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約以易安為宗”

1.“婉約”標舉與婉約詞發(fā)展概說

唐宋時期的流行歌詞，也即詞體文學，就其以側艷傳情之辭，應和燕樂弦管冶蕩之音，形成的“有綺筵公子，繡幌佳人，遞葉葉之花箋，舉纖纖之玉指，拍按香檀”的青樓應歌與朝廷、館閣應制的功能和生態(tài)，決定了“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而不能言詩之所盡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以陰柔婉曲為尚的藝術特征。

宋人筆記中較早以男女性別標舉宋詞陰柔與陽剛不同風格的記載，是宋人俞文豹《吹劍續(xù)錄》：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何如柳七（柳永）？”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合十七八女郎，執(zhí)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東坡為之絕倒。”

詞學史上第一個分詞體為“豪放”“婉約”的，是明人張綖（號南湖）的《詩余圖譜·凡例》：

詞體大略有二：一體婉約，一體豪放。婉約者欲其詞調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約；蘇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約詞體以婉約為宗。

清初人王士禎《花草蒙拾》更進一步，將李清照詞尊為婉約之宗：

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仆謂婉約以易安（李清照）為宗，豪放唯幼安稱首。皆吾濟南人，難乎為繼矣！

對宋詞進行婉約與豪放的兩分法，幾百年來盡管屢屢遭人詬病，但是依然沿用至今。這是因為盡管兩分法失之簡單化，容易割裂宋詞豐富多樣的風格體式，但是仍然反映了宋詞客觀存在的兩種趨勢。“婉約以易安為宗”，是數(shù)百年來古人對李清照詞的精準評論。

近人詹安泰《宋詞散論》分宋詞為八派，也基本繼承了古人對李清照的評價：“婉約清新派，以秦觀、李清照為代表。”

李清照（1084～約1151），跨越北宋和南宋的著名女詞人。自號易安居士，齊州章丘（今屬山東）人。父親李格非為當時著名學者，官至禮部員外郎、京東路提點刑獄。“以文章受知于蘇軾”，為蘇門“后四學士”之一。學識淵博，尤用意于經學，在齊、魯一帶頗負盛名。后因列于元佑黨籍而被罷官。他平生著述較多，現(xiàn)僅存《洛陽名園記》一卷。母王氏，是狀元王拱辰孫女，（一說為漢國公王準孫女），也知書善文。李清照早年隨其父住在汴京、洛陽，受過較好的文化教養(yǎng)。她工書，能文，兼通音律。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李清照十八歲時，與新黨權要吏部侍郎趙挺之幼子趙明誠結婚。明誠時二十一歲，在太學，喜好收藏前代石刻。夫妻志同道合，“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潑茶賭書，戴笠踏雪尋詩，在“宣、政風流”的承平時期，伉儷情深，在濃郁的學術與藝術氛圍中，過著優(yōu)游雅致的生活。

李清照的《醉花陰》是名重一時的名篇：“薄霧濃云愁永晝，瑞腦銷金獸。佳節(jié)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據(jù)元人筆記記載“易安以重陽《醉花陰》詞函致趙明誠。明誠嘆賞，自愧弗逮，務欲勝之。一切謝客，忌食忘寢者三日夜，得五十闋，雜易安作以示友人陸德夫。德夫玩之再三，曰：‘只三句絕佳。’明誠詰之。答曰：‘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正易安作也。”因此李清照被時人譽為：“自少年即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詞采第一。”

李清照在北宋時就有詞名，特別是她作于南渡前期的《詞論》，標舉詞“別是一家”之說，也由此從詞論和創(chuàng)作上奠定了婉約正宗之路。“婉約以易安為宗”是李清照名至實歸的關鍵詞。

2.“婉約以易安為宗”——李清照《詞論》及其婉約宗主之路

李清照之前，歌詞已經發(fā)展數(shù)百年，歷經晚唐五代《花間詞》、南唐詞和北宋前期的范、晏、歐、柳；以及北宋中期的周邦彥、蘇軾、秦觀、黃庭堅、賀鑄等人發(fā)展，呈現(xiàn)出百花爭艷之勢。在“詞為艷科”的傳統(tǒng)定勢和北宋以來百舸爭流的眾多流派中，如何判別和確立宋詞的藝術規(guī)范，是詞史發(fā)展的重要問題。

