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不得第一次見劉建東是在什么時候和什么地方，就記得他有點靦腆，又彬彬有禮，不急不躁。他的祖籍是河北，但我總覺得他不像一個北方漢子，倒分明是一位來自江南的帥哥。

劉建東寫小說有明顯的現代主義痕跡，這是大家公認的。這一點也讓我感到有些奇怪，他在日常生活中完全是“現實主義”的，守紀律、講公德，絕對不會帶頭鬧事，怎么到了文學中就變成了現代主義呢？這一方面說明了現代主義的魅力，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文學風格和作家性格是兩碼事。魏微說，劉建東“大抵很符合老一輩人眼里的‘中國好青年’形象”，可誰知道，好青年的骨子里還有那么一點點“壞”哩！我讀劉建東的小說，則覺得他的現代主義其實很可愛。他從來不炫耀自己多么“現代”，“現代”是不動聲色地從他觀察世界的眼神里流露出來的。我特別喜歡他最近幾年寫的工廠題材的小說。他大學畢業后在一家國有大型企業工作過，有工廠的生活經歷，在小說中他毫不掩飾地把自己也帶了進去。他的敘述分明很有現實主義的特點。其實，河北有強大的現實主義文學場域。想當年，“三駕馬車”就造成了影響文壇的“現實主義沖擊波”。劉建東就生活在這樣的文學場域里，所以他的現代主義反而獲得了一種良性的發展。這很有意思。

河北邯鄲人，生于1967年，1989年畢業于蘭州大學中文系，曾就讀于魯迅文學院第十四期高研班。“河北四俠”之一，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河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1995年起在《人民文學》《收獲》《花城》等發表小說。著有長篇小說《全家福》《女人嗅》《一座塔》，小說集《情感的刀鋒》《午夜狂奔》《我們的愛》《射擊》《羞恥之鄉》《黑眼睛》等。曾獲人民文學獎、十月文學獎、河北省文藝振興獎等。小說《羞恥之鄉》《閱讀與欣賞》等入選過中國小說學會小說排行榜。

2017年年初，《丹麥奶糖》和《黑眼睛》分別發表在《人民文學》和《當代》的第1期上，短篇小說《聲音的集市》發表在《作家》雜志第4期。《黑眼睛》這部中篇小說，再加上《閱讀與欣賞》（《人民文學》2015年第3期）、 《卡斯特羅》

（《十月》2015年第4期），以及《完美的焊縫》（《山花》2015年第11期）三部中篇小說，就構成了劉建東小說創作中的“師徒系列”。而《丹麥奶糖》與《聲音的集市》構成了另一個新的創作系列，名為“我們”。這兩個系列的發表，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注意。公眾的關注點，大致集中在了劉建東寫作風格的轉變之上。

1995年，劉建東的處女作《制造》發表在《上海文學》上，這標志著他正式亮相文壇。從此，他便開始以先鋒的面貌在河北文壇嶄露頭角。再往后的《情感的刀鋒》《我的頭發》《心比蜜甜》《減速》等作品，都可以看作是這一時期向西方現代主義學習的結果。進入新世紀以后，《全家福》《十八拍》《女人嗅》《一座塔》四部長篇小說，可以被看作是劉建東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單純的先鋒意味逐漸退去，寫實開始與現代主義的筆法結合起來。2002年發表在《收獲》上的《全家福》，突出體現了這一特點。這部小說將時間指向了1980年到1998年的中國，將目光聚焦于徐家，把新舊秩序交替階段的沖突與焦躁置入了一個傳統家庭的描寫中。“皮鞋”是母親背叛父親的理由，也是現代文明的象征物，而癱瘓在床的父親則通過魔幻的手法成為與之相對的傳統的象征。可以說，劉建東這個階段的小說之所以大放異彩，現代主義筆法的使用是一個重要因素。但相比較而言，恐怕還是“師徒系列”的出現，更能充分顯示劉建東的巨大轉變。首先，從小說故事發生的空間來看，煉油廠和作協這兩個工作崗位為“師徒系列”和“我們系列”著上了統一的背景色，這兩個系列的小說無一例外地印證著作家的人生經歷，似乎也就坐實了對現實的指認。其次，現代主義所慣用的技法似乎也在小說中褪去，雖然小說中也存在一些象征物，但是與現代主義卻相去甚遠。由此而不無粗暴地得出劉建東的現實主義轉向這種結論，似乎也并不為過。

