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甲子：周歷武王十三年(前1046)二月五日。昧爽：黎明。王：周武王姬發。他創立周朝，建都于鎬(今陜西西安西南灃水東岸)。朝：早晨。商郊：商朝別都朝歌(今河南淇縣)之郊。牧野：朝歌南七十里，當今淇縣原朝歌鎮南。甲子朝征商的事為銅器銘文證實。杖：持拿。鉞(yuè)：大斧。旄(máo)：飾有牛尾的旗。麾(huī)：指揮。逖(tì)：遠。冢(zhǒng)君：大君，對各友邦君主的尊稱，即下述庸、蜀等國國君。御事：對分職治理政務及事務的各級官吏的泛稱。司徒：官名，主管土地、人口。司馬：主管軍政和軍賦的官。司空：主管工程的官。庸：古代部族國，都于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蜀：古代部族國。其地當今漢中東南至四川西部平原。羌：古代部族國，在今陜甘境內。髳(máo)：一作髦，其地在當時周之西南方。微：古部族國，其地在今陜西眉縣附近。盧：古部族國，其地在今湖北宜城西南。彭：古部族國，其地在今湖北房縣、谷城之間。濮：約在今湖北鄖縣和河南鄧縣之間。稱：舉起。爾：你。戈：兵器。比：按次排列。干：兵器。牝雞無晨：母雞不會晨啼。索：破落。受：即紂、帝辛。據說他暴虐荒淫，征東夷而勝，卻為周聯合西南各族所敗。自焚身亡，商為周代。昏棄：泯棄。厥：其，指帝辛。肆：祭祀先祖。弗：不。答：問。迪：任用。俾：使。奸宄(ɡuǐ)：為非作歹。商邑：商國。發：姬發。愆：超越。齊：整齊隊形。夫子：對成年男子的尊稱。勖(xù)：勉力。伐：一擊一刺稱為一伐。桓桓：勇武威嚴之貌。貔(pí)：豹類猛獸。羆(pí)：大熊。迓(yà)：抵御。克：殺害。奔：來降之敵。役：服役。躬：身。

(賀圣迪)

〔鑒賞〕《牧誓》分三個部分，先是說反商聯軍進至商郊牧野，武王與友邦冢君、御事宣誓伐紂。接著列舉殷紂王罪狀，最后講如何進軍，如何攻擊，如何對待來降之敵。總之，這是一篇氣壯山河的戰前動員令。

《牧誓》的價值就在于它的歷史真實性。1976年出土的周初青銅器《利簋》的文字與它相符，進一步證明了它的可信。牧野之戰是中國古代極其重要的一場戰爭，它決定了商、周兩國的命運。戰爭的直接結果是周朝的建立，由此對中國的政治、思想、文化以至于中華民族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牧誓》是同戰爭直接相關的歷史文獻，它記載了戰爭發生的時間、地點，參戰部隊的組成，戰爭的理由，伐商盟軍使用的戰術，以及軍事紀律。它不僅提供了第一手原始材料，而且我們可以借以了解商周之際的思想觀念，以及政治、社會狀況。

《牧誓》宣布庸、蜀、羌、微、盧、彭、濮等部族同周人合力“恭行天之罰”。這是一支聲勢十分浩大的聯軍，戰士來自今天的陜西、甘肅、四川、湖北、河南等地，這在古代來說，動員的地區非常廣。以前人們大多把殷軍在牧野之戰中的慘敗歸因于“前徒倒戈”，即奴隸起義，但是從《牧誓》我們可以看到這場戰爭主要是以商、周為首的兩大軍事集團的一場生死較量，這一性質不能因為奴隸起義而被忽視。正因為攻方是許多部族的聯合，各個部分有相當大的獨立性，所以周武王特別強調各支部隊之間要協調配合。他提出，在決戰中要穩步推進，相互之間不要拉開太遠，隊伍亂了就要停下來，整理隊形。

周原來是認商為宗主國的，至晚在武丁時期，周族首領就接受了商王給予的爵位“周侯”，從屬于商。周原出土的早周卜辭表明，當地曾祭祀過商王帝乙。周人曾從商征伐商西北不臣服的部族。參加反商聯軍的部族如羌原來也是商的藩屬，《詩經·商頌·殷武》中“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就是對這種關系的描繪。因此，商已經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但是由于周族的興起，原來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實際的利益沖突導致了兩大軍事集團的決戰。這場規模空前的大戰既是不同政權之間的激烈沖突，又是更大規模的民族融合的新過程的開始，其結果是產生了以周為首的新的多民族的國家，進而形成華夏民族。

毫無疑問，牧野之戰發生的原因是各諸侯國之間在政治、經濟上不可調和的矛盾和重大的利害沖突，然而武王在檄文中對此一點也沒有提及，他所列舉的紂王罪行卻全屬于商王朝在內政上的過錯。這也表明各族正在形成一個大家庭，逐漸連成一體，因此大國商的內政成為各國共同干預的理由。而戰爭的結局從民族關系上說則是以商王為天下共主轉變為以周王為天下之共主。

由于時代過于久遠，武王的譴責具體地牽涉到什么人、什么事，難以詳考，因此今人不可能準確地判斷是非曲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紂王的暴政激化了當時社會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紂王拒絕諫諍，因此其叔父箕子裝瘋被廢為奴，庶兄微子去國，忠臣比干被殺，這大概就是文中“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之說所指。然而人們如果不受傳統見解的束縛，就能發現武王聲討的某些罪行并不能成立，對它們加以客觀而細致的研究可能會顯示以前曾經被人們忽略的商朝社會和政治的某些真實狀況。

特別值得人們注意的首先是商朝婦女的社會地位。《牧誓》指責商王“惟婦言是用”，如果不只是指某個惡婦亂政，只就這些文字本身的含義加以分析，那么我們可以推測婦女在當時的社會中的地位可能高于后世，考古材料也印證了這一推測。商朝婦女可以擁有自己的奴隸、土地，以及其他財富，能夠獨立地經營田產；死后可單獨下葬，獨自享受子孫的特祭；可以參與作為政治活動的祭祀、占卜，甚至可以擔任主祭，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她們中還有人統率軍隊，守備地方，參與演習，率師出征，商王武丁之妻婦好就曾率領數萬精兵遠征巴、羌。因此，紂王“惟婦言是用”有可能是沿襲商朝傳統的做法。

其次，《牧誓》言紂王對“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今人也難以弄清這些所謂的“多罪逋逃”是哪些人，犯了什么樣的罪行。但是，我們確知在奴隸社會，確實有許多“罪犯”是只因為逃亡而犯罪的奴隸，這里“多罪逋逃”很可能大部分是逃亡奴隸。實際上商朝從開國之初就有重用有才干的奴隸的做法。商朝的開創者成湯就任命其妻有莘氏的陪嫁奴隸伊尹為相，平定天下。成湯第十世孫武丁將從事版筑的奴隸傅說提拔為相，使商得以中興。可見，紂王重用才智卓越的奴隸是商朝常見的做法。當然少數杰出奴隸被置于高位并不能改變整個奴隸階級的悲慘命運，如果政治舉措不當，反而可能加劇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而紂王的做法最終就成為反殷的口實，從而引起擁有奴隸的盟軍各部首領或貴族的憤恨。

武王伐紂被稱為一場人民大革命，這主要是因為它鏟除了紂王的暴政，開啟了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短短的三百字的一篇文章雖然不能全面揭示戰爭的重大意義，卻保存了有關這場戰爭和當時社會的狀況的真實史料，這就使它的每一個字具有無可估量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