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泡特金生平簡介,克魯泡特金歷史評價,克魯泡特金怎么死的？

彼得·阿列克謝也維奇·克魯泡特金(ПётрАлексеевичКропоткин，1842—1921)，著名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家。他承襲并發展了蒲魯東和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觀點，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無政府主義理論體系，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開展起了消蝕和破壞的作用。

克魯泡特金出生于莫斯科的一個貴族家庭。父親阿列克謝·彼得羅維奇公爵是有名的軍官，參加過1828年俄土戰爭，鎮壓過1831年波蘭起義，在卡盧加、梁贊和唐波夫諸州有大片領地，是一個保守的舊貴族的典型代表。克魯泡特金在15歲以前主要是在家庭里接受教育。他在少年時代就已經感到了封建農奴制度的腐朽和專橫，經常不顧父親的訓斥，對自己家里的農奴婢仆公開表示同情。

1857年，15歲的克魯泡特金由沙皇本人推薦，進了彼得堡的侍從學校。這是一所著名的貴族學府，學生幾乎都是名門望族子弟。他們學習5年以后，可以到軍隊里去擔任要職，成績特別優秀者則被派到宮廷中去擔任皇帝或皇室成員的侍從武官。克魯泡特金在侍從學校的那幾年，正是俄國的社會政治經濟發生劇烈動蕩的年代。革命形勢不斷發展，農奴制度危機日深，直至最后崩潰。彼得堡是當時全國革命運動的中心。以車爾尼雪夫斯基為首的革命民主派的思想廣泛傳播，即使是侍從學校的高墻深院也無法阻擋。克魯泡特金當時懷著極大的興趣閱讀《北極星》、《鐘聲》和《同代人》等革命報刊，立志要改革封建農奴制度，以求得“俄羅斯與歐洲諸國并駕齊驅”。1861年2月，廢除農奴制的宣言發布以后，他興高采烈地走上街頭，表示歡呼和擁護。

1862年，克魯泡特金在侍從學校畢業。父親希望他在首都的一個近衛軍團當軍官，好飛黃騰達。可是，年輕的公爵想的并不是豪華的宮廷生活和燦爛的宦途前程，而是如何充實自己的知識和怎樣改造社會。因此，他選擇了遙遠的西伯利亞的“黑龍江哥薩克騎兵隊”。

1862年7月，克魯泡特金抱著改革社會的理想到了西伯利亞。開始，他在伊爾庫茨克任職;不久，又隨軍區司令官庫克爾將軍到赤塔，擔任監獄與流放制度改革委員會和城鎮自治設計委員會的秘書。克魯泡特金進行了各種實地的社會調查，翻閱了不少國內外的歷史資料，擬出了一些改革的方案。可是，沙皇政府不僅沒有批準這些方案，反而撤了克魯泡特金的支持者庫克爾的職。于是，克魯泡特金的改革工作不得不中止。

十九世紀中葉，沙俄強占了我國黑龍江流域的大片領土。為了搜集黑龍江地區的各種資料，以便進一步侵略我國，沙皇政府指示東西伯利亞總督于1864年先后派出了兩支遠征隊，進入我國境內。克魯泡特金被任命為遠征隊的顧問，任務是沿途繪制地圖。他懷著十分興奮和好奇的心情參加了這兩次遠征。不管他當時和后來是否意識到，他在遠征中充當了沙皇政府竊取我國情報的工具。這是克魯泡特金一生中很不光彩的一頁。

1865年，克魯泡特金到西伯利亞高原的西撒陽嶺探險，發現了一個重要的火山區。次年，他又發現了連拿金礦地區和赤塔之間的陸上直線交通孔道，并搜集了該地區的大量地質地理資料，因而獲得了俄國地理學會頒發的金質獎章。

在西伯利亞時期，克魯泡特金最關心的始終是社會問題。1863年的波蘭起義，使他開始感到人民革命的力量。他在寫給哥哥的一封信中說：“波蘭起義是極其重大的事件。如果人民奮起，那么即使他們只是以鐮刀武裝起來，也定能干出一番事業。”在連拿金礦上，他目睹了礦工遭受殘酷剝削的情景，看到了他們在露天礦場里，頂著風雨，冒著嚴冬酷暑，每天披星戴月地干著最沉重的體力勞動，而所得卻微乎其微。這時，克魯泡特金想的已不是如何使俄國“與歐洲諸國并駕齊驅”，而是怎樣使俄國避免發展資本主義，走另外一條道路。這可以說是他的民粹主義思想的最早萌芽。在西伯利亞時期，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也開始露頭。他讀了蒲魯東的一些著作，對這位“無政府主義之父”的觀點發生了很大的興趣。同時，他在西伯利亞從事改革的失敗也使他感到國家是沒有用處的東西。他后來曾這樣寫道：“我可以說，我在西伯利亞完全喪失了對國家紀律的信仰。我已經準備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了。”

