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上，與敦煌相遇

在夢里，在遙遠的絲綢之路上

我，或你，曾與敦煌

一次次的相遇。

——題記

在敦煌，我是原住民，是一個真正的土著。面對敦煌的日出月落，我習以為常近乎麻木。這種麻木是身體的也是心靈的。敦煌，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存在，可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又是何等渺小，如我，如蟻。我，還有我們，不僅忽略了文化給予這片土地的神圣，也把敦煌的神給忘了。

敦煌，最初始的人為定義就是神性的敦煌。文化，僅僅是它的外衣。

敦煌這片沙漠綠洲里長著晶瑩剔透的葡萄，長著夏日火熱的陽光和寒冬凜冽的季風，當然也生長著一群人。確切地說，這群人最早只能算一群農民，他們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對象就是土地；近年來，隨著城市化步伐加快，農民洗泥上岸，轉身進城，成了城里人，可骨子里的樸實和憨厚還在，血液里的牽掛和思念也還在，那就是田園里的父母和兒時的鄉愁。我也如此，雖然我是用知識改變命運的那一小部分人，身子在城里的高樓之上，心思卻常懷著鄉下的田園和炊煙；因為那里有父母，有兄弟姐妹，還有我割舍不去的對泥土的味道。鄉下也不遠，七八公里，城里的2路公交幾乎到了村口，我常常攜妻帶女在周末坐公交去鄉下看父母，一人僅兩元錢車費。如此可以看出敦煌地盤之小。最遠的鄉鎮陽關才70公里，但已是戈壁的另一片綠洲，而其他鄉鎮近的與敦煌城鄉相連，遠的也不到20公里。生存在這里的人總共不到18萬。雖然現在叫市，但行政編制上只是一個縣，或者在內地來看只是一個鎮，或者一個村，名副其實的小地方。但敦煌又是如此之大，它是人類的敦煌，大到被世界仰視，被世界膜拜。這緣于敦煌還是文化的敦煌，藝術的敦煌，曾被世界很多人各懷心機并日夜惦記的敦煌。所以，地域上彈丸敦煌，已經長出了疆域，高懸在人類世界的天宇之上，成了名副其實的大敦煌。“大敦煌”，是著名詩人葉舟先生的代表作，他不經意間給敦煌的命名，成為了當今人們對敦煌耳熟能詳的稱謂。這是詩人之幸，也是敦煌之幸。詩人心中那滿滿的“大”，是他對敦煌文明的仰視和對敦煌文化的敬畏。

我說的敦煌之小，或者小敦煌，是一種真切的現實。比如我住在敦煌城南一個叫飛天嘉園的小區，步行10分鐘可以到敦煌風情城和夜市，步行20分鐘可以到黨河風情線，再走遠點兒吧，從小區南門出去沿著鳴山路一直走，半個小時就到了鳴沙山、月牙泉；遠一點的莫高窟也就25公里，懸泉置還不到20公里，陽關70公里，玉門關100公里，雅丹世界地質公園180公里。這些地名，要么是世界聞名的古文化遺址，要么是五星級別的旅游勝地。這就是我與敦煌具象的距離，固定的距離。我在意識里拜訪，在想象里窮盡更加隱秘的所在，當我注視著某一個方向，也許就跟世界產生了聯系。于此，我自覺惶恐。

敦煌，離我就這么近。但，敦煌又距我那么遠。

我對敦煌的感受是真切的，但對敦煌的洞悉又是有限的。我不是敦煌學者，我找不到路徑也無法深入到深奧的敦煌學，因而也不知道敦煌是如何的偉大，它偉大的真諦和內涵與我都是模棱兩可。我只能以詩質的想象，一條絲質的彩帶在地球的高緯度飄逸了十幾個世紀，它拉長了我對時空概念的長度；而近現代，因為敦煌文物被動地逸散到全世界，敦煌再一次打通了與世界的通道，讓大洋彼岸能欣賞到婀娜飛天的衣袂飄飄，讓世界之角也能凝視到東方大佛禪悟淡定的神秘微笑，甚至，還能聆聽到千年洞窟里佛法的無聲雷音。而我，在敦煌之里，卻又在敦煌之外。我算什么呢？我一次又一次在這沙漠戈壁上跋涉，眺目張望，想看到更遠一些的大地方，它們在敦煌之外。而有位學者對我說，敦煌，一千多年來都是被世界聚焦和眺望的焦點，是地球上人類文明的繁花盛開，它的興盛是人類進步的見證，它的冷寂也是人類進步的見證，而它獨享這種厚重的擔承，確是上帝的垂幸。

