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鑒賞】

〔注〕　游：游心，涉想。　安丘、高密：皆密州屬縣。　馬耳、常山皆山名。馬耳在山東諸城縣南五里，常山在諸城縣南二十里。　盧山在諸城縣南三十里，因盧敖而得名。蘇軾《盧山五詠·盧敖洞》自注：“《圖經》云：‘敖，秦博士，避難此山，遂得道。’”　穆陵：關名，故址在今山東臨朐東南大峴山上。　師尚父：《史記·齊太公世家》謂太公望呂尚者其先祖封于呂，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索隱》云：“姓姜名牙，后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其名，后武王號為師尚父也。”武王克商后，封師尚父于齊營丘，為開國之君齊桓公：春秋齊國國君，五霸之一。《左傳·僖公四年》記齊桓公伐楚，楚成王遣使者至齊軍中質問：兩國一北一南，風馬牛不相及，何故竟兵臨我楚地？管仲回答：“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所踐履之界，指得行征伐之范圍），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謂此“穆陵”疑即今湖北麻城縣北一百里與河南光山縣、新縣接界之穆陵關，春秋時屬楚，故管仲說齊先君太公實受命得專征伐，有權至楚國之境；或以今山東臨朐縣南一百里大峴山之穆陵關當之，恐不合《傳》意云云。今按蘇軾登超然臺所望之穆陵關自在山東，而文章連及于“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當是因《左傳“南至于穆陵”的同名楚地而觸發遐想。　濰水：《水經·濰水》“又北過高密縣西”酈道元注：“昔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濰水而陣于此，信夜令為萬馀囊，盛沙以遏濰水，引軍擊且，偽退，且追北，信決水，水大至，且軍半不得渡，遂斬龍且于是水。”不終：指韓信先以功封王，后貶淮陰侯，終被呂后所殺。　“余弟”三句：蘇軾弟轍（字子由）于熙寧六年至九年任齊州（治所在今山東濟南）掌書記。有《超然臺賦》，《序》云：“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嘗試以‘超然’命之，可乎？因為之賦。”

超然臺在宋密州（治所在今山東諸城）北城上。作者在新舊黨爭中自請外調，于神宗熙寧四年（１０７１）通判杭州，至七年移知密州。又明年（１０７５），修葺超然臺。文章即寫于此時。雖屬景物記，然超然臺上說超然，又不啻是作者自寫胸襟之作。文章大旨乃是反映作者超然物外、無往而不樂的人生態度，但在某些句子的夾縫中，隱約能體味到蘊蓄在他內心深處的一絲苦悶，盡管它是被掩蓋在一片超然之樂的下面。

文章起筆崢嶸，以“凡物”兩字領起，陡然發揮了一通“凡物皆有可觀”因而“皆有可樂”的議論。作者認為，不必定是奇異瑰麗的東西才能使人快樂，即便是食酒糟、飲薄酒也可以醉，吃瓜果菜蔬也可以飽。由此，他推論出“吾安往而不樂”的觀點，表明了自己知足常樂、超然達觀的思想認識。雖無一字涉及臺上，然而這段議論卻正是點出了臺名“超然”的題旨，起到了正面闡發超然則樂的道理的作用；并且“樂”字為全文定下了基調。

第二段便從“樂”字拓開，說明不超然則哀的道理。作者先從議論禍福與悲喜的關系入手，認為人們之所以要求福而避禍，是因為“福可喜而禍可悲”。然而卻又有求福反而禍至的情況，這顯然是違背人之常情的。作者指出，“求禍而辭福”這種反常情況的出現，其客觀原因便是人的欲望無窮，而能滿足人欲望的物質又有限，于是有些人為了滿足其奢望，便總是在心里、眼前權衡、抉擇，以至“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經常陷入煩惱之中。然后，作者又進一步指出，這種情況產生的主觀原因，則是“物有以蓋之矣”———外物蒙蔽住了他們的視野，亦即他們不能超然于物外（“游于物之外”），而被束縛在物質享受之中（“游于物之內”）。物本無大小貴賤之分，但人一旦被束縛在其中，便眼界狹小，如在縫隙中觀戰，不能洞察勝負的關鍵在何處了，于是自然就“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