不過，當我們討論劉建東的這種轉向的時候，或許應該把目光放置在現代主義在中國當代文學的時間軸上來加以考察。與西方的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發展的先后順序不同，在我國，現代主義與后現代主義幾乎是同時被引進，共同影響了一代作家的寫作方式。以往，人們關注更多的是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對當代文學的影響，但卻忽略了正是在現實主義的幾經變異之后，中國才引入了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這就意味著，在作家們的創作之中，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始終與現實主義存在著某種曖昧關系。不少在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營養中壯大的先鋒作家們，始終與現實主義存在某種曖昧的勾連，如格非的《追憶烏攸先生》，所謂先鋒筆法，寫的卻是現實主義題材的故事，而王蒙的《堅硬的稀粥》雖看似荒誕，卻也是批判現實之作。在此，我們絕非質疑“先鋒文學”的先鋒性質，只是在強調，先鋒文學的精神底色，根本就脫不開現實。時至今日，“先鋒”依然是當代文學中一個有效標簽，如劉建東一樣，不少作家的介紹中都難以忽略“先鋒”二字，但是“先鋒文學”卻成為了當代文學史中具有特定含義的一個名詞。如此一來，當“先鋒文學”對“先鋒作家”的后續作品失去界定的效力，那么他們的創作又都走向了何處？劉建東的“師徒系列”與“我們系列”，似乎為此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答案。

一、從幾個特殊的意象說起

在劉建東的這兩個系列小說中，除去《閱讀與欣賞》，小說題目皆以名詞命名。把小說的題目作為解讀小說的題眼，或許應該從這幾個名詞談起。

《卡斯特羅》中，卡斯特羅是一盒從古巴帶回的雪茄，上面有卡斯特羅的簽名。小說用了幾乎一半的篇幅才引出了“卡斯特羅”，在此之前，寫到的是幾股力量圍繞著一個記賬本的較量。26年前，陳靜和歐陽自強都從石油中專畢業分到了廠里，成了老莊的徒弟，一年后，歐陽自強欺凌了陳靜，迷茫和悲傷中的陳靜只能去問老莊：“我該怎么辦？”老莊出于不希望兩個徒弟都出事的想法，將陳靜調往賽漢。兩個徒弟的人生軌跡從此不同，陳靜在賽漢多年，人人都以為她喜歡那里的寒冷和羊肉；而歐陽自強，在幾番競爭之后，已經是廠子里的副廠長，現在透出風聲，從中央黨校回來后，他就會接替快要退休的趙廠長。盡管，在陳靜危難之頭，是老莊去求人，把陳靜挪到外地，這才把陳靜挪活，但是老莊對陳靜一直懷有說不清的愧疚。他帶著陳靜去找賬本的持有者——脫松林，才發現，想得到有歐陽自強公款吃喝簽字的記賬本的不只是陳靜一人。

許紹金是另一個想得到記賬本的人，他和歐陽自強從學徒工、技術員，到副主任，幾乎是齊頭并進，一個負責設備，一個負責生產。在兩人副轉正的關頭，許紹金因去車站接父親，與歐陽自強調班，但是就在那天廠里出了事故。事后，歐陽自強堅持是許紹金在班的時候廠子出事，自己只是之后才趕來。這使得歐陽自強在副轉正的競爭中成為勝利者，此后，許紹金的職務永遠低歐陽自強一級。許紹金心有不甘，想借此機會超越歐陽自強。與陳靜和許紹金對記賬本的追逐同步，還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威脅賬本的持有者脫松林，除了他，不能把賬本給任何一個人，否則后果自負。而打著賬本主意的還有脫松林的姑姑，她在家大擺宴席，想看在姑侄的情面上得到記賬本，借此威脅歐陽自強為自己的兒子謀個工作，卻遭到了脫松林的拒絕。在幾股勢力的暗自角逐之中，廠紀委周書記造訪許紹金，并送給他一包卡斯特羅，事情突然轉了方向。

許紹金住進醫院，并請老莊調查，是誰造謠自己想扳倒歐陽。為了表示誠意，他將卡斯特羅雪茄轉送老莊，后又想請老莊請假去北京，把卡斯特羅雪茄送給歐陽表明心志。老莊在一陣迷糊中接下了卡斯特羅雪茄，放在隨身攜帶的工具箱中，但自己卻另有想法。他的女兒莊小妹因為是服務公司編織袋廠的普通工人被婆家瞧不起，正在鬧離婚，從不求人的老莊這一次也想借機為小妹換個工作。但是事情遠不是他能控制的。陳靜賣房買賬本的行為讓老莊震驚之余，小妹的兒子樂樂似乎遭人綁架，兵荒馬亂之中，陳靜酒后與老莊相對，以老莊放棄對賬本的追逐為條件保證樂樂的安全。伴隨著樂樂消失的，還有老莊的工具箱，等工具箱再次回到老莊手中，神秘的卡斯特羅雪茄卻消失了。雪茄最后一次出現，是在廠招待所招待勞模的宴會上，周書記陪同來自齊魯石化的新廠長給大家敬酒，手中夾著雪茄。老莊不能確認那是否就是那盒卡斯特羅，似乎也沒有確認的必要了。

