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應松在當代中國作家中,是個特異的存在。他的創作如連綿火山,表面看是灰冷堅硬現實的直觀,內部其實蘊含著熾熱柔軟的情懷。閱讀他的小說,不僅能感同身受于底層人民的生存苦難和精神受難;同時,他的文化寓言,現實魔幻、生存反思、社會批判,以及啟蒙思想和終極關懷,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對底層文學價值悖論的超越性文化自覺,即努力探求精神救贖之路,折返到自然中,重建更符合理想人性和世界理想的倫理秩序。
早期“神農架系列”小說,展示了鄂西北貧瘠山區農民充滿血和淚的苦難人生。真實殘酷的生活場景,極端的個人遭遇和命運磨難,無不呈現出令人震撼的藝術感染力和現實生存的壓迫感。“從這樣的敘述中我們能感到作家對苦難的震驚,從這種震驚中作者傳達出他對現實的強烈批判精神。但作家并沒有止于震驚,更重要的是他被苦難中搏斗的精神所震撼。恰恰是這種震撼,使小說超越了一般的問題小說,在對現實批判之外,作家還有更深的精神追問。”從中篇小說《松鴉為什么鳴叫》《狂犬事件》《馬嘶嶺血案》《太平狗》到長篇小說《獵人峰》《到天邊收割》,陳應松專注于苦難主題和底層生存,不斷迫近死亡、殘酷、生存絕境的極限。
近年來的“荊州系列”小說,看得出一些轉變,包括題材的選取,以及對底層的認識,對底層敘事的藝術處理,對時代的闡釋,對社會問題的追溯,對道路的探求,都超越了已有的底層寫作。如果說“底層寫作”對當代中國文學真正產生重大影響,能夠成為文學發展的新元素,陳應松的創作意義重大。陳應松的文字,犀利、深刻、凝練而豐富。這一組“荊州系列”小說,不僅揭示了鄉村正在慢慢凋零、荒蕪和敗壞,濃縮了整個時代經歷的疾風暴雨,也寫出了底層遭遇的動蕩不安。傳統意義上平靜自然純樸的鄉村生活一去不返,生存艱辛,家園喪失,文化凋零,倫理敗壞,與終極歸宿懸置,帶給我們無盡思考。陳應松不僅寫出了時代悲劇、個人悲劇、生存悲劇、情感悲劇,而且深刻地呈現出底層的生存焦慮、心靈焦慮和有關存在的絕對孤獨,拓展了“底層寫作”的思想空間,強化了“底層寫作”的藝術表現力。
最新長篇小說力作《還魂記》,通過第一人稱的亡魂視角,多角度呈現出主人公燃燈死后靈魂歸鄉的所見、所聞、所感,展示出被遮蔽的故鄉家園混亂而吊詭的倫理秩序,以及現實社會魑魅魍魎橫行于世的荒誕不經。來自荊楚大地的駁雜素材、神秘詭異的變形意象、簡短有力的詩性語言,共同構成了帶有中國式魔幻現實主義濃烈色彩的小說文本。其以死觀生的荒誕敘事,字字針刺現實,既揭露了社會現代化進程加速所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與精神隱疾,也傳遞了作家對于鄉關何處的質詢,以及因靈魂無處皈依而心生的焦灼與疼痛。
一、在大地深處呼吸之“神農架系列”
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小說,在人性與現實性、詩性與傳奇性、神性與超越性等幾個方面,充分體現了當代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識分子,直面現實生活的冷峻觀照,以及對人類存在的終極憂思。
