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梁立基
【作家簡介】阿卜杜爾·慕依斯(1886—1959)是印度尼西亞戰前最負盛名的作家,同時也是早期民族運動的一位重要人物和民族新聞工作者。他生于西蘇門答臘的梭洛,自幼在荷蘭學校念書,后來入雅加達荷印醫科學校,沒有念完便投身到民族運動的洪流里,在萬隆從事新聞工作。他是20年代伊斯蘭聯盟的領導人之一,一貫積極主張伊斯蘭民族主義。1920年至1923年他當選為國民議會議員,但由于他的民族主義政治主張和對荷蘭殖民統治者持不合作態度,經常遭到荷蘭殖民當局的監禁和軟禁,直到40年代初荷蘭殖民政府垮臺后才獲得自由。他發表的最早小說是《薩伊查》,揭露鄉鎮官吏對平民百姓的欺壓,這部小說1913年連載于他主編的雜志《東印度聯盟》。后來使他成為印度尼西亞文壇泰斗的是1928年發表的長篇小說《錯誤的教育》。這部被人譽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印度尼西亞最佳的小說,于1969年還獲得印度尼西亞政府頒發的年獎。1933年他發表了另一部以反對強迫婚姻和歌頌自由戀愛為主題的長篇小說《美滿姻緣》。這是他戰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從那以后他屢遭荷蘭殖民當局的政治迫害而不得不輟筆。一直到印度尼西亞取得民族獨立后,他才重返文壇,于1950年發表長篇歷史小說《蘇拉巴蒂》,接著于1953年又發表其續篇《蘇拉巴蒂之子羅伯特》。這兩部小說描寫17世紀反抗荷蘭殖民統治者的奴隸大起義。作者企圖通過奴隸起義領袖蘇拉巴蒂一生光輝的英雄業跡來激發人們的民族戰斗精神,同時繼續宣揚他的伊斯蘭民族主義思想。
阿卜杜爾·慕依斯從小接受雙重教育。從家庭那里他受到伊斯蘭傳統文化的熏陶,使他成為虔誠的伊斯蘭教徒。從荷蘭學校那里他受到西方近現代文化的灌輸,使他具有反封建意識和民主思想。因此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東西方兩種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形成他具有殖民地時代典型特征的文化心態。我們在他的小說里往往可以看到他那種矛盾的心理狀態,對西方文化既抵制又羨慕,對封建傳統既批判又保留。這種矛盾心態在當時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可以說是當時印度尼西亞知識分子的一個共性。
阿卜杜爾·慕依斯還翻譯了不少西方文學名著,如《唐詰訶德》、《湯姆·索耶歷險記》等,為引進西方文學作出貢獻。
《錯誤的教育》,陳霞如譯,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
【內容提要】漢納非是米南加保土著貴族青年,在梭洛當公務員。他從小被寄養在荷蘭人的家里,在荷蘭學校念書,已完全“洋化”。他愛上從小就在一起的美麗的印歐混血姑娘珂麗,而珂麗對他也很有好感。珂麗從雅加達度假回來,與漢納非朝夕相處。一天,在網球場休憩時,漢納非終于忍不住向珂麗表露愛情,希望珂麗嫁給他。珂麗感到非常矛盾和猶疑,她喜歡漢納非,但殖民地種族社會能允許一個白人姑娘下嫁給一個土著青年嗎?珂麗無法回答,回去問白人父親。她的父親再三告誡,與土著人結婚絕不會有好下場,因為一個白種女人假如下嫁給土著男人“在法律上她將會被剝奪作為一個歐洲人的權利”,“在與丈夫同居期間她就喪失了歐洲籍。在和歐洲人的交往中,她的地位尤其低賤”。珂麗經過劇烈的思想斗爭后,終于下決心與漢納非分手,跑回雅加達去了。漢納非遭這一打擊后,鬧了一場大病,整個人像失了魂似的。大病初愈,母親便向他提出早已安排好的親事。