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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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紹俊

文清麗是部隊的作家，我第一次見到她就是一身戎裝，英姿颯爽。但我們幾乎沒有什么來往，我也很少讀她的作品。我一直認為她是部隊的一名文學編輯，主要是在為其他作家做嫁衣。有一年我參加《廣州文藝》的小說評獎活動，文清麗也有一篇小說進入終評。小說名叫《她騎著小桶飛走了》，這篇小說讓我眼睛一亮，我認為這是參評小說中最好的一篇。在評委討論時，我主張一等獎給文清麗，我的理由似乎也說服了大多數評委，最后的投票結果，文清麗的小說得了一等獎。也是這次評獎活動，讓我重新認識了文清麗。

我經常在刊物上看到文清麗的名字，偶爾在某次會議上也能碰見她，我們會熱情地打招呼。但我們之間的聯系僅此而已，我對她的了解停留在表面。當然也有一些部隊的文學朋友向我介紹過文清麗，從大家的言談中，我只知道她是一位很敬業的編輯，也是一位很勤奮的作家，更是一名合格的軍人。自從《廣州文藝》的評獎后，我想我應該爭取多讀一些文清麗的小說。編這一期“名家側影”，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從幾位作者的文章里，我看到了文清麗的善良和聰明，看到了她的文學情懷。我期待看到她朝著更高臺階的“彈跳”。

女，陜西長武人，1986年入伍，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和魯迅文學院第3屆、第28屆高研班（深造班），曾在《人民文學》《十月》《中國作家》《青年文學》《北京文學》《作家》《大家》等發表作品六百余萬字，多篇作品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中華文學選刊》《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選載，出版有散文集《瞳孔·灣·湖》《月子》《愛情總是背對著我》、小說集《紙夢》《回望青春》《我愛桃花》、長篇小說《愛情底片》、長篇非虛構《渭北一家人》。現供職于《解放軍文藝》雜志社。

最近一個時期，我集中時間閱讀了當代軍旅女作家文清麗的一系列中篇小說。盡管說對于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也會有所涉獵，但在我看來，文清麗迄今為止用力最多、也最能代表其小說創作成就的，事實上也還是中篇小說這種文體。作為一位軍旅作家，對軍旅生活做真切的關注與表現，自然是文清麗義不容辭的責任。雖然不是說所有的小說都會涉及軍旅生活，但作家對軍旅生活的關注與表現，仍然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耳中刀》一篇，盡管對軍旅生活的關注表現并非小說的主旨所在，但其中對潛艇部隊艱苦生活的表現讀來卻足以令人動容。因為小說的主人公丁嘉樹曾經有過長達三十年之久的海軍從軍履歷，所以，即使因病而被迫離開了心愛的潛艇部隊，但在與大學生王玗的交談過程中，他仍然是三句話不離潛艇部隊的生活。正因為他內心一直以潛艇兵的履歷為自豪，所以，他才總是會以這樣的一種口氣來談論潛艇上的生活：“他嘴一撇，說，你知道什么兵要求最高？潛艇兵，不但要求文化水平高，心理素質也要過關。男人嘛，當兵當然要當潛艇兵。”然而，只有在王玗跟隨著丁嘉樹真的來到潛艇上實地考察的時候，她才真正了解到潛艇兵的生活到底有多么艱苦，多么不容易：“在潛艇走路，只能貓著腰，艇內兩側管路密布、儀器設備林立。衛生間很矮小，因為潛艇排污容易暴露，每個人都要克服如廁次數，就得少喝水。我第一次見二十四小時刻度鐘，官兵們靠它分辨時間。空氣中永遠有股刺鼻的汽油味，讓人一刻鐘都無法忍受。”“在航海期間，潛艇上的官兵們不能使用電子設備和網絡，長時間處于密閉、狹小的空間里，對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是巨大挑戰。潛艇兵不光要忍受艇上的高強度工作，還要耐得住深海航行的寂寞。”