陳應松始終關注神農架山區的農民生存,并且以不妥協的絕境書寫,再現了“底層”面對的生存壓力、社會不公、環境破壞、意外死亡、精神麻木……小說中的苦難敘事與社會現實問題密切相關,作家站在批判立場,指出問題,撕去覆蓋在生活表面的溫情面紗,用血淋淋的生死掙扎,彰顯社會文化、自然環境,以及人性異化的多重危機。陳應松的潛在話語無疑是知識分子的,不過與啟蒙思想的線性發展觀不同,他的危機意識帶有回溯傾向,即重新審視人類的發展道路和發展理念,其批判矛頭對準城鄉差異、社會制度、人心人性等多個層面,思想立足點是對人類存在的終極追問。“神農架系列小說抓住農民的生存現實和精神現實,批判令人觸目驚心的欲望和不公、貧困和罪惡、冷漠和愚昧。《獨搖草》《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鴉為什么鳴叫》展示了人類瘋狂掠奪自然帶來的惡果,通過人與自然關系的悲劇性敘事,展示了發展帶來的欲望失控和環境毀壞。《狂犬事件》《馬嘶嶺血案》對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仇恨以及隨之而來的道德失衡作了血淋淋的描述。《太平狗》是對農民進入城市的艱難和非人遭遇的強烈控訴,城市的罪惡和底層的苦難通過備受折磨九死一生的“太平”狗折射出來。程大種和太平是城市的異己者,是背負不同文化身份介入都市生活的最底層,最終被城市所吞噬。《望糧山》《到天邊收割》則描繪了一幅沉重的人性荒野圖景,社會病象已深入每個角落, 人性嚴重扭曲。鄉警索要錢物卻不辦事,鄉風兇蠻,地方政府漠視民事糾紛,導致麥家父子欺男霸女、橫行鄉里,村長帶頭哄搶救濟物資,鄉村管理形同虛設。《火燒云》《八里荒軼事》展現普通人在死亡線上的掙扎、遭受的非人折磨,生活的殘酷和生存的頑強。《人瑞》中人瑞的虛假年齡和真實死亡是對急功近利的社會普遍心態的辛辣嘲諷。《獵人峰》則以超現實筆法全面展示了神農架神奇的自然、殘酷的廝殺、血腥的爭奪……陳應松通過苦難敘事,將思想的筆觸延伸到了廣闊的社會政治和歷史文化層面。對社會現實和國民劣根性的尖銳批判,無疑承接了新文學的啟蒙傳統,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批判力量和社會憂患意識。
在對現代性的表征之一都市文明的審視中,我們看到了作家文化理念的另一面。現代性作為社會理論的一個分析范疇,已經形成帶有普遍性意義的理性化社會結構、制度框架和符號系統,倡導個體主義、科層制、發展主義等,表現出都市化、線性發展、客觀主義等特征。發展主義至上造成了環境破壞和人性異化的嚴重后果,反思現代性的聲音因而逐漸高漲。正是在這樣的現實和思想背景下,陳應松創作了大批神農架小說。把社會批判焦點集中于文化失范、制度缺失、生態失衡和人性潰敗。對現代理性的訴求和發展主義的反思突破了啟蒙話語局限,在兩個相反的思想維度上回到人類生存的核心問題。
陳應松的“神農架系列”小說,在文化立場上,同樣有著復雜的取舍。現實的局限、理想的遙遠、都市的罪惡、鄉村的麻木形成了生存意義上的文化困境。身在其中,都是批判,置身其外,而又魂兮歸來。這種現實困境和精神局限就成為陳應松反復追問的難題。“神農架系列”小說以詩意的自然書寫對照殘酷的生活真相,以寓言化的方式展示現代人無家可歸的心靈絕境,而這也正是當代人普遍的心理焦慮和精神困境。《八里荒軼事》中女性的救贖是依靠男性來完成的,土地的救贖是依靠城市來完成的。這在陳應松小說中是不多見的精神走向,也因此看出了作家內心的矛盾和無奈。和曹征路的《那兒》一樣,《太平狗》在底層文學中同樣具有重要意義。程大種曾經對城市生活充滿幻想,背棄土地,拋棄家園,然而城市并不接納。掙扎流浪在城鄉之間的程大種們的精神遭遇比起現實遭遇更具有悲劇意味。很多論者認為這是一篇現實主義力作,其實還不如說這篇小說是對人類命運和精神狀態充滿悲憫的寓言。