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軍校剛剛開始恢復學歷教育,對在職干部實行考試入學。我們這些參軍時還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地方與大學校門無緣、來到部隊直接從士兵中提干的人,都欣喜若狂,紛紛心動。我當時在駐冀某軍政治機關工作,首選報考了西安政治學院的政治機關干部專業。復習考試,政治和語文這些我不怵頭,這是我的強項,但數學和地理等著實令我為難。因為高中階段學校天天搞運動,數學就沒有好好學,地理課根本就沒開。好在妻當時正在河北大學數學系學習,理科是她的強項。那些日子,她每天給我輔導,從正數負數、一元一次方程等基本知識補起,沒少讓她費勁兒,很有些“馬不喝水強按頭”的滋味。經過一個多月的強化訓練,最終以數學57分、其他幾門都在七八十分的成績考入軍校,實現了多年來想入校深造的夙愿。
到了學校一看,我們學員隊可以說是幾輩“同堂”。年齡最大的同學有建國前出生的,當時已經三十五六歲,頭頂都開始禿了;最小的六十年代初生人,剛20歲出頭,說話辦事還毛手毛腳的呢!職務高的有團職,職務低的還有排職。有的早就當上了爸爸媽媽,孩子都上初中了;有的還沒有談對象,一天到晚無憂無慮的,像個快活神。真有點像地方高考恢復后七七、七八級大學生那般景象。同學中有一位來自駐塞北某軍政治機關、戴著黑邊眼鏡、愛寫詩的王剛,有感而發寫了這樣一首詩:其實我們的相逢本是一場誤會/其實我們互稱同學都很不好意思/因為我們畢竟已不算年輕/這些都是年輕時就該做完的事/其實我們也有我們的驕傲/其實我們沒有愧對我們平凡的名字/因為我們在軍校中踏響的足音/使遙遠的太陽也顯得真實/其實我們都會記住我們這個集體/因為我們都不會忘記自己的歷史。這首詩刊登在了當時的《解放軍報》上,在同學們中間廣為傳誦,畢業時作了我們校友錄的“卷首語”。
曾幾何時,社會上廣泛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把“四人幫”耽誤的時光補回來。事實正是這樣。我們這些年齡大些的學員,對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格外珍惜。軍校里開設的課程,對我們來說都是非常急需的,學習起來也就格外用心和投入。一入學我就給自己定了個目標,每門功課成績都要爭取在良好以上。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特別注意打好基礎,掌握基本規律和基本知識。記得第一門功課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前在部隊雖然也自學過,但僅是一知半解。到學校系統學習后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哲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解決的是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學好了,看問題就客觀、全面、辯證,受益終身。學校對考試很重視,出題很“刁”,特別是一些判斷題,一不小心就會搞錯。記得哲學這門課學習結束時考試,我們班10個人,只有我和兩三個同學超過了80分。盡管在我整個學習期間這門課的成績最低,但我覺得哲學學得最好、最過癮。既為日后的學習建立了信心,也為此后走好人生道路奠定了基石。此外,像“形式邏輯”、“世界近代史”、“中國近代史”、“漢語言文學寫作”等課程,也很解渴。我們就像久旱逢喜雨的禾苗,拼命吸吮著知識的雨露。那時我們的記憶力遠不如中學時代了,于是就拼命地記呀背呀,最得意的方法是同宿舍的三位同學,每天熄燈后互相提問,一直提問到有人鼾聲響起。提問的聲音稍大,就會被巡夜的學員隊干部發現,他就在外邊“篤篤”地敲門:“你們幾個快點睡覺,不要說話啦!”