老莊是八方煉油廠老師傅，其命名就頗具意味，老莊之道，意在無為。事實上，老莊也是一個“無為”的人。從八方煉油廠建廠之初，老莊就是廠里的工人，他帶出的不少徒弟都已經是廠子里的中高層領導，但是老莊，一直都還是一名普通工人。在歐陽自強和陳靜兩個徒弟之間，老莊盡管出于不能看著兩個徒弟都毀了的想法，將歐陽欺凌陳靜的事情壓了下來，但是此后，老莊和歐陽的師徒關系也走到了盡頭。老莊的女兒莊小妹是服務公司的臨時工，為了讓父親幫自己調動一份穩定的工作，她的丈夫不惜以假離婚來演戲給老丈人看。老莊為了保全女兒的婚姻，也曾試圖去買賬本，但是卻在徒弟陳靜以外孫樂樂為要挾后失敗了。老莊的存在，顯示出了現實的一種矛盾。原本，他這樣不爭不取的人可以被稱作高風亮節之人，理應受人尊敬，但是現實中，他不僅依然處于廠子的底層，甚至連自己的女兒也以離婚做戲，變相威脅父親，要求老莊用他所愛惜的羽毛換取自己工作的前程。在這扭曲的親情里，指出的問題是在當下的環境中，無為者是否能真正無為，以及無為的后果是否就是惡人得勢。利益的攫取之心并非老莊所持有，甚至可以說他是站在自私自利者對面的人物，但是，也是這樣的老莊，否定了無為這一生存哲學在當下社會的可行性。

關于記賬本的追逐，在卡斯特羅雪茄的出場后全部落空了。在小說中，圍繞著記賬本和卡斯特羅似乎構成了兩個敘事空間，與記賬本有關的敘事線索都清晰明了，而卡斯特羅雪茄卻作為一種神秘力量駕馭在記賬本之上，控制了事情的最終結局。已經走到生命盡頭的陳靜用盡全力想要得到記賬本，最終記賬本的消失似乎驗證了她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無功。盡管，從敘事的明線上來看，“卡斯特羅”在小說的核心故事中并沒有起到核心作用，但是這個極具男性色彩的符號的出現斬斷了小說的前半段敘事，并成了記賬本追逐者們不能控制甚至不能了解的一種力量。這種力量的存在使得生硬冷酷的現實變得幽暗。兩個徒弟只能保一個的時候，被欺侮的陳靜成了犧牲者，當她想以生命盡頭的努力獲得公平的時候，卻只能是中心力量的邊緣人。在劉建東的這篇小說中，卡斯特羅的橫空出世似乎也反證了現實的難以捉摸。

與卡斯特羅的存在方式類似的，還有丹麥奶糖。《丹麥奶糖》圍繞著董仙生和曲辰兩個人物展開，二人是大學同學，董仙生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這一年，曲辰剛剛告別監獄。董仙生兜轉在文人圈子之間如魚得水，是省社科院副院長的候選人；但當年也曾意氣風發的曲辰卻無法再次融入這種生活，他在飯局上默不作聲，討厭何小麥的某些興趣和獨特癖好，最后在為獄友小張討回清白的過程中，幫助小張做了十幾年前沒做過的事，作為幫兇再次入獄。丹麥奶糖似乎是飄忽于小說兩條線索之外的。董仙生第一次收到丹麥奶糖的時候，并沒有太在意，將它順手扔給了向自己敬禮的門衛曲辰。當他第三次收到奶糖的時候卻不得不引起一定的注意，以為是他的競爭者焦處長發出的暗示。他讓曲辰幫忙調查焦處長的字跡，但在曲辰的幫助下否認了這種設想。與學生討論《安徒生童話》后，董仙生收到了第四盒奶糖，這更令他寢食難安。偶遇孟夏后，他把奶糖轉送孟夏，也否認了奶糖來自孟夏的設想。董仙生在晉升省社科院副院長的關頭爆出抄襲丑聞，在由他的博士生黃鶯兒代筆的一篇論文中，黃直接挪用了別人的觀點，導致他在競爭中敗北。董仙生去看望入獄的曲辰，曲辰卻說他們都在另一種牢籠之中。回程中，董仙生提出想去孫爾雅支教的云南勐海，但最終未能成行。丹麥奶糖持續寄來，直到曲辰從董仙生的生活中再次消失后的一年。小說以董仙生嘗了一顆來源不明的丹麥奶糖作為結束。“甜，甜味不像我們國家的糖，沒有那么濃，如同刮過一陣香甜之風。淡淡的甜味慢慢地從舌尖，口腔，大腦神經，向全身蔓延，舒暢無比。我又蛻去了一層皮。是該忘記它的時候了。也許，生活就是這樣，當多達六盒的甜蜜堆積如小山時，誰還想去思考那些干擾我們正常生活的煩惱呢。”