《獵人峰》用大量篇幅展示了白云坳子這個有著獨特地理風貌和生活方式的山村的生存現狀,貧窮、閉塞、野蠻、冷漠。那些相互殘殺的百姓在文寇所長眼里全是刁民,慕名前來的副鄉長表叔最終連滾帶爬地離開了這個噩夢一樣的地方。《到天邊收割》中唯一的清醒者金貴,痛恨村民愚昧無知,不過當他離開望糧山,進入城市生活以后,卻在自卑和別人的蔑視中,走上了殺人的道路。無家可歸,無路可走,這是作家的清醒和決絕,也是當代人精神受難的時代癥候。作家筆下的端加榮、程大種和金貴們對生活充滿熱切的期待和執著樸素的熱愛,然而生活一次次拋棄了他們,欺騙了他們,損毀他們,如何恢復生命應有的尊嚴,如何給血淚生存一個精神出路,這是在現實批判之上,作家思考的另一核心。
超越苦難的唯一可能是直面現實,回到自心。陳應松反復引用神農架當地人常說的那句話:人一天中有兩個時辰是獸。揭示獸性和人性糾纏的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回到人性立場上來。“神農架系列”小說描述了太多人性惡,卻不是最終目的;在苦難的深淵,望見希望的光亮,才是拯救的唯一可能。《木材采購員的女兒》中對人的精神覺醒的贊美,《云彩擦過懸崖》中對蘇寶良執著于事業的純凈心靈的弘揚,《松鴉為什么鳴叫》中伯緯身上無私的博愛精神,都具有超越現實黯淡的巨大感染力。也正因此,陳應松對社會良知的吁求獲得了廣泛認同。《獵人峰》中,面對普遍的精神創傷,白椿和白丫帶來了冷漠與隔絕的世界中的愛與持守,救贖的力量來自美好人性和純潔的愛。白椿是小說中最具有精神力量的人物。最初機緣巧合他具有了一雙神眼,可以在黑暗中見出世界的本相,祛除迷昧,而為真的化身;后來,被摳瞎雙眼,成為黑暗世界的獨行俠,轉而憑借內在的善,成為惡世界的鮮明對照。作家顯然不希望在那片山林里只剩下惡的橫行和欲的放縱,善最終成為普遍恒定的至高無上的準則,給現實生活以嚴峻的審判。
陳應松熱愛自然,滿懷詩意注視自然,在大自然的傳奇中探尋文化再生的能力。自然與生存相互纏繞,從生存現實到生存模式再到生存文化逐漸延伸,指向的是人類的終極關懷和精神救贖。在城市和鄉村之間,陳應松確立了鄉村與自然的相通性,確立了反思都市文化的價值支點。在鄉村與自然之間,自然以巨大的精神性力量超越了現實性鄉村,以一種接近整體象征的方式,顯示出回歸自然的終極意義。尊重自然,尊重自然的生命意義,還自然以尊嚴,重建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是陳應松在“神農架系列”小說中展示的超越性的終極思考。《神鷲過境》《醉醒花》顯示了大自然自身的生命邏輯,神性挫敗與人性幽暗最終演變成殘酷的死亡,直面冷漠和死亡強化了自然的博大與溫暖。《豹子最后的舞蹈》《牧歌》通過豹子的命運軌跡和老獵人的最終覺悟,展示的是價值理性意義,敬畏自然,敬畏生命,是自然和人類之間的平衡支點。《云彩擦過懸崖》闡釋了人和自然之間、人和人之間必須建立平等的依存關系,倡導回歸自然的倫理尺度。在鄉村和自然的對立結構中,陳應松由環境惡化反觀生存,質疑發展,顯示了對人化自然的一種謹慎態度。自然具有獨立的生命價值和倫理傾向,外加于自然的價值準則和倫理意義最終被自然還給人類。功利性的發展和欲望的無限膨脹讓人類社會遭遇到了空前的危機,生命應該扎根大地,這是陳應松給出的簡單而又深刻的答案:“感恩大地,這是我們唯一向大地母親俯首稱臣和回饋的途徑,一切從很遠的地方風塵仆仆、蓬頭垢面走向大地的人,都將得到從大地上生長的力量。”
二、解剖鄉村病象之“荊州系列”