我們上學那會兒通訊還不發達,與家里聯系主要靠書信。倘若想打電話得跑到位于市中心鐘樓的電報電話大樓,到那里還要排隊,電話在一個個小屋子里。那時還沒有光纖通信,電話通話質量極差,扯著嗓子喊半天對方也不見得能聽清楚。如果真有急事就要拍電報,一個字幾分錢,要絞盡腦汁措詞,一是為了簡明,二是想著省錢。在我上學的第二年春天,妻要分娩了,有一次接到她難產的電報,我就到市里想打個電話,老郝陪我到大半夜,好不容易打通了,可什么也聽不清,急得我直跺腳也沒辦法。只好第二天又拍了封電報。班里多數同學都是結過婚的,誰的愛人來信了都要通報。來信最勤的要數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的老郝,每周一般能收到兩封,兩口子像搞接力,對方收到一封信立馬回信,到后來竟弄不清誰給誰先寫了。幾乎每天都有“鴻雁”在郵路上飛翔。這種愛的方式在那個年代是非常常見的。一些上學前夫妻一直在一起的同學,很不習慣又過這種兩地分居的日子。我們班長蔣火才就對我說過:“我老婆來信說,她一個人呆在家里,有時只能數桌子上的螞蟻。”
我們這些同學雖然大都來自師以上機關,但在當時大家生活都很簡樸。同學們一般不出去聚餐,偶爾聚一下,也是實行AA制,每人出5塊錢,就是一頓美食了。不像現在遇有集訓學習,輪流坐莊,飯錢也是價格不菲的了。那時彩色照片也沒有普及,更別說個人有相機了。多是幾個同學相約到照相館去照相。即便外邊來校園內拍照,一般也是象征性地拍上一兩張。哪像現在這樣舉起數碼相機拍個沒完。飯堂里伙食不好,同學們很多都弄個電熱杯,從農貿市場上買來雞蛋,每天晚間都背著隊干部煮奶粉伴雞蛋,這就是“打牙祭”了。
別看我們平均年齡大些、軍齡長些,好勝心和上進心一點也不必年輕人差。那時學院其它系隊多為連隊指導員學員,清一色的年輕人。但一遇比賽我們就想奪紅旗。記得有一次歌詠比賽,為拿到好的名次,我們隊的同學鉚足了勁兒,根本用不著隊干部催促,天天加班加點地練。因為我們多是機關干部出身,不乏搞文藝宣傳的人才。像上海警備區的同學曾蘇榮,能唱能跳,還會指揮,戴著白手套,手拿指揮棒,人往臺前一站,同學們立馬來了精神。南京軍區的同學陳煜,入學前是前線歌舞團的專業舞蹈演員,編個歌伴舞什么的很是在行。我們在盡量多搞些花樣的同時,還派出“間諜”,到別的系隊探聽情報,悄悄吸收他們的長處。正式比賽是在陜西省體育館進行的。那天,全隊同學軍容嚴整,士氣高昂,同心協力,發揮出色,一舉拿到比賽的金杯。到現在我還對那首參賽曲目《抗日軍政大學校歌》記憶猶新:“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擔承……”
同學們在一起,最高興的事情還有看演出或者比賽。學校離省體育館近,一有賽事,我們想看又不想花錢買票。于是就用數張廢舊報紙,找來毛筆刷上幾個大字:“陜西隊加油!”舉著就往體育館里沖,如遇看門兒的人攔住不讓進,我們就理直氣壯地用陜西話說:“哦們(我們)是啦啦隊,給咱們陜西隊去加油哩!”人家就一揮手連連說:“好好,那你們快進去吧!”這個辦法屢試不爽。也難怪,那個時候連排干部一個月就掙幾十塊錢,一個月若看上幾場球賽或演出,恐怕連吃飯都成問題了。
一晃多年過去,軍校時期的那種活力,那股沖勁、鉆勁、闖勁兒,都好像很遙遠的事情了,有些事情回憶起來顯得有點幼稚可笑。這么多年來,遠大理想在心態一次次調整面前變得越來越現實具體,美好憧憬屢屢與生活中的困惑撞擊變得更加腳踏實地,世事滄桑在考證我們的力量與價值的同時也把我們的年輪一圈圈攀升。但軍校給了我們知識,給了我們智慧,給了我們前行的動力。軍校成為我們人生中加鋼淬火的重要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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