再比如《世界以痛吻我》一篇，雖然同樣另有題旨，但通過楊隊長的先進事跡，我們卻還是可以對某軍校的生活有一種直觀的了解和把握：“楊老師是個好人，他是我們的隊長。也就是你們要宣傳的那個戴著大紅花第一個站起來講話的年輕的上尉。他為了我們，打著點滴還來上課，我們家發洪水，他一個人就捐了一千塊。故事集里的故事，還有大家的講述都是真的。我們入學時，他體重足有八十公斤，為了把我們帶好，他身先士卒，學英語、強體魄，嗨，硬是瘦到了七十公斤。整整瘦了二十斤。二十斤呢，得流多少汗呢？”就這樣，在一個先進教員的形象被講述出來的同時，軍校的實際生活狀況，也從側面得到了真切的展示。

但不管怎么說，一個無法被否認的客觀事實是，軍旅生活的展示，在文清麗的小說創作中，一般都屬于背景性的存在。與軍旅生活的展示相比較，文清麗小說一個值得引起注意的特點，就是她的疾病書寫。雖然不是所有的篇目都會涉及，但文清麗相當一部分小說中，不僅都涉及疾病書寫，而且這些不同作品的主人公罹患的竟然是同一種病癥，也即所謂的“多發性神經纖維瘤”。

《地球上的淚滴》中，這種病癥的罹患者，是柳宛如姐姐家的孩子明明。《你的世界隨我一起消失》中，纖維瘤這種病癥的罹患者，乃是那位曾經出演過根據白先勇小說改編的話劇《永遠的尹雪艷》中的尹雪艷一角的話劇演員林子靜。相比較而言，對“多發性神經纖維瘤”這種病癥進行了詳細描述的，是那部《她騎著小桶飛走了》。在這部中篇小說中，此種可怕病癥的罹患者，乃是一家報社的名記者羅娜：“她為什么突然想自殺？具體日期？誘發原因？時間嘛，是八月二十三日晚，我離家時，是十點左右。回家時，十一點。誘發原因，肯定是病嘛。你想想，她那么心高氣盛，怎么能忍受看不見也聽不到這個殘酷的事實。得病十三年了，怎么會忽然現在想死？你這個問題也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我分析她怕是感覺沒好的希望了，還有怕更糟的將來。這病叫多發性神經纖維瘤，多發性你懂得的，這個神經纖維瘤，就是說，凡有神經的地方，都可能長。現在瘤子長在了視神經和聽神經上，看不到聽不到，以后有可能影響四肢，怕就走不成了。手術？當然做過，冒著生命危險，做了伽馬刀手術，就因為這個手術，本來還能看到的右眼，徹底失明了。而且纖維瘤，你割一個，能長一串，就像土豆。挖一叢，出一堆。”依照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也即那位歐陽明教授的敘述，他曾經帶著妻子四處尋醫，結果卻是一無所得。用醫生的話說，這病連醫療條件相對發達的國外都沒有辦法對付。

另外一部與纖維瘤病癥相關的作品，就是我們前面已經提及過的那部《耳中刀》。只不過，與此前幾部作品明確點出了纖維瘤有所不同，作家在《耳中刀》中，對相關病癥的描寫，簡潔且充滿了暗示性：“又來了，又來了，這話我已經能背了。接下來肯定說他當海軍三十年，穿驚濤戰海浪，多少回死里逃生，好不容易提了副師，離開潛艇，屁股還沒在機關坐穩，雙眼呼啦一黑，就此人生故事戛然結束。”那么，丁嘉樹到底因為什么樣的病癥而致目盲，小說對此并沒有做具體的交代。但是，如果聯系文清麗的其他小說文本，我更愿意把丁嘉樹所罹患的病癥也理解為是那種曾經多次出現在文清麗筆端的纖維瘤。