1867年，25歲的克魯泡特金辭去了西伯利亞的軍職，進入彼得堡大學數理系學習。在大學期間，他開展了對地理科學的研究。通過對西伯利亞考察中所得的資料進行綜合分析，他對亞洲大陸構成的基本特征，以及山脈和高原分布的規律提出了新的看法。他的論點雖然后來被證明不盡符合實際，但在當時卻引起了地理學界的廣泛興趣。他還對冰河期的一些問題進行了研究，并于1871年去芬蘭和瑞典考察收集冰河期的堆積物，寫出了《關于冰河期的研究》一書，成為一位地理學家。他對地理科學研究的貢獻受到了科學界的重視。1869年，他被選為俄國地理學會委員，次年被選為該會的自然地理部秘書。不久，學會又提名請他擔任秘書長，但是他沒有同意。

1872年是克魯泡特金一生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是年2月，他抱著了解西歐革命運動的目的出國旅行。他首先抵達瑞士，在蘇黎世和日內瓦等地訪問了不少俄國留學生(大多是巴枯寧的信徒)，并且與第一國際建立了聯系。當時的瑞士，是無政府主義運動的一個中心，以巴枯寧為精神領袖的汝拉聯合會正在那里展開積極的活動。這個派別在第一國際中激烈地反對以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的總委員會的領導，大肆宣揚無政府主義思想。克魯泡特金和他們一拍即合。他雖然因為未能與巴枯寧直接會晤而抱憾終生，但是與汝拉聯合會的成員們相處的日子卻使他畢生難忘。在這段時間里，他結識了一些著名的無政府主義活動家，如吉約姆、馬隆等，閱讀了大量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報刊和小冊子，還深入到汝拉聯合會的普通成員(主要是鐘表工人)中去進行實際活動。所有這一切，不能不對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發展帶來深刻的影響。

1872年5月，克魯泡特金從國外旅行歸來。不久，經大學同學德米特里·克列門茨介紹，加入了彼得堡的一個革命民粹派的秘密組織——柴可夫斯基小組。當時，民粹派運動在俄國正方興未艾。民粹派建立了不少革命組織，在農民和工人中展開了宣傳和鼓動。柴可夫斯基小組建于1871年秋，是當時最大的民粹派組織。克魯泡特金加入以后，立即成了它的一名重要的骨干。由于他在當時已蜚聲于上層社會和知識界，又有公爵的貴族稱號，因而以波羅丁的化名進行地下革命活動。他積極參加各種工人集會，向群眾講述國外工人運動的情況，包括第一國際的活動和巴黎公社的斗爭，同時宣傳無政府主義思想。

1873年，克魯泡特金受組織的委托，為柴可夫斯基小組起草了一份綱領，題為《我們是否應該研究未來制度的理想?》這個綱領的主要思想是屬于克魯泡特金的。這個綱領指出：“我們的理想是這樣一種社會制度，它的發展不是建立在人與人斗爭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人與自然斗爭的基礎之上”。因此，在未來社會中必須廢除“任何的個人所有制，任何的集股所有制和勞動組合所有制”;“以前各代人通過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積累起來的全部資本應成為全體人民和整個社會的財產”。綱領還指出：“一切政府的共同特點在于它剝奪了社會成員決定自己事情的那部分權利，并將其交給了某些個人”，因此任何中央政權和政府都必須堅決反對，而應代之以農業村社和工業勞動組合的聯合。為了實現這種理想，綱領認為必須以社會革命的方式推翻現存制度。從這個綱領大致可以看到克魯泡特金后來所全面論述的無政府共產主義思想的基本雛形。

從1874年起，沙皇政府加強了對革命運動的鎮壓，柴可夫斯基小組首當其沖。在領導人先后被捕，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克魯泡特金還繼續進行活動。可是沒有多久，他也因叛徒的告密而遭逮捕，并被投入彼得保羅要塞。他在這個要塞里被關押了將近兩年，然后被轉移到另一個地方等待審訊。那時他得了病，便又轉到陸軍醫院的監房去就醫。1876年，在獄外朋友們的精心策劃下，克魯泡特金從陸軍醫院中逃了出來。

克魯泡特金逃亡到了英國，1877年初又到了瑞士。他立即與汝拉聯合會取得聯系，積極投入了無政府主義國際的活動。這一年的秋天，他以汝拉聯合會代表的身份先后出席了在比利時召開的無政府主義國際第九次代表大會和國際社會黨大會，遭到了比利時當局的搜捕。

