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及其時代精神

李長之

一　偉大的時代

我們常聽人講“唐詩、晉字、漢文章”，這就是說每一個時代各有它的特別卓絕的藝術的。假若藝術活動乃是人類精神活動的頂點的話，這三種藝術也可說都是那每一個時代的各別的精華了。這每一種精華里，逢巧都有一個集中地表現了的偉大人物，這就是杜甫、王羲之和司馬遷！

我們當然可以從各方面去看司馬遷，但即單以文章論，他也已是不朽了！試想在中國的詩人（廣義的詩人，但也是真正意義的詩人）中，有誰能像司馬遷那樣有著廣博的學識、深刻的眼光、豐富的體驗、雄偉的氣魄的呢？試問又有誰像司馬遷那樣具有大量的同情，卻又有那樣有力的諷刺，以壓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著最造型的史詩性的筆鋒，出之以唱嘆的抒情詩的旋律的呢？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再沒有第二人！

司馬遷使中國散文永遠不朽了！司馬遷使以沒有史詩為遺憾的中國古代文壇依然令人覺得燦爛而可以自傲了！司馬遷使到了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活動永遠常新，使到了他的筆下的人類的情感，特別是寂寞和不平，永遠帶有生命，司馬遷使可以和亞歷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顯得平凡而黯然無光了！

這樣一個偉大的詩人（真的，我們只可能稱司馬遷是詩人，而且是抒情詩人），讓我們首先想到的乃是他那偉大的時代。

我們說司馬遷的時代偉大，我們的意思是說他那一個時代處處是新鮮豐富而且強有力！奇花異草的種子固然重要，而培養的土壤也太重要了！產生或培養司馬遷的土壤也畢竟不是尋常的。

二　楚文化的勝利

按照我們的考證，司馬遷應該生在公元前一三五年，這就是漢武帝建元六年（關于這一節的辯論，我們放在這文字的附錄）。這時離漢朝的初立（公元前二○六年）只有七十多年的光景，一切政治或文化上的規模還沒有十分成為定型，所以司馬遷也可說多少還能夠呼吸著“先秦”的學術精神或者氣息的。許多大師的流風余韻，應該對司馬遷并不生疏，而活得較為老壽的人物像伏生、申公，更幾乎年代和司馬遷相接。伏生是秦博士，申公會見過漢高祖，這恰是可以傳送先秦的文化的人，和他們同年輩的人也一定還不在少。——這樣便可以想像司馬遷和先秦的精神之銜接了。

不過我們大可注意的是，漢的文化并不接自周、秦，而是接自楚，還有齊。原來就政治上說，打倒暴秦的是漢；但就文化上說，得到用力的乃是楚。這一點必須詳加說明，然后才能了解司馬遷的先驅實在是屈原。

不錯，在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懷王被囚于秦而死，但后來過了九十年左右項羽起來反抗秦，依然找到了楚懷王的孫子，立為楚懷王，才能號召。可見楚的勢力——精神上的勢力之大了。當時陳涉起事也稱為張楚，張楚就是編著大楚國。楚國愛國的詩人屈原雖然在郢都被破（公元前二七九年）后不久就自殺了，可是從另一方面說，就正是像表現在屈原身上的楚人愛國的情緒似的，推翻了暴秦，報了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句話假若當做一種象征的意義看，是應驗了！

就精神上看，楚實在是直接繼續秦而統治著的，漢不過是一個執行上的傀儡而已。我們試舉幾件事情看：

第一，語言，漢代承襲著楚的語言。例如當時稱公即是楚語，而司馬遷為太史令又稱太史公者，也是因楚語而然（據朱希祖說，見其《中國史學通論》）。當時有所謂楚聲，可知楚語有很大的勢力。

第二，風俗習慣，有許多是得自楚的。例如中國古代是尚右的，楚人卻左，后來中國人也尚左了，這關鍵就在漢。（可參看蔣钖昌《老子校詁》頁二一一）。在漢時還有所謂楚冠，也很盛行。

