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哲學：

為之正名

清朝末年，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天朝上國的假象瞬間崩塌。從此無論是洋務派的師夷長技以自強，還是變法維新、民主革命，都貫穿著救亡圖存的時代主題。王國維的哲學思想，正是植根于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并因此顯出不同尋常的意義來。他希望借用西方哲學的概念和范疇來嘗試解決中國哲學史上爭論數代的難題，并以此建立起自己的新學說。這些通過中西哲學比較、互相參照而得出的結論，不僅使人耳目一新，還頗有啟迪意義。

王國維治學不以經世致用為目的，沒有因急于富國強民而喪失學者的客觀和深度，依然專心于學術發展。盡管并沒有為千年以來的哲學論爭帶來根本性的解決方法，但王國維開創的以西方哲學方法來對傳統哲學進行解答的方式，對西方哲學在國內的傳播，以及中西哲學的融會貫通，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他對于哲學的觀察，也不是同時人所能及的”，蔡元培先生對王國維給出這樣的評價可以說毫不夸張。

為哲學正名

“哲學”一詞是從日本移植過來的，始見于1902年《新民叢報》。但王國維涉足哲學領域則始于1901年，正如他所說的“余之研究哲學，始于辛、壬之間，癸卯春，始讀汗德（即康德）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讀幾半而輟。嗣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

哲學進入中國之初并不順利。當時頗受慈禧太后倚重的張之洞、張百熙等人極力抵制一些西方思想的傳播，對“哲學”作為一門學科而出現萬分驚恐，上疏朝廷要求用傳統名學來取代哲學。一時間，“海內之士頗有以哲學為詬病者”。

但王國維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真正的學者。他痛批張之洞等人的陋見，極力申明哲學學理上的根據，全力為哲學正名。1903年7月他發表《哲學辨惑》，分析了哲學與理學的關系，認定哲學也是中國固有的學問，“周子‘太極’之說，張子‘正蒙’之論，邵子之《皇極經世》，皆深入哲學之問題。此豈獨宋儒之說為然，六經亦有之。《易》之‘太極’，《書》之‘降衷’，《禮》之‘中庸’，自說者言之，謂之非虛非寂，得乎？”“夫哲學者，猶中國所謂理學云爾。”1904年初，清政府頒布了由張之洞參與主持起草的《奏定學堂章程》，又稱“癸卯學制”，砍去哲學一科。王國維批評這樣的制度：“獨于文科大學中削除哲學一科，而以理學科代之。”1906年又發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批評《奏定學堂章程》所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制度的根本錯誤，就在于缺少哲學一科。

《哲學辨惑》《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后》這兩篇文章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主要從哲學是否有害、是否有用，以及中西哲學之間的關系這三點，來駁斥張之洞等人的哲學“有害且無用”論。

王國維指出“自由平等說非哲學之原理，乃法學、政治學之原理也”，認為封建統治者的哲學有害之說其實是錯置了對象。王國維還大力宣揚哲學超越功用的學科價值，“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貴而無與于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已。……夫哲學與美術之所志者，真理也。”以此哲學無用的論調。“以功用論哲學，則哲學之價值失。哲學之所以有價值者，正以其超出乎利用之范圍故也。”哲學不是功利的，但絕非無用的。

王國維很贊同叔本華的觀點，人是形而上學的動物，對宇宙、人生有著終極關懷，人類與哲學是無法分割的。王國維治學態度嚴謹，學術胸懷開闊，批評以哲學為詬病者不知哲學之性質，不知哲學即理學，維護了哲學學科的地位與尊嚴。他認為西方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關系，類似于諸子哲學與儒家哲學的關系，“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

初步建構中國哲學的學科框架

王國維認為中國并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哲學，“我國無純粹之哲學，其最完備者，唯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耳”，而且中國的哲學是摻雜了政治、文學的。中國哲學既沒有嚴密的構造，又缺少完整的理論，因此王國維呼吁以西方的抽象思維來構筑中國哲學理論，為中國哲學建立自己的研究學理和概念范疇。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王國維大力介紹西方哲學。

在東西哲學的初次大交鋒中，王國維不以經世致用的傳統尺度來衡量哲學的價值，而從純粹的學術立場來審視哲學，越出傳統理學的樊籬，將哲學視為最根本的科學，闡述了哲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存在的必要理由，對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涉及的可不是一個細小的分歧，而是與現代學術的分類直接相關的大學分科問題。”

不僅如此，王國維還將哲學作為一種理論，應用到具體的學科研究中，他撰寫的《宋元戲曲考》《紅樓夢評論》正是此類代表。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也將此作為王國維的重大成就，他說：“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于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等是也。”

王國維為中國哲學學科的建設和完善付出了極大的努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哲學的研究進程，但與此同時，他也反對將西方哲學的模式生搬硬套過來，因為中西哲學之間，無論是理論傾向還是概念范疇，都存在著一定的區別。王國維的這一觀點，可以說至今仍對我們的哲學學科建設具有借鑒意義。

時至今日，對王國維的評說與研究依然在繼續。著名學者劉夢溪對王國維的這段評價尤為恰當，他說：“至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社會處于劇烈的變動之中，學術思想也因所依托的社會結構的崩解塌陷而開始了烈性的化分化合的過程。這其間誕生了一批無論學識累積還是文化擔當力都堪稱一流的大師巨子，他們既是傳統學術的承繼者，又是現代學術的奠基人。王國維是他們之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杰出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