李清照的膽識和卓爾不群的鋒芒，正集中體現(xiàn)在她的《詞論》里：

樂府聲詩并著，最盛于唐。……自后鄭、衛(wèi)之聲日熾，流糜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甚奇，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yǎng)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xié)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茸之詩爾。又往往不協(xié)音律，何耶？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鶯》，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有押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xié)；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詞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重典。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tài)。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

李清照的《詞論》開篇即對唐以來歌詞發(fā)展史進行大刀闊斧的總結，將晚唐五代至北宋的歌詞，概括為艷詞、俗詞、雅詞和詩化之詞。將詞的藝術規(guī)范歸納為：協(xié)律、文雅、渾成、鋪敘、典重、主情致、尚故實等七點。提出“詞別是一家”的界定。并且以這七點標準，特別是以協(xié)律、文雅為主要標準，對晚唐五代至北宋的歌詞進行毫不客氣的評點，歷數(shù)名公巨卿歌詞之長短。對于不符合協(xié)律、文雅標準的詞派和詞人，采取了基本否定和全盤否定的態(tài)度。“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在擅長歌詞音律的她看來，詞為音樂文學，其先決條件是協(xié)樂可歌，否則根本不能稱為詞，只是“句讀不葺之詩”。而強烈的士大夫文化意識又使她強調詞除了協(xié)律之外，其內容和風格還必須文雅。在這樣的藝術標準之下，李清照對晚唐五代側艷綺靡的尊前花間艷詞，以“鄭、衛(wèi)之聲日熾，流糜之變日煩”一語蔽之。對大致符合“協(xié)律、文雅”標準的南唐君臣雅詞，以“尚文雅”稱許，同時也對貫穿他們歌詞基調的“亡國之音哀以思”有些許微詞。

李清照把柳永作為北宋以來俗詞的代表，“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于世；雖協(xié)音律，而詞語塵下。”柳永詞“變舊聲作新聲”，是在北宋都城制度、稅收制度和酒稅制度改革，傳統(tǒng)都城宵禁制度崩潰，代之以全城街市一體的近世城市模式中進行的。他的詞不僅協(xié)律，而且話語通俗（所謂“詞語塵下”），他的“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及時行樂的價值取向，解構了傳統(tǒng)士大夫“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主流價值，貼近和重構了北宋都市市民大眾的價值觀，所以獲得“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的盛名。但是他的俗詞顯然不符合李清照雅詞的藝術規(guī)范。

對于“指出向上一路”、從內容、風格上都給詞壇帶來新風氣的王安石、蘇軾等“以詩為詞”的作家，李清照則以“句讀不葺之詩”的評價，將他們革出詞之門戶。體現(xiàn)了她堅持“詞別是一家”的藝術規(guī)范以及開徑獨行，卓然不群的氣概。對于小晏、秦觀、山谷、方回等北宋后期高手，李清照既褒揚了他們協(xié)律擅詞，同時指出他們在技巧上的欠缺。“從而在艷詞、俗詞與‘詩人之詞’之外理出了一條音律諧婉、風格雅麗的正宗詞流”，“正好是從南唐發(fā)端繼經張先、小晏、秦觀等人揚波振流而至周邦彥集其成的士大夫‘當行本色’的所謂‘婉約正宗’”。

正是李清照的詞論，在北宋詞壇百舸爭流的眾多流派中，不僅界定了詩詞分流的界石，而且奠定了她自己在歌詞婉約正宗上的領軍地位。

“婉約以易安為宗”，此處的“宗”，有正宗、宗法和宗主之意。如前所論，李清照的《詞論》，通過大刀闊斧地歷數(shù)名公巨卿歌詞之長短，彰顯了她所推崇的“婉約正宗”，提出了“詞別是一家”的宗法——兩個主要標準和五種主張——為詩詞之分疆立下的藝術規(guī)范和理論宣言。并且以她的創(chuàng)作對于婉約詞作出的獨特貢獻，體現(xiàn)了她作為婉約詞宗主的實績，堪稱“本朝女婦之有文者，李易安為首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