在《丹麥奶糖》中，奶糖既不作為敘事的核心也不作為敘事的動力，它是董仙生以為的定時炸彈，最后卻成了他心安理得的甜味。小說中，奶糖本身并不承載美意或者惡意，但是董仙生在由猜疑到接受的過程卻賦予了奶糖不同的意味。小說中極力揭露的知識分子精神渙散的狀況，就類似于董仙生對丹麥奶糖的接受過程，在一層層蛻剝之中，安然享受一點“甜味”。身為成功人士的董仙生一直在為自己的成功現狀而沾沾自喜，但在他身為特級教師的妻子肖燕看來，董仙生卻早已背棄了曾經高遠的人生理想，“不像是一個有個性的人，而是被馴化出來的產品，好像這個社會是個龐大的機器，專門生產你們這樣的人。你和那些人一樣，留戀自己的成績，沾沾自喜，喜歡被捧上天，有天生的優越感，覺得這個時代就是你們的。你們變得自私、高傲，你們更像是守財奴，固守著自己的那份累積起來的財富，守著自己已經獲取的地盤，小心翼翼地看護著它，容不得被超越，容不得被遺忘。”“這么多年，你像是個饑餓的人，瘋狂地占有，瘋狂地攫取，你想得到所有可以證明你身份地位的證書、獎勵、職位、津貼，連我都替你累了，你卻從來都沒有感覺到疲憊。”對于自我的精神蛻變，董仙生雖略有所知但卻又難以自拔：“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蛻皮的動物，會周期性地蛻去原有的皮膚，那些皮膚由不斷變化的思想、意識、感覺、情緒組成。多少年來，我漸漸地蛻去了激情那層皮膚，蛻去了幻想那層皮膚……每一次，我都得到了某種意義上的重生。我也不知道，是越來越喜歡這樣的蛻變，還是厭惡。”雖然從語言表述看，董仙生似乎的確還有著自我警醒的一面，但就其具體的人生軌跡來判斷，正如妻子肖燕所言，“我”卻早已在背棄自我理想的道路上漸行漸遠了。

與卡斯特羅和丹麥奶糖在小說中的意義較為隱晦不同，《完美的焊縫》中的完美焊縫卻極好理解。郭志強是八方煉油廠的焊工，同時也是一名詩歌愛好者，他對焊縫的理解構成了小說中師徒關系和情侶關系的理解。“兩部分金屬，管道或者鋼板，就像兩個不同的人，迅速地升溫，飛翔到頂點，再飛速地冷卻，急劇地降落。如果是兩個人，這得是多么巨大的考驗。而正是這種熔化，凝聚，升溫，冷卻，在快速的巨大落差間，才讓它們完美地接合在一起。”小說以師徒關系的裂變開始，師傅對著眾多徒弟說：“你們當中有一個人出賣了我。”盡管，郭志強心知肚明那個人并不是自己，但他確實是最被懷疑的對象。之前，孟海軍的女兒得了白血病，需要一大筆錢，師傅出主意通過賣掉廠內檢修換下的舊設備為他提供資助，郭志強是師徒幾十人中唯一的反對者。當郭志強把兩千塊錢拿到孟師弟跟前的時候，“海軍毫不留情地拒絕了我，他的臉色像豬肝一樣，好像我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似的。他說他不需要我的憐憫和施舍。”由此，郭志強與師傅之間產生了嫌隙，如一道焊縫，再也難以真正彌合，如郭志強所說：“我盡了力。有心做好，卻無力回天。我蹲在那里，腿發軟，手抖得厲害，就像我剛開始當焊工學徒時一樣。不管我如何用意志來控制，也無濟于事。”而在郭志強與戀人小蘇之間，從小蘇在郭志強外出之時給師傅送煙開始，就產生了看不見的裂縫，這縫隙使得郭志強最后失去了在文學上志同道合的戀人小蘇。隨著師傅日益膨脹的權威之感和郭志強對內心的堅持，他作為師徒行列中的異質者，終于無法再與其為伍，于是帶領著內心同樣有所堅持的師妹離開。焊縫，本是裂變的兩端生硬的彌合，完美的焊縫，更是內心幽暗之處堅不可摧的傷口。勢易時移，煉油廠倒閉，郭志強成了電焊行業的強者，在林芳菲的勸說之下，郭志強收留師弟們，與師傅之間的往事也終于化解在那一聲“師傅”中。

