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南山：即下文終南山，在陜西西安市南，秦嶺的主峰之一。扶風：宋之鳳翔府，隋、唐時曾稱扶風郡。文中是以舊郡名代稱。治所在天興（今陜西鳳翔）。府屬另有扶風縣，非本文所指。　從事：漢以后州郡長官自辟僚屬，多以從事為稱，至宋廢此名。此亦借用。

【鑒賞文章】

宋仁宗嘉祐八年（１０６３），蘇軾二十八歲，正在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今陜西鳳翔）判官任上。是年，陳希亮接任鳳翔知府，“于后圃筑凌虛臺以望南山，屬公為記，公因以諷之”（王文誥《蘇詩總案》卷四）。諷之與否，此段公案容后再議，且看蘇軾是如何遵囑敷演為記的。

前兩段是題內應有之文字。首先記敘凌虛臺修建的緣起。按照情理，知府所居緊鄰終南山，本當起居飲食都跟山接近，然陳希亮并未加以充分利用，這于人事，諸如有礙起居飲食等等，雖無什么影響，然而，以事理言之，近山竟不知觀山，卻總是一種缺憾。作者指出，這便是建筑凌虛臺的原因。然后描寫筑臺經過。凌虛臺尚未修筑時，陳氏拄杖漫步其下，驚異于山景之奇特：露出在林木上面的山峰，一座接一座，就像有人在墻外行走只看見他的發髻一般，因而悟到：“是必有異”———此中必有奇異可觀的景致。知府要觀賞山景了，于是便令工匠破土動工，建造了這座土臺。臺造得很藝術：僅僅高出屋脊，使此后臨臺憑眺的游人，恍恍惚惚，竟至弄不清臺的高度，還以為是平地上突然長出來的一座山呢。

以上敘寫緣起、經過兩段“遵命”文字，似是《凌虛臺記》這篇記敘文的主要內容，然而細味卻不是。第三段開頭寫道，知府將此臺命名“凌虛”后，“求文以為記”，故自此以下，方是文章主旨之所在。

這占據篇幅一半有余的最后一段，清人金圣嘆指出：“讀之如有許多層節，卻只是‘廢興成毀’二段，一寫再寫耳。”（《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八）“廢興成毀”的議論，確是文章的關鍵。而此議論，林云銘指出，則又由知府之命名“凌虛”而來：此臺突起空中無所附麗，如蜃樓，如彩云，如飛鳥；蜃樓未有不滅，彩云未有不散，飛鳥未有不還（《古文析義》卷十五）。蘇軾詮破知府命名之意，從而發揮見解說：“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這一句立論，此后便一意反復，滾滾議論了：就眼前所造凌虛臺，作者正面議論興成、廢毀道，過去這里是一片荒草田野，是霜露遮蓋的地方，是狐貍毒蛇逃竄藏身的場所；當此時，哪能知道如今會建造起一座凌虛臺？———由無臺而至有臺，“興成”也。然而事物的廢興成毀接連不斷，滄海桑田，凌虛臺又將變成荒草田野。———由臺之成而逆料其必毀，“廢毀”也。正論既罷，作者又將與知府登臺眺望到的古代宮殿遺跡，進行開拓援證，即景演說，指出，東面秦穆公的祈年宮與橐泉宮，南面漢武帝的長楊宮和五柞宮，北面隋朝的仁壽宮亦即由唐改名的九成宮，它們當年的興盛：規模之宏偉，形式之奇美，建筑之堅固不可動搖，難道只是強過凌虛臺百倍嗎？可謂“興成”矣！然而幾代之后，卻早已變成種植禾黍的田地與荊棘叢生的荒野了，想要尋找出它們依稀相似的痕跡，便連一塊破瓦、斷墻也不存在了，完全“廢毀”了。以實例補證了興成、廢毀。帝王宮殿尚且如此，又“而況于此臺歟”？筆鋒一轉，將宕出之筆依舊兜回到臺上。“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于人事之得喪”，再一折，自然而毫無痕跡地轉入人事的議論。作者認為，人事之得失（諸如黜陟、榮辱、離合、存亡等等），忽往而忽來，無一定之狀，無一定之理。由此，有些人想依靠建筑樓臺炫耀于世，并以之滿足，那就錯了。議論于此一抑后，馬上又一揚：“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然則“足恃者”究竟指什么，作者引而不發，卻以“既已言于公，退而為之記”兩句一帶，結束了全文。這就頗費讀者思索了。其實，體味他這通“廢興成毀”的議論，所謂足恃者正隱在不足恃者的后面：從時間久長的“物”，到反復蒼黃的“人事”，一切都會變成歷史陳跡，一切都如過眼云煙，亦即一切都是“虛”的———把這些不足恃者都淘盡，便水落石出了：唯有道德、功業、文章（儒家所謂“立德”、“立功”、“立言”），才能歷久不廢，經久不朽———此方是“奮厲有當世志”（《東坡先生墓志銘》）的作者心目中的“足恃者”，也是其在另文《墨妙亭記》中所明確指出的：“凡有物必歸于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于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后，猶為差久。”“足恃者”的思想，正是本文的精魂。