雖然說在小說文本中進行疾病書寫并不是多么不尋常的現象，但在不同的文本中讓相關人物都罹患同一種病癥，卻無論如何都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那么，文清麗到底為什么一定要讓她筆端的這些職業身份不同的人們都罹患“多發性神經纖維瘤”這種病癥呢？盡管對文清麗的個人生存境況一無所知，但我思來想去，恐怕還是只能夠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對此做出解釋。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說，文清麗的精神世界里，一定存在著某種姑且可以被命名為“多發性神經纖維瘤”的一種情結。或者是親人，或者是要好的朋友，總之，在她周邊關系特別密切的人群中，肯定不僅有人罹患此種病癥，而且還深受此病癥之苦。更進一步說，這種境況不僅嚴重地影響到了患者本人的生存與精神狀況，而且也還在很大程度上波及文清麗本人。一方面，我們固然承認在小說創作中絕對存在著類似于蘇珊·桑塔格所極力強調的“疾病的隱喻”這種狀況，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如果實情不是如同我們以上所分析的那種境況，那么，一個作家恐怕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翻來覆去地進行如此一種堪稱“頑固”的疾病書寫。也因此，盡管冒著極大的猜測落空的風險，但我還是愿意從精神分析的角度出發，對文清麗筆端多次重復出現的“纖維瘤”書寫做出如上一種理解與判斷。

關鍵的問題在于，文清麗的筆觸并沒有僅僅停留在疾病書寫的層面上。或許與文清麗的女性身份有關，我們注意到，與疾病書寫緊密纏繞在一起的，乃是作家對當下時代種種情感亂象的勘探與表現。首先引起關注的一點是，作為一種可怕的疾病，“纖維瘤”不僅會給患者帶來生理層面上的痛苦，更會在很大程度上扭曲并改變他或她的心性。比如，那位曾經是一位出色話劇演員的林子靜。身為漂亮女人，自然特別看重日常的服飾打扮。但這一切，卻只因為疾病的緣故而被徹底改變：“衣服？香水？化妝品？都是她以前的超愛，可這些對她現在都沒意義了。化妝品，一想到這，她的心像被尖利的冰錐戳般，一股股撕裂般的痛，彌漫進她全身的枝枝節節。她淡然地說，你買的我都喜歡。”當丈夫告訴她送給她的禮物，是她所喜歡的整整十張話劇珍藏本光碟的時候：“傷口上又好似撒了一層鹽，揪心地痛。她強迫自己身子貼住丈夫遞來的腰，說，真是貼心的禮物。”唯其因為這個時候的林子靜已經處于目盲的狀態，再怎么精美的話劇光碟也都無法正常觀看，所以丈夫送的這一特別禮物才會特別刺痛她的內心。本來興致勃勃地應邀去參加閨蜜的婚禮，結果卻因為小孩童言無忌的一句話就悻悻而歸。一句什么樣的話呢？“阿姨，你好漂亮耶，比新娘子還漂亮。你能取下眼鏡，讓我看看你的眼睛嗎？一定很漂亮。老師說了，眼睛是心靈的窗戶。”必須承認，這是一個很容易就能夠讓我們聯想到《皇帝的新衣》的小說細節。如果說那個著名童話中的小孩無意間指出了皇帝身上什么都沒有穿的這樣一種事實存在，那么，這個小孩所無意間觸動的，便是林子靜在公眾場合最想遮掩的目盲現實。一時氣急敗壞的她，之所以大失風度地拂袖而去，正是因為其因病目盲真相被無意間戳破的緣故。事實上，也正因為丈夫誤以為林子靜不僅目盲，而且也已經失聰，才會不管不顧地把一位女人悍然帶回家來，毫無顧忌地在浴室的浴缸里做愛。此處一個多少令人感到有點難以置信的細節，就是林子靜既然疾惡如仇地眼里揉不下沙子，那她何以還能忍住沖動沒有當場跳出來戳穿丈夫的背叛行徑？但不管怎么說，一個無可辯駁的顯在事實是，在飽經“纖維瘤”病癥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各種人事方面的嚴重折磨后，林子靜終于不堪其辱地想要以上吊的方式使自己從此徹底成為“永遠的尹雪艷”：“張愛玲為了成全一段俗世的愛情，毀了一座城，而我，一個瞎子，卻屏蔽了整個世界，我就是那個永遠的尹雪艷！林子靜這么想著，取下睡衣上的腰帶。”盡管說小說采用了一種開放性的結尾方式，關于林子靜的自殺與否并沒有做出具體的交代，但她的自殺行為本身也已經充分說明著她的情感世界被疾病嚴重扭曲。