黑眼睛在小說《黑眼睛》中的出現方式，似乎又不同于前三者。在《完美的焊縫》中，郭志強和小蘇就結緣于顧城的詩集《黑眼睛》，那一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去尋找光明”是一代青年在暗夜中的呼喊。以“黑眼睛”為題，劉建東將這篇小說的目光轉向了歷史。小說中的駱北風，即小說的敘述者“我”，“躺在黑暗之中，我用黑色的眼睛看著這個即將離去的世界”開篇，以“我黑色的眼睛，漸漸地要閉上了，它會被更濃重的黑色所覆蓋”結尾，使小說構成了一個臨終之人的敘事圈。在“我”的講述中，觸及了當代文學史中的一個基本問題：“英雄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此后，沿著塑造英雄的軌跡，歐陽煒、駱北風、黃楣佳的人生軌跡發生了巨大變化。救人者駱北風成了仇視社會主義的壞人，被救者歐陽煒成了“護廠模范”和“黨的好女兒”，而出于塑造英雄典型而改寫故事真實情況的黃楣佳一生都處于改變別人命運的愧疚當中。小說中，眼睛的追問貫穿前后，似乎是想要追問真實，但是小說人物的行動卻呈現出對真實追問的悖反。黃楣佳從想要改寫故事，把駱北風塑造成襯托英雄的反面之初，就有著對眼睛的追尋。“黃楣佳盯著我的眼睛，她似乎想從我的眼睛里看到一絲的游離。”但是“我”卻“看到自己的眼睛清澈透明，充滿著濃濃的愛意，無限的對美好事物的向往”。然而駱北風似乎對自己做出的決定準備不足，他的“黑眼睛在茫茫世界中搜尋自己”，“雖然有些悲壯，有些無奈，卻還是踉踉蹌蹌地邁出了那一步。”眼睛持續追尋著駱北風，當他想自殺的時候，當他看到妻子小紀自殺的時候，當他用口琴吹奏出《我愛這藍色的海洋》的時候，也包括黃楣佳寫出《被遺棄的人》想要為駱北風翻案，但他拒絕了黃楣佳的翻案的時候。多年前的故事壓在“我”的身上，“以前的那個我，在夢中都不會出現，他是另外一個人。我常常在夜里醒來，我能看到，在屋子的黑暗深處，有一雙眼睛在盯著我，那個躺在床上的人，他的內心袒露無遺。”但是故事的走向是，“我”拒絕了黃楣佳的翻案，如駱北風所說：“這是我自己的選擇，與你無關。而且這就是歷史，歷史豈是你一個人能承擔得了的。”小說走到這里，就拋出了另一個問題：“什么才是歷史的真實？”從歷史發生的現實角度來說，真實即是當下歐陽煒、駱北風、黃楣佳的處境，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基于塑造英雄而改變的幾人命運似乎又不能稱之為是一種歷史真實，因為其根基本就是虛假的。盡管小說以“黑眼睛”命名，似乎是想尋求一種真實，但是故事的走向卻泄露了作者，或者是任何一個人在面對歷史的時候，都有一種本能的膽怯和躲閃。小說最后以“對不起了，黃楣佳！”和“窗外黎明已經到來”作為結尾，似乎還在展現黑眼睛的孜孜以求。

在劉建東的這四篇小說中，卡斯特羅、丹麥奶糖、完美的焊縫、黑眼睛都具有一定的象征隱喻色彩，但是在小說中的存在方式卻各有差別。把小說題目作為解讀小說的題眼，只是小說文本分析的一個開始，接下來需要理清的就是這幾篇小說的同一主題——師徒關系呈現背后的真實表達。

二、生命困境的描摹

盡管，劉建東的“師徒系列”和“我們系列”小說中多是小人物，但是在他的小說中，中心議題并非是現實生存層面的問題，而更多地表現為形而上的生命困境描摹，這種困境突出地表現在知識分子和幾個女性身上。

