了胰島素的門，進不了門，咱就分不開胰島素的A鏈、B鏈。”杜雨蒼笑了笑說：破不了二硫鍵，A鏈、B鏈這對情侶就分不了手啊！”鄒承魯聞言怔了怔，不禁放聲大笑：“這比喻形象，形象！”笑畢，鄒承魯陷入了沉思中。

1959年3月的一天，鄒承魯改弦易張，決定用保溫法一試，方法是天然胰島素、亞硫酸鈉、四硫硫酸鈉共同保溫。功夫不負有心人，二硫鍵終被這些夜以繼日的人們感動了，她欣然松開了一雙緊握的手，天然胰島素的A鏈、B鏈分離成功。這雖然僅僅是人工合成胰島素最初的一小步，但畢竟邁出來了，畢竟在攀登高峰的峭壁上找到了施力的抓手。鄒承魯他們松了一口氣，所長王應睞也大大松了一口氣。可接下來該如何把A鏈、B鏈重新組合成胰島素呢？在這之前的數年間，世界眾多科學家都曾經為此做過不懈的努力，但都以失敗告終，比如美國那位首次合成催產素的科學家，雖然奮力拆開了，但最后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沒能把它們合起來，當時，他采用的是“納氨法”，他在報端撰文說：“胰島素的雙鏈一旦拆開，那就很難重新再組合成胰島素！用這種方法是不可能合起來的。”他的一錘定音讓眾多科學家從此都望而卻步。

胰島素不僅僅是A鏈、B鏈相接那么簡單，如果是單一的，那么世界科學家就不可能屢次失敗，A鏈、B鏈中，好比都有著無數雙手，在相連過程中，A鏈中的手與B鏈中的手相牽都是有規律可循的。這就像數對熱戀男女，把他們聚集在一起，男女分列，然后讓他們各自去牽對方的手。目標自然都很明確，不會因人多而牽錯了對方的手，胰島素A鏈、B鏈相對于此來說，更是復雜。他們的面目被掩藏起來了，彼此不知道去與誰牽手，誰和誰心儀已久，并以情相許，這既不能拉郎配，又不能亂點鴛鴦譜，一旦配錯了對，兩條鏈合起來就沒有活性，就是死水一潭，鄒承魯他們真是如履薄冰，戰戰兢兢。杜雨蒼這年剛出校門不久，雖是初生牛犢，可也心如針細，他把自己關在實驗室里數日反復試驗，終有一天，他步履踉蹌地走出實驗室，瞪著一雙布滿血絲的眼睛，在長廊里忘情地跳著腳喊道：“生了，生了！”聲震屋宇。這聲音充滿喜悅，充滿了振奮。大樓里的人聞聲走出來，鄒承魯高聲道：“重合的胰島素有生物活性了！”掌聲瞬間響了起來。大家知道，盡管重合后的胰島素僅僅有1%的活性，可這也足以振奮人心了。

這消息讓所長王應睞喜憂參半，喜的是有了好消息，憂的是萬一實驗有錯呢？杜雨蒼走進所長辦公室時，王應睞正來回踱步，時慢時快，杜雨蒼從他的步子中看出了所長心中的忐忑。杜雨蒼急忙道：“所長放心吧！”王應睞抬頭見是杜雨蒼，一把握住他的手：“可靠嗎？確確實實有活性？重復做了幾次都這樣嗎？要是換了其他人還是這個結果嗎？”杜雨蒼用力點點頭：“一切都沒問題！”王應睞有些釋然了，他抬頭望著窗外，好像對著杜雨蒼，又好像是在自語：“要是不使用氧化劑相助，又該是什么結果呢？”杜雨蒼道：“我們會找到更好的辦法的！”王應睞回過神來，端詳著眼前這個年輕人，由衷地說：“雨蒼，你是好樣的！”這句話讓杜雨蒼很起勁，他挺著胸脯道：“所長，我們會完成這個項目的！”

人工合成胰島素這根利箭已經在拉開的弦上，弦滿月，箭欲發。鄒承魯、杜雨蒼他們不敢懈怠，只有全力以赴，他們要在胰島素拆合上尋找更好、更有效的途經。幾個月又過去了，季節由熱轉涼又漸冷，那一株株香樟樹寂然生長著，實驗室還是很靜、很靜，大樓里的所有科研人員都期待著有那么一天杜雨蒼就像上一次一樣高喊著“生了，生了”。可這激動人心的喊聲遲遲沒有出現。有人小聲嘰咕，杜雨蒼什么時候會再喊“生了”呢？大家還是豎起耳朵聽，慢慢地就疲了，有人又道，這喊聲還不知猴年馬月呢。

1959年11月16日，一份來自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報告擺在了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的案頭，報告中寫到：“……目前，在胰島素再合成問題上，我們已經搶先，希望能盡快向外公布，若等到人工A鏈、B鏈完全合成后，再發表成果，則可能落后于國外，那樣我們就被動了……”

生化所這份報告是有前車之鑒的，早在1959年3月，鄒承魯、杜雨蒼他們拆開A鏈、B鏈時，就曾經有過公布消息的想法，當時也是出于保密原因，最后不了了之。時間不長，美國著名的《生物化學》雜志就公布了科學家貝利拆開了A鏈、B鏈的消息。

大詩人郭沫若看完這份報告后，激動得手舞足蹈，他從椅子上騰地站了起來，用手連連拍著案頭，高聲喊道：“中國人了不得！中國科學家不得了，馬上向中央報喜，馬上向外界發布！絕不能讓資本主要國家搶了風頭，喊在了我們的前面！”

相反，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看完這份報告后，卻很冷靜。張勁夫，1914年出生，原名張世德，早年就在上海參加地下組織，皖南事變后，出任新四軍第二師政治部副主任。1975年后，曾為國務院財政部部長、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省長。1982年擔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2015年7月去世，享年101歲。熟悉張勁夫的人都知道，他思維縝密，遇事沉著冷靜周全，他看了眼報告的簽署人，是王應睞，他心下想，王應睞是一名嚴謹的科學家，對科研成果丁是丁卯是卯，不會輕易發布的。可張勁夫作為一個有著豐富經驗的地下工作者，他知道，胰島素的初步成果還不能向世人公布，一旦公布了，世界上那些專注于胰島素合成的科學家，也許會借此先一步合成胰島素的。后來，張勁夫說服郭沫若，郭沫若最后也同意暫時不公布了。

從中國科學家首次合成胰島素獲取07%-1%的生物活性到上報中科院郭沫若、張勁夫那份報告的幾個月的時間里，生化所的杜雨蒼又歷經數次的反復實驗，終于使拆合后的天然胰島素生物活性恢復到了5%-10%。在最后一次實驗中，杜雨蒼決定棄用氧化劑，他把拆開的A鏈、B鏈放在低溫、較強堿性水溶液里，在空氣中緩慢氧化。那么什么樣的“較低溫”、“較強堿性”合適？僅在這個環節就反復了上百次。

杜雨蒼又在走廊里喊開了，只是那聲音里含著疲憊，嗓子啞啞的。

大家又奔走相告了：“杜雨蒼這次生的更有高度了！”

1960年，也就是在中國科學家獲得這項成果幾個月后，加拿大兩位致力于胰島素研究的科學家迪克松、沃德洛在世界著名的《自然》雜志上發表了他們重合成胰島素的成果，但他們恢復的生物活力數值僅為1%-2%。1960年1月，在中國“第一次全國生化學術”會議上，27歲的杜雨蒼做了關于胰島素初步成果的報告，震動了中國科技界。他們的胰島素拆合法，曾一度被廣為應用，后來被國際蛋白質領域命名為“杜——鄒法”。

杜雨蒼這位年輕的后生，引起了世界科學界的廣泛關注。

他們是開路先鋒

杜雨蒼是一個有故事的人。

如果要為人工合成胰島素立一部傳的話，杜雨蒼是一個繞不開的人物。當年人工合成胰島素的親歷者和見證者談到杜雨蒼，都認為他是一位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

可他至死都與院士無緣。

至今還有院士說：“90年代初杜雨蒼就應該是院士了。”

可最終杜雨蒼也沒能成為院士。

中科院院士、著名生化學家張友尚晚年這樣說：“杜雨蒼很成功，就是他把天然胰島素中的所有二硫鍵都拆開了，合成后結果就得到了5%-10%的活力。”張友尚面對著中央電視臺記者說這番話的時候，杜雨蒼已經去世多年了。對世界科學家，乃至對整個人類來說，胰島素就是一片神奇的洪荒之地，杜雨蒼當年邁出的那關鍵一步，無疑是中國科學家攀登人工合成胰島素高峰的開山之斧。

2016年3月25日上午，我驅車慕名來到杜雨蒼的家。杜家在徐匯區一隅，小區名為科華公寓，我乘電梯上了樓層，按圖索驥，最后在一處住家前輕輕地敲了幾下門。隨著應聲，門開了，一位老太太出現在了我的面前，因為事前有約，老人熱情有加，她急急地把我讓進房里，我打量著這位和善的老人，中等的身材，慈祥的笑容，言談舉止中透著一股知識女性的優雅。老人姓陳名秀芳，1934年生，今年已經80有余。我說，您這個年齡了身體還很好，老人笑了，說不行了，腰腿疼得厲害，你看到這個箱子了吧，里面都是中藥，我吃的。老人說著指了指門旁的一個紙箱子。我點點頭，怪不得剛進門的時候嗅到了一股煎熬中藥的味道。我們彼此寒暄幾句后就奔入了主題。整整一個上午，老人都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當中，她向我說起了杜雨蒼的少年乃至他的一生。末了，老人又走進臥室，拿出了她珍藏多年的影集。老人小心翼翼地翻著，輕輕指點著，我看到，這本厚厚的影集里，有她和杜雨蒼以及后輩們的照片，照片雖不多，但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著他們留下的痕跡。一張黑白照最后吸引了我的目光，照片中年輕的杜雨蒼相貌堂堂，濃眉大眼，他把同樣年輕俊俏的陳秀芳半擁在懷中，而陳秀芳則幸福地笑著。照片上方有這樣一行娟秀的字：送給我班第二對新人——杜雨蒼、陳秀芳同志。落款是：你們的同志楊端贈于1957年某日。這張照片是杜雨蒼和陳秀芳的同學楊端拍的，后作為禮物贈給了這對新人。

