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商周：

制度與文化的新舊更替

王國維以甲骨文為資料治商周史，這在學術界是前無古人的創舉。王國維注意用新材料、新方法解決新問題，在甲骨學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他將甲骨文與其他史料相互勘正，在歷史地理、祀典、制度、古文字、甲骨斷代、甲骨綴合等研究方面均有創獲，對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在對殷王世系的考訂方面取得了尤其卓著的成果，這不僅是他學術生涯中的最偉大的成就，在近代學術史上也是意義格外重大的。

王國維根據卜辭中的地名與古文獻相印證，撰成《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又結合古書與金文資料寫成《三代地理小記》《鬼方、昆夷、獫狁考》《說自契至于成湯八遷》《說商》《說亳》《說耿》《說殷》等論文，進行了詳盡的古代方國地理研究；他還對殷代的祀典進行了詳細的探討，他對殷代禮制的研究成果大大啟發了后來對殷代文化制度的研究；在作《殷代制度論》時，則以甲骨文與古文獻資料互相印證，探討了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和政治文化制度的演變。而他首創的“二重證據法”，至今仍有著重要意義。

社會變革的原因

在《說商》一文的開篇，王國維便提出“商之國號，本于地名”，又援引《史記·殷本紀》中的“契封于商”來為自己佐證。后世稱盤庚以后，商改稱殷。王國維認為，“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因為其本質是“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在殷周文化的關系上，歷代學者都持不同看法。孔子就曾高度概括“三代”的文化制度差異，提出了“損益”的觀點。《論語·為政》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彼^“損益”，包含著對繼承和發展的否定，強調夏商周文化一脈相承的關系。此后漢代學者又具體化了“損益”的內容，提出了“文”和“質”的變化。后世學者對此不斷地加以解釋、引申，但都沒有超越孔子的“損益”說，直到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提出了殷周大變革的創新觀點。王國維在考察殷周之際的巨大變革時，吸收了西方的地理、民族等史學理論。

王國維從地理環境和族源特征兩方面，說明了夏殷與周之間的文化差異，他根據“都邑者，政治與文化之標征也”，從夏商周都邑的分布考察其不同的文化地理環境。因為虞、夏、商皆居東土，所以夏、商二代文化具有一定的共性；而周獨起于西方，因此商周間制度與文化的變革更為劇烈。

武王滅商后，作為西方盟主的周人懷著“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的心態成為了四方部族的主宰，要在這樣從未有過的廣闊領土內確立統治，周朝統治者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統治方式來適應變化。與此同時，周朝統治者也吸收并繼承了一些商代的統治經驗和制度政策，并反思了商朝驟亡的教訓，總結了商亡周興的原因。以此為契機，殷周之際的巨大變革就此開始。

周制與商制的具體區別

接下來，王國維對殷周之際的政治制度與文化形態上的變革，進行了具體的論述：

周人制度之大異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喪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諸侯之制；二曰廟數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數者，皆周之所以綱紀天下。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異姓之勢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術，而自國以至天下合為一家。

這三項變革相互影響，共同構成了殷周之際的制度文化差異。夏商時代的諸侯是具有軍事聯盟性質的氏族，而周代的分封制度是通過周天子冊命諸侯，封土建國，構成的新的君臣關系、統治秩序，進而形成以周天子為中心的嚴格的等級制度和統屬關系。王國維認為嫡庶制是周天子推行分封的原因，因為繼承王位的只能是嫡長子，所以對其他兒子只能以封建安置。嫡庶制的確立，既是吸取了商代中丁之后“九世之亂”的教訓，又是對管叔、蔡叔勾結紂王之子武庚叛亂的反思。為確保周朝統治的穩定，以周公旦為首的統治集團決定采取這樣的政治舉措，改變了商代“以弟為主而以子繼輔之”的兄終弟及制。宗法制是一種將血緣關系與政權關系相結合的制度，通過宗法血緣關系使周天子擁有對天下的至高無上的統治權，與此同時也令不同等級貴族之間的關系法律化?！坝傻帐贫诜ㄅc服術二者生焉。商人無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正如王國維所言，宗法制建立在嫡長子繼承制的基礎之上，從天子到各級貴族的嫡長子均為“大宗”，諸庶子則為“小宗”，“大宗”可以繼承上一代的地位和權力，“小宗”則降級成為低一階的貴族，如此便構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宗族整體。

除了政治制度上的改變，周人也不再像商人那樣一味地崇敬鬼神。周朝統治者認為，商之所以滅亡，其原因在于“失德”，從而喪失了天命。統治者要讓上天滿意，不僅對天要虔誠，更要做到“敬德保民”“明德慎罰”。將這種“敬德保民”“明德慎罰”的行為制度化、規范化就形成了禮制，也就是王國維所說的，“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為務”。周人建立禮制，推行德治，并將其與他政治制度相結合從而達到“使天子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以親親、尊尊、賢賢、明男女之別于上，而民風化于下”，使“天子自納于德而使民則之”的效果。

在王國維的諸多著作中，將中國上古文化分析得最為深刻，對后世影響最大的一篇論文，當屬《殷周制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