上文一正一反互相補充，從理論上闡述了超然則樂、不超然則哀的論點，為下文超然情事敘述的展開作了鋪墊，因此下面一段便順勢入事，轉入記敘他的生活遭遇及其曠達情懷了。首先以對比手法，敘寫作者離開了交通方便，居處華麗，山水優美的杭州，來到交通不便，居處簡陋，而又無山水游樂的密州。繼之描寫密州的窮僻與自己的窘況。其窮僻則是天災頻仍，連年歉收，以至盜賊遍野，訴訟案件很多；其窘況則是，堂堂太守，竟至廚房空蕩無物，唯靠枸杞、菊花之類野菜填飽肚子。這里自身窘況的描寫，當不是作者夸大其辭，他在《〈后杞菊賦〉序》中說：“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賦中又說：“吾方以杞為根，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正是此種生活的實錄。正由于杭、密之條件差異懸殊，因此人們都懷疑他定會悶悶不樂，殊不料，作者住了一年，卻因之而面容豐滿，連白發也一天天返黑了。這又是反常之事了，此中必有秘訣。果有秘訣，且作者早已在開首言明了：超然則樂。樂則心寬體胖，表明了作者的確具有樂觀曠達的胸懷，所以才不以境況之苦而自擾，反而愛上了所在地的風土人情，并且做出了不少于民有益的善政，如他所謙言“吏民亦安予之拙”。凡此種種，作為封建官吏，正是多數人難能做到的，由此更可見出他精神的可貴、可嘉。作者的可愛之處還在于，熱愛生活，興趣廣泛，每到一地總是興致盎然地登山臨水，探奇訪勝。故此接著便描寫他在政事之暇，修葺舊臺，與朋友登臨觀覽盡興快樂的情事。不過，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感情豐富的人，作者并不是無是無非、一味盲目樂觀的，政治上的失意，不能不在他心上留下陰影，他自有其痛楚，因之不能過分相信他的隨緣曠放。當他從臺上四面眺望時，他不能自已地流露出了這種感情，只要細加咀嚼，就不難體味出來。他南望馬耳山、常山，東望盧山，想象那里住有逃世的隱士；西望穆陵關，仰慕姜太公、齊桓公的顯赫勛業；北瞰濰河，慨嘆淮陰侯韓信當年建立大功而不得善終。這里，臺周之景固屬巧合，但他憑吊古人所反映出來的思想感情，卻帶有一定的必然性。作者“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志銘》），而不容于朝，被迫外任，因之時懷危懼，透露出仰慕隱士、欲全身遠害的思想。然而，這段情緒僅如此一閃而過，下面轉以輕松的筆觸描寫臺的高大、安穩、深廣、明亮，又敘寫他“樂哉游乎”的逍遙自在。文章至此總歸之一“樂”，可知作者盡管有隱痛，但善于自我解脫，能夠保持喜樂如常的生活態度，從而使“樂”始終成為他生活中的主題歌。

最后一段交待了其弟蘇轍（子由）為此臺命名并作賦的事。文章到此方點明“超然”二字，具有畫龍點睛之妙。且結句“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于物之外也”，既照應開頭，又與前文所說樂少悲多的人“游于物之內，而不游于物之外”，如應不應，有意無意，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見出兩種人不同的思想境界，令人回味無窮。

同《凌虛臺記》一樣，作者按主題展開的需要，間錯并用了議論、敘事及描寫的手法，然兩文彼此絕不雷同，稍加對照即可看出。全文由理入事，由事及景，再以理收煞，逐層推進，宕出兜回，其意都朝著中心凝聚的向心力———“超然”兩字上：前面兩段議論自正至反闡發“超然”之意，第三段敘事忽及四方形勝，忽入四時佳景，也總歸在“超然”之中，即或則抒寫其超然而樂的情懷，或則描寫其超然而樂的情事。至此，“超然”之意只是隱伏在字里行間，始終不曾明言。末段點題，方呼應全文，而結句之中又見“超然”之意，照應開頭，關合全文，堪謂極盡布局密合、收縱自如之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