如果按時間順序把影集的照片羅列開來，就能簡單地勾勒出這個家庭乃至每一個成員的成長歷史。那一幅幅畫面，有的雖然都已經斑駁暗淡發黃，可里面蘊含著多少生動的往事和記憶啊！

在一幅照片前，老人反復端詳著，我看到寒冷的荒野中，一隊身著棉衣的年輕人炯炯立在那里，他們扎著武裝帶，腰里別著駁殼槍，正威風凜凜地凝視著遠方。關于這張照片的內容，老人給我講得最多，講著講著，她的目光就在這張照片上流連。這幅照片攝于1950年。照片上方有字為證：江陰縣澄西區全體指導員攝影紀念。

隨著老人思緒，一位少年從歷史的塵埃中向我走來，開始若隱若現，漸漸愈加清晰。

1945年深冬的一個清晨，夜色還沒褪盡，江陰縣城的一家住戶的門吱呀一聲開了，那聲音，在寂靜的早上格外刺耳。這時，一位清秀瘦小的少年從里面走出了，他肩上背著一個很大的行囊，一看就是要出遠門的樣子。隨著少年的身影，又緊跟著走出了一個50多歲的女人，她拉住少年的手，抹著眼淚道：“孩子，要不是咱們家過不下去了，媽媽怎么也舍不得讓你出遠門去當學徒工糊口呀！”少年高揚著腦袋，甕聲甕氣地道：“媽，我已經長大了，你放心吧，只要有一口氣，我就能干出個樣子來，為咱們老杜家爭氣！”杜母破涕為笑：“從小你就懂事。”說到這里，她看了一眼稚氣未脫的兒子，又禁不住悲從心起，“可你才13歲呀，兒行千里母擔憂，我對不起你死去的爸呀！”少年拉住母親的手道：“媽媽，小鳥總有離開窩的時候，你放心吧，我會照顧好自己的，我走了！”少年告別母親，邁開步子向前走去，拐過一個墻角，他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淚水奪眶而出。他抹了一把淚水，靠在墻壁上平靜了一會兒，隨后向大路走去，愈走愈遠，一輪朝日噴薄而出，紅紅的朝霞映在他的臉上，他的身上。

這位瘦小的年輕人就是杜雨蒼。

在江陰這座小城，杜雨蒼的父親小有名氣，平日里給人打鐲子，買賣首飾，稱得上是能工巧匠，杜家算不上富裕，可杜父勤勞能干，一家人的日子也算是過的衣食無憂。可是好景不長，杜父突然撒手西去，全家如降深淵。杜父膝下兩男一女，杜雨蒼為幼。杜父去世后，全家生計捉襟見肘，日漸艱難，在學堂里讀書的杜雨蒼不得不輟學回家，杜母見日子艱難，就托親告友給杜雨蒼在無錫找了個學徒的門路。

江陰簡稱澄，1728年立縣，這座史上有聲的小城，居于江尾海頭，乃江防要塞，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江陰也是歷史上的文明之地。唐代詩人杜牧游歷于此詩興大發，留下“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的名句。遠的不說，近的就有民國時期孫中山為江陰留下的一句名言：“全國的文明，從江陰發起。”

從小好學的杜雨蒼熟知江陰歷史，這一年的冬天，外出謀生的少年杜雨蒼回首打量了一眼沐浴在朝陽中的江陰縣城，突然就想到了孫中山先生的這句話，他有感而發，由此立下自己的誓言：今天就是我人生的正式開始。我會干出一番樣子的！

有誰能想到，多少年后，這位離家謀生的單薄少年會成為中國生化領域的著名科學家。

江陰離無錫路途有50公里之遙，杜雨蒼一路步行，當日近西山時，他才汗津津地走進了無錫城，無錫是魚米之鄉，城中作坊密集，煙酒、油醬、食米、金銀、彩帛等作坊星羅棋布，可謂應有盡有。杜雨蒼走街串巷，一路打聽著找到了那家名號為“真金銀”的首飾作坊。這里就是他學徒的地方，看得出，杜母是想讓兒子繼承杜家的衣缽，將來有朝一日把杜家金銀手藝一代又一代地傳承下去。他輕輕敲了幾下門，門開了，一位伙計模樣的漢子站在了杜雨蒼的面前：“這位先生，您找誰？”杜雨蒼微微一笑道：“我是江陰的杜雨蒼，來當學徒工的。”杜雨蒼，杜雨蒼，那漢子自語了幾句，眼睛就一下子亮了，他一把拿過杜雨蒼肩上的行囊，高興地說：“掌柜說起過你。”隨后又道，“一看你就是個讀書人，要不我張口就稱你先生了呢。”

那伙計叫馬楊，一路引著杜雨蒼往里走，邊走邊道：“咱掌柜好著呢！以后你就叫我師兄，我就喊你師弟。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嘛。”杜雨蒼點點頭。真金銀的掌柜名為高滿銀，40歲出頭的年紀，一臉和氣，說話也是慢聲細語的，他細細打量著杜雨蒼，見眼前的少年文質彬彬，知書達理，渾身上下都透著一股靈氣，不禁笑了，連聲說了幾個好字。

杜雨蒼眼里有活，手腳勤快，每日總是第一個起床，等大家醒來時，他已經把院落打掃得干干凈凈，爐口上也燒上了開水，隨后就坐在柜臺前獨自靜靜地看書，從不多言多語，雖初來乍到，可不久作坊上上下下就對他喜愛有加。

杜雨蒼酷愛讀書，每晚都讀書到深夜，高滿銀的老婆不樂意了，這得燒掉多少油錢呀！她對杜雨蒼說：“小本生意，家里開支大，以后每晚可不要掌燈太長呀。”杜雨蒼一點就明，他小心翼翼地道：“太太，沒有書讀不行，就每月扣我一點工錢吧。”杜雨蒼閑暇常揮毫練字，寫得一手好字。高滿銀見了，很是詫異：“哎呀，我守著一個大寶貝竟然不知用呀！以后你就多教我小女練字吧。晚上你就可以安心掌燈讀書了，兩全其美。”從這以后，高家對杜雨蒼更是高看一眼。

杜雨蒼對自己中途輟學一直耿耿于懷，后來他聽說無錫有一所夜校，就想業余時間去聽聽課，他向高滿銀說起此事，高滿銀滿口答應。

1949年4月23日，江陰解放了，杜雨蒼當時正在無錫夜校看書，聽到這個消息后，杜雨蒼騰地從凳子上站了起來，他振臂高喊道：“同學們，我們參加革命吧！誰想去的跟我一起走！”就這樣，杜雨蒼和幾個要好的同學連夜向江陰出發了。那個時候，剛剛解放的江陰急需要有文化的年輕人，人民政府對杜雨蒼他們的到來熱烈歡迎，隨后，他們被充實到工作隊奔赴江陰各地開展工作。

杜雨蒼能言善講，毛筆字又好，很多宣傳語都出自他之手。那個時候，工作隊四處宣傳黨的政策，在縣城，在村頭，在田間，杜雨蒼的演講常常贏得群眾的熱烈歡迎，他很快被組織上發展為預備黨員。可有些老干部對杜雨蒼頗有微詞，老干部其實并不老，只是參加革命比較早，他們有的說杜雨蒼愛翹尾巴，為人太傲氣了，有一次一個“老革命”讓他學會夾著尾巴做人，杜雨蒼拍案而起，大聲道：“我光明磊落，為什么要夾著尾巴做人？”“老革命”火了，指著杜雨蒼吼道：“你看看你，頭發梳得光溜溜，像是狗舔的，動不動就甩你的小頭發，典型的小資產階級！”

杜雨蒼由此被取消了預備黨員的資格，他深受打擊，幾乎是一蹶不振。那時候，解放不久的江陰經濟蕭條，老百姓度日如年，工作隊更是艱難，杜雨蒼心情郁悶，再加上營養不良，患上了肺結核，數日下來，他已是面黃肌瘦，行走都有些困難。組織上不得不讓他回家休養。病臥在床，杜雨蒼靜下心開始思考著自己的將來，他決定繼續讀書，身體稍有好轉，他就進了江陰中學，老師開始勸他，讓他從初三念起。杜雨蒼堅持己見，直接坐在了高二的課堂上，剛開始，杜雨蒼聽物理、化學就像聽天書一樣，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有同學就嘲笑他：“你嘴不大還想一口吃個胖子呀！腳后跟的虱子，爬不到頭上去了。”杜雨蒼什么也不說，只是笑笑。他把不懂之處一一記錄在本子上，下課后再去問教物理的王老師，可謂一絲不茍，有的老師和王老師開玩笑：“要是我的話真就被他問煩了。”到了晚上，杜雨蒼又追到胡老師宿舍，胡老師正和朋友商量事，見是杜雨蒼，不禁心生不快，他皺著眉頭道：“你先回去吧，等會兒再說。”等胡老師談完事開門送朋友時，發現杜雨蒼還立在門前，急忙問：“你一直沒有走？”杜雨蒼搖搖頭，說剛到。其實，杜雨蒼在寒風里已經等候了兩個多小時了。他覺得老師的朋友不知什么時候會離開，再加上自己身體虛弱，來回走擔心耽誤今晚的請教，就干脆守候在老師的門前了。

多少年以后，當杜雨蒼為人工合成胰島素立下汗馬功勞的消息傳到母校后，那位胡老師引以為榮，并以此來鼓勵坐在他面前的年輕的學子們，他說：“杜雨蒼當年直讀高二開始我是堅決反對的，他初中剛念了個開頭呀。可是，他能鉆，有不服輸的精神，他上節課沒有搞懂的問題，絕不會帶到下一節課去，一個學期后就成了中等生，到了高三就成了尖子生，門門都是第一！”

