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爾生平簡介,杜爾歷史評價,杜爾怎么死的？

艾哈邁德·塞古·杜爾(AhmedSekouToure，1922—1984)，非洲著名政治家，幾內亞人民革命共和國前總統，幾內亞國家黨前總書記。

塞古·杜爾于1922年1月9日出生在幾內亞法拉納省。父親阿米納塔·杜爾是個農民，屬馬林凱族。外曾祖父薩莫里·杜爾①是十九世紀末領導幾內亞人民抗擊法國殖民侵略的民族英雄，被人們稱為“黑色的騎士”。薩莫里堅持16年武裝斗爭的事跡對塞古·杜爾日后參加民族主義運動有很大影響。杜爾10歲前曾在法拉納和康康的伊斯蘭學校學習古蘭經。1932年，考入家鄉由法國人辦的小學。學滿四年畢業后，進入科納克里的喬治·波阿雷技術學校學習。

1937年，15歲的杜爾因抗議校方在伙食上克扣黑人學生，組織了一次罷課。為此，校方將他驅逐。后來，他依靠函授，刻苦自學，完成了技術學校的全部學業。18歲時，杜爾受雇于法國尼日爾公司。1941年，通過文職人員考試，擔任科納克里郵局會計員。

1895年幾內亞淪為法國殖民地，成為法屬西非8個領地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幾內亞鐵礦和鋁土礦等戰爭原料被大規模開采，雇工人數逐漸增加。在宗主國法國總工會的支持下，幾內亞建立了各種職業工會。這些工會組織都隸屬于法國總工會。1945年，幾內亞郵電工人工會成立。杜爾作為這個全國幾個最大職工會的創建者，被選為總書記。郵電工會成立之后，塞古·杜爾就領導了一場76小時的罷工，取得了勝利。同年，杜爾根據法國總工會的意見，與其他工會領袖籌建成立了幾內亞總工會，他本人擔任副主席。1946年，法屬西非各國的民族主義者代表在巴馬科舉行會議，決定在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法屬殖民地建立一個共同的政治組織。會后，按聯盟的原則建立了“非洲民主聯盟”。1947年5月，杜爾在幾內亞總工會的基礎上，創建了幾內亞民主黨①，任黨的主席，1952年改任總書記。該黨成立后即加入非洲民主聯盟，作為聯盟的一個支部活動。在杜爾擔任幾內亞總工會和民主黨領導人期間，他秘密訪問了蘇聯、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1953年，當他前往巴黎，參加法國總工會代表大會回來時，殖民當局以煽動敵對情緒為由將其逮捕，不久獲釋。

1953年9月21日至11月25日，塞古·杜爾領導了一場全國性總罷工，要求在幾內亞全面實行勞動法。這一法律是1952年法國議會在共產黨等進步力量積極斗爭下通過的。勞動法規定每周40小時工作制，工人不分膚色同工同酬等。罷工最終取得了勝利，殖民當局還答應提高20%的工資。杜爾在談到這次罷工時說：“它不僅是工人們的罷工，而且是起來反對殖民制度的幾內亞全體人民的罷工”。這次罷工提高了杜爾在法屬西非各階層人民群眾中的聲望。幾內亞工會人數從2，600人猛增到39，000人。1954年底，杜爾說服幾內亞總工會脫離了與法國總工會的關系，并且退出了世界工聯。他說，所以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聯合和組織“黑非洲的工人，在反對殖民統治和其它各種剝削形式的斗爭中，協調非洲工會的行動。……同時，確立非洲工會事業的獨立性格”。

戰后，法國懾于各殖民地人民的斗爭，由所謂直接統治改為設立在總督監督下的諮詢機構——領地議會，以削弱民族主義運動。1954年6月，杜爾參加了領地議會的補差額選舉。由于殖民當局從中作梗，杜爾的競選活動終于失敗。1955年，杜爾當選為科納克里市市長。1956年，幾內亞再次舉行選舉，杜爾獲得了339，176張選票，成為領地議會的議員。

同年，法國政府鑒于西非以及赤道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采納了海外領地部長德費爾的建議，不使事態“發展到難以控制的地步”，同意在繼續控制經濟和政治大權的前提下，給予各領地屬地以有限自治權。1956年，法國議會通過包括上述內容的“根本法”。根據這一法令，幾內亞領地議會有權設立政府委員會，批準地方預算，成立所謂“半自治政府”。1957年初，在政府委員會的選舉中，杜爾領導的幾內亞民主黨取得了議會中三分之二的席位。塞古·杜爾擔任了政府委員會副主席，主席由法國總督兼任。幾內亞建立了“半自治共和國”。

