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從注釋看魯迅的親人

不論是誰，作家也好百姓也好，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親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肯定是非比尋常的，對于有些人來講親情甚至是一個人前進的全部動力和支柱。魯迅對于親情也是相當重視，在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上，他還有兩位同在文壇里占有一席之地的親兄弟，那就是周作人和周建人。在《魯迅全集》的人物注釋中，這兩位兄弟所占的分量自然是不同一般，周作人在文中被注釋的次數多達22次，周建人則多達15次。從文學造詣來講，周作人和魯迅的成就都要高過周建人，而且周作人在散文、小品文方面甚至強過魯迅。所以魯迅和周作人在文學方面的交集更多一些，魯迅在文中提到周作人的次數也要多過周建人。“五四”運動之后，周作人與鄭振鐸、沈雁冰、葉邵鈞、許地山等人共同發起“文學研究會”，并與魯迅、林語堂和孫伏園等人創辦了語絲社和《語絲》周刊，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以散文創作為主的刊物，語絲社以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倆為中堅。《魯迅全集》第4卷里就專門有一篇為語絲社寫的《吊與賀》，是為《語絲》在北京被禁之后所寫的雜文，里面就提到“豈明老人再不興風作浪，叛徒首領無從發令施威”，這里的豈明老人和叛徒首領分別在文后注釋中解釋即指語絲社的兩位臺柱周作人和魯迅兄弟倆。周作人同時還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他散文中的民俗趣味顯示出了鮮明的個性化審美特色，如《故鄉的野菜》、《烏篷船》、《喝茶》等故鄉系列的散文，這種審美趣味給京派散文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以至于魯迅評價周作人為“真正老京派”，《魯迅全集》第6卷的《“京派”與“海派”》一文里就說到“這回卻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題簽，所以的確是正統的衣缽”。這里的“真正老京派”在文后就有專門注釋表示指的是周作人，可見魯迅對周作人的散文是持非常肯定的態度的。當然周作人這個真正的老京派是不是真的名副其實還有待商榷，因為文學史上對于京派的梳理有很多不同的線索，但是對于長兄，魯迅不僅在文學造詣上給予了他及時的肯定和支持，還一邊受到了周作人治學風格的影響。比如《魯迅全集》第10卷的為翻譯日本武士小路實篤的劇本《一個青年的夢》所寫的《譯者序》，開篇就提到周作人在《新青年》四卷五號里面曾說起過《一個青年的夢》，魯迅因此也便搜求了一本將它看完，并表示“很受些感動：覺得思想很透徹，信心很強固，聲音也很真”。這種對于一位作家的作品推薦如此信奉、看完后如此信服的態度在魯迅的文筆中是很少見的，這樣的敘述在文章中可以說是屈指可數，包括在評價自己的左翼戰友茅盾的小說《子夜》時，他的言語間也是透露著一種謹慎的風格的，說茅盾作一小說曰《子夜》計三十余萬字，是國內文壇其他一些作家所不及的。只是“所不及”，話語透出保留和謹慎的口吻，而沒有輕易講出特別認同和贊譽之詞。所以我們可以看出魯迅對周作人的肯定和支持，不僅出于文學上的認同，更重要的是還有一種血濃于水的親情的支持。周作人還在日本立教大學學習的時候，已和羽太信子結婚，那時魯迅還在給周作人按月寄予生活費，這在《魯迅全集》第11卷的100815號《致許壽裳》的信尾就有提到：今至杭為起孟寄月費，因寄此書。這里的起孟即為周作人的字號，在文后的注釋中特別標出。至于周作人后來與魯迅決裂之事，則給魯迅造成了巨大的壓力和打擊，被迫搬出八道灣一時也成為魯迅一生中最為困窘和郁悶之時，這種來自于親情的傷痛是無法磨滅的，但是魯迅自始至終沒有在文章中提起過事情的緣由，僅僅在日記中記錄了一點當天發生的狀況。很自然的，所有關于周作人的注釋中也最多只說兄弟二人失和，而對他倆究竟是怎樣失和的避而不談?！遏斞溉分刑岬街茏魅说牡胤胶芏?，但和其他人物的處理辦法一樣，并不是每一處都給予了注釋，有的前面已經注過后面就不再重復。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的字號較多，筆名也很多，因此魯迅對他的稱呼也是紛繁眾多，如第1卷的《鴨的喜劇》里稱他為仲密，第4卷的《吊與賀》里稱他為豈明老人，第8卷的《呂超墓出土吳郡鄭蔓鏡考》里稱其為中弟起明，《題照贈仲弟》里稱其為星杓仲弟，第10卷的《譯者序》里稱其為周起明，第11卷100815號《致許壽裳》信尾稱其為起孟，180104號《致許壽裳》信尾稱其為作，190704號《致錢玄同》信首稱其為子秘，等等。這些稱呼都有注釋在文后一一標明為周作人。