第三，楚歌、楚舞在漢代流行起來。不惟項羽會作那楚辭式的歌，“力拔山兮氣蓋世”，就是漢高祖，也會作楚辭式的歌，“大風起兮云飛揚”。到了漢高祖看到戚夫人的兒子趙王如意不得立為太子了，便又對戚夫人說：“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見史記《留侯世家》。）

第四，從漆畫的藝術看，漢之承繼楚的文化處尤為顯著。在許多年前，日本在朝鮮樂浪郡所發現的彩篋冢中的許多漆器，讓我們看到漢代那樣筆勢飛動的人物畫。可是在抗日戰爭發動的頭幾年，我國學者商承祚卻在長沙又發現了楚國漆器，我們在那上面便看到同樣的筆意飛動的人物畫。——那精神是多么相像！

例子不必再多舉了，楚人的文化實在是漢人精神的骨子。這種文化的特質是什么呢？假若我們和周代的文化比，那就更容易了解。周的文化可說是近于數量的、科學的、理智的、秩序的。具體的例子像按爵位及事情性質不同而用的圭（有大圭、鎮圭、躬圭、桓圭、琬圭、琰圭之別），像按器用不同而有一定比例的合金（《考工記》所謂“金有六齊”）。街道吧，是像詩人所說“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小雅·大東》）。他們的精神重在凝重典實，那農業社會的精神狀態乃是像詩人所歌詠的家作物似的：“實發實秀，實堅質好。”（《大雅·生民》）這種凝重堅實的文化的最好代表可以看銅器，尤其是鼎。楚文化和這恰可以作一個對照。他是奔放的、飛躍的、輕飄的、流動的，最好的象征可說就是漆畫了。這兩種文化，也可說一是色彩學的，一是幾何學的。在周文化那里，仿佛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在楚文化這里，卻是像“表黃雜揉”的大橘林似的，鮮艷奪目。簡單一句話，周文化是古典的，楚文化是浪漫的。就是這種浪漫的文化征服了漢代，而司馬遷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

至于楚文化何以在漢代有這樣大的勢力，我們似乎也可以看出一些成為原因的事實來。第一，我們必須注意到楚的實力之大，蘇秦所謂“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可知唯一能和秦對立的只有楚。第二，我們必須考慮到楚國的民氣之盛，報仇心之切。我們看范增初見項梁時的談話：“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立楚后也。”項梁聽了他的話，才把楚懷王的孫子——一個牧羊兒——找了來，又立為懷王，以為號召。可見楚的潛勢力了。第三，我們不要忽略楚國占地之廣。自從兩次遷都后，已經擴張到了現在江蘇的北部，在某一種意義上說，劉邦一般人已經是楚人，不要說項羽了。第四，在漢高祖九年（公元前一九八）曾把楚的貴族昭、屈、景、懷遷入關中。這一方面固見出楚的勢力仍不可侮，另一方面卻也見出這是楚文化之直接對漢代的傳處。大凡一個時代的文化往往有一個最顯著的共同特點，這就是時代精神。漢代，特別是西漢的時代精神，就是浪漫情調，而楚文化者恰與這切合，自然為人所熱烈吸收了。

假若再問何以楚國產生的文化是那樣的？我們可以說經濟力的膨脹乃是一個大因素。我們試看春申君客人的豪奢吧！“趙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瑤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慚。”（《史記·春申君列傳》）再看《招魂》《大招》里的肴陳，那生活的豪華富貴更不難想像。在這樣的經濟條件之下所產生的文化一定是浪漫的，正如在農村的勤苦生活之下所產生的文化一定是古典的。我們用這同樣的原因不唯可說明楚，而且可說明齊，又可說明一部分的秦，更可說明漢代文化的本身。