與林子靜行為多多少少帶有“異曲同工”色彩的，是《她騎著小桶飛走了》中那位最終因病而自殺身亡的女記者羅娜。這是一篇敘述方式設定相對別致的中篇小說。第一人稱敘述者“我”也即歐陽明，乃是一位五十三歲的副教授。從頭至尾皆是歐陽明面對一位美麗的女法官林雨蒙時的法庭陳述詞。大約因為歐陽明的陳述過程特別真摯懇切的緣故，他竟然以這樣的一篇法庭陳述詞而最終贏得了女法官林雨蒙的芳心。更進一步說，歐陽明之所以會有如此一大篇法庭陳述詞，乃因為妻子羅娜自殺身亡后，身為丈夫的他有著最大的殺人嫌疑。從這個角度來說，這篇法庭陳述詞又可以被看作是他自己的一份無罪辯護詞。但請注意，在歐陽明為自己做無罪辯護的同時，也頗為形象地描寫刻畫出了羅娜那早已被疾病扭曲了的精神狀態。毫無疑問，羅娜的自殺，乃是因為不再能夠繼續忍受“纖維瘤”病癥折磨的緣故。“歐陽明，你是個王八蛋，你說話不算話，你是個膽小鬼。她罵著，把被子蓋得過了頭，然后說，歐陽明，快來，把我悶死。記得你給我講的邁克爾·哈內克導演的那個獲獎影片《愛》嗎？丈夫把癱瘓的妻子悶死了，就效此法。快，痛苦一下，就全解脫了。”正因為電影中的那個丈夫對妻子充滿了真切的愛，實在不忍心再讓癱瘓的妻子繼續忍受病痛的折磨，所以他才痛定思痛地悶死了自己的妻子。以如此一種極端的方式表現男女之間的深愛，正是邁克爾·哈內克《愛》的思想藝術之真諦所在。羅娜或者歐陽明之所以要專門提及這部獲獎電影名作，在強調他們之間愛情存在的同時，其實也明顯暗示著小說故事未來的一種死亡結局走向。面對妻子的自殺身亡，身兼敘述者功能的歐陽明，曾經做出過這樣一種冷靜的分析：“我不可能害她，但我有罪。真的，我請求你們逮捕我。事發后，我寫了好多天，她之所以自殺，而且是三次，一、我對她照顧不周，沒有設身處地地與她心靈溝通。兩次自殺，說明她已精神崩潰，我竟以為只要陪著她，讓她安全，即可。我應讓她學盲文，應讓她跟朋友們交往。二、她一定覺察到我有婚外情了。三、兒子對她的冷漠。”一位本來無罪可言的丈夫，竟然以如此一種自遣的方式自認有罪。很大程度上，這或許也正是他最終能夠贏得女法官林雨蒙芳心的奧妙所在。但不管怎么說，一個無可置疑的事實是，慘遭這么多年疾病的痛苦折磨之后，羅娜的精神世界的確已經嚴重扭曲。這一點，在她自殺前一種明顯變態的性愛行為中表現得可謂淋漓盡致。一個特別溫文爾雅的名記者，突然間在床上變得十分癲狂，所強烈映射出的，正是其內在精神世界的一種嚴重失衡。某種意義上，這位罹患“纖維瘤”病癥的女主人公的自殺身亡，正是其精神世界失衡所導致的直接結果。

