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遠別離》：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日慘慘兮云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云憑憑兮欲吼怒。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云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此詩言辭閃爍，語意恍惚，以至于明人朱諫在《李詩辨疑》中斥為“鬼輩假托之辭”。多數論者認為此詩寓意深刻，“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沈德潛《說詩晬語》卷下）。但是此詩的寓意究竟是什么？則歧說紛紜，莫衷一是。歸納眾說，主要有以下三種觀點：

第一種初見于元人蕭士赟《分類補注李太白詩》：

此篇前輩咸以為上元間李輔國、張皇后矯制遷上皇于西內時，太白有感而作，余曰非也。此詩大意謂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圣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其禍有必至之勢。詩之作，其在天寶之末乎。按唐史……自是國權卒歸于林甫、國忠，兵權卒歸于祿山、舒翰。太白熟觀時事，欲言則懼禍及己，不得已而形之詩，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所謂英皇之事，特借之以隱喻耳。曰“日”、曰“皇穹”，比其君也。曰“云”，比其臣也。“日慘慘兮云冥冥”，喻君昏于上，而權臣障蔽于下也。“猩猩啼煙兮鬼嘯雨”，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乃太白所欲言之事，權歸臣下，禍必致此。詩意切直著明，流出胸臆，非識時憂世之士，存懷君忠國之心者，其孰能興于此哉！

明人胡震亨《李詩通》認為此詩“著人君失權之戒”，清人《唐宋詩醇》云：“此憂天寶之將亂，欲抒其忠誠而不可得也。日者君象，云盛則蔽其明。‘啼煙、嘯雨’，陰晦之象甚矣。小人之勢至于如此，政事尚可問乎？白以見疏之人，欲言何補，而忠誠不懈如此，此立言之本指。”皆承蕭說。

第二種見清人陳沆《詩比興箋》：

此篇或以為肅宗時李輔國矯制遷上皇于西內而作，或以為明皇內任林甫、外寵祿山而作，皆未詳繹篇首英皇二女之興，篇末帝子湘竹之淚托興何指也。本此以繹全詩，其西京初陷、馬嵬賜死時作乎！“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言天上人間永訣也。“我縱”以下，乃追痛禍亂之原，方其伏而未發，忠臣義士，結舌吞聲，人人知之而不敢言。一旦禍起不測，天地易位，“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君失權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之謂也。“或云”以下乃倉皇西幸，傳聞不一之辭，故有“幽囚”、“野死”之議。“帝子”以下，乃又反復流連以哀痛之。始以一女子而擅天下之權，其卒以萬乘而不能庇其所愛，霓裳鼙鼓之驚，斜谷淋鈴之曲，徒為萬世炯戒焉。痛何如哉！“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天長地久終有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也。故《長恨歌》千言，不及《遠別離》一曲。

第三種初見于明人王世懋《藝圃擷馀》：

細繹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即位靈武，玄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為李輔國劫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亦有可疑。曰“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輔國也。故隱其詞，托興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之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矣。

清人沈德潛《說詩晬語》、《唐詩別裁集》，翁方綱《石洲詩話》皆取此說。

三種觀點都認為此詩乃借古代的傳說來譏刺當代時事，而且都與唐玄宗相關，但針對的具體對象則不同。第一種認定是唐玄宗天寶末年權歸臣下、朝政昏亂；第二種認定是馬嵬事變時玄宗賜死楊妃；第三種則認定是玄宗晚年受到李輔國等人的迫害。到底孰是孰非？《遠別離》一詩運用了許多古代傳說，有的見于史籍，比如“堯幽囚，舜野死”，《史記》張守節《正義》轉引《竹書紀年》：“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國語·魯語上》：“舜勤民事而野死。”韋昭注曰：“野死，謂征有苗，死于蒼梧之野。”有的見于神話，比如“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水經注·湘水》：“大舜之涉方也，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這些遠古傳說之事，莫不茫昧荒忽，難于征信。況且李詩中故意用“日慘慘兮云冥冥，猩猩啼煙兮鬼嘯雨”之類句子渲染出凄迷恍惚的神鬼世界，以此掩飾其真實意旨，誠如翁方綱所評：“《遠別離》一篇極盡迷離，不獨以玄、肅父子事難顯言，蓋詩家變幻至此，若一說煞，反無歸處也。惟其極盡迷離，乃即其歸著處。”所以我們無法從詩歌本身得出確切的解說。如僅從本文來看，則第二種稍嫌勉強，其余二種解說皆有一定的道理，尤以第三種最為可信。因為“龍為魚”、“堯幽囚”等句，與唐玄宗晚年的悲慘遭遇相當吻合。玄宗雖名居太上皇之尊，實際上深受肅宗及李輔國、張良娣等人的迫害，從南內（興慶宮）遷往西內（太極宮），其親信高力士等均遭驅逐，已與幽囚毫無二致。況且全詩中反復渲染的悲慘情調，若是解釋成詩人聞知玄宗晚年凄涼境遇后的心情，也十分妥貼。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又是何故？

今人詹锳先生在《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卷三中指出：“天寶間，玄宗倦于朝政，‘欲高居無為，悉以政事委林甫’（見《新唐書·高力士傳》及《資治通鑒》卷二一五）。太白深憂國之將亂，雖欲抒其忠誠而不可得，故借古題以諷時弊，意在著明人君失權之戒。本篇見于《河岳英靈集》，當作于天寶十二載之前。”這真是截斷眾流、一言九鼎的論斷！殷璠的《河岳英靈集》選詩的起訖年代是“起甲寅，終癸巳”，也即從開元二年（714）至天寶十二載（753），現存各本《河岳英靈集》的殷璠敘及《文鏡秘府論》南卷《定位》所引者皆作如此。既然《河岳英靈集》卷上李白詩中已有《遠別離》一首，則此詩定作于天寶十二載之前，此時安史之亂尚未爆發，李白不可能對馬嵬事變與玄宗受迫害等事未卜先知。也就是說，惟一符合此詩作年的解說就是蕭士赟提出的第一種。由此可見，考訂古詩的作年對于解說詩意是何等重要！

從《遠別離》及其準確闡釋可以看出，李白在天寶年間就對大唐王朝由盛轉衰的趨勢洞若觀火，他對歷史演變的驚人預見與杜甫不相上下。李白在天寶初年入朝任翰林供奉，曾親睹李林甫專橫弄權、安祿山入朝受寵等政治丑態。其后他雖在江湖，但對朝中政治仍然十分關心。對于“國權卒歸于林甫、國忠，兵權卒歸于祿山、哥舒”等時事，李白皆了然于胸。就是在這種情境中，李白憤然揮筆寫下了《遠別離》，對唐玄宗及整個大唐王朝提出了當頭棒喝，用即將降臨的慘重災難對他們提出警誡。“堯幽囚，舜野死”，這簡直是對唐玄宗悲慘下場的準確預言。優秀的詩人都是時代的晴雨表，此詩即為明證。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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