杜雨蒼的夫人陳秀芳在我面前這樣說：“他這個人想做什么事，往往不顧一切，那個時候，他肺病還沒有好，可為了學好理化，什么都不去想了，人家都勸他，說你這樣拼命不行，他說，人生的關口，有時候就得需要有拼命三郎的精神。”

1954年夏季的一日，就是這位被師生稱為“拼命三郎”的年輕人，背起行囊，又一次遠行了，只是這一次他不是出去謀生，他已經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大學生物系。

北京大學原名京師大學堂，創立于1898年，有“中國政治晴雨表”之稱，史上有聲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皆發軔于此，歷史的風云讓這座著名的學府更是名動天下。莘莘學子把北京大學視為心中的圣地。年輕的杜雨蒼自然也不例外，當1950年代初期那個夏日的早上杜雨蒼帶著一路風塵出現在北京大學西校門的時候，他激動的心情可想而知。

北京大學西校門坐東朝西，風格古樸，為古典三開朱漆宮門建筑，透著一股皇家氣派，校門雙側有兩頭迎風而立威風凜凜的石獅。杜雨蒼在西校門外佇立了很久，他的目光最后落到了門正中“北京大學”四個遒勁有力的大字上。喜愛書法的杜雨蒼用手比劃著，連連贊嘆寫得好，后來他才知道匾額上的四字出自偉人毛澤東之手。在給母親的信中，杜雨蒼曾專門寫道：“告訴您老一個好消息，校門上方的北京大學幾個字是毛主席題寫的。”字里行間無不洋溢著喜悅和驕傲。

這一天，杜雨蒼同眾多的年輕人一道大步邁進了北京大學，大家都很興奮，一張張朝氣蓬勃的臉上都掛滿了對未來的憧憬，笑聲、歌聲灑下了一路。杜雨蒼正走著，突然看到前邊有一位姑娘拖著行李走得很吃力，他幾步趕上去，說了聲我幫你，伸手就拿過了姑娘行李，那女孩先是一驚，隨后羞澀地笑了，她看了杜雨蒼一眼，輕聲說了聲謝謝！

這個嬌小的女孩來自浙江，叫陳秀芳，1934年出生。這一年，她恰好20歲。杜雨蒼見她含羞道了聲謝謝，不由多看了她一眼，眼前的姑娘雖衣著樸素，可模樣清秀可愛。

陳秀芳同杜雨蒼一樣，也出自貧寒之家。她兄弟姐妹眾多，連同父母，全家有10口人。陳秀芳大哥名為陳鐘芳，已經早兩年考入了北京大學，陳鐘芳對聰穎的小妹格外疼愛，時刻都把她的學業掛在心上，當妹妹10年寒窗后，他又動員她報考了北京大學。

在這樣一個季節，在北京大學的校園里，這對年輕人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相識了，彼此介紹后，原來他們竟然都在同一個系，而且還在同一個班。二人不禁相視笑了，笑聲傳得很遠。多少年以后，當陳秀芳對著兒孫說起這段往事的時候，她的雙頰竟還泛起了淺淺的紅暈，而杜雨蒼則道：“沒想到我一踏進北京大學的校門，就情定終身了。”

兒孫們一陣大笑。

因為家境拮據，杜雨蒼和陳秀芳在食堂吃的都是廉價的飯菜，杜雨蒼肺結核尚未痊愈，每日堅持鍛煉病體，體力消耗大，常餓得頭暈眼花。有一天中午，杜雨蒼吃完了飯，陳秀芳又給他端來了一份飯菜，杜雨蒼不禁一愣，陳秀芳道：“我的飯票馬上過期了，你得幫我。”杜雨蒼臉紅了，急忙說：“我馬上吃飽了呀。”陳秀芳微微一笑：“男子漢，這點飯菜算什么。”陳秀芳怕杜雨蒼難為情，說完就走開了。杜雨蒼看著陳秀芳的背影，不禁兩眼一熱，他趕忙低下頭吃飯，大顆的眼淚滴落到雪白的米飯里。后來，他們熟悉了，關系近了，陳秀芳就經常塞給他幾張飯票。

大學四年，杜雨蒼和陳秀芳幾乎都沒有回過家，每個假期，看到同學們歡歡笑笑地走了，又歡歡笑笑地歸來，杜雨蒼和陳秀芳都禁不住有些悵然若失，是囊中羞澀擋住了他們返鄉的路程，他們只能在夜深人靜時用家書來訴說對親人的殷殷思念。

1958年8月，杜雨蒼和陳秀芳雙雙畢業，又雙雙被分到了上海，杜雨蒼去了中科院生化所，陳秀芳則進了生理所，真是鳳鳴鸞和，一對伉儷同在一個院內，成雙入對，吸引了不少羨慕的目光。這個時候，杜雨蒼把整個身心其實都投進了人工合成胰島素中，陳秀芳深知杜雨蒼的秉性，他喜歡向前沖，常常不顧左右，一往無前。按說，當年他剛出校門，只是一個助手，不能過于出頭露面，這些他都沒有去想，也沒有顧忌，最后，他贏得了掌聲。那時候，陳秀芳的生理所近在咫尺，每當她把目光投向杜雨蒼那間熟悉的實驗室的時候，心中就有些忐忑，她深知丈夫的性格，他不知道哪一天會讓周圍的人對自己心生芥蒂，猶如當年他常讓那些“老革命”心生不快一樣。

陳秀芳的擔心不無道理。

成也英雄，有時敗亦英雄。

杜雨蒼一生中有著難以言說的心結和落寞，歸結起來應該有兩項，一是申報諾貝爾獎，二是申報院士，尤其是院士落選。杜雨蒼是一個不服輸的人，也把臉面看得至關重要。盡管他表現得若無其事，可在他內心深處，這是一道永遠過不去的坎，一個永遠都解不開的結。

1978年12月11日，中科院召開了胰島素合成評議會，以確定諾貝爾獎的提名人選，中科院副院長、著名科學家錢三強親自坐鎮主持，參加合成胰島素的生化所、有機所、北京大學的科學家悉數出席。人工合成胰島素是集眾人之力，號稱是大兵團作戰，主要科研人員也有數十人，而諾貝爾獎候選人畢竟有限，誰是主力？誰是輔助？誰功勞大？誰又是次之，誰上？誰不上？這些都令人大傷腦筋。

當年合成胰島素過程中，北京大學、有機所各有一組，生化所有拆合、B鏈兩個小組，在這次會上，各小組又各就各位，展開討論，有人說，有功之臣應該是那些試驗能手，他們技藝過人，功不可沒，如杜雨蒼，還有李崇熙、陸培德、徐杰誠、龔岳亭。杜雨蒼在關鍵時刻起到了關鍵作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曾為中國人工合成胰島素著書立傳的熊衛民先生曾采訪過多個胰島素親歷者。施溥濤對他這樣描述當年的情景：“當時為了推薦諾貝爾候選人，也是爭得很厲害。當時文重已經出來了，北大化學系的相關工作由他負責。在北京友誼賓館討論，關了一個多禮拜。雖然當時我已經屬于生化所了，但參加討論時我還在北大這組。說老實話，我當時想提李崇熙，覺得他還是可以的，但大家都不吭聲。文重嘛，他要提陸德培，不想提邢先生。我說，人家都有一個老的——組長嘛，不管是榮譽的還是實際的，不管起了多大的作用。我提了邢先生。底下的人我沒提，不知怎的后來就成了季愛雪。”

那次大會，爭論很激烈，也有人說，那些實驗能手確實至關重要，可是那些指導者呢？沒有他們全局把關、引路能行嗎？像劍橋三劍客王應睞、曹天欽、鄒承魯，還有鼎鼎大名的鈕經義、汪猷、邢其毅他們。是啊，一個團隊科研攻關，孰功大功小，可能不易定論，這就猶如一場球賽，雙方靠的是協作、配合，如何去論功行賞？

經過一輪輪的討論，初步達成了共識，每個小組各推二人，最后名單集中到錢三強手里。錢三強看到，生化所拆合組推薦的是鄒承魯、杜雨蒼；B鏈組是鈕經義、龔岳亭；有機所A鏈組為汪猷、徐杰誠；北京大學則是季愛雪、邢其毅。錢三強在會上說：“這個名單我們既考慮到了老中青，也想到了女同志。”

北京大學哲學碩士、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熊衛民，曾致力于中國人工合成胰島素史的跟蹤調查，他在采訪北京大學的葉蘊華時，這位當年的參與者對過去情景還依然歷歷在目，分析得也不無道理，她回憶道：“其實提沒提名、提名時次序如何并不能完全反映貢獻的大小，那時候考慮了許多與貢獻無關的因素。譬如說提季愛雪老師時就至少考慮過這樣一些情況：別的幾個人都是男性，而參與了胰島素工作的有不少女性，是不是應該提一位女性？胰島素是老中青科學家的合作成果，提項目完成人時是不是也應該考慮一下年齡段？若只是單論貢獻的大小，我覺得李崇熙老師和陸德培老師的貢獻應該也不在季老師之下。”

生化所黨總支副書記王芷涯參加了這次大會，多年后她向來訪者熊衛民回憶了這樣幾個關鍵細節：“我只記得搞來搞去只好四個人：因為A鏈要兩個，兩個單位嘛，B鏈一個，那么還有拆合呢？所以再少也要四個。而候選人最多只能三個，于是就擺不平了。后面的情況，是在寫這個東西（指《院史資料與研究》2000年第5期）的時候，龔岳亭告訴我的：四個不行，當然一個是可以，所以干脆給了鈕經義。汪猷沒有參加選舉，好像很有意見，很反感——大概覺得他可能選不上，他反正是不服氣的啦。汪猷脾氣蠻倔的，沒參選。也請過他，可他沒來。我嘛，沒參加選，我就是介紹了一下情況。

