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提要】

與妻子分居的外科醫生托馬斯因一次偶然的機會邂逅小鎮酒吧女招待特蕾莎，兩人很快陷入情網。但隨之而來的共同生活給兩人帶來焦慮與不安。托馬斯放蕩的生活方式在特蕾莎軟弱的“重壓”下不情愿地改變，他陷入了承擔特蕾莎的愛情和維護自己個人癖好的沖突之中。一直將托馬斯視為精神盟友的特蕾莎，終日生活在嫉妒的煎熬中，托馬斯的不忠讓她時刻擔心自己會重新墮入“肉體的深淵”之中。女畫家薩比娜是托馬斯的知心女友和情人，獨特的個性和特殊的生活際遇使她在背叛的路上不能停步。當一切都被背叛之后，她在悵然若失中體驗到了生命之輕。大學教授弗蘭茨為了薩比娜而拋棄了無味的婚姻生活，最終得到的卻依然是她的背叛，但他自信已從薩比娜那里得到了“赫拉克勒斯之帚”，將生活中所有的平庸都掃除掉了。最終，托馬斯和特蕾莎在“衰老”面前和解了——托馬斯“老到”厭倦了各式各樣的女人，特蕾莎終于在時間的幫助下贏得了“全部”的托馬斯。薩比娜選擇將背叛進行到底，體驗著生命之輕的美麗和失落。弗蘭茨在薩比娜的信仰的鼓舞下，毅然投入“偉大的進軍”之中，為夢想獻出了生命。

【作品選錄】

不解之詞簡編(第一部分)

女 人

身為女人，并不是薩比娜選擇的生存境界。既然不是選擇的結果，便算不上功績也算不上失敗。面對一種強加給我們的狀態，薩比娜想，就必須找到一種相適應的態度。在她看來，對生來是女人這一事實進行反抗，與以之為榮耀一樣，是荒唐的。

他們初遇時，一次，弗蘭茨用一種奇特的語調對她說：“薩比娜，您是個女人。”她不明白，他為什么會以哥倫布剛剛望見美洲海岸一樣莊嚴的聲調向她宣告這個消息。后來她才了解，他特別強調說出的“女人”這個詞，對他而言，不是用來指稱人類的兩種性別之一，而是代表著一種價值。并非所有的女人都稱得上是女人。

可是，如果薩比娜對弗蘭茨而言是女人，那瑪麗-克洛德，他真正的配偶，于他而言又是什么呢？二十多年前(那時他倆才認識幾個月)，她威脅他說，如果他拋棄她，她就自殺。這一嚇，倒把弗蘭茨迷惑住了。瑪麗-克洛德并不那么討他喜歡，但她對他的愛在他看來無與倫比。他自覺配不上如此偉大的愛情，而對這份愛，他認為應該深深地低下頭來。

因此，他低頭直至跪倒于地，并娶她為妻。雖然她再也沒有對他表現出如她以死相逼時那么強烈的感情，但在他的內心深處，存有一個牢固而必然的自我要求： 永遠不傷害瑪麗-克洛德，并且尊重她身上的那個女人。

這句話真有趣。他并不對自己說： 尊重瑪麗-克洛德，而是說： 尊重瑪麗-克洛德身上的那個女人。

可是，瑪麗-克洛德本身就是一個女人，隱藏在她身上的另一個他必須尊重的女人又是誰？不會是柏拉圖的女人之理念吧？

不。是他的母親。他永遠不會想到說他對母親的尊重，是對女人的尊重。他愛母親，而不是愛她身上的某個女人。柏拉圖的女人之理念與他的母親是同一的，也是唯一的。

在他十二歲左右時，一天，弗蘭茨的父親突然棄她而去，她成了孤身一人。弗蘭茨覺察到發生了什么嚴重的事情，但母親為了不給他造成傷害，輕描淡寫，極有分寸地隱瞞了真相。那一天，在他們一起出門要去城里走走時，弗蘭茨發現母親穿的鞋不成對。他很不安，想提醒她，又怕傷了她。他同母親在街上走了兩個小時，雙眼始終不能從她的腳上移開。從那時起，他開始懂得了什么是痛苦。