2009年,陳應松到荊州掛職,與此前他生活過的神農架山區不同,荊州比較富裕。陳應松說他想看一看這個相對富裕的鄉村,它的現狀究竟如何。通過走訪調查,他發現,富裕農村同樣存在很多問題。在這些體驗和調查的基礎上,陳應松完成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說,包括《夜深沉》《一個人的遭遇》《野貓湖》《祖墳》和《送火神》、《無鼠之家》和《去菰村的經歷》。
《祖墳》和《夜深沉》講的是逃離的故事;《祖墳》是精神逃離,連根拔起是對故鄉的徹底背叛;《夜深沉》是現實逃離,當然沒有逃掉,被故鄉殺死在離鄉之路上。陳應松無比疼痛地寫出了當代人故鄉早已淪陷,無鄉可歸,祖墳都被挖過多少遍了的現實。《一個人的遭遇》和《送火神》講的是反抗的故事。《一個人的遭遇》是現實反抗,當然失敗了,個人主義者在中國從來沒有出路,刁有福除了一死,就剩下與生活和解這一條路;《送火神》是精神反抗,小說以隱喻的方式表達了一種永恒。刁有福和大系哥,一個是狂人,一個是瘋子。與這個黑暗的世界作戰,一個追問真相,一個縱火焚燒。《野貓湖》和《無鼠之家》講的是亂倫的故事。《野貓湖》女主人公殺夫,《無鼠之家》男主人公弒父。小說表現的是現實悲劇,更是暴力隱喻。在社會學意義上,暴力是通往自由的一條道路,是弱者唯一的武器。《去菰村的經歷》講的是鄉村政治。小說挖掘社會病態的根源,筆墨峻急而悲憤。
《一個人的遭遇》與肖洛霍夫小說同名。如果說,索科洛夫是用一生直面戰爭的傷害,那么,刁有福是在用一生反抗黑色的命運和銅墻鐵壁的體制。刁有福下崗后憑技能混生活,一場大水讓他重回一無所有。參股的人都變成債主,舅舅、母親對他拳腳相加。報紙卻稱其不肖對母親施暴。告到法院輸了官司,丟了腎離了婚。從此,為自己討說法,為同廠下崗工人要待遇,刁有福走上漫長艱辛的上訪之路。這篇小說有著陳應松一貫的犀利和深刻。不僅寫出了我們今天面對的歌舞升平的社會生活的另一面,而且寫出了一個反抗者尋找正義和真理的固執和堅強。小說以個人與體制的沖突為切入點,思考社會問題的根源。三十年改革開放,企業轉制,是非功過難以定論。作家不是政論家,也不是政府的智囊團,不必出謀劃策,但不能不關注生活,尤其要關注人的死活。這個是最基本的,是作家應有的良知。就像魯迅那一代知識分子,用筆墨記錄整個時代的社會動蕩和思想探求;一個世紀之后,如王祥夫和陳應松所言,還有多少人有文化擔當的勇氣,有文化重建的追求,有思想探求的自由精神?陳應松這篇小說記錄了企業轉制給工人帶來的災難;記錄了一個工人代表的骨氣和勇敢;記錄了我們對這個時代,對這個時代的那些“犧牲品”欠缺的一個交代。
《去菰村的經歷》帶有更沉重的政治色彩。正如西方學者所說,是不道德的社會造就了不道德的人,那么,這個病態社會如何形成的呢?菰村,讓我們思考的核心回到制度本身。小說以陳作家到鄉下采風為主線,寫到屈原、騷辭湖、養鱔的、養豬的、養魚的、吃黃鼠狼、喝大酒、游湖遇險、丁四卵犯心臟病、農民上訪、喝藥而死,等等。陳作家對菰村選舉很感興趣,想去看看,卻遭到當地陪同人員反復阻攔,一個小小的鄉村選舉,警察戒嚴,荷槍實彈,嚴陣以待,山光水色轉眼間變成龍潭虎穴,陳作家最終也未能成為孤膽英雄,深入鄉村了解村選真相,只好滿懷惆悵和隱忍的憤怒踏上回省城之路。小說敘事筆調莊諧并置,辛辣鋒利。作者以知識分子對社會問題的高度敏感,以及強烈的干預生活的使命感,不斷為我們書寫鄉土中國前進路上的問題,面對那些社會痼疾,他針針見血,毫不留情。當年,何清漣寫《現代化的陷阱》,指出中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遭遇的各種困境,如今,面對日益嚴峻的社會現實,還有多少作家能如陳應松一樣有這樣的勇氣和擔當呢?