1879年，他在日內瓦創辦了一份法文報紙《反抗者》。他在1879至1882年間在該報上發表的文章，后來編成了一個集子，題名為《一個反抗者的話》，于1885年出版。作者在該書的俄譯本序言中說：“這些文章的目的在于——首先基本地闡明無政府主義，并批判現代社會：特別注意無政府主義中對于國家、政治權利、代議政體、中央集權以及一般的權力等等見解”。作者在這些文章中對資本主義社會，特別是它的國家機器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但是，他是從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出發來開展這種批判的，他根本不懂得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必然滅亡的規律，也不懂得無產階級必須建立自己的國家以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克魯泡特金在這些文章中還號召進行社會革命。他堅決反對改良主義。這是他和他的先輩蒲魯東的很大不同之處。克魯泡特金所開展的無政府主義宣傳活動使瑞士當局深感不安。1881年他被瑞士政府驅逐，不得不轉移到法國。次年12月，他被法國政府以“參加國際”的罪名逮捕，判有期徒刑5年;后來由于法國進步輿論的不斷呼吁，于1886年1月提前獲釋。

1886年春，克魯泡特金移居倫敦，開始逐步放棄實際活動而轉向理論著述。當時在英國工人運動中，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得到日益廣泛的傳播;另一方面，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對立面，改良主義思潮比較普遍。因此，無政府主義對工人群眾已沒有多少吸引力。這是克魯泡特金把活動的重點轉向理論著述的重要的客觀背景。

1888年，克魯泡特金在倫敦創辦了一份宣傳無政府主義理論的英文報紙《自由》。他除了為該報提供稿件外，還為倫敦的一家自由派雜志《十九世紀》及其他一些報刊撰文。他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所發表的部分文章，后來被編入《爭取面包》(1892年)和《田園、工廠、手工場》(1898年)兩本書中。正如作者自己所說的，這兩本書可以說是《一個反抗者的話》的續篇。這兩本書的內容是“闡明我們的社會生活的理想，和我們的建設性的工作。……這就是說，怎樣來建立一個以共產主義和平等權利為基礎的社會”。克魯泡特金認為，未來社會將是通過自由契約組織起來的城鄉各自由公社的聯合。在這個社會里，沒有政府，沒有國家，也沒有任何人支配人的權力。這個公社成員都完全平等，他們集體決定一切事務。克魯泡特金的這種公社聯合的思想，主要是承襲了巴枯寧的。但是，在關于未來社會的經濟結構上，克魯泡特金的觀點則與其前人有所不同。他是主張所謂“共產主義”的，認為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切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應歸社會所有，同時立即實行按需分配。顯然，這種“共產主義”最多也只是小資產階級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的反映，是注定不可能實現的反動空想。

克魯泡特金企圖從生物學上來為自己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尋找“科學”根據。1890至1894年間，他陸續發表了一些論文，然后于1902年將它們匯集成書，題名為《互助，進化的一個要素》。這是克魯泡特金的一本重要著作。他通過各種具體材料，力圖證明一個觀點，即互助是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物種得以保存下來并不斷進化的主要因素。他認為，這一理論是對達爾文生存斗爭學說的一種補充，為達爾文主義“彌補了一個重大的空白”。克魯泡特金企圖以此理論證明：由于人類具有互助的本能，因而沒有國家和沒有任何權力支配的社會不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較之有國家和有權力支配的社會更完善，更理想和更富于生命力。“互助論”是克魯泡特金對無政府主義理論的重大發揮。當然，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理論。因為在階級未消滅以前，他把互助當作人類的本能，而且認為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這與歷史唯物主義是相違背的。

在流亡英國期間，克魯泡特金還寫了不少著作，其中主要的有《一個革命家的筆記》(1899年)，《法國大革命》(1909年)和《現代科學和無政府主義》(1913年)等。此外，他還為《大英百科全書》和其他不少科學雜志撰寫了大量詞條和論文。他的著述涉及到廣泛的學術領域，在科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1893年，他當選為英國科學協會委員。1897和1901年曾兩次訪問北美，并在波士頓主持俄國文學史講座。

俄國1905年革命發生以后，他想回國參加實際斗爭，但沒有成功，因為沙皇政府揚言要逮捕他。1907年，他作為客人應邀參加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倫敦舉行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鼓吹“保衛祖國”，主張把戰爭打到“最后勝利”。這種沙文主義言論遭到了列寧有力的批判。

1917年2月革命推翻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克魯泡特金得以在6月回到了離別41年的祖國。他對10月革命的態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歡迎這次革命，因為它動員了廣大的工農群眾，終于推翻了舊的國家政權。另一方面，他對革命以后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卻不共戴天。他反對布爾什維克黨對反革命的鎮壓，反對黨對蘇維埃的領導，要求給蘇維埃更多的“自主權”。他曾多次給列寧寫信，攻擊黨和蘇維埃國家的路線和政策。列寧曾經三次親自會見克魯泡特金，對他的謬論進行了尖銳的駁斥，但對他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斗爭和在學術上的某些成就給予應有的評價，對他的晚年生活也表示了很大的關心。

回國后，盡管健康情況每況愈下，但克魯泡特金仍堅持著述。他勉強寫成了《倫理學》第一卷《倫理學的起源和發展》。從1920年起，他的心臟病不斷發作。1921年2月8日，克魯泡特金病故于莫斯科附近的德米特洛夫城寓所，終年7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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