忠誠與背叛

他愛母親，從童年一直到將她送入墓地的那一刻，并且仍在回憶里愛著她。因此他堅持這樣一個信念： 忠誠是第一美德，它使我們的生命完整統一。若沒有忠誠，人生就會分散成千萬個轉瞬即逝的印跡。

弗蘭茨常常對薩比娜提起他母親，還有可能是不自覺地用了心機： 薩比娜也許會被他忠誠的天性所吸引，這是一種拴住她的手段。

不過，吸引薩比娜的是背叛，而不是忠誠。“忠誠”一詞讓她想到她父親，一個外省的清教徒，星期日，他總愛畫掛在樹梢的落日或是花瓶里的玫瑰，以此為樂。受他的熏陶，她很小便開始繪畫。十四歲時她愛上了一個同齡的男孩。他父親驚恐極了，整整一年不許她單獨外出。有一天，他拿出一些畢加索的復制品來給她看，對那些畫大加嘲笑。既然她無權去愛那個同齡的男孩，至少可以愛立體派美術。中學畢業后，她便去了布拉格，這下終于可以背叛自己的家了，心中感到一絲寬慰。

背叛。打從孩提時代起，爸爸和小學老師就反復向我們灌輸，說這是世上可以想得到的最可恨的事。可到底什么是背叛？背叛，就是脫離自己的位置。背叛，就是擺脫原位，投向未知。薩比娜覺得再沒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

她在美術學院注冊上學，但是不允許像畢加索那樣作畫，必須遵從所謂的社會主義現實派畫法。在美術學院，畫的都是共產主義國家元首的肖像。她企圖背叛父親的愿望仍未得到滿足，因為共產主義不過是另一個父親，同樣嚴厲而狹隘，禁止愛情(當時是清教徒時代)，也禁止畢加索。她嫁了一個平庸的布拉格演員，原因很簡單，就因為他有離經叛道的壞名聲，雙方父親都認為他不可接受。

之后，她母親過世。第二天葬禮完了回到布拉格，她接到一封電報： 父親因悲痛而自殺。

她十分內疚，從父親的角度來說，愛畫花瓶中的玫瑰而不愛畢加索，就那么不好？擔心自己的女兒十四歲就懷個孩子跑回家又有什么可指摘的呢？失去了妻子就活不下去真可笑嗎？

她又一次滿心渴望背叛： 叛己所叛。她向丈夫宣告(在他身上，再已看不到乖張的浪子，而是煩人的醉鬼)自己要離開他。

不過，如果當初你為了B而背叛了A，如今又背叛了B時，并不意味著要與A重歸于好。離婚后，女藝術家的生活并不像她所背棄的父母的生活。第一次的背叛是不可挽回的。它引起更多的背叛，如同連鎖反應，一次次地使我們離最初的背叛越來越遠。

幾天之后，所有的報紙都在談論請愿書。

自然，沒有一處指出這只是一個謙恭的請求，呼吁釋放政治犯。沒有一張報紙引用這篇短文里的片言只語。然而，見諸報端的都是些長篇大論，用含糊嚇人的字眼，談論一份為新的反社會主義斗爭提供了跳板的顛覆性宣言。簽名人被指名道姓，一一點出，伴著他們名字的，是讓人脊背冷颼颼的惡意中傷和人身攻擊。

當然，這都是可以料到的。所有的公眾行動(集會、請愿、街頭示威)除非由黨組織，均屬非法，參與者都會置身于危險的境地。人人皆知。大概就因為這個，托馬斯為沒在請愿書上簽名更感到內疚。說到底，他為何沒有簽名？他甚至不再清楚是什么促使他作出這個決定。

我再次看到他出現在小說開端的形象。他站在窗邊，看著院子對面樓房的墻。

他就產生于這一形象。就像我曾說過的，小說人物不像生物那樣誕生自母體，而是產生于一種情境，一個語句，一個隱喻。隱喻中包含了一種處于萌芽狀態的人生的基本可能性，在作家的想象中，它只是還未被發現，或人們還未論及它的實質。