“根據諾貝爾獎提名規定，名單后來又做了壓縮，每個小組只保留一人，鈕經義、鄒承魯、汪猷、季愛雪赫然入列，杜雨蒼和其他人被略掉了。又不久，四人名單去三，鈕經義成了一枝獨秀。汪猷性格耿直，是火藥引子，一點就著，對自己落選的事，他有些憤憤然，也就發了些牢騷，開了幾次炮，就像有了皺褶的衣服，熨幾下就好了，氣也就慢慢順了；杜雨蒼則不然，他胸中有不平，可悶在心里，知道沒有自己的名字后，他枯坐了一上午，憤怒把他的雙目燒成了兩團火，可他只燒自己，不去燒別人，把自己燒得筋疲力盡。還在這之前，杜雨蒼就覺得自己被邊緣了，被冷凍了。他的老師，甚至一些同事，對他也頗有微詞，后來有人一語中的，說杜雨蒼此人身上有傲骨，恃才傲物。還有人說，有傲骨不假，恃才傲物倒是看不出。”

杜雨蒼深愛著胰島素事業，1960年代中期，正當他在實驗室里忙得不亦樂乎的時候，有同事告訴他，你老婆生了，男孩！杜雨蒼哈哈一笑，真是捷報頻傳！當陳秀芳問杜雨蒼給孩子起什么名字時，杜雨蒼脫口而出，就叫杜朊吧。什么？叫杜朊？哪個朊？杜雨蒼意味深長地道，蛋白質的舊稱不就是朊嗎？陳秀芳恍然大悟，她噗嗤笑了，說，你為了蛋白質可真是走火入魔了呀。1960年代末，蛋白質合成了，陳秀芳又誕下二子，這正是人工合成胰島素大功告成之日，杜雨蒼又是一錘定音，給幼子起名為杜核，如今杜核子承父業，也決心在生物化學方面干出一番事業來。

因為種種緣由，有那么一段時間，杜雨蒼甚至不愿意再提及胰島素幾個字，甚至一度想遠離這個領域，可他怎么能離得開這個他畢生鐘愛的事業呢？那些日子，他寢食難安，恍恍惚惚。妻子知道他的心事，說，過去的事就翻過去吧，你不是還有你熱愛的事業嗎？一句話點醒了杜雨蒼，他又把精力放了研究上，1970年代中期，他還是從胰島素作用上獲得靈感，舉一反三，用自己創立的片段固相縮合法，成功合成了結晶胰高血糖素。胰島素有降低血糖的作用，那血糖低的人怎么辦？杜雨蒼解決了這個難題。這項成果獲得了中科院1979年重大科技成果獎。

1980年代初，有同行鼓動杜雨蒼申報院士，杜雨蒼有意于此，也做了一番精心準備，陳秀芳曾動員他向有關人員打個招呼，杜雨蒼很是不屑，他道，那樣得來的院士就變了味道，我寧愿不要！最后，杜雨蒼落選了。有朋友為他鳴不平，轉過身來也說杜雨蒼你少翹尾巴，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頭？杜雨蒼說，我知道有人不喜歡我的，可我的脾氣是從娘胎里帶來的，秉性難改，到死我也改不了！從此閉口不再言及院士。

在多肽領域，杜雨蒼一直在尋找新的科學高峰攀登，1980年代初的一個夏日，杜雨蒼乘公交車去圖書館，聽到有人正在議論老年癡呆癥的事，其中一個男性說，最近我收治的老年癡呆癥病人越來越多，天天和他們打交道，我都覺得自己也癡呆了。一位女性道，將來我們老了也會這樣的，哎，多可怕。公交車上一段簡單隨意對話引起了杜雨蒼的關注，真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那個時候，人們還沒有想到什么老齡化，總覺得老齡離自己還很遙遠，是明天以及后天的事。

科學也是需要靈感的，杜雨蒼最初想到的是如何增強人的記憶力，同時，還要治療老年癡呆癥，這一切都離不開一個“肽”字，肽在生物中存在，人體的許多生理活動都與肽有關。杜雨蒼帶領自己的課題組再次進入神經肽的世界中，肽是神奇的，也是很難征服的，可杜雨蒼不甘罷休，也很較勁，偏要在神經肽中研究出個子丑寅卯來。很快，這項研究被列為“七五”重大研究項目課題和“八五”國家攀登計劃所屬的重大課題“記憶增強肽的作用機理研究”以及“九五”國家重大科技攻關項目。他們從大量的動物實驗中，發現了肽的高活性和新結構，杜雨蒼認定，在人類的大腦神經中樞有一種左右大腦思考和記憶的物質，杜雨蒼把它稱為記憶增強肽。從1970年代中期到1994年初，他們整整用19年的時間，最終首次人工合成了記憶增強肽。在后來的論證會上，面對著中外眾多的科學家，杜雨蒼對其機理做了科學的闡述，引起了世界科學家的關注。進入1990年代，神經科學一馬領先，發展喜人，人類對大腦的研究一直是不遺余力，科學家稱20世紀最后10年是大腦的10年，杜雨蒼在這重要的關口其貢獻讓世界同行們震驚，美國科學家這樣說：“我為中國的同行感到驕傲和自豪，他們在自然科學方面豎起了一面旗幟。”也有專家說，記憶增強肽的研制成功，找到了人類開啟大腦記憶之謎的金鑰匙！

科學研究是一項寂寞的事業，科學家就猶如深山里的苦行僧，他們用耐心和毅力去達到一個目標。杜雨蒼用20多年的寂寞換來了增強記憶的英泰含片，他找到了一家公司合作，也申請了一筆資金，英泰含片馬上就進入臨床了，而且很快就會走向市場。這一年杜雨蒼已經是古稀之年，巨大的成功，為他的人生暮年又添上了一道亮彩，朋友豎起大拇指，同行為他驕傲，那些日子，他眉目舒展，笑聲朗朗，他好像看到眾多患者因此露出了久違的笑容。杜雨蒼對老伴嚷道：“多年心血沒有白費，值了！值了！”言畢，老淚縱橫。

數月過后，英泰含片投向市場，很快有了口碑，也有了利潤，但誰都沒有想到，醫藥公司竟有人把收益挪用炒股，那個清晨，杜雨蒼正在悠閑地看報紙，聽到這個消息，他騰地站起來，手中的報紙也掉在了地上，他瞪大眼睛怔在那里很久，隨后又跌坐在椅子上。在杜雨蒼看來，英泰含片就猶如一株幼苗，恰喜逢春雨，長勢看好，沒想到陡然間迎頭一陣冰雹和狂風，打得杜雨蒼痛徹心扉，整整一個下午他都枯坐在那里，窗外的陽光投射到他灰白的頭發上。陳秀芳從杜雨蒼憤怒的眼神中知道丈夫心底中的火山又爆發了，這一刻正在轟轟燃燒著，陳秀芳不知又發生了什么變故，急忙追問緣由，可杜雨蒼臉色鐵青，一言不發。他雙目瞪圓了，猶如一頭憤怒的獅子，好像隨時都要撲向對方狠狠咬上一口。陳秀芳害怕了，晃著雙手在房間里來回走動著。

最初幾日，杜雨蒼都是在沉默中度過的，終日郁郁寡歡，人也好像一下子蒼老了許多，步履也變得更加蹣跚沉重。那日晚餐，他吃了一碗米飯，這是多日以來不多見的，陳秀芳見狀很高興，杜雨蒼還想再吃一些，他拿著碗欲起來去盛飯，竟一時沒能站起來，杜雨蒼自語道，看來真是老了呀。陳秀芳沒有在意，笑了笑說，你身體一直好著呢。杜雨蒼扶著桌子終于站起來，剛要邁步，又一下子坐了下去，碗滾落在地板上碎了，發出刺耳的聲音。陳秀芳見杜雨蒼已經人事不省，哭叫著拿起了電話。

杜雨蒼被緊急送到了醫院，醫生診斷為腦血管大面積破裂，已不能手術，杜雨蒼緊緊握著陳秀芳的手，嘴唇翕動著，好像有很多話要說。陳秀芳把耳朵貼在丈夫的嘴邊，淚水也跟著落在了杜雨蒼的臉上，陳秀芳聆聽著，這么多年了，他終于停歇下來了，肯定有很多的話要說，可杜雨蒼最終沒能張口。

多少年后，當杜核問起杜雨蒼為合成胰島素吃過多少苦時，杜雨蒼笑笑說，個中艱辛，只有自知。聊聊八個字，足有千般艱辛。德國著名的科學家愛因斯坦，被人們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他的偉大之處是為全人類貢獻了“狹義相對論”“質能相當性”“廣義相對論”“光量子論”“布朗運動”，一位學者曾經意味深長地說，按照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發的標準，他至少應該得5次獎金。

在愛因斯坦所有貢獻中，他的廣義相對論是科學史上一顆璀璨的明珠。從1907年愛因斯坦初步提出了廣義相對論的兩條基本原理，到他最終完成廣義相對論的一整套完整理論，這位大師用了整整8年的時間。當來訪者問起他克服了怎樣的困難時，愛因斯坦呷了口苦咖啡說，從已得到的知識來看，這愉快的成就簡直好像是理所當然的，而且任何有才智的學生不會碰到太多困難就能掌握它。但是，在黑暗中焦急地探索著的年代里，懷著熱烈的向往，時而充滿自信，時而精疲力竭，而最后終于看到了光明——所有這些，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能體會到。

愛因斯坦的話寥寥數語，但恰恰又是對一個成功者艱辛與否的最好表達。

20世紀60年代中國科學家那項令世界矚目的偉業——人工合成胰島素，背后的甘苦不也是如此嗎？

至今，杜雨蒼的愛子杜核這樣評價他的父親：“這么多年來，我一直這樣認為，他是一個為胰島素而生的人。”

