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戲劇運動與創作，在繼承“五四”以來反帝反封建戲劇傳統的基礎上，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左翼戲劇運動在黨的直接領導下，自覺地為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服務，各個革命進步的戲劇團體發揮了積極的戰斗作用。戲劇創作上更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1929年8月，由沈端先、鄭伯奇、馮乃超、錢杏邨等人組織的“上海藝術劇社”，是黨領導下的進步戲劇團體。它首先提出了“無產階級戲劇”的口號，出版過《藝術》、《沙侖》兩種刊物。1930年4月，藝術劇社即遭國民黨查封。

1930年3月，由藝術、南國、摩登、大夏、戲劇、光明、辛酉等七個戲劇團體發起組織“上海劇團聯合會”，同年8月改名“中國左翼劇團聯盟”，1931年初改為以個人名義參加的“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簡稱“劇聯”)。這是繼“左聯”之后在黨直接領導下成立的又一個左翼文藝組織，對推動全國各地的戲劇運動起著積極作用。

“九一八”事變后，在“劇聯”的領導下，全國廣大戲劇工作者積極開展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和揭露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宣傳演出活動，其中田漢等人負責的大道劇社和適夷主持的曙星劇社曾多次聯合演出這類題材的劇作。1933年后，上海劇運遭到國民黨的嚴重破壞。一些劇團在“戲劇走向農村”的口號下，先后前往上海以外的市縣演出，積極發揮戲劇的有效作用。1936年，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劇聯”自動解散，另成立上海劇作者協會(即中國劇作者協會)，吸收和團結了更多的戲劇工作者共同從事抗日救亡的戲劇運動。

這時期有成就的劇作家，有屬于左翼的，也有革命進步的民主主義劇作家。他們中除了前期已有名的歐陽予倩、田漢、洪深等人外，還有新涌現出來的曹禺、夏衍、陽翰笙、于伶、宋之的、陳白塵等人。在戲劇作品上，無論數量和質量都大大超過了前一時期，顯示了我國話劇創作已進入了完全成熟的時期。在左翼劇作家中，田漢和洪深是兩位影響較大的作家。

田漢這一時期的劇作，經歷了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大革命失敗后的彷徨苦悶，給他1928至1929年間的作品帶來一些消極的情緒。如《蘇州夜話》、《湖上的悲劇》、《名優之死》等作品，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階級的矛盾斗爭，但大都充滿著感傷的情調。《名優之死》(1929)是他這期間的代表作。作品雖然揭露和控訴了反動勢力對正直人士的迫害，反映了社會的黑暗和腐朽，但全劇充滿著凄涼、寂寞和無可奈何的情緒。1930年以后，田漢在實際的革命工作中充實了自己的思想，改變了過去的創作傾向。明朗、樂觀、進取成了他劇作的基調。作品大都取材于民族的、階級的斗爭生活。其中有反映工農的痛苦生活和斗爭的，如《年夜飯》、《梅雨》、《月光曲》、《洪水》等。而影響較大的是宣傳反抗侵略、表現愛國主義思想的作品，如《亂鐘》、《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戰友》、《回春之曲》等。這些作品表現了中國人民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面前的奮起反抗，并揭露了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不抵抗主義。《亂鐘》(1932)描寫“九一八”事變時東北愛國學生的民族義憤和抗敵激情，表現了中華民族誓死保衛祖國的決心和意志。三幕劇《回春之曲》(1935)是田漢這期間宣傳抗日救國的一部成功作品。“九一八”事變后，旅居海外的愛國青年高維漢等人，義憤填膺，悲歌慷慨，告別了南洋，回國參加抗日義勇軍。在“一二八”戰爭中，他們英勇地參加了戰斗。高維漢頭負重傷，失去了思維和記憶能力，但他時刻沒有忘記“殺啊，前進!”這句話，表現了抗敵救國的堅強意志和崇高精神。

洪深是在一時期的主要作品有完成于1930年的《農村三部曲》：《五奎橋》、《香稻米》、《青龍潭》。其中獨幕劇《五奎橋》是成就和影響都較大的一部作品。

《五奎橋》描寫江南農民抗旱保苗的一場激烈斗爭。地主周鄉紳在大旱之年，寧可眼看著讓農民的稻子旱死，也不肯把象征地主階級威風的“五奎橋”拆開，以便讓農民自己用高價租來的抽水船過去抗旱保苗。他們動用法官、法警和仆役來鎮壓和毆打要求拆橋的農民，暴露了地主階級和反動官府的兇殘面目。以青年農民李全生為代表的廣大農民出于保苗活命的目的和對鄉紳官府的義憤，團結一致，奮起反抗，終于把“五奎橋”拆掉了。從而掃盡了地主階級的威風，顯示了農民的反抗力量。作品真實地反映了三十年代農村階級斗爭的一個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