一九八九年夏天畢業于蘭州大學的董仙生，毫無疑問是當下這個時代的一位成功人士。身為全國知名的文學評論家，他在指點文壇激揚文字的同時，也還身兼省社科院文學所的所長。小說開始的時候，成就突出的“我”，不僅已經開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貼，而且還是省社科院副院長的有力競爭者。在小說中，“我”的主要對立面，是另一位副院長人選的有力競爭者，身為軍轉干部的老焦。由于出身背景有別，兩位可以說各有所長。如果說老焦更擅長于處理人際關系的話，那么“我”的專業優勢則更加明顯：“我在自己的事業上一路狂奔，而他已經修煉成一個職業的官僚，據說他已經攀上了省委副書記。我一直自信自己的專業能力，不屑于搞這一套，覺得還是得靠實力說話，他一個軍轉干部，絲毫沒有業務水平和能力，憑什么與我抗衡？”然而，盡管“我”對于自己的事業前景自信滿滿，但因為總是莫名其妙地收到由本市寄來的一盒“丹麥奶糖”的緣故，“我”不由自主地把懷疑的目光聚焦到了政治對手老焦的身上。為此，“我”甚至不擇手段地暗中唆使老同學曲辰利用送快遞的機會將老焦的筆跡套出來。雖然對照筆跡的結果似乎排除了老焦的“作案”嫌疑，但“我”對于老焦的戒心卻始終都未能消除。到最后，導致“我”在副院長競爭中敗北的“抄襲”問題，似乎也隱隱約約與老焦有關。事情的起因是“我”的一部評論集《聽，那精神的輕喚》入圍了全國最高獎“文學評論獎”的最后獲獎名單。眼看著“我”就要登頂全國最高文學獎，沒想到，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網上卻突然爆出了這部評論集中的一篇文章涉嫌抄襲，引起軒然大波。原來，因為“我”的文學活動過于繁忙，接到《文學思潮》雜志的命題文章邀請后，“我”便把大概的想法告訴自己

的博士生黃鶯兒，委托她代筆，文章寫成后，“我”只是稍加潤色，就發給了雜志社。沒想到，問題偏偏就出在這篇由學生代筆的文章之上。按照黃鶯兒自己的說法，這個錯誤其實是她的無心之過：“她說，她寫的時候根本沒多想，寫到那里時，那些觀點好像就已經在她腦子里形成了，順手拈來，她根本想不起來，那是她曾經看過的她一個碩士師兄寫過的主要觀點。”抄襲這一細節的設定，一方面說明學界抄襲現象的普遍，另一方面也說明著代筆現象的普遍。從此意義上來說，董仙生不可謂不是一個失道者，但是不可否認的是他依然是一個成功者，哪怕在抄襲上栽了跟頭，“一連幾天，都有人發來信息和問候，勸慰我，替我惋惜。”我擁有如此成績，但是妻子肖燕似乎卻并不滿意，她把我當作是功名利祿的攫取者。看起來，肖燕是一個堅持理想的人，她陪著曲辰尋找小張強奸案的真相，在曲辰入獄之后，還把《安徒生童話》送給曲辰，但是問題的中心就在于，她一面對利己主義者的“我”不滿意，卻也承認“如果我一無所有，像曲辰一樣一無所有”，她也不能滿意。“我”和肖燕每年一趟的北戴河之旅有著特殊意義，肖燕認為，“真實的我們留在了那里，只有回到那里，短暫地忘記現實，她才感覺到內心的安寧。”北戴河之旅的插入展示了董仙生滿懷知識分子理想的另一面，似乎是對他利己主義者一面的平衡。但是這生活中唯一的平衡，在董仙生放棄以后，就昭示了利己主義與理想主義的不兼容。終究，董仙生這樣的人，還是一個利己主義者，其精神的迷惘渙散，不可拯救。

將郭志強和駱北風劃歸為“得道寡助”的一派，看起來似乎并不符合小說的敘事邏輯。郭志強因為離開八方煉油廠以后事業大獲成功，使得敘事走向了“好人有好報”的圓滿，似乎也就暗合了“得道自有天助”的說法。而對于駱北風來說，黃楣佳的一次虛構，讓他的命運脫離了正軌，歐陽煒和黃楣佳卻因此對駱北風一直心懷愧疚，使得駱北風看起來達成了一種“高尚”的勝利，小說意欲突出的也是這種勝利。但是，無法忽略的是，從《完美的焊縫》開始，郭志強就以道為守，站在了眾人的對立面，作為被誤會的叛徒而被孤立，而駱北風，盡管大家都明知他是被犧牲者，在歷次曲折關頭，卻也少有人能為他說話，他們兩人作為道義的守護者處于人群中的邊緣地位，這不是事業的成功或者“高尚”的勝利能夠補償的。小說的這種設置揭示了人們趨利避害的本能所導致的不良社會秩序，但是卻無力使其回歸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正常秩序之中。