細細品味杜雨蒼，兒子對父親的評價不無道理。

有人對杜雨蒼不屑，也有很多人對他豎大拇指，北京大學的教授葉蘊華對杜雨蒼就贊揚有加。1990年，杜雨蒼經過多方奔走和努力，牽頭主辦了第一屆中國國際多肽會議。要知道，那一大筆的會議經費是杜雨蒼化緣得來的，杜雨蒼道，我行將就木，多給人類多肽做點貢獻吧！杜雨蒼又出面邀請了國際上多名著名的多肽專家參會，這讓國內的眾多年輕學者受益匪淺，葉蘊華就是其一。這一年，恰逢胰島素合成25周年，當外國專家在會上重提人工合成胰島素時，鈕經義感慨萬端，他說，那時我們對多肽一無所知。言語中，鈕經義為這次國際性會議的成功舉辦自豪而又興奮。

杜雨蒼沒有對此而滿足，后來他又連續牽頭主辦了2次中國國際多肽會議，最后一次是2002年，是在大連舉辦的，他對葉蘊華道：“今年我就滿70歲了，以后我不再主辦了，讓年輕人辦，你看怎么樣？”葉蘊華望了一眼滿頭白發的杜雨蒼，點點頭道：“您該好好休息一下了。”杜雨蒼凝望著大海深處的點點白帆，感慨道：“我這一生吶，都為了一個肽字，我希望中國的肽事業，就像遠傳的小船一樣，百舸爭流呀！”

杜雨蒼一句話，讓葉蘊華看到了一個科學家的赤子之心，她的眼睛濕潤了，也就是這一刻，已年近七十高齡的葉蘊華決定把杜雨蒼手中的棒接過來，把中國國際多肽會議一屆又一屆地繼續辦下去。她握著杜雨蒼的手道：“交給我們吧！”杜雨蒼看著同樣已經不年輕的葉蘊華說：“我記得你比我小不了幾歲呀。”

后來，葉蘊華與當年一道參與人工合成胰島素的徐杰誠一起主辦了兩屆，杜雨蒼雖然退到了幕后，可他沒有袖手旁觀，甘愿為葉蘊華和徐杰誠充當了吹喇叭抬轎子的角色。中國國際多肽會議如滾雪球一般，越辦越大，參與的國家代表也是與日俱增。從1994年起，中國國家多肽會議設立了“華夏獎”，評委會主席為美國著名生物學家梅里菲爾德，他因固相肽合成獲得了1984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徐杰誠、葉蘊華在1996年、1998年中國國家多肽會議上雙雙獲得了“華夏獎”。

可以這樣說，中國的人工合成胰島素為中國科學家生命科學研究帶來了廣闊的視野和機遇。

而杜雨蒼功不可沒。

至今，葉蘊華對杜雨蒼沒能成為院士而感到遺憾。葉蘊華說：“他在天然胰島素的拆合及半合成、全合成中，是都起了關鍵性作用的，可最后與院士無緣，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從杜雨蒼2006年謝世至今，已經過去12年，可當人們回憶起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時候，他有關院士的問題，還常被人提及。

在中國科學家合成胰島素的艱難歷程中，同杜雨蒼一樣，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物也不能不提及，此人名為張友尚。當我2016年初春在上海采訪有關胰島素當事人的時候，時年91歲高齡的中科院院士張友尚已經住進了醫院，據說，躺在病床上的張友尚先生對人工合成胰島素那段歷史記憶尤為清晰，相反對人生中嘈嘈雜雜以及自己當年遭受的磨難反而記憶模糊甚至遺忘了。關于中國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歷史過往，其主角都已經歸于歷史，還尚在人世的張友尚無疑是最有力的見證者，可是，他的病體已經不容他再去向我細細表述了，這對我來說難免有些遺憾，關于他的點滴生平，我還是從他的小女兒及其他一些人那里獲知的。

張友尚1925年11月生于北京，父親名為張孝騫，湖南長沙人，著名醫學家，早年畢業于湘雅醫學院，后遠赴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做科研，回國后曾擔任過中國醫科大學副校長、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

1955年，在中科院公布的首批學部委員名單中，張孝騫名列其中。張孝騫的學術造詣和高超的醫術，贏得了上下一片贊譽。20世紀60年代初期，張孝騫在參加全國醫學工作會議期間，還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原衛生部部長錢信忠稱他為“一代典范”。

張友尚在女兒面前常說起父親，每提及父親耄耋之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事，張友尚都會為之動容，一時難以平靜自己。張孝騫不僅是一個有良心的知識分子，還有一顆拳拳報國之心。盡管10年動亂給他身心都造成了極大傷害，但對中國共產黨感情未有絲毫減少，相反還與日俱增。

張孝騫晚年身患惡性腫瘤，后臥床不起，張友尚來病房探望，他拉住兒子的手，喜不自禁地道，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組織上已經批準我入黨了。言畢，竟像個孩子般地笑出了聲。其神態一點都不像病人之身，這讓張友尚很震撼。

1985年12月18日，組織上在張孝騫病房里特地為他舉行了入黨儀式，當時，張孝騫已經不能坐立，可他還是執意要坐起來，這么一個健康人能輕易完成的動作，他在兒子張友尚的幫助下竟都難以完成，最后幾乎是半躺在張友尚的懷里，豆粒大小的汗珠從張孝騫的臉上落到了兒子身上，還有被子上。宣誓開始了，張友騫竟舉不起右手，他對兒子說，扶起我的手，張孝騫聲音雖然微弱，可字字清晰，一絲不茍，等宣誓完畢，他已經大汗淋漓，在場的人無不動容落淚。

翌日，張老安然離世。

張友尚常對女兒說，你爺爺是完成了他終生最大的追求才離去的。他的言行也影響我的言行，直至終生！

在張友尚眼里，父親就是他楷模。

張孝騫膝下兩女兩男，個個不凡，富有戲劇性的是，長女張友端和長子張友尚學成后雙雙從事生化科研，且在同一個單位。張友端是清華大學生物系的高材生，后又遠赴英國劍橋大學深造并一舉獲博士學位，1954年畢業后就到了中科院上海生化所。

三年后的1957年，青年學子張友尚也來到了該所攻讀研究生，生活總是富有戲劇性，在那個初春的早上，暖風拂面，鳥語花香，張友端和張友尚相聚在了一起，姐弟二人一見面就笑出了聲，那開心的笑聲，應該也感染了周圍的香樟樹吧。

張友端拍著弟弟的肩膀說，你是步我后塵來的吧？張友尚點點頭道，大姐是我的榜樣，我是直奔榜樣來了。

從張友尚踏進生化所那天開始，他的人生軌跡就悄然發生了變化。

要不說人生如戲呢！

張友尚先是從浙江大學化工系畢業，后又陸續任教于湘雅醫學院、北京醫學院、蘭州醫學院。張友尚受姐姐張友端的影響，一直想從事科研工作，他覺得高校的舞臺太小，他要走出去，像大姐一樣專攻科研，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去處就是中科院生化所，也就是大姐所在的地方。1956年，中科院在全國招收研究生，張友尚見機會來了，馬上向學院提出報名應試，可是，張友尚任教的蘭州醫學院舍不得他走，張友尚每次找領導軟磨硬泡，最后都沒有成功。

1957年，中科院為了增加考生來源，廣攬天下之英才，有關部門規定，考生未經單位批準也可以報考，張友尚聞之異常高興，滿臉的愁云頓時被喜悅吹散了，他抱起妻子毛曼霞在原地轉了幾圈，放聲大笑。多少年后，毛曼霞對一雙女兒說，你爸爸平日里抱不動我，可那天他竟抱著我轉了三圈，最后把他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我呀，不如他考研究生重要。

一雙女兒聽后笑了，都扭頭看爸爸，張友尚搖搖頭，臉上竟有些羞澀。女兒見狀咯咯大笑，直笑得前仰后合，張友尚也笑了，說都是陳芝麻爛谷子的事了，還提它干嗎呀？說著，就順手摘下墻上的京胡，等神穩氣定后，他手腕一抖，那京胡便有了溫度、氣息、生機，隨之那激情的旋律，便從他的手指和弦上流淌出來，時而烈，時而緩，時而萬馬奔騰，時而野鶴閑云。他跟著節奏，晃著腦袋，直拉得大汗淋漓。

張友尚癡迷京胡，源于父親張孝騫。張孝騫不僅是戲迷，也是小有名氣的票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北京，京戲繁榮，一度是京城無處不京戲。張孝騫晚上只要閑暇無事，都必去戲園子，每去必攜膝下兒女，張友尚耳濡目染，由此也愛上了京胡，張孝騫見狀喜上眉梢，特地給兒子請了一位京胡老師。那老師是戲園子里的高手，演奏甚是了得，他白天專于伴奏，晚上再入張家當老師。那時候，張友尚剛念五年級，少年聰穎，一點就透，老師甚是喜愛，便悉心教授，幾年下來，張友尚已經拉得得心應手，京胡那獨特韻味漸在張友尚心中生根發芽開花，直至一生他都對京胡愛不釋手。

張友尚膝下二女，大女兒張紹曾，小女兒芳名張紹暉。張友尚少時除喜京胡，也酷愛辭賦，張紹暉到了上學年齡，妻子讓張友尚給女兒起名字，張友尚沉吟片刻，便隨口吟出毛澤東的詩句：“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他笑笑道：“毛主席詩詞大氣又富有意境，取個暉字用，就叫張紹暉吧。”

張紹暉少時頑皮，模仿力也強，剛看了現代京劇《紅燈記》，馬上就能哼上幾句，沒出幾日，竟能有板有眼地演唱李鐵梅的唱段了。張友尚喜在眉梢，連聲道：“知音何人也？乖女毛毛是也。”張紹暉乳名為毛毛。每有客人來訪，張友尚就操起京胡，張口道：“毛毛，來一段。”張紹暉也不怯場，說聲好，展開身段就唱了起來，一招一式，頗有模樣。

