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重晚晴——談李商隱《晚晴》

韓式朋

深居俯夾城，春去夏猶清。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

并添高閣迥，微注小窗明。

越鳥巢干后，歸飛體更輕。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商隱受桂管觀察使之辟，南下桂州（今廣西桂林市），入幕為掌書記。正是初夏時節，詩人在寓所寫下這首名篇。

首聯一開頭說“深居”，這里強調了“深”。初到桂幕，由于深居簡出，獨自從高處俯看，因而對初夏之“清”，也就是清爽明朗，有特別的感受。僅十個字，就把地點、時令自然地點了出來。

頷聯兩句一直被歷代評論家激賞，可似乎都沒有拈出妙處。朱少章《風月堂詩話》說：“李義山《擬老杜詩》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真是老杜語也。其他句‘蒼梧應露下，白閣自云深’，‘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之類，置杜集中亦無愧矣。然未似老杜沉涵汪洋，筆力有余也。”其實，就李商隱這兩句來說，既非老杜“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那樣以寫景宏偉壯闊取勝，也不像“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那樣以狀物細致真切見長，而別有一種意義在。

既然前面說“春出夏猶清”，理應對初夏的晚晴作具體描繪。

這里特別寫了“幽草”，一方面可說是實景，詩人先注意到幽暗處的小草；但另一方面，這“幽草”又帶有詩人的個性特征，具有象征性。

李商隱九歲喪父，體弱多病，本來需要親人的溫暖，卻接連受到母喪、岳父病亡、姐丈早逝的打擊，仕途上也并不如意。這又多么酷似孤獨無依的幽草呵！就用字來說，“憐”下得很恰切。“幽草”不只需要一般的愛，而更多希望的是憐愛、憐惜。天意的垂憐，反映出人世間對幽草既懷同情又有擔心和憂慮。久不見陽光的幽草在雨后新晴的陽光下充滿生機。這個景象是十分富有詩意的，而這自然界的“晚晴”難道不包含詩人生命途程上對“晚晴”的希冀嗎？人間對晚晴格外重視、珍惜，和上句“憐”字相對，用一“重”字，也是力透紙背而無斧鑿之痕的。

胡應麟《詩藪》中有這樣一段話：“作詩不過情景二端，如五言律體前起后結，中四句二言景，二言情，此通例也。唐初多于首二句言景，對起止結二句言情，雖豐碩，往往失之繁雜。唐晚則第三四句多作一串，雖流動，往往失之輕獧。”這首詩并沒有按照這個所謂的“通例”，詩中三四二句確實“流動”，但不僅毫無輕俏浮躁之病，反而顯得凝煉穩重、意境高遠，全詩為之生色。

頸聯既寫景又寫情。作者欣賞了雨后新晴之后，高閣遠眺，頗有目窮千里之意。此時又由高而低，視線轉向寓所的小窗。傍晚天晴，殘陽斜照，小窗好像格外明亮。詩人此時情緒樂觀，無論是放眼遠望，還是注目小窗，似乎都能看出前程的某種希望，所以著一“明”字。

五六兩句雖然描寫較為具體，也緊緊圍繞著“晚晴”，卻還沒有為讀者描出一個畫面。到了尾聯，這個畫面終于出來了。這是個很具晚晴特征的畫面，而因為有比“幽草”更富生命力的“越鳥”，更含深意。《古詩十九首》之一《行行重行行》里面有這樣四句：“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李善《文選》注引《韓詩外傳》：“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這里的“不忘本”，也就是鄉土之思。胡馬依戀北地，越鳥心向南國。動物本能地懷念故土，尚有如此之情，更何況思戀故鄉的游子？“巢干后”三字看似平常，卻是第一次暗示出下雨了，說明這“晚晴”乃是雨后。最后一句“歸飛體更輕”，把越鳥的飛歸作進一步的形容，使這個自然畫面更顯生動，另一方面，也使詩意更加深化。著重說身體輕捷，和詩題“晚晴”扣得很緊。天氣轉晴，飛翔在外的鳥，身體沾濕之處漸漸轉干。雨水散盡，飛翔自然輕便。

“體更輕”又是和“歸飛”直接相關的。鳥兒飛離故巢，天晴以后想到故巢已干，歸飛之心自然更切，覺得回到一個溫暖舒適的家可以消除飛翔的疲勞，得到最好的休憩，這正是“越鳥”唯一的心愿。

李商隱到遠在南方邊地的幕府安身，實出無奈。唐代士大夫一向重視朝官而輕視外任。桂州僻處南荒，府主鄭亞又是個被排擠的人物，李商隱接受鄭亞之聘，只是表示對這個外貶刺史的支持，并不意味著安心幕府生涯。倘若有朝一日能夠得到朝廷信用，北歸一展鴻圖，豈不更是自己的愿望？因此，末尾兩句描出的畫面，不僅給人以美的享受，而且也是意味深長的。

《晚晴》一詩情緒樂觀，格調爽朗，這樣的律體，在李商隱作品中并不多見。作為一首抒情詩，藝術上也有鮮明的特色。從通過景物表達思想感情來說，它具有李商隱很多律詩里體現的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特點。所不同的是，這首五律通過對自然界的深切體驗，和切身的實際感受，從自然、人生中揭示出耐人思索的哲理。此詩標題“晚晴”，警句也正是“人間重晚晴”。“晚晴”是人人感到快慰欣悅的景象。“晚晴”如果用于人世的一種象征，也可把它看成少年乃至中年遭遇不幸的人們對美好未來的追求。人們往往可以從“晚晴”找到某種精神上的安慰，增添忍受困苦、擺脫逆境的力量。人們甚至還能把“晚晴”的象征性意義在生活中進一步擴展開去，用于世間的某種期待。

《唐音癸簽》引楊慎的一則評語說：“世人但稱義山巧麗，俗學只見其皮膚耳。高情遠意，皆不識也。”這首《晚晴》的妙處恰在于既有這個“高情遠意”，又能通過高超的藝術手段加以表現。李商隱沒有對自然景物作著力刻畫，抒情氣氛也不像他的其他作品那樣強烈，但景物卻具有獨特的象征性。詩中警句的哲理完全從形象中引發，和景物描寫渾然一體，根本看不出詩人有意談理念，發議論。

在寫作手法上，直接師承杜甫，但又借鑒了中唐詩人創作中的有益經驗，豐富了五言律詩的表現手段，這正是李商隱詩風趨于老成的重要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