如果說，男性精神世界的形態較為單一，他們面對的還是一個問題的是與非，那么，女性生命的困境就顯得更加復雜與波折。在《閱讀與欣賞》中，“我”是一個剛剛從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大學生，被分配到一家煉油廠工作，馮莖衣是我的師傅，借助于“我”的觀察視野，劉建東把一個女性的生命的困境展示在大家的面前。馮莖衣跌宕起伏的半生命運，可以被切割為四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是她丈夫發生車禍前的生活“放蕩”階段。這個時期的馮莖衣，以“交際花”的形象輾轉周旋于最起碼不少于七個男性之間，“美麗、奔放、放浪形骸。她像是濃艷的花，開得熱烈而兇猛。”她所恪守的生活原則是：“反正我是快樂的。我遵從我內心的需要而活著。”雖然，小說解釋了馮莖衣“放蕩”行為的原因，一是母親的遺傳基因，二是因為自己婚姻的不夠如意，但是強調她的“放蕩”，更多地卻是她遵從著內心世界中的自我指令，是“與生俱來的”。但就在敘述者“我”以為，師傅馮莖衣要在她認定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時，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轉機。

她隨心所欲的生活停在了痛苦的十字路口，原因是她丈夫楊衛民突然的車禍身亡。盡管他們之間的根本就“沒有什么愛情可言”，但因為那天出事之前倆人曾經大吵過一架，所以，馮莖衣便把丈夫車禍身亡的責任主動承攬在了自己身上。從此之后，深陷自責的馮莖衣，便開始憑借狂熱的工作姿態實現自我救贖。一位“交際花”式的“放蕩”女人，就這樣脫胎換骨地變成了名副其實的“鉚悍大王”，成為本系統鼎鼎有名的勞模。然而，就在“我”認定師傅將由此順利升職，極有可能被提拔為車間副主任乃至于主任的時候，其命運軌跡再次發生轉型。她曾經的情人王總“多年前抹平的倒賣成品油事件重新發酵，被紀委立案調查了”。王總出事，就牽扯出了馮莖衣。在自我交代的過程中，毫無擔當的王總，居然把自己墮落的全部責任都推到了馮莖衣身上。“在他的描述中，師傅是一個邪惡的魔鬼、女妖精，用盡各種妖術迷惑他、引誘他，以至于他迷失了前進的方向，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她的欲望是個難以填滿的欲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馮莖衣不同于王總那樣，沒有把責任全部推開，她說出了她所有參與的倒賣油票的事情，她對我和馬大姐說：“我為以前的我感到羞恥。”這對馮莖衣構成了巨大的精神打擊：“你知道我當初從那樣一種放任自流的姿態變成這樣有多難，付出的代價有多大，我的丈夫走了，我和我丈夫的家人成了仇人。這一次，我的代價更大，因為我的心死了。”“心死了”，但生活卻還得繼續下去。

就在我們以為馮莖衣的苦難終于要告一段落的時候，殘酷的命運卻依然埋伏在她的人生前路伺機等待著對她展開再一次伏擊。為母親祝壽的酒宴上，酒鬼父親醉酒后當眾又一次對母親大打出手。站在一邊的馮莖衣終于忍無可忍，雖然只是那么輕輕地一推，卻讓已經處于爛醉如泥狀態的父親從樓梯上滾下去，并因此喪命。就這樣，“師傅，她三十七歲的生命到此劃了一個大大的句號。因為過失殺人，她獲刑五年六個月。”被判刑倒也還罷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卻是事發后母親對于馮莖衣自始至終都不肯原諒。明明是為了維護母親而失手致父親喪命，但卻得不到母親的原諒，這就無異于在馮莖衣本就鮮血淋漓的傷口上又撒了一把鹽，她內心那種無法言說的苦楚，讀者自然可以體會得到。入獄后的師傅，除了替“我”抄寫小說稿外，“幾乎每兩天就會給我寫一封信”。在信里，她什么都寫，“就是不寫自己，在她的信里，我想找到她的影子，我發現，她不過是兩只眼睛，而她的思想，她的靈魂，都在那不完整的天空中飄蕩。”

不管是董仙生，還是駱北風、郭志強，又或是馮莖衣，他們面對的始終是一個自我的問題。董仙生自適于丹麥奶糖的甜味，駱北風始終守著黑眼睛，郭志強心中的焊縫盡管化解在一聲“師傅”中卻也還是會存在，而馮莖衣，并不是她不在信中提及自我，自我就真的不存在了。盡管，長久以來，知識分子書寫一直是當代文學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從其傳統的形象書寫來說，道義堅守者駱北風和郭志強應該是兩個傳統形象，而董仙生展示出的是以他為代表的一類人所面臨的新型問題。在董仙生的身上，官僚和教授兩種身份同時存在，成了他焦慮的根本來源，前者的滲透浸潤了他理想主義的一面，他雖有所察覺卻沉溺其中不能自拔。而馮莖衣，在1980那個一向被標識為“思想解放”與“改革開放”年代的小說敘事中，她是迄今為止很難見到的一個把愛情與性做如此自我剝離的真實女性形象。人生經歷過數度根本性轉折之后業已身陷囹圄的馮莖衣，為什么要刻意地規避自己的存在，不愿意在信中觸及自我的思想與靈魂，顯然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三、知識分子到哪里去