1957年4月的一天，一位年輕人走進了中科院生化所曹天欽的實驗室，年輕人中等個子，清瘦俊朗的臉龐，雙眼中透著一股靈氣。這時候，曹天欽正低頭忙碌著，年輕人見了，便悄然立在那里，一聲不響。這時，曹天欽好像意識到有人，下意識地抬起了頭，那年輕人見狀，微笑著向老師輕輕道了聲好，隨后畢恭畢敬地鞠了個躬。

望著眼前這位溫文爾雅的年輕人，曹天欽臉上露出了笑容，你就是張友尚吧？張友尚說，是，我剛剛放下行李，就趕過來拜望您了。

曹天欽不禁多端詳了一會兒這個年輕人，臉上溢出了發自內心的喜悅，他對張友尚說：“歡迎你的到來！”說著他握住了張友尚的手。張友尚覺得自己好像與曹天欽已經神交已久，他感到踏實、親切。

從這一刻起，張友尚正式成了曹天欽的學生，也由此和恩師結下了不解之緣。在那個風云際會的年代，兩人成了生死之交。這是后話。

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是張友尚及眾多科研工作者成功的搖籃，當年同時踏進這座研究所的同學中，張友尚、劉新垣、李載平三人陸續當選中科院、中國工程院院士。1960年代中期，從英國劍橋大學成歸來的張友尚，事業上開始風生水起。后來他陸續擔任了生化所副所長、分子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中華醫學會內分泌委員會委員、醫學遺傳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

姐弟情深，張友端晚年病重，張友尚常去探望，每每姐弟雙手相握，淚水都已經溢滿了眼睛，張友端凝視著張友尚的滿頭華發喃喃道，當年那個英俊的小伙哪里去了？一切都好像還在眼前呀。張友端說著緩緩伸出手，張友尚會意了，急忙把腦袋湊了過來。遙想少年時，姐姐總喜歡撫摸一下自己的頭。張友端見狀，輕輕地笑了，她撫摸了一下張友尚的額頭，眼里都是滿滿的愛意，她笑道，當年你步姐姐后塵來了，可在事業上，你卻把姐姐遠遠地甩到了后邊，真是長江后浪推前浪，我被你打在了沙灘上，翻都翻不了身了。

張友尚被逗笑了，他緊緊握著姐姐的手道，你可是我的引路人，沒有你，我只能是觀望者。

張友端笑了，輕輕地搖了搖頭說，你為胰島素的合成，受苦了，姐姐為你高興！

是的，張友尚的事業是從合成胰島素開始的。

1959年，青年學子杜雨蒼把重合的天然胰島素活力恢復到了5%-10%后，王應睞在一次會上慢悠悠地說，我們的研究已經進了一大步，大家應該想想，我們怎樣才能把90%以上的雜質分離出來呢？這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王應睞講這番話的時候，聲音不大，語調也不急，這是他一貫的講話風格，但今天在大家聽來，卻有萬鈞之重。誰能解燃眉之急？誰能擔當此重任？

大家都知道，分離雜質，是攀向人工合成胰島素高峰的重要一環。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一時都無語。曹天欽沉吟片刻道，讓張友尚來吧，我看他可以。曹天欽輕易不發言，每次開口都在關口上。大家的目光都聚到了曹天欽的臉上。曹天欽看了大家一眼說，再次用肯定的口氣說，他能行！

就這樣，這個任務落到了張友尚的肩上。

曹天欽推薦張友尚并不是心血來潮，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張友尚在幾所大學任教那些年，積累了不少實驗經驗，雖然在科研上他還沒有什么建樹，可動力很強，這就像一個高超的花樣滑冰能手一樣，舉手投足都透著一股干練和嫻熟。

當王應睞一錘定音的時候，張友尚正在上海漕河農場的地頭上歡天喜地拉他的京胡呢，身旁的人也正聽得津津有味。張友尚走到哪里，通常都會帶著他那把心愛的京胡，他常說，這把京胡是我的寶物，人生中的酸甜苦辣都在里面裝著。在農場勞動的間隙，有人喊一聲，張友尚，來一曲。張友尚笑笑，道聲好，接著就從布袋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京胡，隨后席地而坐，大家也道聲好，紛紛放下手中農具，團團圍了過來，也都是席地而坐，有的干脆半躺在地上。

張友尚笑笑，邊調著音，眼睛看著碧綠的原野，還有田埂上正盛開的野花，這時候，他深深吸一口氣，把泥土的芳香灌滿鼻腔，那雙眼接著就瞇了起來，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緊接著，他又喊聲好，手腕一抖，那明快的旋律就從他手上傾瀉而出，穿過人群，回蕩在遼闊的原野上。

1959年的一個夏日，在農場勞動的張友尚風塵仆仆地趕了回來，如果不是重擔在身，張友尚恐怕還會在那片在他看來充滿詩意的土地上待上一段時間。幾個月的勞動，張友尚好像結實了許多，皮膚也變得黝黑了，渾身上下洋溢著一股朝氣和力量。有人同情地說，張友尚，看你朝氣蓬勃的樣子，你這是因禍得福。張友尚笑了，說，這都是大自然饋贈給我的。

張友尚并沒有回家，而是一頭扎進了實驗室。按說，他已經很久沒有見到妻子了，他應該先回到自己的愛巢和心愛的妻子訴說一下衷腸。細心的所長王應睞也是這么想的，他囑咐張友尚道，先回家看看，別急著進實驗室。張友尚點點頭，他說先到實驗室看一眼再回家，可張友尚進了實驗室就沒有拔出腿來，那些熟悉的儀器，好像一下子活了，有的扯住了他衣襟，有的拉住了他的手，有的抱住了他的腳，張友尚覺得自己走不出實驗室了。

在今天，分離純化蛋白質輕而易舉，因為我們有了各種先進的層析儀器。可在那個年代，擺在張友尚面前的只有離子交換層析儀，即使這樣，我們的科研工作者都把它視若珍寶，張友尚覺得這臺儀器會給他驚喜，可是，1959年8月的那幾個不眠之夜，讓張友尚感到沮喪。他連續用了幾種方法，都沒能把雜質分離出來，他知道，眼前的離子交換層析儀器，雖然能把胰島素的A鏈、B鏈分離出來，但對密集的雜質卻無濟于事，張友尚看著這臺機器，眼里有些茫然。

這一年上海的夏天，溫度已經突破了30度，酷暑難當，人們盼著風，風來了，可都是熱的，真是熱浪滾滾。人工合成胰島素實驗室成了一個大蒸籠、大火爐，為了給張友尚等人解暑，王應睞特地給他們找來一臺風扇，這臺老式風扇盡管盡職地吹著，可也抵擋不住滾滾熱浪，張友尚的衣服全濕透了，就像在水里泡過一樣。

他的妻子毛曼霞并不知道他已經離開了郊區的農場，就帶著一包衣服去了，也帶著一肚子的話，可撲了個空。她很惱火，轉身又返回了市區，這時候已經是夜晚，她下了車，徑直來到了生化所，推開實驗室的門，她嚇了一跳，眼前的人是丈夫嗎？上面穿著一件皺巴巴的汗衫，下身是短褲，一副蓬頭垢面的樣子，渾身上下散發出一股難聞的氣味。毛曼霞捂住鼻子扭過頭道，你真是張友尚？張友尚笑了，道，不是我還是誰？你丈夫又不是孫悟空，還會72變，變出萬般模樣來。毛曼霞看著丈夫哭笑不得，氣也消了，這些日子你怎么睡的？就在這里？張友尚指指儀器旁邊的破沙發，就在那上面湊合著，伸不開腿，蜷一夜太累。毛曼霞心疼了，你呀，你呀，都成了野人了。

是啊，一向注重儀表的張友尚為了科學已經顧不上其他了，他滿腦子都是胰島素提純，除了用離子交換柱層析法，他也用了別的方法，可一樣樣地試，最后一樣樣地失敗。

每一個深夜，困乏勞累的張友尚都用京胡來提神，用它來抒發一次次失敗的心境，他并不知道，走廊里時常會有一個最忠實的聽眾，他就是王應睞，所長王應睞的家與生化所一墻之隔，立在樓上，生化所一景一物，盡收眼底。

在張友尚攻關之時，王應睞常從家中帶餐給張友尚，為了不干擾張友尚研究，王應睞很少當面問進展情況，可他幾乎每晚都在走廊里傾聽張友尚的京胡，他能從旋律中知道張友尚的實驗進度，成功與否。京胡沉默了，走廊里又是一片寧靜，同以往一樣，王應睞看看實驗室的門，他盼著張友尚走出來能說上個一二，可門還是緊閉著，王應睞只得悄然離去。

簡單往往會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張友尚摒棄了復雜的分離模式，他采用了紙層析的一種溶劑——酸性仲丁醇——在試管中萃取，經過反復摸索，最終在1959年年末獲得了成功。

那是一個明朗的早晨，一夜未眠的張友尚踉蹌幾步走到顯微鏡前，他心中充滿著希望，可也擔心像以往一樣又是失望，他低下頭，凝視著，透過顯微鏡他看到了胰島素結晶，那晶體不再渾濁，而是晶瑩明澈，潔凈無瑕。

張友尚激動了，他只覺得渾身的血都涌到了腦門上，呼吸也急促起來，他流淚了，大顆的淚珠落到了顯微鏡上。

他拿起身旁的京胡，很快，一陣激昂的旋律在實驗室里響了起來，聲音很大也很有力，最后沖出實驗室，在走廊里回蕩著。這時，實驗室的門一下子開了，王應睞笑容滿面地闖進來，后面緊跟著曹天欽，張友尚停下演奏，從破沙發上一下子立了起來，疲倦的臉上堆滿了笑意。

王應睞慢聲細語道，聽你的京胡聲，就知道有眉目了。張友尚用力點點頭，顫動著聲音道，所長，已經分離出來了，純的，是純的！王應睞緊緊握著張友尚的手，點點頭，再也沒有說出話來。