1900年，對世界來說是一個平常的日子，但對敦煌來說，卻是開啟新紀元的黃道吉日，也因此，敦煌再次新生，成為世界的寵兒。這一年某日的一個清晨，藏經洞轟然洞開它被塵封上千年的門壁，里邊，藏掖著人類世界的珍寶，雖然落滿塵灰。發現藏經洞是一個偶然，但誰也無法否定這也是一個必然。命運跟歷史一樣，同樣無法假設。

這個用偶然之手開啟莫高窟必然命運的人，就是那個王麻子道人王圓箓。這個王道人可以被唾罵，但不能被忘記。當然，順著記憶的河流溯流而上，參與敦煌有關的人物太多了。史料記載，第一個開鑿洞窟的和尚叫樂僔，他來自中土，原本是去西天尋找真經，途經敦煌，在三危山歇足，偶然被宕泉河岸崖頂的萬道佛光所魅惑，他想把看見的佛放進洞里，不讓它們走了，于是在河岸砂礫的崖壁上揮鋤開啟了第一個洞窟。后來鳩摩羅什也來過，玄奘也來過，并穿過陽關西去印度。近代以來，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等一大批專家學者更是把一生都獻給了敦煌。一些人也假敦煌而聞名，成了人物。斯坦因、伯希和、華爾納，這些被中國人視為強盜的探險家或考古學家，在他們國家卻被加官授爵。所有這一切，都是因為敦煌。似乎一旦與敦煌聯系起來，人便可以成為人物，即便死去也可謂永垂不朽。就說王圓篆吧，他的道士塔就矗立在莫高窟外的宕泉河邊，雖經風雨，但依然矗立。最著名的就是余秋雨先生為他專門制作的雄文《道士塔》，唾罵得相當精彩。想想，又有幾人能被秋雨先生竭情一罵呢。真還沒有幾個。

守護敦煌幾個代表性人物中，除常書鴻先生1994年去世。我采訪過段文杰、樊錦詩二位院長。1998年我采訪段院長，他已是83歲高齡。樊錦詩女士接任院長，直到2015年卸任。常書鴻的女兒叫常沙娜，其中一個兒子叫常嘉煌，我與他們都多次接觸。在文物保護和敦煌學研究方面他們都是大家。敦煌這地方太小又因為敦煌太大，動不動轉身就會碰鼻幾個名人，他們和我一樣呼吸著塞外粗糲的風，滿臉塵沙。敦煌有一個頗有名的畫家，高山，其畫其人，皆屬上品，曾覺得他高不可及，后來居然同住一小區，他17號樓，我18號樓，并且成為好友。他的畫室在鳴沙山下的一片果園里，名字叫菩提園，很禪宗意味的，我常去那里拜訪他。他做過段文杰院長的秘書，后來到日本東京藝術大學留學，師從平山郁夫先生，是平山郁夫帶出的研究生。另外一個要好的朋友叫曹建川，他在七里鎮，作家，出了幾本書，獲過幾個獎。我們幾乎三天兩頭就碰在一起，聊天，喝茶，或者喝酒，嬉笑都表情在臉，不掖不藏，怒罵都痛快在舌，不躲不閃。他的筆名叫非我，他自己解釋“非我就是我已無我”的意思。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有這種“非我”的自我意識，只有看輕自己才能看清自己。面對敦煌，覺悟者會失重。非我的建川，他是一個很知恥也很知足的主動失重者。

這些也是與敦煌相遇嗎，我以為然。當下的敦煌更多的就是這些古今文化糅合而成的，在我看來，已經是很高深層次的東西。除了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們，高山、建川就可以代表這一方水土的優秀的人。

但僅僅如此顯然是不夠的，這畢竟還是個太小的圈子，太自我意識，有好多的領域實際上是我遠未涉足的，無論是思想還是腳步，我都感到無力，甚至疲憊。敦煌的到達遠遠不是身體上的事。靈魂，惟有靈魂方可抵達。但凡靈魂上的事，都是要歷經更多的艱辛才能品嘗其中滋味的。如果只是固守著“敦煌”這個華美的外殼，而不從多角度看敦煌，對敦煌的認識只能是皮毛。高山的角度，顯然與我不同，建川也更與我不同，他們兩個本身就是敦煌的“闖入者”，而只有我土生土長。我寫過一首《看到》的詩——“以一個旁觀者的眼睛，看自我走過的經歷，仿佛看一只螞蟻，從一片葉子到另一片葉子……而更廣大的世界也不過是未知。”因此在敦煌，我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做一個“旁觀者”，用一種陌生眼光去打量和識別。要破碎僵化的思想讓活水進來，卻不是我所能做到的。好久好久，我只能做一個所謂的“守望者”，一個可憐的守護者，這和沙漠里的一棵樹，綠洲上的一朵花，沒有什么不同。幸虧有那么多的朝圣者，他們的腳步和眼光讓敦煌閃爍出奪目的光亮。而這內在的光亮，只能是發自歷史深處，深不可測的深處。