三　齊學

齊也是一個在經濟上富裕的地方，她所發展的文化，也和楚十分相似，便又同樣為漢所吸收。

我們試看齊楚兩國人同樣善于想像，齊人鄒衍有海外九州之說，楚人屈原也有“九州安錯川谷何洿”之問，這都是“閎大不經”，而且“遷怪”的，此其一。齊人喜歡講“隱”（如淳于髡用三年不飛不鳴的鳥來諫齊威王，齊客用“海大魚”來諫靖郭君），楚人也喜歡講“隱”（如伍舉也會用三年不飛不鳴的鳥來諫楚莊王），此其二。齊國最發達的是兵家，戰國時的兵家幾乎全是齊人，如司馬穰苴、孫吳、孫臏，一直到蒙恬，都可以為例。他們兵家所最愛講的是術，是知白守黑，是人先我后（因為誰先作戰，誰就有被第三者看穿了實力的危險）。而楚國的哲學卻就從兵家一轉而為形上學，這就是后來的“老子”。此其三。

這些和楚國文化相似之點上，卻也正是浪漫精神的寄托。閎大不經，不用說是浪漫精神，因為那其中含有想像力的馳騁，無限的追求故。隱語也是浪漫精神的一端，因為這正是一種曲折，正是追求質實的古典精神的反面。至于兵家，兵家是所謂出奇制勝的，“奇”又恰是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現。

因為齊、楚文化有這樣的接近，所以楚國的正統文人如屈原輩也往往是親齊派。屈原本人就曾三次出使過齊國。這樣一來，齊、楚文化的連系就更密切了。

說到齊，我們就更容易想到魯。齊、魯雖然相距很近，而文化系統上卻絕然兩事，正如齊、楚的文化為一系一樣，魯乃是和周為一系的。魯幾乎是周文化的一個保存所，試看在公元前五四四年，吳國的季札到了魯，就聽見了周的音樂。又過了四年，就是公元前五四○年，晉國的韓宣子又到魯國，便看見了《易象》和《春秋》，他高興地說：“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我們必須了解周、魯的文化這樣密切，我們才能明白產生在魯國的孔子是那樣羨慕周，一則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二則說：“吾其為東周乎！”三則說：“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正如周與楚之相對立似的，魯與齊在文化上也是對立的。即以經學論，便有魯學、齊學之分。同是解《春秋》，《公羊傳》那么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何休《公羊解詁序》），《榖梁傳》便非常謹嚴而很少夸張了。這就是因為公羊是齊學，榖梁是魯學啊！（班固《漢書·藝文志》注）以孔、孟二人而論，孔子是純然魯國精神的，而孟子卻多少染了一些齊氣。——孟在齊較久！

西漢的經學多半是齊學。你看《春秋》吧，《史記》上說：“漢與在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為明于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公羊是齊學，我們已經說過的了。《易》則“本之楊何之家”，楊何是齊人，而且楊何是自田何傳來的，田何也是齊人。《書》是傳自濟南伏生，濟南也是齊地。《詩》之中，大師是轅固生，轅固生也是齊人，而且“諸齊人以詩顯貴”。只有《禮》是傳自魯高堂生，可稱為魯學，然而實際上訂漢代禮儀的卻是叔孫通，而叔孫通的為人，不惟有齊氣，而且變服改為楚裝，取悅漢高祖，這就尤其是低首于齊、楚一系的文化的了。

以上是就經學范圍以內說，也可以說是儒家范圍以內說，是如此。假如就儒家以外看，則西漢最盛的學術是黃、老，黃、老也是齊學。照《史記》上說：“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于齊，稱賢師。”又說：“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于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均見《樂毅列傳》）可見齊是黃、老之學的大本營。

同時我很懷疑黃、老之學的黃、老原先并非指黃帝、老子，而是指張良所見的黃石公。黃石公也不一定真有這個人，卻可能是張良所假托的。我們要注意的是黃石公教給他的一卷書是什么書，原來是封在齊地的姜太公的兵法。又要注意張良所說的是黃石公的最后歸宿是什么地方，原來是齊地的濟北彀城下。這無異于透露了一個破綻，就是這一套學問乃是來自齊地。大概是張良學自齊地（也許就在東見倉海君的時候），后來張良卻不公開這個來原，因此托名黃公。黃石公是張良自述的一個神話，當然是他編造的。張良是秦、漢間人，造了這個圯上老人黃石公以后，于是到了漢初，便是“黃老”這個名稱了。后來的“黃老派”也的確是拿兵家的道理而應用在人事上的。不管我這個推測錯不錯，漢朝盛行的是黃、老，而黃、老之學是齊學，這是沒有問題的。

