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tǒng)帝愛新覺羅溥儀 

清朝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愛新覺羅·溥儀則是這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

末代皇帝生活的時代，華夏神州備嘗艱辛苦澀，數(shù)度滄桑，幾經(jīng)沉浮，盡管有她自己的過失和屈辱，但終究巍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愛新覺羅·溥儀的一生，就如同他生于斯、長于斯、活動于斯的華夏神州一樣，坎坷曲折，歷盡了人間唯他所特有的榮辱哀樂。前半生，3歲登極，三度稱帝，名義上唯我獨尊，事實上無異囚徒; 后半生，由皇帝變公民，過上了一個正常人的生活，為中國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積極貢獻。

愛新覺羅·溥儀為中國乃至世界各界人士所矚目，并非是因為他一度做過皇帝，而是由于他從皇帝到戰(zhàn)犯，由戰(zhàn)犯而公民，最終受到中國人民信任與尊重的特殊的人生歷程。

沖齡登極

光緒三十二年(1906)正月十四日，北京城里醇王府邸，一位新生嬰兒呱呱墜地，這就是中國的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

溥儀，字浩然，姓愛新覺羅。清宣宗道光帝旻寧曾孫，清文宗咸豐帝奕詝七弟醇賢親王奕譞長孫，清德宗光緒帝五弟第二代醇親王載灃長子。依此統(tǒng)系，似乎溥儀天生龍種，該當御極稱帝。然細究起來，事情卻遠非如此簡單。

清文宗咸豐帝以降，皇嗣已然二絕。同治帝載淳及光緒帝載湉，在位共計47年，宮中不聞兒啼，無兒無女。可見光緒帝亦非天生龍種，只因其父奕譞庸懦聽話，其母為慈禧皇太后親妹，而更為重要的則是同治歸天之際，載湉年僅4歲，又與同治帝平輩，便于慈禧以皇太后身份“垂簾”掌管朝政。于是，慈禧毅然拋棄祖制，不顧先己而去的親生兒子統(tǒng)系斷絕，硬是把4歲的載湉過繼給自己做兒子，承繼亡夫文宗咸豐皇帝大統(tǒng)。由是，原本并未顯示出與其他近支王公子孫有異的載湉，搖身一變成了真龍?zhí)熳樱c咸豐皇帝六弟恭親王奕訢的恭王府無別的醇王府，因此也就一躍而為“潛龍邸”(皇帝出生的府邸，又稱 “皇帝發(fā)祥地”)。

載湉登極稱帝后，援雍正朝成例，醇王府作為 “潛龍邸”，必須升為宮殿閑置起來，或改作廟宇，供奉菩薩。為此，慈禧把北京什剎后海的一座貝子府賞與醇親王奕譞，并撥白銀16萬兩大肆擴建整修，作為醇王府邸新址，時人俗稱北府。醇親王奕譞，作為當朝皇帝的本生父親，被加封“親王世襲罔替” (俗稱“鐵帽子王”)，王位子孫世代相傳，不必按例降級承襲。稍后，又有“親王雙俸”、“紫禁城內(nèi)乘坐四人小轎”等恩榮接踵而至。身為參與朝廷機密的近支宗室王公，歷經(jīng)咸、同兩朝諸多變故，奕譞已經(jīng)深知他那位姻姊皇太后的手段，盡管慈禧屢賜恩榮，一些攀龍附鳳的內(nèi)外官員爭相趨附醇王府，但他并未忘記自己的真正身份和實際地位，更不敢忘記他是怎樣成為 “真龍?zhí)熳印钡母赣H的。在朝廷，他唯慈禧之命是聽，一切敬謹從事，并三番五次辭謝慈禧賜賞的恩榮; 在家里，則時時處處設(shè)法提醒自己、教育子女： 千萬不要以皇親國戚自居，顯露出絲毫的驕態(tài)傲行，以免招災(zāi)惹禍。他把自己的居室命名為“思謙堂”，將書齋名之為“退省齋”，在書齋的條幾上擺設(shè)“欹器”①，上刻“滿招損，謙受益”。子女的房中，則到處懸掛格言家訓(xùn)條幅，告誡他們謹言慎行。

醇親王奕譞庸懦聽話，敬謹效命慈禧，為他自己及子孫邀得了無上的恩榮，同時也為他的家庭帶來了難以言喻的痛苦和災(zāi)難。

奕譞去世后，謚法“賢”，后稱醇賢親王。醇賢親王共4位福晉，生有7子。前四子為嫡福晉慈禧親妹葉赫那拉氏所生，其中一、三、四子早殤，二子載湉4歲時過繼給慈禧做兒子當了皇帝;后三子載灃、載洵、載濤為二側(cè)福晉劉佳氏即溥儀的親祖母所生。因前四子三個早殤，一個做了皇帝，所以五子載灃承繼了王位，是為第二代醇親王。

