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到留名不容易

南先生說：好名好利，是人心的根本病根，賢者難免……但留名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名利之求，人皆有之。只是追求的側重點不同而已。

所謂“名利尊卑貪爭無二”，在一個看透世情的人眼里，重視道義節操的人，能把千乘之國拱手讓人；一個貪得無厭的人，一文錢也要爭奪。就人品來說有高下之分，但就人性而言，都是有貪婪的人，二者并無本質的區別。就像當皇帝，他的任務是治理國家，而當乞丐，任務是討吃要飯，地位享受不同，但都有人生的痛苦。如果說區別，就是品質的高下，層次的高低。庸人和小人，貪圖現世的利益，沒有精神追求；而君子、賢人們，與物質相比，更多了份精神之求，把這份追求轉化為身后的留名。哪一種活法更有品質？一目了然。但是，更多人不選擇做君子賢人，因為太累，太苦，要一生辛苦，這是難以忍受的。一個人能做到安貧樂道，是不容易的。也正因此，成就了君子圣賢的偉大。

莊子在《外物》篇中說：“沉靜可調養病體，按摩可延緩衰老，寧靜息心可平復內心的浮躁。雖如此，像這樣的人，仍屬于操勞碌碌的人，這些以閑適為目的人是從不過問的。所以，圣人用來教化天下的道理，神人不去過問；君子用來治理國家的方法，賢人不去過問；小人用來茍合于時的伎倆，君子也從不過問。”

可見，人與人之不同，人各有追求，各有使命，所以活法也不同。但是，人品有高下之分，生活有質量之別。志向不同，境界不同。君子賢人之品質高，當然生活品質也高，留名于世的追求，也就是很自然的了。也只有他們，才可能留名。有人說：文人虛偽，表面清高，實則有名利之求。當然，沒有追求，就不叫人了。這有什么錯嗎？沒有。

中國的知識分子，歷來有一份身后留名的情結。古人說：“一心潔白，流芳千古。”元代詩人兼畫家王冕，在他的一幅《墨梅》畫里題詩說：“不要人夸顏色好，只留清氣滿乾坤”，俗諺“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一生追求的目標，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儒家知識分子追求“立功、立言、立名”之三不朽，其三者之間往往又密切相連的，人生的最終旨趣，就在于名留史冊，光耀后世。所以，歷來的儒生，十分重視名節，視之如自己的羽毛的。

東漢時，王密任昌邑令。一天夜里，他懷里藏著巨金，去賄賂楊震。

他說：“你不必害怕，夜深無人，沒有人會知道此事的。”

楊震回答說：“天知、地知、我知、你知，何謂無知？”一句話把王密嗆在了那里，啞口無言。

賄賂不成。沒辦法，只好灰溜溜回家了。

楊震斷然拒絕賄金，維護了自己的清白人格，因此有了“震畏四知”一語。

為官清廉，保住自己的名節，這是身為官員最重要的品質。楊震作為知識分子，沒失去良知；作為官員，沒失去清廉。生活中注意檢點自己，嚴以律己，維護自己的好名聲。同時修身養性，與人為善，以身作則，終于為自己留下清名。

如果不能立不世之功業，那么就選擇“立言”，寫道德文章，以期流傳后人，遺芳百世。古人認為文章是“千古事”，學問道德文章，因為承載著精神，往往能萬古不死；而功名、事業和富貴，都會隨個人和時代的消亡而消失殆盡。古人追求的就是精神的不朽之名。所以，古來那些有才德的知識分子，總是懷著一份名節之追求，可以放棄功名利祿，但不可心失去名節，更對于道德文章傾注巨大的熱情。因為在他看來，文章千古事，是可能為他留下千古名聲的。

但是，史上留名，當然是很難的，不是你努力就一定能做到，也不是你有功業就一定可留個好名聲。一切都要經受歷史的考驗，讓時間和后人去評說。當世的評論并不能說明什么。所以，清代詩人吳梅村說的：“飽食終何用，難全不朽名。”古人追求的名聲，可不像現在這么急功近利，追求現世的名聲，以帶來現世的實惠。他們追求的是身后留名，希望自己的功業，或學問道德，能遺惠后人，流芳百世。

當下社會的名聲之求，與古代相比，程度上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只是追求的是現世名，目的為現世的利益。至于身后名，那是沒譜的事，而且太不現實，太不實惠了，誰去追求那個呢？不如現實點更實惠。所以，今天的一些知識分子的求名，可不在乎古人那些萬世之名的。也不像古人那樣苦修，堅持節操，修養一生，立不世功業，著道德文章，而是急功近利，坐不住書齋，靜不下心來，沒興趣于研究學問，更感興趣于到處游學、演講、走穴賺錢，上電視報紙，與某人在網上開口水戰……反正，目的也是為了出名；而出名呢？是為了賺錢，生活水平得以提高——才不肯像古人那么傻，去“安貧樂道”呢！都新時代了，讓“君子固窮”之類的觀念見鬼去吧！知識分子難道就應該受窮嗎？就應該寂寞嗎？那我可不要！在經濟社會，不如忙著把自己腦子里這點學識，兌換成錢幣來得更實惠。

不是說文人就應該窮，也不是說文人不可以知識文化換成金錢，只是這個職業本身需要沉靜狀態下，不受外界和名利之累，需要靜心做事，否則做不好，最終也成就不了什么功名的。更不要說留名了。所以，此類行為是一種短視，也是對自己學問的不自信，所以，跳跳達達，上躥下跳地，不能安分踏實。在當下，一個知識分子能耐得住寂寞，不隨波逐流，顯得更為可貴和必要。因為，這樣一個時代，更需要真正潛心于學問和創作的人，否則，就不可能有對得起這個時代的偉大思想和作品。

所以，今天的一些知識分子寫的所謂道德文章，實在很難說有流傳的價值。南先生在談到現代人的功名追求時，說：“先不談古人，就拿現在來說，幾十年來，不知出版了多少著作，但其中能被我們放在書架上要保留它到二三十年的，又有幾本？尤其現在流行的白話文章，看完了就丟，只有三分鐘的壽命，因為它缺乏流傳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