至于漢初的黃、老勢力，那是大極了！不但漢高祖時代的張良、陳平、曹參是“黃老派”，就是漢高祖本人講斗智不斗力，能以退求進，能欲取先予，也是深得黃、老三昧的。這樣一直到了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三六年，是司馬遷生年的前一年）才死去的景帝母親竇太后，以及武帝時直言敢諫的汲黯，好推舉人才的鄭當時，還有田叔，直不疑、鄧章、王生等，都是“黃老派”。

我們拆穿了說，西漢何嘗有真儒家，秦時的儒家已經和方士不分，所以我們在現在雖然稱秦始皇坑儒，在西漢卻稱秦坑術士（《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伍被諫淮南王的話便有：“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儒林列傳》里太史公也說：“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何嘗稱為儒？）。就是在《秦始皇本紀》里，記載秦始皇大怒道：“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煉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徒奸利相告日聞，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于是使御史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陽。被坑的也哪里是純粹的儒家？

到了西漢，書呆子式的儒家固有，但當權的儒家都是方士和“黃老派”合流的人物。試看為漢人制禮儀的叔孫通，弟子們罵他“專言大猾”，意思就是夸大而狡猾，而他罵那說他面諛的兩個魯生卻是“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無怪乎司馬遷譏諷他說“大直若詘，道固委蛇，蓋謂是乎？”這哪里是儒家，簡直是黃老。

再一個提倡儒學的人物，就是公孫弘，由于他的請求，“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可是他根本是一個多詐的齊人。起初放豬，四十歲以后才學春秋雜說。他是從來“不肯面折人過”的，《史記》上說他只是“緣飾以儒術”。他和汲黯同時去見皇帝，總是“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后”，而且和別的大臣本來議好的事情，見了皇帝，他也每每“皆倍其約，以順上旨”。他的真面目是：“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這難道不是一個典型的“黃老派”么？

我們不妨再提出大家公認為是儒家的董仲舒，這是在公元前一四○年向漢武帝建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之法，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的，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罷黜百家把儒術定于一尊的大功臣。可是他的為人怎么樣呢？雖然號稱“康直”，可是受了打擊，也就竟“不敢復言災異”了！所以這也仍然是“黃老式”的人物。

在漢武帝心目中，儒家也仍然是方士之流，所以當“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時，便“盡罷群儒不用”（見《封禪書》）了！

這樣看來，從漢高祖一直到漢武帝，儒家并沒有被重視，事實上這些方士和黃、老合流的人物也不值得重視，痛快了說，西漢并沒有真儒家，滔滔天下者乃是黃、老，黃、老是齊學！

除了當時在經學上是齊學，在黃、老上是齊學之外，當時的宗教更是齊學。我們剛才說當時的儒家多半是方士和少翁、樂大、公孫卿、丁公等，都是齊人。原來終始五德之運的學說，就是開始于齊人鄒衍，為秦始皇所聽得入耳而采用，又為漢文帝所向往，到了漢武帝就完成了巡狩封禪改歷服色等事的。這一串的把戲，是發源于齊。再說漢代所崇敬的神，原是一些地方神，隨著政治上的統一，這些神也被統一了。這些地方神中有大部分神是齊神，如所謂八神之屬：“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如陰，祠之必于高山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貴陽，祭之必于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索隱：顏氏案地理志，東萊曲成有參山，即此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并渤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最居齊東北隅，以近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瑯玡。瑯玡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史記·封禪書》）這就是齊人的宗教體系，泰始皇追求于此，漢武帝也追求于此。至于所謂封禪者，不過在八神之中，特別提出在泰山梁父的地方神而加以崇禮而已。從一方面說，這種地方神因秦而有統一于中央之勢，因漢而有統一于中央之實，但是反過來，實在不如說是這地方性的宗教恰正統一著漢人的信仰的。這也可以說是齊學的又一表現了。

