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這么說,與我同齡的這一代人,是新中國最不幸的一代。剛剛逃離了三年自然災害(亦或人禍),我們就遇上了那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
那時候,我家住在一個叫“上村行”的地方,這個“行”讀“hang”,與“銀行”的“行”同音,是我們村的一個小地名,也特指我家臨時居住的這座房子。原先這房子是一戶姓戴人家的“魚咸店”,是賣海鮮、咸貨之類的店堂,所以稱作“行”。解放后,房子被政府沒收交給我父親任職的礁華小學所有。房子“回”字形,大開間,中間是個小天井,大門朝東,出了大門就是一條石頭路,左通堡一村,右通五星村,路的東邊是五星村的一片農田。房子的后面有一個小門,出了小門就是一條小河,小河彎彎,蜿蜒穿過一片農田,流向甌江。
屋后視線很開闊,沒有障礙物阻擋,視線可以穿越一片農田,穿越甌江的江面,看到江對面隱隱約約高低起伏的山巒。那時候,“文革”還沒有開始,我大概七八歲的樣子,正是善于幻想的年齡。我常蹲在屋后的河邊,遙望對面的山巒遐想:山那邊是什么地方呢?山里面有什么東西呢?我走過的路連起來有這么遠嗎?
小河很清澈,母親常在河邊洗衣、洗菜,我常在河邊看一條黑魚帶著它的一群孩子在河邊草叢里游來游去。父親常在工作之余,利用扳罾網在河邊捕魚,我常為父親提魚簍。夏天的傍晚,有時跟隨我的大哥在河邊放置魚鉤,利用小泥鰍作誘餌,次日早上拉上魚鉤,常常能收獲河鰻、團魚(即“王八”)等戰利品。小河平常總是祥和寧靜的,但也有不寧靜的時候,那是“文革”開始不久,溫州兩派武斗。一天晚上七八點鐘,我在河邊仰望夜空看星星,突然甌江對面的溫州市區連連響起“呯呯呯”的槍聲,只見一串串像乒乓球那么大的發光紅球,從溫州方向飛來,子彈頭與空氣摩擦發出“吱吱吱”的聲音, 而后彈頭“咚咚咚”地落在我眼前的河里,打破了河面的寧靜,小河受傷了。
那時候的小孩沒有現在的小孩珍貴,特別是農村的小孩都是放養的,就像放養的雞鴨一樣到處跑都沒人監管。我父親雖然是教育工作者,但住在農村,我們的生活方式與農村沒有什么兩樣。記憶最深刻的是兒時的游泳。因為屋后有河,夏天與一群小朋友常常在河里游泳,嚴格地說不是游泳,是玩水,把家里的活動窗板卸下來,拿到河里,人趴在窗板上,借助窗板的浮力,兩腿“咚咚咚”使勁地打水。
小河給我們帶來了歡樂,也差點給我帶來了滅頂之災。大概也就七八歲的時候吧,那年夏天的一個午后,我與姐姐,還有鄰居云英、小英一起,搬來幾個窗板在河里玩水,玩著玩著,我放開了窗板,站在淺水處試著雙臂劃水,仰著身體慢慢地浮了起來,還說:“我會游了,我會游了!”當我發現漂浮到了河中央、回不了岸邊時,心里一緊張,雙手就亂打水,姐姐發現了,大喊救人。這時,河對岸正好有一個人在割草,大約也就十五六歲,他趕緊跳入河中把我拉上岸,化險為夷。
屋前面的農田也是我兒時的樂園。開春,早稻插秧后不久,秧苗茁壯成長,一片綠意,我們常在稻田里捉泥鰍、摸田螺,還自編竹制鱔魚簍誘捕黃鱔。入秋,晚稻收割后,是一大片露出一行行稻茬的空闊田地,放學以后,我們在田里用鋤頭挖泥鰍,與附近的小伙伴們打羽毛球、踢足球、玩打仗、挖泥坑惡作劇。傍晚,常看我家的貓在地里奔跑、翻滾、玩耍、練武功。有一年夏天,大概是1967年吧,天氣炎熱,連續一百多天干旱,稻田龜裂,稻禾枯死,浙南大地一片荒蕪。
更為嚴重的荒蕪,是我們這些學齡兒童求知場所的荒蕪。那一年兒童節,老師讓我們這些“貧下中農”出身的小學生加入“紅小兵”組織。不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入轟轟烈烈的階段。記得,一天夜里,睡得正香,朦朦朧朧中,覺得有一伙人來到我家,他們翻箱倒柜,拿走了家里的一些東西。第二天才知道,這是“抄家”,我父親家傳的一幅清朝監察御史徐定超的書法中軸,就是那次“抄家”丟失的。不久,在學校當校長的我的父親被定為“當權派”打倒,游街批斗,學校大禮堂貼滿了批判我父親的“大字報”,墻上貼不下了,就拉上繩子,將“大字報”的上邊粘在繩子上,風吹著“大字報”就像一排排晾在繩子上的床單一飄一飄的。我也沒有去細看這些“大字報”的內容,我不知道這些“大字報”上到底寫了些什么,但是無中生有、惡意攻擊那是肯定的。我看著這些“大字報”不舒服,好像背后有無數的眼睛盯著我。有一天,我沒有告訴家人,悄悄地離開學校為附近自然村的一個生產隊放牛,小小年紀當起了“放牛郎”。
我看管的是一只剛剛斷奶的小公牛,母牛是由生產隊輪流安排一位社員看管的。我每天早出晚歸,牽著小牛整天在田間、河畔游走,看著小牛津津有味地吃著綠油油的青草。有時候,我就與同是輟學放牛的同村小伙伴們將牛拉到村前江邊的灘涂上放養,人就跑到混濁的甌江水中游泳,或者在灘涂的邊沿玩“溜滑梯”的游戲,整個人溜成一個小泥人。小牛很可愛,我也很敬業,牛身上容易長虱子,小牛也怕癢,我每天帶著一把叫“篦箕”的梳子,把小牛身上的虱子、虱子卵梳理掉,小牛也懂感情,它常用舌頭舔舔我的小手以示無言的感謝。
一年多后,小牛茁壯成長,意氣風發,活脫脫一個十七八歲小伙子的樣子。小牛長大了,可我還是個小孩,這時,我惜別小牛,重新回到學校上學去了。此時“文革”還在進行中,學校上課不正常,老師是“臭老九”,沒幾個老師能安心工作,教材也只是迎合當時的政治需要,不科學、不合理,沒有作業,學生自由散漫,學不到多少東西,而且還經常停課“鬧革命”。這段時間,我一邊上學,一邊在家里當起了動物園“園長”,養過雞、鴨、鵝,養過兔子。兔子繁殖很快,放養在雜物間里,房子是泥土地面,兔子喜歡打地洞,最多的一段時間大大小小養到40多只。常常是一只母兔突然不見了,過幾天見到它時,它帶著幾只小兔子走出洞穴優哉游哉地尋找食物。小兔們的父母本來是白色或黑色的皮毛,不知怎的,生出來的小兔子有白色、灰色、灰白色、灰黃色、深黃色,還有花色系列,很是可愛。那時,我身邊常常聚集著一群少年朋友,他們也喜歡兔子,常給兔子喂草,逗兔子玩。有的小朋友以一只兩毛錢的價格,買我的小兔子帶回家自己養,但他們都沒有我養的好,有的養著養著,就把小兔子養沒了。
年代荒蕪了,求知的欲望沒有荒蕪,我的“乘法九九表”就是在牛背上背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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