如果說“我們系列”的主要人物展示了劉建東所觀察到的知識分子的生命困境，那么一些配角就提供了關于知識分子人生的另一種

觀察。

孫爾雅出現在《丹麥奶糖》的后半段，似乎是為了給劉建東這一類人一個“詩和遠方”。她是肖燕學校的同事，各方面表現都非常優秀，“可有一天她卻突然辭了職，遠赴云南勐海一個偏僻小山村去支教。”面對著同事的詢問，孫爾雅給出的答案是：“沒什么特別的理由，就是在網上看到一張一個旅行人拍的那所山村小學的照片，便有了去教書的沖動。”然后，就是孫爾雅老師通過微信傳遞給外界的各種信息：“有山村小學的一磚一瓦，有小學生們稚嫩而燦爛的笑容，有崎嶇的山路，有湛藍的天空，還有新長出的路邊的小草。通過那個孫老師的眼睛，通過她的鏡頭，世界是那么美好，而孫爾雅就是那個制造者。”與“我”（董仙生）、肖燕們日常生活中的那些蠅營狗茍相比較，孫爾雅的人生選擇的確稱得上是理想高遠。唯其如此，目睹了曲辰二度入獄的“我”（董仙生）方才對肖燕不無堅定地表示，自己一定要去云南勐海，要去看看那個山村小學。這種想法的生成，很顯然意味著董仙生精神世界深處某種高遠理想的再度生成。問題在于，就在董仙生決定要去云南勐海看看的時候，從肖燕處得到的消息卻是：“我已經有一個月沒有在微信上看到她的消息了，她令我非常擔心。”為孫爾雅提心吊膽者，絕不僅僅只是肖燕，更是包括筆者在內的廣大讀者。孫爾雅到底怎么了？遙遠的云南勐海的那個山村小學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對于這一切，雖然作家劉建東并未做明確的敘事交代，但毫無疑問的一點卻是，長達一個月的時間都未在微信上露面，肯定意味著孫爾雅那里的情況并不像前面所描述的那樣樂觀。在一種象征的層面上，孫爾雅問題的出現，其實意味著理想色彩非常鮮明的“詩和遠方”的根基并不怎么牢靠。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形象是《丹麥奶糖》中的曲辰，看起來他是作為一個時代落伍者而存在于小說中的。1989年，董仙生、曲辰、肖燕三人從蘭州大學畢業后，一起分配到了石家莊工作，曲辰的夢想是做一名記者，成為無冕之王，而他也是他們三人中最早實現自己夢想的。這時候的曲辰，身上所攜帶的依然是獨屬于1980年代的精神氣質，充滿理想熱情，意氣風發。他十分神秘地向朋友們宣布，與電視臺那個叫孟夏的姑娘戀愛了，但是卻在孟夏的生日宴會上，失手殺死了孟夏真正的男友，此后鋃鐺入獄，度過接下來的20年。出獄后的曲辰，被時代迅速地拋落在后面，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的才子只能去做門衛。在董仙生帶他出場的酒桌上，他無論如何不能自如。之后因其經歷得到何小麥的關注后，他卻不能忍受何小麥的思維行為方式，最后只能在為獄友小張尋找真相中找到寄托。但是真相不得的情況下，他又作為幫兇讓小張真正強奸了印彩霞，使得原本的錯案成了一起真案，再次入獄。入獄后的曲辰，面對肖燕鄭重其事送給他的《安徒生童話》，沒有絲毫興趣，因為“這里的人們不喜歡”。這就使得曲辰的存在，一方面是對知識分子求真精神是否還依然適宜當下的質問，另一方面是“知識”本身對知識分子來說，是否僅僅是一種有助于他們在人群之中閃光耀眼的資本？他們喜愛的也并非“知識”本身。這樣一來，小說追問的，就不僅是知識分子精神境遇的問題，而是知識分子作為一種本體，其本身是否也存在問題。從曲辰那里，我們應該可以得到關于第一個問題的答案，曲辰的落伍者形象即是對知識分子求真精神在當下不再適用的否定回答。而第二個問題的存在，可能就證明了知識分子主體本身從根源上的乏力與虛弱。

作為一個懷疑論者，劉建東提出的很多問題實際上是無解的。在劉建東的這一組“我們”系列小說中，他的確對知識分子的精神現狀給予了集中關注，對問題的成因也給予了抽絲剝繭的剖析，但正如《丹麥奶糖》最后那個開放式的結局一樣，問題一直到小說終篇時都依然是無解的。在如此一種精神現狀之下，知識分子究竟應該到哪里去，或許就是需要我們和劉建

東一起共同關注思考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