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將：欲，打算。事本：指從事農戰。摶：通“專”，專一。時：適時，及時，適合當時的情況。化：變化。應用：聽從使用。圣人：作者心目中能適應社會發展而進行革新的統治者。朝夕：從早到晚。死制：愿為國家法令效死。下：貶低，輕視。技藝之民：手工業者。游學之人：到處講學游說的人。開：開辟。公利：指以國君為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國家的利益。塞：杜絕。致：招致。私勞：為私門效勞。勸：勉勵、鼓勵。淫民：技藝、游學之人。萌：萌生。末：商業和手工業。殺(shài)：減少，消耗。這里指使用。化：用掉。富：疑是“當”字。事敵：對敵作戰。知長：原作“短長”。長，增長。攻：治理。虱：有害于國家的行為和現象。《去強》中有“六虱”，指歲、時、美、好、志、行。渾：渾沌，愚昧，不明白。貴民壹：重視民眾任務的統一。樸：樸實、淳樸。廢：止。齊：調和。削：削弱。道：通“導”，引導。卑：低下。長亂：助長混亂。秉：持，執。垂法：頒布法令。器用：器物。倫徒：各種人物。舉：行動。故：舊，指舊制度。窺(kuì)：缺乏。多賞：濫賞。上之于民：原作“民之于上”，根據文義改。度(duó)：衡量，考慮。干：抵觸。

(毛慧君)

〔鑒賞〕《壹言》并非專論統一言論，而是講“壹”即專一的重要性、如何做到“壹”，等等。

以《商君書》而論，“壹”出現的頻率相當頻繁，而且地位也甚為重要。此篇竟然作出了對“壹”的專篇大論，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作者對此發生了如此的興趣，有如此的偏愛呢？

作者對秦國民風中的不足十分不滿，那就是“民貴學問，又賤農”；“辟、淫、游、惰之民有所食”(《商君書·墾令》)，也就是說，秦國之民表現得較為懶散、浮躁、事業心較差。這其中當然有自然條件相對其他國家較為不利等客觀原因，但從管理者的角度而言，亦與在上者沒有帶好頭、法律制度較為陳舊、束縛了人們積極性密切相關。針對此情，作者提出“凡將立國……事本不可不摶”的主張。意思是說，雖然看上去問題在百姓身上，其實根子卻在統治者那里。要治理好這個國家，必須從改變人們的傳統觀念、使人心得到重新的凝聚、制定切實可行的施政綱領并持之以恒等方面做起。

那么，在百廢待舉的局面中，究竟以什么為可“壹”之事呢？《壹言》篇中提出了兩條：一為農耕，他又稱之為“摶力”；二為戰事，他又稱之為“殺力”。應當說這種選擇是十分明智的。這是因為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由于社會經濟以農業為主，工業、商業尚處于初始階段，抓農業即是指要以國家經濟的發展為首攻方向。另外，由于其時正值諸侯紛爭、戰火不斷時期，國家的軍事實力亦是直接關系到其生死存亡的大事。這兩件事對于正處弱國地位的秦國來說，確實較之其他國家管理中應涉及的思想、文化、教育、外交、衛生等事宜，來得更為重要一些。因為對于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來說，只有振興國力才能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

作者由此提出了一系列鼓勵人民專心務農、勇于作戰的辦法。關于前者，通過戶籍造冊定編、對游惰之民課以重稅重賦、農耕有功者可獲官爵等方式，使人民安心于農事。至于后者，他亦沿循突破既定等級制度的思路，使有軍功者得到重賞，甚至可改變過去低賤的身份地位。這樣的做法當然可以極大地調動了百姓參戰的積極性。

作者認為，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要做到從實際出發，“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又持之以恒，堅持一抓到底，便能取得預期的成功。

戰國時期，各種學派風起云涌，各家無不以改造天下為己任。如孟軻發出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孟子·公孫丑下》)的感嘆。但是他們的宏詞高論往往經不起事實的檢驗，有的甚至還因此而誤人國事(如宋襄公即因死守“仁義”之道而將江山拱手相讓)，能像《壹言》作者那樣拿出切中時弊的有效辦法，并執著其間、一抓到底者，則屬鳳毛麟角。從這一點上看，“壹”的思想確實具有時代的先進性。

作者講“壹”，也強烈地透露出其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他在整篇中所提倡都是一種據實情、辦實事、求實效的精神。務實、專一，是受到中國古代有識之士普遍重視和提倡的一種美德。《壹言》作者以務實風格為秦國戒除虛浮、驕躁風氣作出貢獻，這確實是難能可貴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治理國家只須務實、不必務虛(即注重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引導、教育)；也不意味著任何決策都可“壹”以貫之，不知變通。根據不同的歷史條件，提出不同的有針對性的管理方式方法，這同樣也是《壹言》篇所提示于我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