按米南加保的老規矩,漢納非必須娶他的表妹拉比雅為妻,而漢納非根本就瞧不起本族女人,所以堅決不肯答應。后來母親說出他過去上學的一切費用都由舅舅負擔,所以有約在先,他必須娶拉比雅作為回報。漢納非萬般無奈,只好咽下這苦果。他說他今后將單純“為了贖買那已經典押出去的肉體和‘生命’而生存”。婚禮是按米南加保傳統的舊習俗進行的,已經“洋化”的漢納非不愿受人擺布,又大吵大鬧一番,婚禮差點告吹。婚后的生活更加難堪,漢納非把自己的滿腔怨恨全發泄在拉比雅身上,對她百般羞辱,而拉比雅是東方典型的賢妻良母,總是逆來順受,忍泣吞聲,從不頂撞。有了孩子之后,兩人的關系沒有絲毫好轉。漢納非整日長吁短嘆,視母子如外人。一天,他正在和母親嘮叨時,突然跑來了一只瘋狗,咬了漢納非的手。由于當地醫療條件不足,必須立即把漢納非送往雅加達就醫。這樣漢納非便離開了使他痛苦不堪的家,一個人在雅加達生活。有一天在無意中他又遇上分別兩年多的珂麗。這時,珂麗的父親已去世,她孤身一人地正在感到寂寞,因此兩人的重逢便立即使愛情之火死灰復燃。漢納非為了能得到珂麗,決定和本民族斷絕關系,向荷蘭殖民當局申請入歐洲籍,同時不惜拋棄自己的母親和妻兒宣布與拉比雅離婚。漢納非以為這樣做就可以排除一切種族障礙。珂麗也決定嫁給漢納非,她向朋友們宣布她將與漢先生結婚。她的一個好朋友主動地邀請她到自己的莊園里舉行婚禮,可是當那位好朋友的父親后來得知那位漢先生原來是馬來人時,便斷然拒絕了,其他人也紛紛抵制。最后他們倆的婚事在陰影的籠罩下草草了事,婚事辦成喪事似的。婚后的生活更加悽慘,無論土著人社會還是白人社會都不能容納他們,親友們不再來往,到處遭人白眼。珂麗受到的打擊最重,精神十分壓抑,整日悶悶不樂,不時與漢納非吵嘴。由于生活十分寂寞無聊,珂麗常與一位會用撲克算命的林大媽閑聊解悶,她不知道這位林大媽是專給人拉皮條的壞女人。她們的來往引起街坊的流言蜚語并傳到漢納非的耳里。漢納非不經查實便非常粗暴地一口咬定珂麗行為不端和對他不貞。珂麗忍受不了對她人格的侮辱,一氣之下便離家出走,后來到三寶壟,在一家孤兒院里當助理。珂麗出走后,漢納非才認識到自己的魯莽和粗暴給妻子帶來的嚴重傷害。他到處尋找珂麗求她寬恕,后來也追到三寶壟來了。可惜已太晚,珂麗染上霍亂,生命正危在旦夕。漢納非只來得及同她見最后一面并向她懺悔。珂麗對他表示寬恕后,便含笑地離開人間。珂麗的死使漢納非痛不欲生,他大病了一場。從此他覺得這個世界對他已毫無意義,他再也沒有活下去的勇氣了。他回梭洛見了母親和孩子之后便服毒自盡……
【作品鑒賞】20世紀初,荷蘭殖民統治者為了把印尼變成現代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實行了所謂的“道義政策”,以“開發民智”為名為土著民興辦現代學校,并讓一些土著貴族子弟直接入荷蘭學校受教育,印尼的現代知識分子就是這樣產生的。他們中間,有些人受西方文化進步思想的影響和啟迪后,開始走上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解放的征途;有些人則被奴化教育所毒害,成為數典忘祖的“洋奴”,一心只想擠入白人的社會圈。然而殖民地的種族社會卻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種族界限,誰敢越過它,定會身敗名裂。《錯誤的教育》通過漢納非與珂麗的悲劇把當時殖民地社會這一丑惡的現實生動而又深刻地展示在我們的面前。
小說著重描述漢納非與珂麗的愛情糾葛和家庭悲劇,但所涉及的面甚廣,既涉及殖民地的白人社會,也涉及土著民的封建社會,所以可以把它看作是當時殖民地種族社會的一個縮影。
