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周佩誼《朱彝尊〈靜志居琴趣〉之情詞研究》（臺灣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佟博《朱彝尊出仕及交游考論》（四川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朱珊珊《朱彝尊〈曝書亭集〉的文獻學價值》（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張宗友《〈四庫全書總目〉與〈經義考補正〉誤解〈經義考〉一則考辨》（《古典文獻研究》，第八輯，1月）；張宗友《論〈經義考〉的條目著錄體系》（《古典文獻研究》，第九輯，6月）；楊艷燕、許建平《〈經義考·論語〉闕誤補正》（《書目季刊》第3期）；陳惠美《〈經義考〉孟子類金元人著述考辨》（《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60期）；魯竹《朱彝尊艷詞論略》（《南昌大學學報》，第5期）；張世斌《朱彝尊酬唱〈樂府補題〉詠物詞風格成因》（《武漢大學學報》，第3期）；朱則杰《清詩總集考證三題》（《廈門教育學院學報》，第4期），《朱彝尊詩文本事、墨跡與碑刻》（《嘉興學院學報》，第5期）；力之《朱彝尊“〈文選〉初成聞有千卷”說不能成立辨——兼論何融〈文選〉“非一人所能完成”說之未為得》（《黃岡師院學報》，第5期）；李哲理《朱彝尊“醇雅說”之探討》（《東北大學學報》，第5期）；王恒柱《從〈偶論四名家詩〉看李憲喬的詩學觀——從其對朱彝尊的評價考察》（《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第5期）；左正華《朱彝尊與晉祠文物考略》（《文物世界》第6期）；王利民《朱彝尊與端硯》（《嶺南文史》，第4期）；周亞萍《朱彝尊的文獻學成就》（《科教文匯》，第7期）；張艷榮《朱彝尊詞句“青蛾低映越山看”解》（《名作欣賞》，第10期）。

按：本年以朱彝尊為論域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以下共分專刊、著作、研究論文三部分加以概述。

（一） 專刊一種：《朱彝尊研究》第二期。本期共收30篇文章，按其主題，大致可以分為三組：

第一組為已刊布之序跋與前言，有夏承燾《〈曝書亭詞〉序》、吳肅森《朱彝尊和〈曝書亭詞〉》及屈興國、袁李來《〈朱彝尊詞集〉前言》等。這些文章附書以行，對朱彝尊的詞學成就都有總括性的介紹，帶有本書解題的性質，有助于了解朱氏的詞學貢獻，并推動相關研究的深入。

第二組，朱彝尊生平交游與事行之考述。吳梁（《朱彝尊家世考》）利用《秀水朱氏家乘》等資料，對秀水朱氏的世系，作了較為詳明的勾勒，對朱氏家族人物，各有概略之介紹，為了解朱彝尊之學行，提供了更多的論世知人的背景資料，頗能新人耳目。徐志平（《朱彝尊交游談》）以康熙皇帝（玄燁）、曹溶二人為例，明其交游概略，為朱氏之出處進退、心路歷程等提供了旁證。顧炎武曾推崇云：“文章爾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錫鬯。”（《亭林文集·廣師》）由此知己之言，可證朱、顧二人，交契頗深。王利民（《最憶虎頭癡——朱彝尊與顧炎武》）對二氏交游之史實、學術趨向之異同，均有細致爬梳與解讀。王氏指出，朱、顧二人體現了“樸學學風與人格塑造的內在一致性”，實能道出二氏對清代學術的卓越貢獻，可謂有識。朱家祎（《查慎行及其與朱彝尊的親友之誼》）對朱、查二人交往概略有所申述，為查氏序《曝書亭集》時何以“全面客觀”“鞭辟入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讀。朱彝尊以布衣之身，居清貧之官，晚年聚書能達八萬卷，同其終生嗜書、讀書、抄書、借書、著書、刻書分不開，也與友朋慨然贈書分不開。陸永祥（《皎浩明如璧清漣間白蘋——淺談我邑明代高士李延夏與朱彝尊先生的交誼》）對清初高士李延昰（初名彥貞）之師承、抗清史實、晚年心境，頗有探析；李氏將其全部藏書（兩千五百卷）贈與朱彝尊之動機、心境，因此了然。高佑富藏書，曾與朱彝尊同行北上，頗有唱和；朱氏還專門有信寄高氏，倡論歷代詩風，以同道相砥礪。何志榮（《高佑與朱彝尊的翰墨情》）對二人交往，進行了梳理、勾勒。朱彝尊作為前明顯宦之后，魏耕、祁班孫等抗清義士之同志，其應康熙博學鴻儒之征、受官分職之舉，一向受到時論及后人之非議。朱家祎（《淺議朱彝尊仕清之是與非》）在分析了清初政治、文化舉措之后，對朱氏仕清一事，持通達、同情之了解，認為評論歷史人物大節是否有虧，需視其行為是否對國家、民族有罪或過失而定；執此以論，則朱氏仕清，實無傷其大節。這一見解，頗有理據，較為超脫。