總之，漢代的經學，黃、老宗教，在在被浸潤著齊學的成分。經學作用了漢人的學術，黃、老支配了漢代的政治，宗教風靡了漢家的君臣。齊學的力量多么大！

我們說過，齊、楚文化是一系，都是浪漫精神的代表，那么，漢代在楚文化的勝利之余，又加上齊，真是如虎添翼，自然可以造成浪漫文化的奇觀了。

四　異國情調和經濟勢力的膨脹

然而還不止此。浪漫精神大抵是偏于幻想、追求新奇的，于是異域文化的傾慕也是一個不可或缺的成分。逢巧在漢武帝的時代又大通西域，所以許多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風俗便被介紹進來了。

我們就看《史記·大宛列傳》上所記的異國情調吧：“安息……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為書記。”這種雕刻人像的錢幣，橫行的文字，也就是西洋現在的樣子，和中國那時的見聞是太有距離了，在那時的人看來，一定是十分有趣的。況且，“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國善眩。”眩就是魔術，所謂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一類的戲法，這又是中國人所不曾飽過眼福的。還有呢，“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余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于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館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須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這真煞是好看，他們的蒲陶、苜蓿也帶進來了，一種就種一大片，望不到邊兒。那副深眼多須的樣子，斤斤較量的精神，尊重女權的風俗，這是和東方多么成為對照的呢！浪漫精神是追求異域情調的，而異域情調又豐富了浪漫精神的營養，西漢之為西漢，我們是大可想像了！

然而又還不止此。助長浪漫精神的另一因素乃是經濟力的膨脹。而西漢在這上面又是條件具備的。我們且看司馬遷的記載：“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平準書》）大凡人在不得解決現實問題的時候，就要先解決現實的問題；迨現實的問題既已解決，就要去滿足理想、幻像、想像了。這后者是產生浪漫文化的最重要的條件。楚如此，齊如此，西漢（尤其是武帝時代）更如此。我在以前說這也可以部分地說明秦者，是因為秦雖物產不豐，但也據有一個商業中心（這就是李期所謂：“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假若秦能維持久一些，她也是依然會循著齊、楚文化的線索面前進的。現在，她卻是只作了漢文化的前奏而已！

五　這個時代的象征人物——漢武帝

在這浪漫精神的大時代里，那些人物都是怎樣呢？我們不妨從楚文化的最后一個代表人物說起，那就是項羽。這真是一個天馬橫空的人物，他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因為劍是一人敵不足學，要學是學萬人敵，那就是兵法。學兵法大喜，可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他身長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氣過人。他的作戰完全以氣勝。他可以帶三萬精兵，就打敗了漢高祖的五十六萬大軍。他是地道的英雄色彩，他要與漢高祖決戰，他說：“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愿與漢王決雌雄！”只要他一出馬，讓交戰的人不敢直視，手不敢發，只有逃走。到了失敗的時候，他愛的只有美人興與名馬，他曾對美人和名馬唱歌，慷慨悲泣，一灑英雄之淚。最后他會以二十八匹馬還擺作陣勢而突圍，仍然以少勝多，證明自己之不敗。他愛的名馬，他送了好漢，他自己的頭顱，也送給老朋友。他是自殺，他不能受辱。這一個咤叱風云的英雄在起事時，才二十四歲；到拔劍自刎時，也才三十一歲。他所代表的是狂飆式的青年精神，他處處要沖開形式。他是浪漫精神的絕好典型。他的魄力和豪氣就是培養司馬遷的精神的氛圍，他的人格就是司馬遷在精神上最有著共鳴的（所以《項羽本紀》寫得那樣好）！