從文學的角度來講，周建人和魯迅的關系遠不及周作人和他的聯系緊密，因為周建人是學生物專業出身，和文學的距離較遠。不過周建人仍然寫過文章發表，并給了魯迅的文學事業一定的幫助。在《魯迅全集》第6卷的《女吊》一文中，魯迅描寫紹興戲里的上吊的女吊神，其中寫女吊神唱的那兩句唱詞“奴奴本是楊家女，呵呀苦呀天哪”就說是剛從克士那里聽來的，這里的克士在文后的第14條注釋就注明為周建人的筆名。還有第10卷的《〈小約翰〉引言》里說到魯迅翻譯《小約翰》時里面動植物的名字也讓他感到不少的困難，這些名字最后的譯成要感謝周建人君在上海給他查考詳細的辭典。文后第20條注釋即說明了周建人為生物學家，當時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身為生物學家的周建人也寫過文章發表，1925年就曾和章錫琛一起對有關一夫多妻制的話題寫過批駁的文章，登載在魯迅主編的《莽原》雜志上?！遏斞溉返?卷的《編者附白》一文及其文后注釋就是針對這件事情進行的詳細的敘述?！毒幷吒桨住烽_頭便說《莽原》雜志的宗旨并不重在討論這一類型的問題，這一類型的問題就是指連續兩次刊登出來的關于討論性道德的問題。文中說明前一次登出那兩篇文章的原因是因為文章無處可登，所以偏要將它們登出。文后的第1條注釋介紹了《編者附白》一文最早發表于1925年6月5日的《莽原》周刊，是對此次刊登的章錫琛的《與陳百年教授談夢》及周建人的《再答陳百年先生論一夫多妻》兩篇文章的說明。注釋的第2段還對這兩篇文章的刊登背景作了詳細介紹。緣由為1925年1月周建人和章錫琛二人在《婦女雜志》的第11卷第1號發表了關于性道德問題的文章，陳百年隨即在《現代評論》雜志上發文加以非難，而章、周二人緊接著投寄給《現代評論》雜志的答辯卻被該刊壓制下來不予刊發，因此魯迅在他所主編的《莽原》周刊的第4、6、7期上分別為這一問題的討論提供篇幅。文中所說的前一次登出的兩篇文章在文后的第2條注釋中有介紹，即為1925年5月15日的《莽原》刊載的周建人的《答〈一夫多妻的新護符〉》和章錫琛的《駁陳百年教授〈一夫多妻的新護符〉》兩篇文章。1925年3月14日的《現代評論》刊登陳百年非難章周二人的《一夫多妻的新護符》以后，周章二人分別寫了《戀愛自由與一夫多妻》和《新性道德與多妻》兩篇文章答辯寄給《現代評論》，但是該刊直到第20期都不予發表，于是他們又再分別寫了這兩篇文章寄給《莽原》。文后第3條注釋對文中的“陳先生的信”也作了解釋，該信指的是1925年5月29日的《莽原》周刊刊載了陳百年的《給周章二先生的一封短信》，信中為《現代評論》雜志遲遲不刊發周章二人的文章作出辯解，并要求停止論戰。而正文中說明這封信刊登之時，二人這回的文章已經在從上海寄到北京的路上了，因此還屬于見到《現代評論》的答復后而未見《莽原》的短信之前的文章，文后第4條注釋又對“《現代評論》的答復”作了解釋，意指在1925年5月9日的《現代評論》上刊載的陳百年的《答章周二先生論一夫多妻》，而且還說明了直到這一期也就是第22期才將二人的《戀愛自由與一夫多妻》和《新性道德與多妻》兩篇文章放在最末的“通訊”欄里刊發出來。文后的第5條注釋還專門介紹了章錫琛和周建人那時都為商務印書館的編輯，章錫琛還是《婦女雜志》的主編。可以看出，正因為雙方經歷了這個冗長復雜的過程，所以魯迅才要在《編者附白》一文里將此事交待清楚，而該文后的5條注釋對這件事情來來回回的背景作了最為詳細的解釋和補充。將正文和注釋結合起來仔細反復梳理閱讀，最終就可以理順這個復雜冗長的過程。魯迅和周建人親兄弟之間彼此的關懷和幫助一直貫穿于魯迅的事業和生活中，當然作為大哥，魯迅對弟弟的照顧總是多過弟弟對哥哥的關愛，周建人受魯迅的照顧在《魯迅全集》里的注釋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主要表現在對他的學業和工作的幫助上面?！遏斞溉返?1卷的1920年8月16日和8月21日兩次致蔡元培的信中就是專門為了周建人工作的事情。前一封說周建人想留學國外，因為經濟牽連不可設法，聽說里昂華法大學成立在即，想來會用若干辦事之人，特請蔡元培幫忙想設辦法。信后第2條注釋對周建人進行了介紹，說他是于1919年12月隨母親舉家遷往北京，經魯迅介紹進入北京大學哲學系旁聽。第3條注釋則介紹里昂華法大學是由蔡元培等人于1920年創辦的學校。后一封信中魯迅再次向蔡元培申請此事，表示因為想留學經費為難，愿意在華法大學任一教科以外的事務，足以自給就行。信后第2、3條注釋均對周建人履歷進行了簡單介紹。雖然曾經有這兩次致信給蔡元培，但周建人并沒有去這個華法大學工作，不過仍舊是靠兄弟的幫助找到了上海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的工作。這個在魯迅日記的注釋中也有交待?！遏斞溉返?5卷里魯迅寫于1921年9月2日的日記記載有：下午三弟啟行往上海。此處在9月日記后的第1條注釋中就有介紹，是經魯迅和周作人的介紹，周建人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謀到一職，該日赴任。全集第16卷里魯迅寫于1932年5月16日的日記記載有，夜晚三弟乘輪船往安徽大學教授生物學。隨后5月日記后面的第4條注釋對此有詳細解釋，“一·二八”事變中，商務印書館被毀，所有職工一律解聘，因此魯迅托人介紹周建人去安徽大學任教。后來經蔡元培商洽，周建人在8月重回商務印書館任職。從注釋的介紹中可以看出周建人得以長期在商務印書館任職是與魯迅的幫助息息相關的，兄弟之情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