《送火神》寫一個叫大系哥的孩子,弱智,喜歡火,喜歡一切可以燃燒的東西,父母因為不堪重負遺棄了他,他在村子里四處游蕩,伺機放火,算是危害鄉里了。村民一面不得不給他吃的讓他得以活下去,一面恨不能掐死他不再讓他繼續害人。終于在最后一次烈焰飛騰時,村民心照不宣合力將其趕入火中,與他親手點燃的世界化為灰燼。小說寫出了一個孩子的悲慘人生。大系哥是個棄兒,雖然想念父母,卻無法擁有父母的關愛,縱火只是尋求光亮和溫暖的本能,在這一細節中,看得出陳應松對于生命的深刻理解與同情。作者以平靜的筆調講述了這樣一種生命的絕境,內在的撕裂感和疼痛感,漫過了塵世生活的所有歌舞升平。村長從黑旮旯里走出來,說,救火啊,救火啊。其實這個世界正在摧枯拉朽地敗壞下去,需要拯救的是我們自己,能夠拯救我們的也只有自己。小說寫出了一個村子四面楚歌的無可奈何。和陳應松以前的作品一樣,這個小村子是當代中國的縮影。陳應松以文字和行走的方式,背負時代的苦難,寫下越來越艱難的愛,在理想主義的暗夜,他以閃電的方式愛著這個如此不完美的塵世,他以詩人的情懷在我們日漸冷漠的心里開滿花朵。這篇小說讓我想起魯迅的《狂人日記》和《長明燈》。總有一個人,以近乎瘋狂的行為,映照出民族精神結構的缺陷和人性的深淵,在這個千瘡百孔的時代,如何活下去?如何穿越理性的冰冷,以生命的火焰彼此溫暖?天空是黑的,那個全身火焰的孩子,在人群里出現,消失,又出現,又消失,這個光的舞者是以殘酷的詩意,在被徹底趕出生活的瞬間,接近了自身的神性。這一切,令我們內心如此震撼,又是如此的憂傷。
陳應松小說云淡風輕的不多,緊張、凝重甚至慘烈的氛圍,總是帶我們不斷迫近社會生活的真相。“野貓湖”是一個空間隱喻,是當代中國的縮影。作者寫生存的悲劇、倫理的悲劇,對鄉村現實有著清醒、理性而深刻的認識和表現。“野貓湖”,這個充滿暴力的世界,深刻地揭示了鄉土中國的精神荒蕪。“再往深里說,揭老底兒,社會變壞了。”這是陳應松最深的憂患吧,這個變壞的社會,是我們大家的,所有人都逃不出去,而且都有著無法推卸的責任,清醒者的吶喊可謂振聾發聵。陳應松避免了新鄉土小說表象化的書寫,往往能夠從體制、文化和倫理等多層面多角度審視鄉村社會,揭示其衰敗的本質。
《野貓湖》延續了陳應松一貫的底層關懷的文化立場,既寫出了鄉村社會痛苦艱辛的生存,也寫出了一個普通鄉村女子在感情和道義上的掙扎。由此把對底層的關注,從現實生存深入到精神和心理層面。這篇小說在敘事上,人物內在世界的探索,與日常生活的呈現同樣精彩,外在生活不乏刀光劍影,內心世界同樣電閃雷鳴。置身其中,黑暗世界里那顆備受折磨的心,給我們以長久的震撼。“野貓湖”顯然不是一個封閉式的生存空間,作為衰敗鄉村的縮影,作為生存淹沒理想的隱喻,這個野貓湖,是歷史的陰影、時代的創傷和鄉村的挽歌。香兒和莊姐,面對丈夫、村長,和無賴牛垃子,在這片土地上,掙扎和抗爭、堅守和慘敗。這是鄉土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喪失自我的明證。野貓的慘叫、毒狗偷牛的猖獗、弱女子孤立無援的生活,在鄉村大地上發生的這一切,都不是故事,不是偶然,那個善良堅韌的女性,最終越過倫理底線,親手扼殺丈夫,無疑具有更深刻的悲劇意味。《無鼠之家》不僅寫出了底層生存的悲劇,女性命運的悲劇,還揭示了精神信仰的悲劇,鄉村社會的悲劇,和整個時代的悲劇。