第三組，朱彝尊著作及相關學術問題之研究。有朱則杰《朱彝尊著述相關文獻輯考》、于翠玲《〈浙西六家詞〉與〈詞綜〉的關系——兼論浙西詞派形成的綜合因素》、胡愚《朱彝尊〈騰笑集〉考辨》、徐志平《梅里詞派》、凌聿滸《〈詞綜〉初探》等文，以及《鴛鴦湖棹歌》研究系列論文。《騰笑集》之名，蓋得自孔稚圭《北山移文》“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之語，朱彝尊用以自況其應征出仕而又謫官困居的尷尬處境。胡愚詳細考察了該書的版本，認為今傳八卷本乃是改編本，其基礎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付梓的七卷本；二者在卷次及所收作品之范圍上，因此存在差異。因該集問世較早，可以糾正朱氏晚年手訂《曝書亭集》中不少詩作系年之誤。徐志平（《梅里詞派》）對早期梅里詞派主要成員之學行與創作，做了簡要的考述，重點論曹溶、王翃、王庭、周筼、周篁等，兼及繆永謀、沈進。以上諸人，均是朱彝尊早期交游中重要人物，對了解朱氏成長之學術生態、文化環境，極為有益。凌聿滸對朱彝尊編撰《詞綜》的動機、參與編纂者的學行、《詞綜》的影響等方面，做了探索。朱彝尊詩作中，《鴛鴦湖棹歌》一百首極為獨特，因為這組詩用竹枝詞的形式，描寫嘉興風物，最易觸動鄉思，令人“肝腸寸斷，一日九回”（王福基文）。本輯中有五篇文章對此進行討論，足見棹歌組詩的藝術魅力。王福基（《棹歌一唱三百年——中國文學史上獨特的棹歌現象》）對棹歌內容、形式的起源都做了梳理，指出朱彝尊用七言絕句的形式鋪陳百首棹歌，引領風潮，成為“當之無愧的領袖”。三百年來，和者不絕，蔚成大觀，成就了文學史上獨特的棹歌現象。寇林（《朱彝尊與鴛鴦湖棹歌》）指出，朱氏百首《棹歌》融地名、人物、出產、典故于一體，堪稱“一部有韻之地方志”。在藝術上，這組詩代表著朱氏清新自然的創作風格，是對劉禹錫革新民歌精神的繼承；詩風兼具通俗流暢與博學典雅，從而雅俗共賞，受到廣泛喜愛。錢有江（《鴛鴦湖畔棹歌聲遺韻綿延數百年——解讀嘉禾地區一個獨特的文學現象》）簡要論述了朱氏《棹歌》組詩的創作背景及地域特色，將“鴛鴦湖棹歌體詩歌”的藝術風格歸納為“一鄉共念、一景同歌、一體相承、一氣相通”，所論清通簡要，頗有理據。李瑞明（《詩意的棲居——讀朱彝尊〈鴛鴦湖棹歌〉筆記》）指出，朱氏《棹歌》以描寫嘉興特有的景觀與物征為主；對男女情愛的描寫，溫婉含蓄，頗得南朝吳聲歌曲的余韻；通過組詩，朱氏構建了嘉興的人文地理傳統與文化生活空間，具有區別于他地的獨特性。朱菲菲、華愛軍（《淺談朱彝尊的鴛鴦湖棹歌》）指出，朱氏《棹歌》組詩描繪嘉興風物，展現市井風情，同時也影射懷才不遇的身世之感；在風格上，雖有學者之氣，但總體上較為樸素，注意保持了民歌的特色。尤裕森（《朱彝尊〈鴛鴦湖棹歌〉里的橋梁》）專考朱詩中的橋梁，一一辨其方位，敘其沿革，說明現狀；這一實證性質的研究，體現出作者對鄉土地理極為諳熟，非一般注解朱詩者所能為。

此外，本期專刊還錄有部分會員詩詞。綜觀本期所收文章，因為不受現行學術期刊削足適履的限制，大都能暢所欲論，迭出新見，達到較高的學術水準；在將朱氏創作同嘉興地域文化聯系起來進行申論方面，更是獨具優勢（例如關于地理名物的考釋，非諳熟鄉邦文獻與地理實際者不可為）。本刊編者既要借重主流學者的研究論文，又要保持一支穩定的研究鄉邦文獻的隊伍，其努力、志意及業經達到的水平，頗值稱述。