然而，是否可以斷言一個作家只能談論他自己？

無能為力地朝院子里張望，怎么也無法做出決定；在愛的激奮時刻聽到自己的肚子一個勁地咕咕作響；背叛，且不知該如何在那條如此美麗的背叛之路上止步；在偉大的進軍行列中舉起拳頭；在警察藏匿的麥克風前賣弄自己的幽默感等等。我知道這一切的情形，自己也都經歷過。然而，小說人物并非產生于我的履歷表中的任何一種情景。我小說中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未曾實現的可能性。我愛所有的主人公，并且所有主人公都令我同樣地恐懼，原因就在于此。他們，這些人物或那些人物，跨越了界限，而我只是繞了過去。這條被跨越的界限(我的“我”終結于界限的那一邊)吸引著我。小說要探尋的奧秘僅在另外一邊開始。小說不是作家的懺悔，而是對于陷入塵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說得夠多了。讓我們回到托馬斯身上。

他站在窗邊，望著院子對面樓房那臟兮兮的墻。他有些想念那個長著翹下巴的大個子，想念他的朋友，這些人他并不熟，自己也并未加入他們的行動。就像是在火車站臺上與一個陌生的美人交臂而過，還沒來得及上前搭訕，她就上了開往里斯本或伊斯坦布爾的列車的臥鋪車廂。

他又開始思考： 他當時到底應該怎么做？即便拋開個人情感(對記者的欽佩，兒子惹起的惱怒)，他仍舊不知道是否應該在給他看的那篇文字上簽名。

當有人逼迫你沉默時，提高嗓門對不對？對。

但是，從另一個方面看： 為何各種報紙運用如此多的篇幅來報道這次請愿？新聞界(完全由國家操縱)本可以對整個事件不置一詞，沒有人會知道。它們說了，因為那是由國家的統治者一手安排的！在他們看來，這是天賜良機，為發動一個新的迫害高潮提供了借口。

那么，他該怎么做？簽還是不簽？

對這個問題也能以如下方式提出： 是大聲疾呼，加速自己的死亡好？還是緘口不言，以換取茍延殘喘好？

這些問題是否只有一個答案？

他再次冒出那個我們已經知曉的念頭： 人只能活一回，我們無法驗證決定的對錯，因為，在任何情況下，我們只能做一個決定。上天不會賦予我們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生命以供比較不同的決定。

歷史如同個人生命。捷克人僅有一部歷史，它和托馬斯的生命一樣，將終結于某一天，無法上演第二回。

一六一八年，波希米亞貴族鼓起勇氣，決定捍衛自己的宗教自由。出于對坐在維也納御座上的皇帝的激憤，他們把皇帝的兩個代表閣下從赫拉得茲城堡的窗戶扔了出去。三十年戰爭由此而開始，它幾乎令整個捷克民族毀滅。較之勇氣，捷克人是否需要更多的謹慎？答案看似簡單，卻并不簡單。

三百二十年過去了，到一九三八年，即慕尼黑會議之后，整個世界決定將捷克人的國家犧牲給希特勒。他們是否該奮起反抗，和數量是他們八倍的敵人孤身奮戰？與一六一八年的所作所為相反，較之勇氣，他們表現出更多的謹慎。他們的投降標志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結果是徹底喪失了作為一個民族的自由，幾十年甚至幾百年。較之謹慎，他們是否更需要勇氣？到底該怎么做？

假如捷克歷史可以重演，每一回都嘗試另一種可能性，比較不同的結果，這肯定是有益的。缺了這樣的經驗，所有的推測都只是假設的游戲。

Einmal ist keinmal。一次不算數。一次就是從來沒有。波希米亞的歷史不會重演，歐洲的歷史也不會重演。波希米亞和歐洲的歷史是兩張草圖，出自命中注定無法擁有生死經驗的人類之筆。歷史和個人生命一樣輕，不能承受地輕，輕若鴻毛，輕若飛揚的塵埃，輕若明日即將消失的東西。

