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是一種在宋代大放光彩的音樂文學，它的興起和發展可追溯到唐五代。古代有詞源于詩的說法，以為詞是詩歌的一種變體，但現代學者認為詞是“曲子詞”的簡稱，不僅具有長短句的形式，而且是合樂的，是“倚聲填詞”的作品。填詞所倚之聲，乃隋、唐以來的燕樂新曲，而燕樂在唐代原稱俗樂，其樂曲雖或源出雅部，但變為胡聲而雜有俚曲。二十世紀初發現的敦煌曲子詞，證明了詞起源于民間的說法。民間歌謠多數是情歌，以表達男女間的纏綿戀情為主要內容。中唐文人從事詞的創作，標志著詞體的發展進入新階段，但直至晚唐溫庭筠等大量作詞的專門才人出現，詞才開始以不同于詩的面貌發展，形成了“詞為艷科”的花間詞風格。五代時期的南唐，產生了馮延巳、李煜等優秀抒情詞人，他們那些抒寫悱惻心緒的作品，多具難以言傳的純情之美，表明詞的發展已進入成熟階段。

曲子詞的纏綿

作為一種新興的音樂文學樣式，詞經歷了一個長期的醞釀和發展過程。大約初唐就有民間曲子詞的出現，在包括《云謠集雜曲子》在內的敦煌曲子詞里，除極少數可考出為文人所作外，其余皆出自民間。但至遲到中唐，文人作詞已較為普遍了，并在文壇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

敦煌曲子詞里的《云謠集雜曲子》的發現，填補了一段重要的詞史空白，它的選輯時代應在唐末，早于《花間集》成書三十年，其中所收作品的創作時代，已能認定有二十多首為盛唐作品。朱祖謀跋《云謠集雜曲子》云：“其為詞樸拙可喜，洵倚聲中椎輪大輅。”此詞集里作品的題材范圍較廣，有唐開元以來寫征戍、閨怨的里巷之曲，有羈旅游子的呻吟、忠臣義士的壯語，有作風沉郁雄奇者，亦有艷麗深厚之作，展示了一個與《花間集》、《尊前集》不盡相同的曲子詞面貌。其寫男女相思之纏綿的情歌，反映了早期民間詞所特有的思想感情與藝術風格。如《拋球樂》：

珠淚紛紛濕綺羅，少年公子負恩多。當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過與他。子細思量著，淡薄知聞解好么？

情感真率而語言通俗生動，雖少含蓄之趣，但生活氣息濃厚，為當時民眾容易了解的歌曲。其他敦煌曲子詞，也都具有這種民間詞的淳樸本色，如《菩薩蠻》：

枕前發盡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爛。水面上秤錘浮，直待黃河徹底枯。白日參辰現，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見日頭。

再如《望江南二首》：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臨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愛一時間。

天上月，遙望似一團銀。夜久更闌風漸緊，為奴吹散月邊云。照見負心人。

寫的都是癡男怨女的真實情感，風格清新樸素，帶有濃郁生活氣息和民間風味。這些敦煌曲子詞，除語言的俚俗質樸外，還保存著詞初起時的“原始”狀態，即體制的“不穩定性”，如單雙疊并行、字數不定、韻腳不限、用方言敘事等，反映了唐代民間歌詞的一般形式特征。但其優秀作品總是想象新奇，比喻貼切，有濃郁的生活氣息，語言通俗易懂，與魏晉南北朝的樂府民歌頗多共同處，所不同的是在格調方面已明顯看出近體詩的影響。

隨著民間曲子詞的傳播，開始出現受其影響的詩人創作的文人詞。文人詞大約產生于中唐時期，標志著詞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中唐的文人詞，主要是汲取民間曲子詞的表現形式來從事創作，體式比較短小，一般都具有清新、明朗、活潑的特色，題材也較為廣泛。如張志和的《漁父五首》其一：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這是作者大歷八年（773）在湖州與人唱和所作，把江南的漁民生活和水鄉風光寫得極富詩情畫意，帶有清高脫俗的隱逸風調。再如韋應物《調笑令》：

胡馬，胡馬，遠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獨嘶，東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邊草無窮日暮。

這是較早反映邊塞風情的文人詞，其時戴叔倫也有內容相同的《調笑令》詞，似為唱和之作。

中唐時期寫詞較多的詩人是白居易和劉禹錫，他們作品的民歌風味更為明顯，如他們兩人唱和的《憶江南》詞：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白居易）

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袂，叢蘭裛露似沾巾。獨坐亦含嚬。（劉禹錫）

寫出了江南風景的絢麗和迷人。他們也有描寫男女相思的作品，如白居易的《長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劉禹錫的《瀟湘神》：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抒寫戀人深婉的離情別緒，很纏綿，既有清新自然的民歌風味，又帶有較為典雅的文人情調。

中唐是文人作詞的嘗試階段，尚無專門從事曲詞創作的作者，除受民歌影響外，此時的文人還較多地以寫詩的手法作詞，他們的詞大多仍帶有絕句風格，較少在藝術上考慮適應詞調的特點。所以在早期文人詞階段，詞與詩的界限還不是很清楚，不少五七言絕句加上“虛聲”被當作曲子詞來唱，而有些“詞”實際上也正是五七言絕句。這一時期的詞多體制短小之作，大家都在小令上做功夫并習慣這一體制，詞的句法已開始定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