與以上兩部作品相比較，情感世界的描摹上更具復雜色彩的，乃是那部由多位第一人稱敘述者組合完成的中篇小說《耳中刀》。身為一名副師職的海軍大校，不僅不期然間罹患重病，而且還因此而雙目失明后被迫退役在家，丁嘉樹精神世界的嚴重失衡，乃是一種順理成章的結果。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對妻子寒煙產生各種猜忌心理：“是不是這樣你就借口不回家了？你想飛就飛到哪個野雞窩了？他騰地丟開我的手，站了起來。”寒煙之所以要雇傭女大學生王玗專門到家里來照顧丁嘉樹，正是因為丈夫心態嚴重失衡的緣故。但身為妻子的寒煙，根本就沒有料想到，女大學生王玗的到來，到最后竟然差一點導致鳩占鵲巢的不堪后果。原本以為丁嘉樹和王玗之間會有難以逾越的年齡代溝，沒想到，到頭來，因為王玗強力協助丁嘉樹進行小說創作的緣故，他們倆竟然達成了相當深厚的情意。如此一種深厚情意，在被充滿醋意的寒煙察覺到之后，自然會遭到強力排斥。而排斥的直接結果，就是王玗的被迫去職。到了這種時候，精神失衡的反倒是身體一直健健康康的寒煙自己了：“過去他嘴里動不動就是潛艇，現在他一張口，就隨身攜帶著要寫的書和王玗。魔鬼王玗。”“魔鬼王玗”一句，所充分凸顯出的，正是寒煙對王玗的那種極端厭惡之情。面對著如此一種情形，寒煙一時之間陷入到了無所適從的地步：“他愛上了別的女人，我離開他，不正是機會嗎？可為什么如此的難受？難道是小姑娘的愛，使我發現了他潛在的價值？還是我潛意識有一種優越感，不容許別人對自己東西的占有？我跟嘉樹多年生活。雖談不上如膠似漆，卻也相敬如賓。”雖然文字看似簡潔，但文清麗所實際寫出的，卻是幾層不同的情感關系。其一，在丁嘉樹患病后，已經和他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妻子寒煙，因為不可言說的某種厭棄心理，曾經明確產生過想要離棄他的念頭。其二，雖然已經對丁嘉樹有所厭棄，一旦發現王玗與他情感密切，馬上生出強烈的不適感，感覺特別難受，說明寒煙內心深處也還殘存著對丈夫的愛。其三，某種程度上，寒煙的這種復雜心態，已經不再僅僅只是一種夫妻之愛，骨子里更是一種自己之物不容他人置喙的極端自私心態。既然曾經屬于過自己，那即使自己已經不復再愛，但也絕不容許被他人比如王玗所擁有。事實上，也正是在如此一種復雜心態的主導下，寒煙才以女主人的身份對王玗下了逐客令，并致使丈夫丁嘉樹再度陷入生存與精神的雙重困境之中。