張友尚的老師曹天欽喜上眉梢，他拍著張友尚的肩膀，連聲說了幾個好。張友尚從部分純化物中得到高純度的結晶，證明重新合成的天然胰島素與合成前的空間吻合，都有著同樣的空間結構。之前曾有人憂慮重重，我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合成了胰島素，到最后搞不好也是一個“變味”的蛋白。

誰都知道，這一關過不去，人工合成胰島素將會遙遙無期。

1961年夏末，一位叫安芬森的美國科學家對外界宣布：蛋白質的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安芬森1916年出生，這位舉止溫和的美國人1943年獲哈佛大學生物化學博士學位，1961年初，45歲的安芬森和他同事用桑格試劑等方法，拆開了單鏈核糖核酸酶的二硫鍵，然后他們又進行重合，結果發現酶活性很高，由此安芬森有了一級結構決定其高級結構的科學斷言。他正是因為有了這項劃時代的貢獻，于1972年登上了諾貝爾化學獎的領獎臺上。

其實，中國科學家在人工合成胰島素的關鍵點上，比他要早了一年多，只是當時基于保密，沒有對外界發布我們的成果罷了。

相比于中國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安芬森拆開單鏈的核糖核酸酶4個二硫鍵要簡單得多。

當1961年安芬森把他的蛋白質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理論公之于眾的時候，富有戲劇性的是，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主辦的《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報》上也發表了杜雨蒼、張友尚、魯子賢、鄒承魯共同署名文章，標題為《從胰島素A及B鏈重合成胰島素》。

對于中國科學家的卓越表現，遠在美國的安芬森是否知道和了解，我們不得而知。

無論世界科學家知否，中國科學家已經證明，拆開天然胰島素A、B鏈在一定條件下能夠按照原來的天然結構進行二硫鍵配對并自動盤曲為胰島素，無須其他分子參與，更不用加上外力讓A、B兩鏈如同少女一樣跳舞般地扭動纖細的腰肢。

而這一切，都曾經讓世界著名的生化學家維格納奧德等眾多科學家望而生畏。

四十年后，杜雨蒼、張友尚、鄒承魯每每談起此，言語中都多少有些憾意。

如果他們把成果早一些公之于眾，那諾獎花落誰家還是個未知數，比照著美國科學家安芬森的貢獻，1972年的諾貝爾化學獎也許會頒給我們中國的科學家。

2003年的一日，鄒承魯院士對前來拜訪的熊衛民先生說道，假如我們得到的結果馬上就拿到《自然》雜志上發表，那么就會比他（指安芬森）早。在《自然》雜志上發表比較快，需要等的時間只有幾個月。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將這個成果及時投了出去，發表時間就不但比加拿大的人要早——他們1960年發表，活性只有1%-2%——而且會比美國安芬森獲得諾貝爾獎的工作發表時間早。

在一些當年和張友尚共事的人看來，張友尚一是敬業，再就是鐵骨錚錚，說到他的貢獻，人們發自內心，說到他的品質和剛強，人們也是由衷地豎起大拇指。

張友尚對出國深造一直十分向往。新中國成立不足一年，為了培養高層次人才，就向國外派出了25名佼佼者出國留學，這是新生的共和國第一次向國外派出留學生。那個時候，新中國與世界上其他國家鮮有建交，留學人員的去向大都是世界上一些很小的社會主義國家。到1951年，我們已經向社會主義大國也就是當年被我們稱為老大哥的蘇聯派出了大批留學人員。

張友尚的留學目標是英國的劍橋，劍橋大學的生物化學研究室享譽世界，在世界科研領域赫赫有名。他的姐姐張友端以及生化所的王應睞、鄒承魯、曹天欽等人都是從劍橋走出來的。

但張友尚也知道，由于政治背景等因素，開始幾乎無人能去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留學。然而讓他驚喜的是，隨著中國和蘇聯關系的降溫，中國開始向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派遣留學生。

聽到這個消息時，張友尚既興奮，又有些忐忑，高興的是曙光就在眼前，忐忑的是他難以向組織張口。張友尚為人，寧愿虧欠自己，也絕不虧欠他人，這是他的為人之道。姐姐張友端極力動員弟弟抓住這個機會，她說，你起步于胰島素合成，也受益于胰島素，將來還得研究胰島素，劍橋大學是多少人都為之向往的呀，那分子生物學研究室能為你將來插上騰飛的翅膀，你去找王所長，找你的老師曹天欽呀！張友尚很難為情，他吭哧了半天道，我能來讀研究生就已經很好了，怎么好意思向組織張口？張友端看著弟弟一臉難為情，噗嗤笑了，你呀，還是不是個男人？一點沖鋒陷陣的勇氣都沒有。罷了，我去給你說，我去張這個口。張友尚見狀急了，連連擺手道，你千萬不要去說，個人服從組織，不能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張友端嗔道，你呀，算是繼承了爸爸的認真勁兒！那就等組織安排吧。

那也是一個春天，如同當年張友尚接到了入學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通知一樣，一個好消息再次降到了張友尚的頭上，這天，曹天欽來到實驗室，張友尚正在埋頭實驗，曹天欽是以室主任的身份來通知張友尚一件事的，他笑容滿面地道，你得暫時離開這個實驗室一段時間了。張友尚有些詫異，一時不知說什么好，只是晃著兩只手怔怔地看著曹天欽。曹天欽拍了一下張友尚的肩膀說，組織上已經批準你到劍橋大學留學了。張友尚很意外，一下子怔在那里。曹天欽笑了，說，喜從天降，很意外吧？好了，別愣著了，去準備吧。張友尚這才恢復了常態，他點點頭道，謝謝老師，謝謝組織！

當張友尚把這個消息告訴妻子毛曼霞的時候，毛曼霞先是一怔，隨后笑了，她高興地道，去吧，你的愿望終于實現了。

盡管那個時候毛曼霞不希望張友尚再去遠行，可這個知情達理的女人知道丈夫的大志，就猶如當年支持他到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深造一樣，她今天也同樣支持他遠赴英國，去實現他未來的夢想。

1964年的4月，張友尚即將啟程，在一個明媚的日子，他們一家三口特地來到上海人民照相館合影留念，這張珍貴的照片，被張友尚視為珍物，一直保存至今。多少年之后，張友尚每次看到這張照片，都會感慨萬千。小女張紹暉小時候問張友尚，照片里怎么沒有我？張友尚聞之哈哈笑了，他道，照片里是三人，實則是四人啊！紹暉不解，雙眼里滿是迷惑，張友尚忍俊不禁，放聲大笑。

這一年，照片中的長女張紹曾已經10歲，而毛曼霞已身懷六甲，張友尚所言第四人指的是未出世的小女張紹暉。那天，他們說說笑笑地走出上海這家老字號照相館的時候，整個上海已經沐浴在了燦爛的晚霞中，張友尚看到，同樣沐浴在彩霞中的妻子母性十足，他走上前來，撫摸著妻子隆起的腹部，不安地說，我真不應該這時候離開你。毛曼霞莞爾一笑，道，等你回來的時候，她會揮著小手歡迎你的。張友尚凝望著遠處，好像在享受回味著什么，雖然還沒有離開上海，可他已經在憧憬著未來和紹暉見面的時刻了。

張友尚在那座世界著名的實驗室里潛心研究了幾個月后，他的幼女張紹暉呱呱墜地。在英國劍橋并不算長的日子里，張友尚可謂是嘔心瀝血，他幾乎每天都是半夜才離開實驗室。他的導師赫胥黎很看重這位瘦小的中國留學生，每天上午一見到張友尚，他都會盯住張友尚那雙紅紅的眼睛，晃動著雙手說，張友尚，你又熬夜了，你不要命了嗎？科學的道路可不是一天就走完的。張友尚笑道，對我來說，這里的每一分鐘都至關重要。

當小女張紹暉來到世間不久，遠在國外的張友尚也拿出了一份沉甸甸的論文，赫胥黎看了，不由伸出大拇指，連聲說好，他擁抱了張友尚，松開手臂后，又再次擁抱了這位年輕的中國學者，他對張友尚說，友尚，兩個擁抱，這是我對你最大的褒獎！

赫胥黎是英國著名的生物學家，在生物學界赫赫有名，他對每一個學生都是挑剔的，唯獨對張友尚青睞有加，是張友尚的科研精神打動了這位挑剔而又苛刻的科學家。

1965年10月，張友尚在英國劍橋的深造即將結束，臨行前，他特地與中國人的老朋友李約瑟先生拜別。李約瑟是一位聞名于世的生物學家，還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史家。張友尚結識李約瑟，得益于老師曹天欽，曹天欽與李約瑟熟稔，張友尚臨行前，曹天欽專門為他修書推薦，張友尚到英國后不久，李約瑟還專門拿出時間來邀請他共進午餐。

當然，張友尚牽掛的還有一瓶植物病毒樣本。隨著歸國日期的臨近，那株植物病毒樣本老是在張友尚面前揮之不去，張友尚知道，國內的病毒樣本少之又少，稀之又稀，他一直想迫切地得到它，并順利地帶回中國，帶回生化所。他日思夜想，猶如饑腸轆轆的乞丐，盼望著一頓飽餐一樣。

多年后，張友尚常把這件往事，講給自己的學生聽，言畢，他接著道，我們每一個人對自己的事業，都要付出百倍的愛。科學家是把自己的事業視為生命的。病毒樣本，作為常人唯恐避之不及，可對一個科研工作者來說，那就是珍物，要時時小心翼翼地對待它，何況張友尚還想以此病毒樣本繼續研究自己的科研項目。可是，張友尚所在的實驗室怎么能允許一位中國的科學家把病毒樣本帶走呢？張友尚決定還是從自己的導師赫胥黎那里著手。在一個午后，張友尚像往日一樣給導師端來了一杯咖啡，隨后，他面對導師深深鞠了三個躬。赫胥黎愣住了，他看著張友尚道，友尚，有事盡管說，咱們不需要這么客氣。張友尚點點頭，向赫胥黎提出帶走那株植物病毒的要求。赫胥黎頭搖得像撥浪鼓，嘴里連說了幾個不行。張友尚道，我在這里一年多，主要研究方向就是這個，一株病毒對這座聞名于世的實驗室來說算不了什么，可對于我來說至關重要。赫胥黎沉默了一會兒，最后還是搖搖頭拒絕了。