小說以寫實和隱喻疊加的方式,觸及了很多非常尖銳的社會問題。我們正在經歷著毒鼠強時代,充滿了暴力血腥和欲望的時代,在農藥和毒藥中長大的一代人,有著幽靈一樣的人生。人,如何才能回到自己的內心,重建生活的信仰,恢復對世界的信任,找到那個好好活下去的理由?小說為我們展示了人禍頻仍的現實。人禍之一:毒害后代。因為鼠患橫行,野貓湖人擅長制售鼠藥,劇毒鼠藥污染環境,村里很多年輕人失去了生殖能力,我們正在自我毀滅的路上一路滑行。人禍之二:信仰混亂。因為茫然,所以輕信,那些流氓無賴借神的名義,行男盜女娼之實。人禍之三:亂倫。兒子沒有生育能力,父親為傳宗接代,就親自上陣,與兒媳茍且,生下一個身份復雜的男孩。結果多年以后,兒媳病重,眾人放棄治療,一氣之下,燕桂蘭說出實情,閻家天翻地覆。人禍之四:弒父。兒媳的死亡,不足以贖罪,還有一個罪的源頭要清算。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者最終選擇了反抗。閻孝文外出打工,多年后回鄉殺父報復。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悲劇。然而面對這樣的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的悲劇,我們這個民族,我們每一個人,是不是真的具備了自我反省、自我拯救的能力了呢?“野貓湖”,渾渾噩噩,然而又有著自己的內在秩序,沒有人可以真正擺脫。閻孝文出走多年,最終還是選擇回鄉殺人,那個陰霾重重的故鄉就是壓在他心上的墳,“野貓湖”則是典型的王德威所說的惡托邦。陳應松小說以反烏托邦敘事直面時代的惡,其敘事空間從社會現實生活,到民眾精神心理,再到彼岸世界的信仰追問,立體化地呈現了底層背負的精神創傷,面對的文化自限,以及可能的救贖之路。
當代知識分子的思想歷程,經歷了從直面現實,到重寫歷史,再到回歸民間的過程,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文化尋根熱潮,對應的是民族文化危機;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人文精神討論,對應的是精神信仰危機;再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中期的底層文學思潮,對應的是整體的社會生存危機。這其中,對現實的批判和反思,信仰的尋找和重建沒有中斷過,只是知識分子群體本身在不斷分化,尋找的方式也在變化。犬儒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先后放棄了啟蒙立場,不過,還有一部分知識分子仍在堅持自己的文化理念和道德理想。“底層寫作”的現實批判和時代憂思,體現了知識分子的自覺擔當,關注中國的現狀與未來,試圖以文學記錄時代,思考生活,表達憂患,尋找出路,這些無疑都是這個時代最寶貴的精神資源。