然而，本文中論及人事得喪幾句，自明代始，卻引起了一場前文提及的諷與不諷的公案：有人認為文章有譏刺陳希亮之意，有人卻以為否。“譏刺”說者道：“《喜雨亭記》，全是贊太守；《凌虛臺記》，全是譏太守”（《三蘇文范》卷十四引楊慎語）；“太難為太守矣，一篇罵太守文字”（同上引李贄語）；“蘇公往往有此一段曠達處，卻于陳太守少回護”（茅坤《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二十五），等等，不一而足。而持異議者則說：“蓋其胸中實有曠觀達識，故以至理出為高文。若認作一篇譏太守文字，恐非當日作記本旨”（《古文觀止》卷十一）；“登高感慨，寫出杰士風氣，卓老（即李贄，下文李卓吾同）謂罵，非也”（《蘇長公合作》卷二引陳元植語）；“李卓吾謂是一篇罵太守文字。然宋朝無不識字之太守，豈有罵而不知，知而復用乎？”（林云銘《古文析義》卷十五）陣勢大致相當。宋人邵博《邵氏聞見后錄》卷十五有段記載說：“陳希亮，字公弼，天資剛正人也，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東坡作府齋醮禱祈諸小文，公弼必涂墨改定，數往反。至為公弼作《凌虛臺記》……公弼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軾父）猶子也，某猶孫子也。平日故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若邵說可信，則本文顯然不含譏刺太守之意，否則，對蘇軾要求如此嚴格的陳公弼，豈能“不易一字”？此其一。其次，如前所述，廢興成毀之論本是詮解、發揮其所命名“凌虛”之意，由物而兼及人事，由人事之得失論及臺之不足恃、不足夸，順理成章，不能狹隘地納入譏刺之軌。再次，作者彼時正當從政之初、希冀奮發有為之時，于就題發揮、隨勢生發之中，流露出希望多作些有利于人的事業，以垂諸久遠的思想，是勉人，亦未始不是自勉。因此，“譏刺”說難以使人折服。誠然，一言以蔽之，本文無非是在發揮老莊齊得喪的論調，然而推而廣泛，帶出勉人兼以自勉的結論，卻又有其不容忽略的積極用意在。

本文最足稱道之處，首先是敘事、描寫、議論的錯雜并用。記，本是“紀事之文”（吳訥《文章辨體序說·記》引《金石例》語），“以善敘事為主”（同上引真德秀語）。蘇軾卻不主故常，其“記”多以敘述、描寫、議論間錯并用，而尤以議論見長。本文的格局即是首段敘事，次段描寫，末段議論。而妙在敘事文字并不純作記敘，卻與議論交織而出；描寫文字亦非全屬描寫，其間又雜以敘事成分；大段的議論，則又與臺周景色、臺址昔日荒涼的描寫，以及歷史陳跡的敘述，虛虛實實、水乳交融地糅和在一起。如此，便使全文敘事、寫景議論化，而議論則又形象化，突破了“記”這種文體的常規寫法。

其次，是其議論文字寫得貌似游離，實連意脈。以大段議論作為文章主干，已迥別于一般景物記，而其所發之論，又在一步步地宕了開去：先自總體到個別———由總體的物，論及個別之物的臺；繼又自古及今———由今日之凌虛臺，追論到古代秦、漢、隋、唐的故宮；復又自物而入人事———由物（臺）之不足恃，推論到人事的得失，一步遠似一步，好像游離了知府求記的本旨，實則不然。他的隨勢生發，無一不在緊連“凌虛”的意脈：廢興成毀的物（包括個別的今之臺與古之宮），與忽往忽來的人事之得失，都“不可知”、“不足恃”，亦即都是世間凌虛之物、凌虛之事———由此可見，他始終在詮釋、在闡發著此臺命名之意，緊扣“凌虛”，有的放矢，由此及彼，往復取勢，做足了“凌虛”的文章。最后歸本于“足恃者”，屬借題發揮，依舊連著題的意脈。難怪林云銘要驚嘆其行文之妙：“行文亦有凌虛之概，踴躍奮迅而出，大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