這一次的相遇，應該是在秋天，葡萄熟了的季節。我看到了一車的詩人，他們從蘭州出發，穿越了河西走廊，來到了敦煌。我從未想象過可以看見一車的詩人，詩人可以用車來裝，如果換成馬車來裝，那就是一長溜馬車詩人，誰見了誰都會吃驚，以為回到了唐朝。在敦煌九月的早晨，我混淆其中，那個只聞其名未見其人的詩人是葉舟，他缺席了這次盛會。我認識的有來自新疆的沈葦，還有內地的朱零、高凱、梁曉明，還有甘肅“八駿”，他們使敦煌在瞬間抵達了文化或詩意的境界。沈葦說，對人類來說，敦煌是一個歸宿，對過客來說，敦煌是一個驛站。我則說，對我來說，敦煌是一張床，適合我做夢、睡眠、翻來覆去，在醉酒后打著呼嚕，醒來可以看到天邊如血洶涌的黎明。

那是詩意的日子，我們走很遠的路，把腳深深陷進沙里，陷入不能自拔的沙粒和情感，駱駝一樣搖動著內心響亮的駝鈴。這一次是如此的細密，在莫高窟，詩人面對了那么多唐朝大佛，還意外地與“敦煌的女兒”樊錦詩在洞窟里相遇；在一座敦煌的山莊，飲酒至深夜，在月牙泉小鎮，吃“一元”錢的晚餐；在陽關，看見一匹馬站成油彩般的早晨。當高凱說到在玉門關建立一座邊塞詩歌館時，我已深深感動。一把大胡子的江南才子沈葦，客居烏魯木二十多年，已然不知身是客。他的大胡子，扎疼了現實，更疼的確是他自己。“永遠不要收割，永遠自由瘋長”我為他的胡子寫了兩句詩。他對我說“我們很近”。敦煌和新疆本來就很近，而他說的很近更有所指，那就是西域文化。是的，西域，敦煌，絲綢之路，新疆，這些關鍵詞在瞬間從我大腦深處跳躍出來，靈魂豁然洞開，邊界被打通了，洶涌的活水流進了我的身體。我感到敦煌不再是封閉的，時間的箭簇瞬間把歷史和現實交融，貫通成一條我可觸摸的絲綢之路了。

沈葦的腳步走得更遠。我從祖國看新疆的時候，看到了另一種蔚藍湖泊的時間。我想這真的不是這一個自我與另一個自我的含蓄重復。仿佛有一個月亮掛在天空，遠方游子又一次疲憊地歸來。沈葦給我和建川推薦了英國作家蘇珊—惠特菲爾德著的《絲路歲月——從歷史碎片拼接出的大時代和小人物》。敦煌是不是碎片，我是不是碎片，沈葦，建川呢。在這個九月，我們走通了絲綢之路黃金路段的河西走廊和敦煌長路，因為詩。

詩，是絲綢之路上的云彩。敦煌，也從來不缺詩歌的擁抱。

就在這個葡萄成熟的收獲季節，敦煌再次與世界照面。一個承載著國愿的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在敦煌召開。在“一帶一路”的宏偉戰略中，西部一隅的敦煌轉身成了戰略前沿，敦煌被賦予了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黃金段”關鍵節點的重大使命。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以文化為主題的國際合作平臺，具有唯一性和標志性，是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擴大中華文化影響力的重要陣地。2016年9月20日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將在敦煌國際會展中心隆重開幕，幸運的是，作為一名會務工作人員，我將見證這一神圣的時刻。而一年來，敦煌在每時每刻都發生著巨大的變化，以“敦煌速度”聞名的會展中心如今一高高的矗立在鳴沙山前面，幾十個國家的國旗在廣場上高高飄揚。敦煌的城市也越來越干凈，街頭處處鮮花，彩旗飄飄，志愿者們在大街小巷忙碌著，給人一種嶄新的“當好東道主，辦好文博會”的氣象。而我的妻子就是一名志愿者，為了文博會，她半年多來犧牲了每周星期六的休息時間為文博會的到來服務，卻無怨無悔。我作為文博會分論壇二的工作人員，近一個月每天都到會展中心去，做好一號會議廳準備工作。音響、同聲傳譯、背景、演講臺、座椅......一件件小事，卻不敢有絲毫差錯。當看到演講嘉賓名單中有作家莫言演講六分鐘的安排時，為這種相遇而高興。這難道不是在絲綢之路上敦煌的一種相遇嗎。明天就是9月20日，將有來自66個國外機構，434名國外嘉賓參加開幕式、論壇、年展和演出。國內沿線16個省區市和港澳臺地區，共23個代表團1330嘉賓蒞臨，我國領導人及6名外國政要、前政要將發表主旨演講。毫無疑問，在這一刻，敦煌就是國際焦點，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將在敦煌的陽關大道上，高高擎起“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旗幟。以國家的意志做推手，敦煌毋庸置疑將再次成為人類的敦煌，世界的敦煌。