項羽死于公元前二○二年，這距司馬遷之生還有半世紀，所以這不過在楚文化的精神上是一線相遞，鼓舞著司馬遷而已。另一個和司馬遷的年代相接的人物卻是李廣，在李廣自殺時（公元前一一九），司馬遷年十七。李廣也可以說是項羽的化身。他同樣是失敗的英雄，他同樣有豪氣，他同樣是“才氣天下無雙”。他的豪氣也同樣是沖開了形式，表現著浪漫的濃厚氣息。他帶兵是沒有部伍行陣的，“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籍事”。他有無比的勇氣，他曾以四千人被十倍的匈奴所包圍，兵死了一半，箭也光了，到黃昏的時候，別人都嚇得面無人色，但他意氣自如。他又有超絕的體力和射法，會射箭穿石，以為是老虎。平常善射虎，虎也常常傷著他。這樣的人最后也失敗了，而且也是自殺。他這浪漫的精神是同樣和司馬遷的內心有著深深的契合。——所以《李將軍列傳》又寫得那樣出色！

然而項羽和李廣卻都還不能比另一個屹立于司馬遷之旁，差不多和司馬遷相終始，更能作為這一個時代的象征的人物——這就是漢武帝。

漢武帝比司馬遷大二十二歲，但漢武帝有著七十一歲的高齡，而司馬遷恐怕在武帝死前已經逝世了（司馬遷在四十歲以后的生活已經沒有記載可尋）。

武帝以十幾歲執政，統治中國的年代超過半世紀。這是一個充分浪漫精神的人物。他的一生，簡直像一部劇本。我們舉幾件具體的事情來看吧。例如他在即位后三年的時候，那是他已經二十歲了，就喜歡微服出來打獵，自稱平陽侯，而且有一次住在人家里，被人疑為小偷，幾乎灌了一嘴尿，這生活夠浪漫了！我們再看他那封禪求仙的事吧！這事開始很早，在元光二年（公元前一二三年），那時武帝二十五歲，就有李少君獻煉丹長壽之術，他說他吃過安期生給他的棗，棗大如瓜。李少君永遠不說自己的年齡，有人問他，便永遠答復是七十。而且有一次在眾人廣座中，他找著一個九十多歲的老頭兒，談到那老頭的祖父的游射之所，于是一座大驚，大家以為他是好幾百歲了。從這時起，武帝便派方士向東海求仙。此后在元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武帝年三十九），又有少翁之事。少翁被拜為文成將軍，說能夠招鬼神，武帝信以為真。后來文成將軍寫好了字，給牛吃了，裝做不知，說是殺牛可以得奇書。果然把牛殺了，書也有了，但漢武帝認出是他的手跡，便把他殺了。這樣武帝應該覺悟了吧，可是不，他像吃鴉片一樣，時而覺悟戒絕，卻又時而癮發再來。到了元鼎四年（公元前一一三年，武帝年四十五），就又來了一個方士叫欒大，他不唯說“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而且“河決可塞”。河患本是當時的大問題，自然武帝聽得更入耳了，但是這人的下場卻和文成將軍一樣，也是所說不能兌現而被誅。然而就在這年的冬天又有公孫卿稱說“黃帝且戰且學仙”的武帝又動心了，說“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妻子如脫躍耳”。這樣到了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年，武帝年四十八），那十八萬騎兵、千有余面旗幟、一萬八千里行程的大規模的封禪典禮就實現了。（這是司馬遷年二十六歲，接受父親遺命的一年）。由于公孫卿說“仙人好樓居”，于是堂皇的建筑也發達起來了。這是封禪求仙的副產物。最后一直到征和四年（公元前八十九年），武帝六十九歲了，才真正覺悟，承認過去的“狂悖”，把方士們都驅逐了，并說：“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然而這時已到了他的生命的盡頭，他的一生實在是“且戰且學仙”里度過的。