不能不強調的一點是，即使是在那些并沒有涉及疾病書寫的中篇小說中，文清麗也一樣有著對于各種情感亂象的關注與表現。這一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那篇多少帶有一點游戲色彩的《黑處有什么》。故事的起因，是一部名為《完美陌生人》的意大利電影。電影“講的是一幫好朋友聚會，不知誰提議說，大家都把手機放一邊，打開揚聲器，看一會兒有誰打電話。”就這樣，借助于揚聲器被打開后的這若干部手機，這些在場者各自隱藏的人性秘密漸次被揭露了出來：“有人秘密一爆出，馬上就有人站在道德高度苛責。下一秒，自己的秘密爆出，立刻理虧。這就是人性。火沒燒到自己身上時，永遠帶著看客一般的心情，來看待別人的痛苦，哪怕是自己的朋友。劇情一步一反轉，上一秒還是受害者，轉眼也成了出軌者。”專業作家江詩雨和記者柳一然這一對閨蜜，那帶有突出人性實驗色彩的“試夫”行為，正是受這部電影直接啟示的結果。所謂“試夫”，就是旨在考驗她們各自丈夫愛情忠貞程度的一種人性實驗。具體來說，也就是柳一然出人意料地對江詩雨提出了一個頗有幾分“荒唐”的建議：“詩雨，我剛冒出一個念頭，你敢不敢跟我做個試驗？比如咱們分別給對方老公打個電話，說咱們醉了，讓他們來接。看會發生什么事，搞不好，比你那個電影還精彩。”盡管柳一然的建議遭到了江詩雨的堅決反對，但她到最后還是敵不過柳一然的執拗。一場頗有幾分“荒唐”的人性實驗，就此而拉開帷幕。那么，考驗的結果究竟如何呢？“考驗結果是：兩個男人對妻子的閨蜜都上心，即便口碑不錯的陳之永，也是先答應了，才請示老婆的。兩個女人心里都不是滋味。”但這卻究竟只是考驗的開始，更嚴重的不堪后果還在后邊。首先是江詩雨強烈懷疑丈夫與柳一然因了那一夜的故事已經情感出軌：“走到陽臺，她再一次確定丈夫已經有外遇了，一定是跟柳一然，理由有三：一、陽臺上衣服丈夫收了，都疊了，可是自己的內衣卻孤獨地在那掛著。二、一上午，柳一然一個電話也沒打。三、頂頂重要的，一男一女竟然從十點一直待到一點，三個小時呀，而且是夜半無人私語時。”盡管只是并無事實根據的邏輯推理，但一貫以直覺行事的江詩雨卻堅信自己的判斷無誤。事實上，也正是在如此一種心理邏輯的強勁支撐下，江詩雨才終于邁出了與柳一然丈夫陳之永的出軌腳步。盡管到了小說結尾處，陳之永發來短信強調另外兩位參加這場人性實驗者也同樣處于出軌的狀態，但實際上，這條短信內容真實與否，卻難以得到切實的證明。一方面，是短信的內容無法證實，另一方面，江詩雨與陳之永的偷情不僅是確鑿的事實，而且在出軌后，最起碼是江詩雨自己，產生了強烈罪感的她，其實一直處于某種情感的煎熬狀態之中。黑處有什么？經過這樣一番帶有明顯假定性的人性實驗，作家最終證明人性的確經不起試驗。借助于這場人性實驗，文清麗所勘探出的，其實是當下時代一種普遍的情感亂象。

接下來，我們的關注點將重新回到前面提及過的中篇《地球上的淚滴》。只不過，當我們重新提及這部作品的時候，關注點已經從那位罹患“多發性神經纖維瘤”的明明轉移到了另外一位名叫民子的人物身上。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這位民子乃是一個腦袋不靈醒的人物。小說開始的時候，這位民子已經因為暗中偷看嫂子洗澡而被送進了養老院。這樣，也就有了柳宛如專門探望民子的故事發生。事實上，也正是在探望民子，以及后來把民子接出養老院來的短暫過程中，有兩個方面的細節值得我們高度關注。一個是在養老院里，民子對其他人的關心：“姐取標簽時，民子在屋子里走來走去，一會兒拍拍這個老頭的肩，一會兒拍拍那個老頭的頭，還把柳宛如她們帶給他的香蕉和獼猴桃一一分給大家。給那個坐輪椅的人時，他學著柳宛如的樣子，剝開皮，說，吃，香，軟和。”另一個細節則是，當明明坐在地上大鬧不止的時候，最終出面與他友好相處并安撫他狂躁情緒的，竟然是這位腦子不靈醒的民子，民子是誰？民子不過是一個在正常人看來的腦子不靈醒者。但就是如此一位不靈醒者，卻既可以呵護養老院里的一眾人群，又可以與身患惡疾的明明交朋友。也因此，在我個人的一種理解中，文清麗對民子這一人物形象的發現與塑造，其實是別有寄托的。民子這一形象的出現，其實很明顯地昭示著一種救贖的希望。