在會議前，我幸會了《讀者》老總彭長城先生。他已多次來過敦煌，敦煌是他心中一個宏大的結。我們相約去150公里外的榆林窟，該窟是敦煌石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看到保護得十分完好的大佛和壁畫，彭先生說，敦煌是人類的一尊大佛，《讀者》也是一尊大佛，我們都要給他添一柱香，使文化的薪火一直在人類的手中傳遞下去。斯言甚篤。值得一提的是，在剛剛新出的《讀者》首屆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特刊上，竟轉載了由我主編的《敦煌印象》、《大美敦煌》等書中常沙娜、季羨林、張恨水、賈平凹、史葦湘等名家的5篇文章。我的作品《穿行者》也被最新出的《讀者欣賞.敦煌專輯》發表。是因為敦煌，讓我主編或創作的作品登上了中國和亞洲的第一刊。也使敦煌的名聲傳的更遠。敦煌，再一次使你我在路上相遇。

敦煌文博會使絲綢之路，千年之后再次成為商貿紐帶，這是一個民族強勁復蘇和復興的信號。敦煌，恰以文化重鎮的形態，理所擔當締結新文明的巨任。相信，敦煌一定會敞開胸懷，聚千江，匯萬流，呈盛世。而從2016年開始，一年一度的絲綢之路（敦煌）國際文化博覽會，將如蓮花的盛開，直抵一個又一個名族的靈魂，而在絲綢之路上，美好與美好會一次又一次的相遇，恰如你我，在路上遇見了敦煌。

當然，在敦煌的我，更多的依然還是日復一日的世俗生活，為生而掙扎，為物質而煩憂，為理想而苦悶，很具象的一個七情六欲的小人物。多年來的寫作，詩或者散文，大多是關于敦煌主題，可我自己明白，還沒有達到理想境地。但我有自己的疼痛，疼痛令我流淚，也警醒著自己的思想。我喜歡散步，走遍敦煌城的角角落落；喜歡書和書店，一摞摞地買書抱回家讀，甚至把自己調到敦煌的圖書館；也集結全國大家書寫敦煌的文章和詩歌，我給這些鮮活充滿熱能的文集授名《敦煌印象》《大美敦煌》《敦煌花雨》《敦煌的詩》等，而自己的文集名叫《一個人的敦煌》。當然，也喜歡和高山先生談論藝術和人生，看幾位出色的畫家臨摹的敦煌壁畫和創作的油畫，從仰視中感受古代文化對今天藝術的滋養。喜歡和建川坐在風情城里的一個茶館喝茶，打發許多散淡卻美好的時光。聽建川說一句話“對愛好的執著，對金錢的淡漠”深以為然，我們的愛好和理想都是文學，是文學將我們從世俗的面孔中分割出來，雖然兀自孤獨著一張無法被復制的臉，但也在心中種植玫瑰的花朵。我們和高山、王峰、張保國等幾位畫家一樣，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就是敦煌。

葉舟先生說：天空是我的糧倉。對我們來說，敦煌就是也肯定是我們精神的糧倉。因而，我們對敦煌的致敬充滿宗教般的虔誠，與敦煌的每一次相遇都如同新婚。通向精神上最高地的路，只能是人類最偉大的絲綢之路。而對于敦煌，我，原本就是她的兒子。我是她的原住民，我是她的土著。這份執著的愛，無法被復制。就像在靈魂的路上，一次又一次與她相遇。

方建榮

系甘肅省中華文化促進會會員，甘肅省作協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作品散見于《人民文學》、《詩刊》、《星星》、《綠風》、《詩潮》、《北方作家》、《飛天》等三十余家報刊。曾獲天津市2010魯藜詩歌獎單篇作品一等獎、《散文選刊》首屆全國旅游散文大賽一等獎、2012全國散文作家論壇作品一等獎等，出版《天邊的敦煌》、《敦煌之緣》、《一個人的敦煌》，并主編《敦煌印象》、《大美敦煌》、《敦煌花雨》、《敦煌的詩》等多部文學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