打獵和封禪的生活之外，我們再舉他一件求馬的故事，也是富有喜劇性的。他為了聽說大宛有好馬，便發動了四年大規模的戰爭，先是發了六千騎兵、幾萬的浮浪子弟，叫李廣利率領前往。因為名馬在貳師城，便叫李廣利為貳師蔣軍，指明是求馬。可是兩年過去了，沒有成功，兵只余了十分之一二。武帝大怒，不許他們入關，入者斬之。凡是建議罷兵的，也都治了罪。于是又發了六萬人，還有十萬匹牛，三萬多匹馬，驢、騾、駱駝也各有萬余，再去伐宛。因為宛王城中無水，要到城外來取水，便又派了水工去，封鎖了他們的水源。還怕人數不夠，又發十八萬的預備補充的士兵。更重要的是，找了兩個看馬的專家，去選擇馬。這樣小題大作的結果，當然成功了，可是收獲不過上等馬幾十匹、中等馬三千多匹而已。這時武帝已經是五十幾歲的人了，可是作得多么天真！

漢武帝的真相，可由汲黯的批評看出來，汲黯的批評是說他“多欲”；也可由他自己的認識看出來，他不滿意他的長子，因為他“仁恕溫謹，才能少，不類已，”而漢武帝自己當然是這樣的反面了。

武帝自己有才，也愛才，看他留下的詩歌，如“秋風辭”、“塞河歌”，都是飄逸蒼涼兼而有之。他之愛才，可從他的求賢詔看出來：“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民吏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他的求才卻也是浪漫的。他喜歡奇才。例如他想伐南越，想派兩千人去，莊參說兩千人不夠，他就把莊參罷免了。卻有一個韓千秋說二百人就行，便立刻為漢武帝所常識。這可以見出他的作風。他那一時人才之盛，可參看班固的話：“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黠、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他們各有個性，各有特長，不拘常調，不拘一格，就恰像浪漫作品之形形色色似的，——而籠罩這一切的是漢武帝！

六　司馬遷在這一個時代中的意義

在這種種氛圍、種種作料、種種色彩、種種音符之中，而出現了司馬遷。

大凡一種文化成自統治已久的中央地帶的，多是古典的；而成自地方的，成自異域的，則是浪漫的。齊、楚的地方文化代周而起了，稱試其鋒于秦，而完成于漢。齊人的倜儻風流，楚人的多情善感，都叢集于司馬遷之身。周、魯式的古典文化，所追求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到了司馬遷手里，便都讓他樂就樂、哀就哀了！所以我們在他的書里，可以聽到人類心靈真正的呼聲。以《詩經》為傳統的“思無邪”的科條是不復存在了，這里乃是《楚辭》的宣言：“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發憤以抒情！”司馬遷直然是第二個屈原！

老子也罷，“黃、老”也罷，齊也罷，楚也罷，他們的哲學基礎是自然主義。這一點也成了司馬遷的思想的骨子。自然主義和浪漫精神本是這一時代的精神生活的核心。如果用一句話以代表司馬遷的人格時，只有“自然主義的浪漫派”一個形容！到了東漢，那自然主義的色彩是保留了，而浪漫精神的熱焰已熄，所以那時產生的人物便只可以有班固、桓譚、王充了。這浪漫文化的復活，便是后來的魏、晉。然而濃烈和原始，卻遠不如司馬遷了！司馬遷是像屈原一樣，可以和孔子（雖然在追慕著他）對立的！

漢武帝在許多點上，似乎是司馬遷的敵人，抑且是司馬遷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筆墨之上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們有許多相似處，而且太相似了！漢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馬遷表現在學術上。“天地之際”，“古今之變”，“一家之言”，這同樣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亞歷山大，司馬遷就是亞里士多德。這同是一種時代精神的表現而已。漢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賞奇才，司馬遷便發揮在文字上。漢武帝之有時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實際，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馬遷也以同樣的內心生活而組織成了他的書。漢武帝的人格是相當復雜的，而司馬遷的內心寶藏也是無窮無盡！

馳騁，沖決，豪氣，追求無限，苦悶，深情，這是那一個時代的共同情調，而作為其焦點，又留了一個永遠不朽的記錄的，那就是司馬遷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