《夜深沉》寫一個進城打工創業的農民隗三戶的還鄉經歷。小說為我們展現了都市的病態、家園的破壞和民風的敗壞。生態農莊是個又臟又臭的豬圈,偷牛、賭博、強權、冷漠,讓故鄉變得陌生而殘忍。現實是最遙遠的,不是說作家遠離生活,而是作家以一種具有震撼力的方式,把那些原本不在我們日常視野里的生活推到我們面前,讓現實成為生存遁入黑夜、精神無家可歸的寓言。另外,小說中的大雨書記是個雙面人,一面不擇手段圈地養豬發展自己的生態農莊,一面為村里公共事業殫精竭慮。故鄉也是兩副面孔,各種野花漫山遍野馨香濃郁,養豬場污染環境空氣惡劣。這種對照的目的當然是反思發展的路徑,以及家園不再的憂慮。小說結尾充滿詩情畫意卻讓人忍不住滿眼熱淚。小說題目是“夜深沉”,黑夜里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和暴力還有死亡狹路相逢。這一由尋找光明溫暖和永恒的心靈皈依導向暴力和死亡的路徑,絕不僅僅是一種現實的冷峻批判和決絕的自省,文本指向的是歷史深處累積的所有罪惡和現實生存悲劇遭遇的雙重困擾,讓我們看到了這個無邊無際的黑夜時代在一個小人物命運中的巨大陰影。小說把一個人命運里的黑暗放大,隱喻了整個時代和社會生活。隗三戶臨死前緊貼大地,用力呼吸故鄉的氣息,還有那聲來自童年的呼喊,給了他最后的滿足。隗三戶尋找的失敗意味著農耕時代已經完全終結,身體離土離鄉,靈魂化作永恒的絕唱。還鄉之喻其實體現了人類面對死亡之痛的超越努力,不過,這里的靈魂滿足并不能為生命終結提供任何安慰或意義。《祖墳》篇幅雖短,意蘊豐富。小說寫的還是底層,只不過換了個敘事角度,聲東擊西,意在言外。沒有完整的故事情節,一些片段的蒙太奇轉換和疊加,村長凍死的父親、哭瞎的母親、血淋淋的傷手;鄉親用煤渣墊路,鞭炮齊鳴,黃布蒲團,三牲六畜,轉眼都成沉寂的過去;街頭露宿,車站徘徊,真的是千里之外,無聲黑白,這一切都不再打動你。小說結尾回應開頭:如果你忘記了故鄉,如果你無情無義,總有一天,你會在凌晨突然接到一個電話:“X局長,你家的祖墳被挖了。”小說表意是尋根,都市里的大員,心靈上的由鄉而城,最終割斷千里鄉情,從自己的出身叛逃而去,任由那個小村窮困腐爛。鄉村里的小官,誠惶誠恐的依附和討好,及至以挖祖墳為脅迫,只是為了換取學生桌椅板凳,老人過冬棉被等等。這種背棄,這種脅迫,在更深層意義上,指向的無疑是制度,是文化,是對存在的終極追問。
三、魂歸何處之《還魂記》
長篇小說《還魂記》引起了普遍關注和好評。陳應松的文字,不僅是現實生存的真切關懷,是枝繁葉茂充滿原始生命力的自由精魂,還是充滿神性的生命憂思啟示錄。《還魂記》中,陳應松運用大量篇幅展示了野貓湖故鄉的獨特風貌和生存現狀,這里野物成精、人性變異、欲望放縱、爾虞我詐、生死纏繞:主人公燃燈在夜里現身還魂,他在樹影朦朧、精靈遍地、避人處有無數只藍幽幽的貓眼盯著你的詭異環境里,走向了他的故鄉。
《還魂記》里魑魅魍魎遍布于大地的野貓湖故鄉,難以尋覓的瘋癲父母解構了燃燈還鄉的意義。他無從追問自己的根脈,就連唯一的至親養父柴草也被閘門軋斷了腦袋,摯愛的表妹狗牙因不堪村長凌辱而身亡。歸鄉,不如不歸,但命定的故園情結卻驅使著游子一心期盼落葉歸根的一天。陳應松的小說無疑有著濃重的鄉土氣息和相當明確的故鄉情結。面對現代化進程正在以不可阻擋的步伐席卷城鄉的現實,陳應松不愿意把閉塞之地寫成人間天堂,但又不愿讓都市文化完全遮蔽了鄉土中國,于是其創作便融入了作家內心的徘徊和尋找、憂患和困擾,這種情緒映射在燃燈身上,便呈現出一條曲折而又疼痛的軌跡,這體現出作者內在的“現代性焦慮”。與此同時,小說提出了難解的疑問:魂在,心在,就真正實現還鄉了嗎?吾鄉究竟在何處?