小說的主人公漢納非是一個完全被洋化了、從而完全喪失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的知識分子典型,他甚至比白人更加卑視和怨恨土著人,因為他無法改變自己的膚色。他常對荷蘭人說:“米南加保確實是個美麗的地方,只可惜住的是米南加保人。”還說:“無論這個地方有多美,如果沒有我媽,我早就離開它了。”這說明他從骨子里就卑視和怨恨自己的土著出身,早想脫離關系,躋身白人社會。他對珂麗的愛情應該說有其純真的一面,他們從小青梅竹馬,自然感情很深;但也還有其另一面,即他若能娶一位白人姑娘,那就可以實現他“當白人”的夢了。所以對漢納非來說,能否娶珂麗還有其功利的一面。珂麗則不同,她是印歐混血兒,根據殖民地法律,她是“歐洲人”,享受白人待遇。她對漢納非是真愛,她嫁給漢納非是犯了殖民地種族社會的大忌,要付出很大代價的,所以對珂麗來說,她是為愛情而作出犧牲的,她的遭遇更加令人同情。
本來從純個人愛情的角度來講,漢納非與珂麗的結合應該是很美滿的,因為他們有深厚的感情基礎。但不幸的是,他們生在充滿種族歧視的殖民地社會里,而更加不幸的是,一個出自被殖民統治的土著人社會,一個出自殖民統治者的白人社會。這就注定了他們的結合必將導致悲劇的結局。漢納非背棄了自己的民族,土著民族當然把他看作是“異族人”,連他死后也不允許葬在故鄉的墳場里。而白人社會更不能容納雖已入“歐洲籍”但皮膚顏色還是棕色的人。最后他必然被排斥在兩個社會之外,成為游離于社會的孤獨者。珂麗的處境更慘,她被白人社會看作是個大逆不道的人,褻瀆了白人的“種族優越感”,因此在白人眼里,“她的地位尤其低賤”。在這樣的政治生態環境中,愛情的蓓蕾必然夭折。所以說,漢納非與珂麗的悲劇不是個人的和家庭的悲劇,而是民族的和社會的悲劇,其根源就在于殖民統治者推行的種族歧視政策和殖民奴化教育。然而作者把一切僅歸咎于“錯誤的教育”,顯然是不夠的。所謂“錯誤的教育”就是不應該只給漢納非以西方教育,使他完全脫離本民族文化的根,以致迷失了方向。所以作者認為避免悲劇重演的辦法就是要給孩子以“正確的教育”,即從小先讓他扎根在自己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然后再給他以西方現代教育,在掌握現代文化知識之后回來報效家鄉,也就是說,要以民族文化為本,西方文化為我所用。漢納非的兒子夏飛走的就是這條道路,“他發誓將來從荷蘭讀書回來后,仍然要回到鄉下耕耘他母親的田地”。這或許可以避免個人悲劇的重演,但能消除民族悲劇和社會悲劇的根源嗎?
貫穿小說的還有另一條線,那就是漢納非與拉比雅的婚姻悲劇。在這個問題上,作者對漢納非既有批評又有同情。作者把拉比雅看作是民族傳統文化的象征,是“一顆寶石……只不過是沒有被人按照‘文明’世界的要求琢磨過而已”。作者對漢納非的批評就是他不該有眼無珠,虧待了拉比雅,作為知識分子,他的責任“就是琢磨它”。但漢納非和拉比雅的婚姻終究是一個封建包辦婚姻。漢納非對拉比雅毫無感情可言,他娶拉比雅完全是被迫的。因此造成這不幸的婚姻不能全怪罪于漢納非,他也是封建舊習俗的犧牲品。這點作者對漢納非是有所同情的,對米南加保封建社會的陳規陋習也是有所批判的。
《錯誤的教育》的出版經歷了一番周折。據說最初的小說稿并非現在這個樣子,作者為了批判白人的“種族優越感”,有意把珂麗塑造成水性楊花和玩世不恭的壞女人。她玩弄漢納非,追慕虛榮,最后的下場是淪為娼妓。最初的小說稿被認為太有損于白人的形象,未能通過,圖書編譯局要求作者進行重大的修改,于是作者把珂麗從反面人物改寫成令人同情的正面人物,而且整個故事也變成了一出悲劇。豈知這樣一改反而大大深化了小說的思想內涵,提高了小說的藝術感染力,因而也取得了更好的批判效果,使《錯誤的教育》成為20年代印尼文學的不朽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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