在醇賢親王的幾位福晉中，依照傳統(tǒng)，劉佳氏可說是最幸運的一個，三個兒子都活了下來，而且大兒子承襲了王爵。但是，天災(zāi)沒有給她多大折磨，人禍卻使她難享天倫之樂，以致精神失常，直至59歲離開人世。劉佳氏精神失常的最初原因，是慈禧傳諭將11歲的小兒子載濤過繼給醇賢親王的堂兄弟貝子奕謨?yōu)樽印＿@對劉佳氏的打擊非同小可，從此她即開始有些不正常。5年以后，慈禧聽說奕謨得了載濤做兒子后忘乎所以，竟在一次家宴上乘酒興寫詩作畫，嘲諷她專權(quán)誤國，一怒之下再頒懿旨，令將載濤重新過繼給醇賢親王的八弟奕詥為子，氣死了奕謨; 同時令把載洵過繼給敏郡王奕志為子，從劉佳氏手中又奪走了一個兒子。稍后，正當劉佳氏為自己也是醇王府里剩下的唯一后人載灃定下一門親事之際，傳下了慈禧為載灃指婚的懿旨。按照當時的習俗，定親放了“大定” (即送給未來兒媳一柄如意) 之后，姑娘活是男家的人，死則是男家的鬼了。如若這時男方遇有意外，就常出現(xiàn)封建社會所倡行贊頌的為未婚夫守寡或殉節(jié)之類的所謂貞烈情事。載灃未婚妻已經(jīng)放了“大定”，致使劉佳氏進退維谷：不同意慈禧指定的婚事，是抗旨; 同意指婚而引起原定婚女方意外，也是抗旨。結(jié)果精神失常癥加劇。

載灃結(jié)婚后連生二子，劉佳氏在心理上得到莫大安慰，精神失常癥有所恢復(fù)。這位側(cè)福晉對長孫溥儀十分疼愛，每夜必須起來光著腳至溥儀房中看上一兩次 (擔心穿鞋走路的響聲會把溥儀驚醒)。但天有不測風云，溥儀剛滿3歲，傳來慈禧將其抱送皇宮撫養(yǎng)的懿旨。在常人眼中，或許把這看作是世間無雙恩典，可對劉佳氏說來，則猶如五雷轟頂，致令當即昏死過去。此后，她的精神失常癥即頻頻發(fā)作，直至1924年離開人世。

溥儀的父親載灃，8歲時承襲王位，恪守醇賢親王遺訓(xùn)，為人處事酷似其父。然而，他所以能象第一代醇親王一樣成了皇父，卻不是因為象老醇親王那樣有一位皇太后的親妹妹做福晉，而是另有因由。

原來在戊戌政變后，光緒雖被囚瀛臺，但只要他活著，對慈禧和頑固派們來說，就是一個潛在的莫大威脅。因此，他們想方設(shè)法要根除后患，結(jié)果是由于洋人的干涉，未能如愿。于是，慈禧便立意利用 “義和團”發(fā)泄胸中的悶氣，同時要使列強明白左右中國局勢的是她，而不是那個列強為了自身利益所極力維護的光緒。結(jié)果，弄巧成拙，胸中悶氣未出自不必說，還險些被列強當做“禍首”加以懲辦。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八國聯(lián)軍統(tǒng)帥瓦德西公開要光緒五弟載灃前往德國，為克林德公使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殺一事道歉。載灃到德國后，受到了德國皇室的隆重禮遇，致使慈禧心中又增一層隱憂。在此之前，就有人對慈禧說，妙高峰醇賢親王墓地上有棵高大的白果樹，“王”上加“白”正好是個 “皇”字，所以醇王府出皇帝。盡管慈禧不一定相信這種說法，可她還是立即派人去砍掉了這棵白果樹。不過，白果樹砍了，光緒的皇冠并沒能摘下來，列強對光緒兄弟的態(tài)度也沒有改變。積數(shù)十年統(tǒng)治經(jīng)驗的慈禧，深知 “庚子事變”后的清王朝，內(nèi)外大事若違背了洋人的意愿，后果不可逆料。為緩解各方矛盾，確保自己的地位，慈禧覺得有必要覓一良策。這個 “良策”很快讓她找到了： 即為醇親王指婚，令將心腹大臣榮祿之女嫁與載灃。

榮祿 (1836—1903)，即溥儀的外祖父，瓜爾佳氏，字仲華，滿州正白旗人。少年時由蔭生任戶部銀庫員外郎，因貪污罪差點被肅順砍了頭，后捐得侯補道員頭銜，通過投靠皇戚勛臣，累遷工部侍郎、總管內(nèi)務(wù)府大臣、工部尚書。任職工部尚書期間，又因貪污受賄被革職，稍后降級調(diào)離北京，出任西安將軍。光緒二十年(1894)，他借為慈禧祝壽之機進京結(jié)納權(quán)貴，留京任步軍統(tǒng)領(lǐng)。從此他看風使舵，極盡鉆營之能事，深得慈禧寵信。光緒二十四年 (1898) 維新變法開始不久，他即邀得文淵閣大學士頭銜，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tǒng)率北洋三軍，“身兼將相，權(quán)傾舉朝”。隨后，他協(xié)助慈禧發(fā)動了戊戌政變，并參與廢黜光緒帝的陰謀，制造“己亥建儲”丑聞。義和團運動中，他骨子里力主鎮(zhèn)壓義和團，但表面卻順從慈禧旨意，跟隨頑固派利用義和團同洋人開戰(zhàn)，暗中又為慈禧準備后路，極力保護他所奉命攻打的東交民巷使館。辛丑議和時，他則設(shè)法把慈禧的責任轉(zhuǎn)嫁他人，擁戴慈禧繼續(xù)執(zhí)掌朝政。如是，則本來就“得太后信仗，眷顧之隆，一時無比，事無巨細，常待一言決” 的榮祿，義和團運動后，慈禧對他更是“寵禮有加， 賞穿黃馬褂。 賜雙眼花翎、 紫”， 并“加太子太保， 轉(zhuǎn)文華殿大學士”。