托馬斯再次以懷戀的心情想起駝背的高個子記者，幾乎帶著愛戀。此人在行動，仿佛歷史不是一張草圖，而是一幅完成的畫。他在行動，仿佛他的所作所為可以無限重復，永恒輪回。他很篤定，從不懷疑自己的作為。他堅信自己是在理的，在他看來，那不是精神狹隘的表現，而是美德的標志。他生活在和托馬斯不同的歷史之中： 活在不是一張草圖(或者還未意識到是)的一部歷史中。

為什么牧歌這個詞對特蕾莎如此重要？

我們都是在《舊約》神話中養育成長的，可以說牧歌就是印在我們心中的一幅景象，猶如伊甸園的回憶： 伊甸園的生活不同于那將我們引向未知的直線賽跑，也不是一次歷險。它是在已知的事物中間循環移動。它的單調并非厭煩，而是幸福。

只要人生活在鄉下，置身于大自然，身邊擁簇著家畜，在四季交替的懷抱之中，那么，他就始終與幸福相伴，哪怕那僅僅是伊甸園般的田園景象的一束回光。所以那天，當特蕾莎在溫泉小城遇見合作社主席時，她的眼前就浮現出一幅鄉村景象(她并沒有去過那里，從未在那里生活過)，并為之神迷。這就如同向身后望去，像伊甸園的方向回望。

在伊甸園，當亞當對著泉水俯下身時，他還不知道水中看到的，就是他自己。他當然也不理解為什么特蕾莎小時候總是站在鏡子前，千方百計想透過肉體看到自己的靈魂。亞當就像卡列寧。為了尋開心，特蕾莎常把卡列寧領到鏡子前，可是卡列寧不認得自己的影子，漫不經心地看著它，其無動于衷，令人難以置信。

卡列寧與亞當的對比使我想到，在伊甸園中人還未成其為人。更確切地說，那時人還沒有被拋入人之軌道。而我們，我們早已被拋入其中，我們在直線運行的時間之虛無中飛行，可是我們身上還有一根細線將我們與遙遠的、霧蒙蒙的伊甸園相連，那里，亞當正俯身探向泉水，與那喀索斯不同，亞當根本不知道他看見映在水中的那個依稀的黃色小點，就是他自己。對伊甸園的懷念，就是人不想成其為人的渴望。

特蕾莎小時候看見母親沾滿經血的衛生巾就感到惡心，怪她不知羞恥，不把它們放在隱蔽的地方。卡列寧是只母狗，也有經期，每六個月來一次，每次持續十五天。為了不讓它弄臟屋子，特蕾莎在它的腿中間墊上一大團棉花，還給它套了條自己的舊短褲，巧妙地用一根長帶子系在它身上。這整整十五天里，看到它這身奇怪打扮，特蕾莎總感到好笑。

女人的月經令特蕾莎厭惡，而一只母狗行經卻在她心中激起一股快樂的溫情，如何解釋這一切？我認為答案很簡單： 狗從未被逐出過伊甸園。卡列寧對肉體與靈魂的兩重性一無所知，不知何為厭惡。所以，和卡列寧在一起時，特蕾莎感到非常快樂，安寧。(因此，把動物看成有生命的機器，把奶牛當成產奶的自動機器，是極其危險的： 人就這樣斬斷了其與伊甸園相連的那根細線，因此再也沒有什么能阻止他在時間之虛無中翻飛，也不能給他以任何鼓舞。)

在這混亂的思緒中，一個褻瀆神明的想法在特蕾莎的腦海里萌生，怎么也擺脫不了： 將她與卡列寧連接在一起的愛勝于她與托馬斯之間存在的愛。這份愛更美好，而不是更偉大。特蕾莎誰都不怪，不怪自己，也不怪托馬斯。她不想斷言她和托馬斯還會更相愛。她倒是覺得人類夫妻的這種創造，本來就是讓男女之愛從根本上就不及人與狗之間可能產生的愛(至少是多種愛中最好的)，這真是人類史上的怪現象，造物主當初或許并沒有打算這樣安排。

這是一種無私的愛，因為特蕾莎對卡列寧無所求。她甚至不要求愛。她從不提令夫婦頭疼的諸如此類的問題： 他愛我嗎？他曾經更愛過別人嗎？他愛我是否比我愛他更深？這是些探討愛情、度量其深度、對其進行種種猜測和研究的問題，也許正是它們將愛情扼殺了。如果我們沒有能力愛，也許正是因為我們總渴望得到別人的愛，也就是說我們總希望從別人那兒得到什么(愛)，而不是無條件地投入其懷中并且只要他這個人的存在。