1957年，法屬西非成立了一個大的工會中心，即非洲工人總聯合會。在工會運動中素有盛名的杜爾被一致推舉為該組織的主席。就在同一年，杜爾代表幾內亞民主黨出席了在巴馬科召開的非洲民主聯盟的代表大會。這次會議主要任務是討論亞非各國未來前途問題。由于法國殖民當局前一段時期不斷變換鎮壓與談判的手法，破壞了非洲民主聯盟各支部之間的團結和一致行動。就在這次會議上，形成了以塞古·杜爾為首的少數派和以象牙海岸的烏弗埃——博瓦尼為首的多數派。杜爾主張各國應與法國建立平等的關系，實行徹底獨立;而那位擔任法國內閣部長的博瓦尼則主張維持半自治狀態，理由是非洲還沒有做好獨立的準備。大會最后沒有就今后的統一行動達成協議，但在決議中寫進了這樣的話：“獨立，是人民不可剝奪的權利。獲得獨立，人民才能利用國家的職能為大眾謀利益”。會議選舉塞古·杜爾為非洲民主聯盟副主席，烏弗埃——博瓦尼任主席。

1957年至1958年期間，塞古·杜爾利用半自治共和國政府委員會副主席的權利，對支持法國殖民當局的地方宗法勢力進行了限制和打擊。他下令建立了4，000個基層的“村委員會”，來負責鄉鎮行政事務，客觀上取消了歷史遺留下來的當地酋長們的權力。

1958年，法屬西非和赤道非洲人民的斗爭更加高漲。阿爾及利亞戰爭和喀麥隆游擊戰爭使法國殖民體系陷入崩潰狀態，導致國內出現尖銳的政治危機。戴高樂上臺后推出“新憲法”，提出建立“法蘭西共同體”。在共同體中，允許原殖民地在經濟內政方面有自主權，而法國則控制外交、國防等權力。8月，塞古·杜爾會見戴高樂，一面表示了幾內亞人民渴望獨立的強烈愿望，一面提出與法國繼續保持良好關系。他說：“我們只是不贊成這部憲法，但并不等于反對法蘭西。”但戴高樂卻告訴杜爾，幾內亞只有兩種選擇，要么留在共同體內，要么斷絕一切關系。

塞古·杜爾回國后召開集會，向幾內亞人民發出了激動人心的要求獨立的號召。他的著名口號是“寧要貧困的自由，不要富足的奴役”。9月28日，幾內亞舉行公民投票，結果以1，136，000票對57，000票，通過了立即獨立，反對加入共同體的方案。同年10月2日，幾內亞獲得了獨立。塞古·杜爾初任總理，1961年1月27日當選總統。

幾內亞第一個在法屬西非獲得獨立。這件事大大提高了他在國內外的聲望，對整個法屬殖民地的獨立起了強有力的推動作用。正如當時一位觀察員寫道：“在法語地區，雖然塞古·杜爾在反對其他非洲領導人，如桑戈爾和烏弗埃——博瓦尼的斗爭中，在政治上仍然是少數，但……他代表著未來的潮流，而對手們卻日益象征過去。……幾內亞的奇跡象野火一樣，在整個法語非洲燃燒起來。”

法國政府為了縮小幾內亞獨立引起的震動，企圖扼殺這個新興國家。9月28日公民投票一結束，第二天(9月29日)法國政府就電令在幾內亞的所有法國教師、醫生、在政府中工作的文職官員立即回國。同時下令把所有可以運走的設備物資全部運出。據報道，短短兩周內就有4，000名技術專家離開幾內亞。全部政府檔案被銷毀，電話從墻上扯下來，發電機停轉，甚至種牛痘的藥瓶也被統統打碎。法國政府還向它們歐洲同伴施加壓力，不承認幾內亞，不給絲毫經濟援助。

然而，幾內亞人民的正義事業卻得到世界上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和民主進步力量的支持。中國提供了價值約12，750萬美元的援助，派出了大批技術人員和工人幫助進行建設。加納也支援了1500萬美元。

塞古·杜爾執政之后，首先于1958年12月10日，將原來的領地議會改組為制憲議會。并通過了幾內亞共和國憲法。新的幾內亞政府對法殖民主義者經營的大部分工廠、企業，全部銀行、保險公司實行國有化。1960年3月，發行本國貨幣，退出法郎區，基本上控制了財政、外匯和進口貿易。幾內亞政府成立后，重視發展國營經濟部門，組織合作社，實行外貿壟斷，并著手制定了經濟發展計劃。由于實際的生產水平很低，加上嚴重缺乏管理人才，從1961年起，做法曾經稍有一些改變。