（二） 論著二種：

李瑞卿《朱彝尊文學思想研究》，應以其同題博士論文為基礎修訂而成，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朱氏文學思想的專著。該著凡三章。第一章介紹朱氏生平與思想，屬總論性質，旨在論世知人，為后續討論提供生平事行與時代背景。第二章專論朱氏文學思想，于其文學觀念上，指出朱氏宗經重道，倡導經世致用的精神；本乎自得，反對規仿古人。于其詩論，重點剖析朱氏關于美刺的主張（關心朝廟、民生，有美有刺）及樂教說（教化與抒發情性相統一，注重情感之純正與感化作用），認為朱氏詩作繼承并發揚了《楚辭》精神，憂患時世，關心現實；懷友感舊之作，體現了朱氏重視友朋間的情感共鳴。于其詞論，指出朱氏視詞同詩有異，但具娛樂功能，也能具有《離騷》變雅之義。為此，重點討論了朱氏的尊體意識與詞源論。第三章討論朱彝尊的詩歌史論與文學審美觀，前者主要討論朱氏對唐宋詩之爭的立場與創作取徑（融合唐宋、以唐為宗），以及對明代詩歌的批評；后者主要討論朱氏之醇雅論（相關內容，已見前揭單篇論文）。總之，該著系從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角度，宏觀地審視朱氏其人及其文學理論，因其系統性及深入論析，把朱氏文學理論研究，推向新的高度，為后續研究提供了范式，具有獨到的學術價值。

王利民《博大之宗——朱彝尊傳》，是一部兼具學術性、文學性的人物傳記，具有開創意義。全書共分十章：秀水異才、鴛水情深、十年磨劍、江湖載酒行、五陵結客、致身清美、宦海浮沉、歸去來兮、既碩孔多，比較清晰地展示了朱氏豐富多彩的生命歷程，并兼及其學術貢獻。作為首部翔實的朱氏傳記，該著對朱彝尊一生中較為突出的事件與片斷，均有濃墨重彩的描寫；諸多細節的披露與史實的勾連，建立在對大量史料的爬梳與厘析的基礎之上，頗見著者的史學與文學根柢。書末所附朱氏大事年表，簡明扼要，頗便稽檢。

（三） 論文。本年問世的學術論文（除《朱彝尊研究》登載者外），主要圍繞朱彝尊的文學理論（以詞學為主）、學術論著及生平事行而展開。

文學理論方面，周佩誼考索《靜志居琴趣》之本事及與其《風懷詩二百韻》之關聯，認為二者描畫的為同一主人公；復從情詞發展史中觀照《琴趣》之情感內涵、表現手法、藝術風貌，分析透辟，堪稱竹垞解人。魯竹將朱氏艷詞區分為流連歌坊、贈妓懷人的傳統之作與有特定書寫對象的專題之作（《靜志居琴趣》），認為后者因抒寫真情實感，具有與眾不同的真摯、醇雅之審美特質。張世斌注意到朱彝尊《樂府補題》和作之詠物詞風同《補題》主旨有所偏離，將其歸因于朱氏面對“兩截人”尷尬身份時的逃避，其代價則是性情的喪失。李哲理對朱氏“醇雅說”的詩詞理論分析較深，認為在朱氏創作中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發乎性情，欣然自得；韻致深長，舒俊疏朗；俊逸排宕，渾厚蒼涼；別開生面，獨具風韻；委婉寄情，空中傳恨。

學術論著方面，張宗友注意到了《經義考》的學術接受問題。《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提要，對《經義考》多有參考；翁方綱《經義考補正》，則屬補充、考證之作。兩家對《經義考》中同一則材料的解讀，存在訛誤，張文對此專予糾正。作為史著，最重義例，張宗友對《經義考》條目體系的結構作了剖析，指出其體系具有“以氏領書”以及四柱之法等超越前人之處。楊艷燕、許建平專糾《經義考》論語類之闕誤，如著者姓名訛誤、書名訛誤、引書出處訛誤、卷數闕漏、著錄內容失考、引錄序跋文字訛脫等，凡得19條。陳惠美則對《經義考》孟子類金元人著述有所考辨，分生平、著述大旨、書之存佚、版本考述等項，可補朱氏未備。力之考察了《文選》千卷之說的源流，指出朱氏“《昭明文選》初成，聞有千卷”之說本于元人賴良，而非學界通常認定之宋人吳棫；揆諸實際，朱說并不能成立。（按：朱氏用一“聞”字，下語其實較為謹慎。朱氏《竹垞行笈書目》中有《韻補》二本，故其說極有可能直接本自吳氏）

生平事行方面，佟博利用新發現的朱氏應征鴻博前后的家書，對其出仕前后的形勢、心態以及對創作的影響，作了考察。佟氏另選取曹溶、屈大均、查慎行、納蘭性德、曹寅等五人，分別作為貳臣、遺民、親戚、貴胄、近臣的代表，考察朱彝尊同他們交游之史實、原因及影響。朱則杰探究詩作背后的本事，論世所以知人、解詩；復留心竹垞遺墨，注重實地考查。將學術研究同人文地理相結合，取徑同上揭尤裕森氏相類，可謂別開生面。左正華、王利民均關注朱彝尊與文物背后的史實，其旨趣與方法，均能新人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