還有一點： 特蕾莎接受了卡列寧當初的樣子，她從未設法以自己的形象來改變它，她預先就已認可狗也有一個世界，所以不想把它占為己有，她也不想嫉妒卡列寧的秘密癖好。她養它不是為了改變它(而男人總想改變女人，女人亦想改變男人)，而只是想教它一門基本的語言，使它得以與人類彼此理解，從而共同生活。

另外，特蕾莎對狗的愛是自愿的愛，沒有人強迫她。(特蕾莎又一次想到了母親，感到十分后悔： 如果母親是村子里她不熟悉的一個女人，她那樂呵呵粗野的勁兒或許會引起她的好感吧！啊！要是她母親是個陌生人就好了！從孩童時起，特蕾莎就一直為母親占了她的五官，奪走了她的“我”而恥辱。最糟糕的事情是，“要愛你的父母！”這千年古訓迫使她不得不接受被霸占的事實，把這種侵占行為稱之為愛！特蕾莎和母親斷絕了關系，這可不是母親的錯，她跟母親斷絕關系，并非因為母親是她的模樣，而是由于是她的母親。)

尤其是，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將牧歌獻給另一個人。只有動物能做到，因為它沒有被逐出伊甸園。人與狗之間的愛是牧歌一樣的。這是一種沒有沖突，沒有撕心裂肺的場面，沒有變故的愛。卡列寧圍繞在特蕾莎和托馬斯的身邊，過著建立在重復之上的循環生活，并期望他們也這樣。

卡列寧如果不是一條狗，而是一個人的話，它肯定早就對特蕾莎這么說了：“聽我說，我不樂意一年到頭嘴里叼著一個羊角面包。你就不能給我弄點新鮮的東西吃嗎？”這句話蘊含著對人類的譴責。人類之時間不是循環轉動的，而是直線前進。這就是為什么人類不可能幸福的緣故，因為幸福是對重復的渴望。

是的，幸福是對重復的渴望，特蕾莎想。

每天下班后，合作社主席都要帶他的梅菲斯突散步，每次遇到特蕾莎，他都忘不了要說：“特蕾莎太太，我要是早認識他就好了！那就可以一起去追姑娘了！哪個女人能抵擋得住兩頭豬的進攻呀！”聽見這話，梅菲斯突哼了一聲，它受過這方面的訓練。特蕾莎笑著，其實一分鐘前她已知道主席要對她說什么。重復絲毫無損于玩笑的誘惑力。恰恰相反，在牧歌的境界里，甚至連幽默也服從于溫馨的重復之法則。

(許鈞　譯)

【賞析】

昆德拉認為，小說人物并非來自母體，而是源于某個語句、某個隱喻或者某種情境。在他的作品里，人物性格、情節和各種觀念的討論水乳交融地組織在一起。在流暢的情節中他可以輕松地討論巴門尼德和尼采，而讀者絲毫不會感到牽強。輕與重的變化，偶然與必然的關系，只此一次和永恒循環，靈魂與肉體，忠誠與背叛，美，責任，媚俗……作者用具體的人物和情節來闡釋他對這些晦澀的哲學概念的理解。

昆德拉寫作手法上的這一特色集中表現在對薩比娜和弗蘭茨兩個人物的性格刻畫上。昆德拉編輯了一本詞典，里面收入了薩比娜和弗蘭茨彼此理解有異的詞，例如“女人”、“忠誠與背叛”、“光明與黑暗”等(見節選的第一部分)。這樣將觀念赤裸裸地拎出來，光明正大地用詞條的方式加以展現，會不會有違文學作品形象性的原則呢？首先如我們開頭時已經提到的，昆德拉對于人物的產生過程有他自己的理解，其次，假如我們更進一步的思考就會發現，這做法并不是將人物性格條目化，相反是對人物性格獨立性的最大尊重。作者并沒有將人物變成自己的思想的傳聲筒，而是承認“他們”頗有自己的思想，并且彼此相異，站在作者與人物之間彼此平等的立場上，昆德拉為自己的人物編輯一本“不解之詞”詞典也就更加好理解了。這種陌生的表現形式能夠使讀者越過作者而更加親近于人物本身。