張友尚沒有放棄，他知道赫胥黎酷愛咖啡，他就外出買來上好的咖啡，每天都為赫胥黎奉上一杯濃濃的咖啡，隨后畢恭畢敬為導師鞠上三個躬，然后就是一番誠懇的請求。連續數日后，赫胥黎被感動了，他意味深長地對張友尚道，友尚，我沒有看到你拿走那株病毒，知道嗎？我沒有看到。說完，他又對張友尚擠擠眼睛。張友尚笑了，赫胥黎也笑了，友尚，你用咖啡收買了我，這咖啡可是變了味道呀！

也就是這年10月的一天，張友尚下了輪船，踏上了上海熟悉的街道，就猶如妻子毛曼霞說過的那樣，迎接他的是牙牙學語的小女張紹暉。看到眼前望著自己還有些怯生生的小女，張友尚真是又驚又喜，回想一年前，她還在母親腹中，如今已經是一個生動活潑的小精靈了。

學成歸來的張友尚可謂家庭事業雙豐收，接下來，他要好好攀登科學的高峰了，那些日子，他為自己的科研做了周密的規劃，正當他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幾乎一夜之間，大家都變得人人自危，人人互防。曹天欽的頭上也被戴上了特務的帽子。不久，張友尚被押上了審判臺。那位號稱小鋼炮的頭頭，一直想從張友尚瘦小的身體上榨出點什么來。在1966年的那個酷暑之夏，張友尚經受了數次的折磨。有一天晚上，張友尚又坐上了“噴氣式”，他疼得大汗淋漓，不時發出一聲聲慘叫。小鋼炮拍著桌子道，我看看你這小身子到底能有多硬？曹天欽是個大特務，你就是個小特務，你說，當年你去英國的時候他讓你帶走了什么情報？張友尚氣喘吁吁地說，純屬子虛烏有，你們知道嗎？我那是去留學，學成回來是為國爭光的！小鋼炮哪兒聽得進去這些話，他瞪著眼問，那李約瑟是個什么貨色？你不是和他接過頭嗎？張友尚苦笑了一下道，李約瑟是著名的科學家，作為同行拜訪他理所當然。小鋼炮火了，跺著腳吼，不是曹天欽讓你去找的李約瑟嗎？張友尚，你要大膽揭發這個老特務，不然就是死路一條！張友尚喘著粗氣道，曹老師當年只為我寫過一封推薦信，除此別無！小鋼炮拍著桌子吼道，你真是死豬不怕開水燙，你從英國帶回了什么病毒？是化學武器吧？你想搞大破壞，搞大混亂！你的后臺是誰？不就是那個死不改悔的曹天欽嗎，我們撬不開他的嘴，就得從你嘴里要情報。

這以后，造反派對張友尚輪番轟炸，也給他種種許諾，且言之鑿鑿，只要他供出曹天欽一兩條“罪名”，就會萬事大吉，馬上就能安心地坐在實驗室里等。數日的隔離、訓斥，甚至還有皮肉之苦，這一些張友尚都能忍受，可是，沒有了科研，就像戰士丟了鋼槍，就如同雄鷹失去了翅膀，張友尚渴望自由，渴望馬上走進近在咫尺的實驗室，全身心地投入到實驗中。可為了人格，為了尊嚴，為了他敬重的老師，他最終也沒有供出曹天欽的“罪行。”

沒有撬開張友尚的鐵嘴，小鋼炮臉面大跌，數日前，他在頭頭面前是拍著胸脯立下軍令狀，說三日之內定要讓張友尚開口，可張友尚沒給他這個面子。小鋼炮怒從心中起，惡從膽邊生，他圍著張友尚轉了幾圈，最后飛起一腳把跪在那里的張友尚踢翻在地，張友尚哎呀一聲暈了過去。

張友尚病了，高燒不退，臥床不起，小鋼炮有些心虛，可嘴巴還很硬，他翻翻白眼，大吼一聲道，告訴他的家人，讓他們過來送藥。那時候，張友尚的妻子毛曼霞被罰掃馬路，早起晚歸，送藥的事就落在了長女張紹曾身上。

那天，在蒙蒙細雨中，張紹曾來了，一看到傷痕累累的爸爸，這個十多歲的孩子就哇的一聲哭了。張友尚已經清醒了許多，他伸手給女兒抹抹眼淚，輕輕地揮揮手，小聲道，不哭，不哭，快回去吧，告訴你媽，我沒事，沒事。小紹曾點點頭，剛要說什么，那小鋼炮就不耐煩了，把腳跺得山響。

小紹曾哭著走了，一步一回頭，張友尚睜大眼睛看著女兒小小的背影慢慢離去，直到消失在迷離的雨霧中。

張友尚的心一陣隱隱作痛。

當年，剛剛分配到生化所的崔大敷正好從此經過，恰恰目睹了這令人心酸的一幕，也就從這時開始，她知道了生化所有個叫張友尚的人，同時，也知道了他的不幸遭遇。

崔大敷沒有想到，自己竟是以這種方式認識了張友尚，并從此和他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多少年中，崔大敷都與張友尚一起專攻胰島素結構與功能關系的課題。

現在，崔大敷早已退休賦閑在家，每每說起往事，她都有些黯然。

造反派見張友尚刀槍不入，只得偃旗息鼓，最后把他下放到了“五七干校”勞動，張友尚雖個頭小，可力氣大。同是天涯淪落人，每見有力氣小者，他都上前助一臂之力，人送外號“張大力”。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當初斗他的人成了斗爭的犧牲品，也下放到此勞動，因為生病難以完成勞動量，張友尚卻不計前嫌出手相援，把對手感動得一把鼻涕一把淚的。

十年動蕩過后，云開霧散，張友尚重新回到了實驗室，面對著久別的儀器，據說張友尚曾掩面嗚咽，久久沒能平靜下來。是啊，實驗室是他的生命所系，生化所那些批斗他的人，心生愧疚，每每登門含淚道歉，張友尚皆笑臉相迎，好言安撫，沒有一絲埋怨。而對這段刻骨銘心的歷史，他也從不提及。

這就是湘人張友尚。

同杜雨蒼一樣，在人工合成胰島素以后的數年中，張友尚從沒有和胰島素分割開來，他的身心和一生的精力都與胰島素合為一體。糖尿病是人類常見病，也是頑癥，僅中國目前就有1億人左右糖尿病人，整個人類患此病的更是不計其數，治療糖尿病最有效的辦法是注射胰島素。隨著糖尿病患者增多，人類需要大量的胰島素，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醫用胰島素來源于動物，牛和豬的胰臟是生產胰島素的主要原料，據說，因為由于提取成本較高，現在主要采取基因重組生產胰島素。

也許有人會問，50多年前我們的科學家就成功合成了胰島素，為什么不去人工甚至是機器合成呢？當年參加合成胰島素的科學家常被問及這個問題，人工合成胰島素投入大，可產出甚微。那個時候，我們的科學家合成胰島素，是為了探索從有機物到有機生物活性蛋白質的奧秘。

科學研究不僅僅是認識自然規律，還要在規律中獲得造福人類的因素。張友尚沒有把人工合成胰島素的成功作為終結，而是將其延伸開來發揚光大。

眾所周知，血液中的胰島素在飯后30分鐘到60分鐘濃度升高，120分鐘以后逐漸恢復到原樣。糖尿病患者注射胰島素120分鐘后血液胰島素才出現大幅上升，其高度持續到數個小時，這樣會使病人血糖隨著血液中胰島素高低而忽上忽下，為了抑制這種癥狀，單體速效胰島素給患者帶來了福音。張友尚從20世紀70年代初就開始研究開發單體胰島素，1998年，他與自己的科研小組申請了“單體胰島素的制備方法”專利，后來，他和科研小組在胰島素領域又有多種發現和科研成果。

多少年后，當張紹暉即將踏入大學校門的時候，張友尚特地帶著女兒參觀了生化所和人工合成胰島素實驗室。在張紹暉的童年記憶中，父親離他很遙遠，父愛也好像遙不可及。

那時候的父親幾乎都是在實驗室里度過的，與家人聚少離多，她曾經對此耿耿于懷。可張友尚是深愛著女兒的，1979年7月，張友尚在加拿大多倫多參加國際生物化學聯合會會議期間，為了給女兒買一雙滑冰鞋，走了很多地方尋找，最后終于在一隅覓到。要知道，當時滑冰鞋在中國還是難得一見的，當張友尚把冰鞋拿給張紹暉的時候，張紹暉又驚又喜，連說：“太意外了，太意外了！”

也就是這次參觀，讓張紹暉重新認識了父親。她問父親，你們當年到底是靠什么成功的？

對女兒的問題，張友尚回答得很簡單，他說，靠的是一種精神。

如今，當年那個青澀的少女已經為人妻為人母，而滿頭銀發的張友尚則已經躺在醫院的病床上。

最初，張紹暉接受不了這個現實，難道神采飛揚的父親就這樣躺下了嗎？那段時間，張紹暉每每看到爸爸那把掛在墻上的京胡，恍惚中，一個熟悉歡快的聲音就出現了：“毛毛，來一段！”緊接著，爸爸手中的京胡響了起來，毛毛展開身段，張口唱了起來。她看到，爸爸起勁兒地拉著，直拉得眉飛色舞，神采飛揚。

一切又歸于平靜，枯坐在那里的張紹暉已經是淚流滿面。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