最后，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提及的，是文清麗的中篇小說《姑姑艷傳》。這部中篇小說的引人注目，首先在于，作家自己在另外一部名為《黃金時代》的作品中，曾經以“元小說”的方式專門提到過這篇小說：“《姑姑艷傳》：這個小說很陌生，是你寫的嗎？太讓我吃驚了，筆力越來越老辣。不過，有句詩引錯了。你丈夫不懂文學，估計看了，也指不出問題。但如果你給我看，我會讓你的小說能達到九十分。現在八十分的稿子，發到省級刊物，我覺有些可惜了。”請注意，作家是巧妙地借助于作家劉清揚當年的初戀情人小納博之口，講述以上這段話語的。但不管作家如何使用障眼法，其中一種夫子自道意味的存在，自然無可置疑。最起碼，對于《姑姑艷傳》這部作品，文清麗自己的滿意程度較高，乃是無可否認的一種客觀事實。結合作家如此的自我評價，在我看來，《姑姑艷傳》應該被看作文清麗迄今為止思想藝術完成度最高的作品之一。

《姑姑艷傳》思想藝術的成功，首先體現在敘述方式的特別設定上。雖然說第一人稱的敘述方式早已司空見慣，但將敘述者“我”設定為一個自身都處于成長過程中的女性，卻也給小說寫作明顯增加了難度。小說開始時，這位名叫粉妮的敘述者，還只是一個不通人事的懵懂少年。雖然她在懵懵懂懂中已經可以感覺到父母對姑姑態度的判然有別，感覺到因為海軍姑父的不幸亡故而重新回到哥嫂身邊討生活的姑姑處境的尷尬與艱難，但身為孩童的她，卻根本就理不出個子丑寅卯來。但等到后來，姑姑他們因故來到三亞的時候，粉妮已經是海軍的現役軍人了。也因此，在敘述的過程中，如何才能夠拿捏把握好相應的分寸與尺度，也就構成了對文清麗最大的考驗。事實上，也正是借助于如此一個第一人稱敘述者的成功設定，作家方才刻畫塑造出了姑姑這樣一位具有相當人性深度的現代女性形象。

青年時代的姑姑，曾經因為嫁給情投意合的海軍軍人丈夫而享受過一段幸福的生活。沒想到，這個軍人丈夫卻因為手扶拖拉機的意外事故而不幸死亡。丈夫去世后，寡居的姑姑被迫回到了哥嫂身邊勉強討生活。既如此，她經常遭受嫂子的冷遇，也就自在情理之中。生存如此艱難的姑姑，到最后，萬般無奈地被迫嫁給那位名叫張文正的礦工。既然姑姑的再次出嫁十分勉強，那她因此而生出的情感與精神痛苦，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也因此，姑姑后來提出離婚，也就可以被理解了。沒想到的是，礦工姑父竟然不同意姑姑的離婚請求。如此一種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處于情感困境中的姑姑，竟然不管不顧地愛上了一個名叫尚明玉的男人，并因此而招致了簡直就是滿城風雨一般的流言蜚語。用粉妮那位刁鉆的母親的話來說，就是：“哎呀呀，你跟你媽說不清，跟旁人就能說得清？你不知道你姑是個什么貨色，在咱們全縣都出名了，破鞋，爛貨。你知道吧，見了男人眼睛就放光，像貓眼睛一樣，多少女人恨不能把她生吃了。”在我們這樣一個現代性不夠充分的現實社會里，如同姑姑這樣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女性遭受非議，一點都不意外。雖然到小說的結尾處，我們已經了解到一往情深的姑姑所托非人，但她這樣一種勇敢追求自身情感幸福的大無畏精神，卻依然應該贏得我們足夠的認同與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