1963年幾內亞民主黨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杜爾提出要走“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實行“社會主義”。他的新方針的核心內容，首先是承認幾內亞不存在階級，“非洲從本質上說是公社體社會”，①要在這個基礎上迅速實行農業集體化。在工業和商業上進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建立實行計劃經濟的國有化經濟體系。他說：“應該經常不斷地注意消除幾內亞社會中一個人剝削另一個人或者一個社會集團剝削另一個社會集團的行為”。代表大會后，幾內亞政府隨即制定了1964—1970年的七年計劃，重新加速發展國營經濟，并通過種種措施，如限制頒發商業執照，逐漸取消私人經濟。同時，加快了農村集體化的步伐。1964年，建立了550個農業生產合作社。

杜爾政府在教育上取得的進步較為明顯。1958年以前僅有8%的學齡兒童能夠上學。到1968年已達到67%。政府還積極創辦了各種高中級教育機構。

塞古·杜爾由于在經濟政策上脫離實際，主張高速度發展，人為改變生產關系，使幾內亞的經濟狀況和經濟生活十分困難。1958年到1974年的16年中，農業增長率只有3%，而1970年至1978年人口卻增加了142萬，是1970年人口的135%。僅大米一項，每年就要從國外進口五、六萬噸。幾內亞的建設資金長期依靠外國提供。1970年，第一個七年計劃結束時，有近60%的建設項目沒有完成，卻欠下8億美元的外債。1976年，外債數額上升到10億美元。而每年國民經濟總產值僅為7億美元左右。

1975年，杜爾發動所謂“經濟圣戰”，內容是建立“經濟警察”，取締私人商販等。1977年8月27日，科納克里市民和婦女前往總統府請愿，強烈要求取消上述措施，恢復自由貿易，降低消費品的價格。結果軍警開槍鎮壓，造成19年來第一次流血事件。1978年，按幾內亞人均收入計算，它成為世界上最窮的20個國家之一。

對于不斷惡化的經濟形勢，塞古·杜爾在其執政后期采取了較為現實主義的態度。他承認“我們仍然處在人類應該為之慚愧的貧困之中”。從七十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到了八十年代，他逐漸放松了對經濟生活的限制，并從1979年后實行了大規模的經濟調整。他強調恢復和發展非洲各國間的經濟合作，先后邀請一度關系疏遠的剛果(布)、利比里亞、喀麥隆、扎伊爾、象牙海岸、塞內加爾的國家元首訪問幾內亞或進行互訪。1977年，幾內亞與利比里亞和尼日利亞建立了采礦業合作關系。1978年，杜爾分別會晤了象牙海岸總統烏弗埃—博瓦尼和塞內加爾總統桑戈爾。1979年，他主持制定了新的經濟政策，其主要內容是允許私人開辦工商業，頒布了《幾內亞國外僑民投資法》，鼓勵外國投資;規定對職工實行必要的獎懲辦法;把長期虧損嚴重的國營企業轉給私人經營;實行新的農業政策，允許農民自由出售自己的農產品;吸引外資開發鋁石礦等資源，并提供免稅、可將利潤匯往國外等優惠條件。這些新政策取得了一些成績。

在對外政策上，杜爾堅持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在柬埔寨、阿富汗、中東問題上采取正義的反侵略立場。在對法國態度上，由于歷史和現實原因，獨立后的幾法關系變得十分復雜，時好時壞。1975年，幾內亞恢復了自1965年完全斷絕的同法國的外交關系。幾內亞與蘇聯關系一向較好，但在1961年發生過危機。這一年，由于蘇聯使館卷入幾內亞教師聯合會的一次示威活動。塞古·杜爾的政府宣布蘇聯大使為不受歡迎的人。翌年，蘇代總理米高揚訪問幾內亞，恢復了原有關系。杜爾執政后期，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的關系有了較快發展。

塞古·杜爾曾于1960年和1980年兩次訪問我國。

1984年3月26日，塞古·杜爾因病醫治無效，在美國逝世。他去世后不久，4月3日，幾內亞即發生軍事政變，推翻了幾內亞國家黨執政的政府，改變了幾內亞的國名。宣布解散幾內亞民主黨，中止憲法。但是，肯定了杜爾的對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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