在各種對立的概念中，“輕與重”的討論是這本小說的主題，其他幾對關系或多或少可以歸到這兩組中去，如

輕的系列： 偶然、只此一次、背叛；

重的系列： 必然、永恒循環、忠誠、責任。

托馬斯經歷了一個由重變輕，同時又由輕變重的過程。自從他跟妻子分居并與父母脫離關系之后，他的個人生活就從“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軌道中脫離出來。他一直過著無需負責任的放蕩生活，他的愛情飄在不同女人之間的虛空里，直到特蕾莎的出現。很難說清楚托馬斯對特蕾莎到底是怎樣的一種情感，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站在強者的位置來愛或者愛護特蕾莎這個弱者——一個被“放在籃子里，順著河流飄到他床榻邊的孩子”。但與特蕾莎的感情成為他堅持個人癖好的障礙——他無法心安理得地去和情人們幽會了。特蕾莎的忠誠、軟弱和嫉妒讓他感到這份感情的沉重，作為強者，他越來越感到承擔這個弱者生命的吃力。他的愛情因著這份沉重的責任而重新恢復了價值。

但在事業上，他卻選擇了背叛自己心中設定的必然——做一名醫生，承擔照顧人類身體的責任。他覺得這個沉重的必然耗費了他太多的精力，當他被迫去做玻璃清洗工時，體驗到的是另一種輕松。最終，當他決定放棄行醫而和特蕾莎去鄉下的時候，他的身心都徹底從事業的重壓下解脫出來了。

相對于托馬斯，薩比娜其實是“輕與重”主題的另一個變奏。所不同的是，她是由輕走向更輕，在背叛的道路上不能止步。在她看來，背叛意味著脫離固有的位置，投向未知，這是最美的。她痛恨媚俗，追求被遺棄的美麗。可是在輕的世界里不只有美麗，還有空虛和悵然若失。當她發現托馬斯開始陷入特蕾莎的愛情時，她體驗到了失落，于是她藏起他的襪子來懲罰他違背了輕之盟友的游戲規則；當她再次背叛情人弗蘭茨時，卻發現這個愛她的男人竟然并不試圖尋找她，這種失落再次襲來。可是所有這些卻促成她再次走上背叛之路。當一切可以背叛的都背叛了之后，再也沒有什么可以療治失落感了，她體驗到了背叛盡頭那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特蕾莎的主題是“靈與肉”，這個主題與“輕與重”不是平行的，但有很大部分是重合的。特蕾莎從孩提時代起就渴望出人頭地，這種“出人頭地”指的是從母親沒有自我靈魂的世界中逃離出來。當她遇見托馬斯時，她感到她可以借他達到那個精神世界。可是托馬斯的不忠讓她失望，她想回到肉體世界的“輕”中去。在這里，輕靈的靈魂變得如此沉重，而滯重的肉體帶來的反而是可以松口氣的輕松，這正是巴門尼德所說的輕變成了重，而重成為輕(見節選的第三部分)。

當她面對托馬斯這個強者，她的生命是被承擔的，直到她面對另一個弱者——她的狗卡列寧，才成為強者，成為生命的承擔者，與狗的無所求的情感成為她自愿的承擔，在她輕飄飄的生命上加重價值的砝碼。

弗蘭茨是個理想主義者，但他常在平庸的現實面前妥協。薩比娜鮮明的個性感染了他，給了他擺脫一切束縛的勇氣，成為一個“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綜觀這些人物，他們要么同父輩決裂，要么掙脫平庸婚姻的束縛，這一切都是從“非如此不可”的必然性的“重”里脫離出來，投向未知的自由的個人主義的“輕”。這些在生命之輕的虛空里飄浮的人們，有的找到了新的責任或值得珍惜的價值而又轉向重，有的則迷戀于輕之美麗，在悵惘中化為輕盈的塵埃。

(蔣　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