小說中的黑鸛廟村首先作為“異境”而存在,所謂“異境”,是指不同于神奇的自然景觀,帶有奇異色彩的境域,它不單指奇異的自然景觀,也包含著奇異的場景。例如馬孔多小鎮就是馬爾克斯筆下一個人鬼混雜、生死模糊、現實和神話交織的一個“異境”。黑鸛廟村也是如此,一切景物仿佛都具有生命力,野獸也被妖化:野貓眨著藍幽幽的眼睛在暗處注視著每一個人;瞎子盲目地到處行走;游魂無所適從地四處飄蕩;棺木里會有“幾枝荷花和傘蓋似的荷葉 ,栩栩如生地長在棺材里”。在這個“異境”里,會誦經的骷髏、會笑的土怪、從柴草墓中跳出來的炒石子、坐在墳墓上哭泣的野貓、狗牙棺木里開遍的荷花……一個個似真似幻、象征色彩濃厚的意象不停跳入讀者的眼眶,令人目不暇接。
讀《還魂記》,給人印象最深的便是滿紙皆是死亡與墳墓,遍地都是幽靈與冤魂,黑鸛廟村的時間似乎永遠停滯在生生死死的瞬間。應該說,生與死的存在命題是宗教故事的永恒話題,透過死亡,可以看清生存本相,使靈魂得以皈依,畢竟只有死后才能真正實現人人平等,亡魂敘事實則是從死亡中尋找靈魂的重生之路。基督教將靈魂之旅稱作“靈程”,佛教稱之為“往生”,柴燃燈的“靈程”,是為了結生前還鄉遺愿,是為前往極樂世界。小說的敘事圍繞著燃燈尋找養生地、尋找父母、尋找愛情、尋找法理真相而展開,這正延續了傳統的宗教故事中的尋找模式 。
關于現代性與現代性反思,也已經成了一個陳舊的話題。我們在追求現代化的路上,不斷把鄉村變成城市,把無法變成城市的鄉村生活徹底拋棄。這就是陳應松小說中為我們呈現的現實,他內心深深的憂慮讓每一個仍在回望故鄉的人,夜夜不眠坐立難安。我們究竟要向何處去,我們的根到底在哪里?陳應松的追問飽含現實的憂患和詩意的痛苦,他就像一個行吟詩人,那顆心與大地,與大地上行走的人們,彼此呼應。他始終直面黑暗,以及淪陷在黑暗中的每一個人。正因為心中有光和愛,才更要把生活中的黑暗毫不留情地揭示出來。就像魯迅的蒼生大愛和他的決不寬恕。那些暗和光、冷和暖,彼此交錯;那些沉默和吶喊、風雨和掙扎,縱橫交織;那些沉重的生和死,作為混亂時代的尖銳追問,質疑著我們眼前看起來風平浪靜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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