歷經(jīng)維新變法和義和團運動諸多變故，慈禧對榮祿的忠心，已確信無疑，因此不顧載灃已經(jīng)定親的事實，斷然再次為醇王府指婚，令將榮祿之女嫁與載灃，意想既然暫時搬不掉光緒，洋人對光緒兄弟似乎又特別看重，利用親信榮祿的女兒在醇王府與自己之間架起一座橋梁，于己總會有益而無害。不過，這時她恐怕還沒有在醇王府里再造出一條“潛龍” 的想法。促成醇王府飛出第二條“潛龍” 的，應(yīng)該說主要是慶親王奕劻和戊戌政變后飛黃騰達的袁世凱

奕劻(1836—1918)，愛新覺羅氏，乾隆第十七子永璘之孫。為人貪鄙庸劣，精于投機鉆營之道。光緒一朝，由一名遠支宗室最低爵位的輔國將軍，累遷至親王。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時，他奉旨議和，結(jié)好洋人，同時也為慈禧所看重，隨后即入值軍機處，并升到了首席軍機大臣的高位上，兒子載振也做了工部尚書，父子同朝，顯赫一時，令王公大臣們瞠目。

袁世凱自戊戌政變?yōu)榇褥⒘舜蠊Γ瑥拇斯龠\亨通，扶搖直上，幾年時間由直隸按察使逐次升遷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外務(wù)部尚書。在此期間，他不惜重資，買通了只要給錢連祖宗都可以賣掉的慶親王奕劻，借改革軍制擴編北洋新軍之機，采取種種手段，幾乎使北洋軍成了完全聽命于他一人的袁氏武裝。

奕劻的貪鄙庸劣、要錢不要祖宗，袁世凱的賄買新貴、暗建袁氏武裝，使慈禧有些不放心。于是，她借籌備立憲之機，上調(diào)袁世凱入值軍機處，意在收回袁氏軍權(quán)。政治嗅覺十分靈敏的袁世凱，從自己的升遷調(diào)任中，也感到氣候有些異常，為長久計，不待慈禧下令，便主動交出了北洋軍權(quán)。做為一名漢族官員，袁世凱的這一舉動，非但沒有使慈禧解除疑慮，反而勾起了慈禧對他在維新變法運動中所做所為的回憶。前后聯(lián)想起來，慈禧預(yù)感到了一種可怕的威脅，這不但是對自己的威脅，而且是對愛新覺羅氏江山有威脅。這位統(tǒng)治中國近半個世紀的皇太后，垂暮之年并不糊涂。她深知袁世凱交出北洋兵權(quán)并非出自本意，其對北洋軍的實際控制能力，遠非朝夕能解除得了，而革命黨人以 “驅(qū)除韃虜，恢復(fù)中華”相號召，興兵構(gòu)難，旋撲旋起，立志要在中國實行什么 “三民主義”;立憲黨人則乘朝廷預(yù)備仿行立憲之機，大肆鼓噪，必欲分享權(quán)力;光緒被囚瀛臺近10年，已是病入膏肓，勢將不起……思來想去，不覺心力交瘁，至1908年秋，竟也大病纏身。就在這時，一個令她震驚的消息傳來： 袁世凱策劃廢掉光緒，擁立奕劻之子載振為皇帝。為了愛新覺羅氏的江山社稷及子孫計，慈禧認為該是采取果斷措施的時候了。

經(jīng)過再三權(quán)衡，慈禧終于拿定了主意。為了實施她以為是可以決定大清帝國命運的果斷措施，在確信光緒不久人世之后，諭令慶親王奕劻前去察看東陵工程，同時將袁世凱的親信段祺瑞所部第六鎮(zhèn)北洋軍調(diào)離北京，令陸軍部尚書鐵良統(tǒng)轄的第一鎮(zhèn)進京換防。光緒三十四年 (1908) 十月二十日，光緒帝病危，慈禧頒發(fā)了 “醇親王載灃著授為攝政王”的懿旨，同時令將載灃年滿3歲的長子溥儀送進皇宮教養(yǎng)。前一日接軍機處急函星夜回京的奕劻，見事已至此，只有嘆氣而已。于是，醇王府又飛出了一條幼小的 “潛龍”。

光緒三十四年 (1908) 十月二十一日，光緒駕崩，慈禧面諭王公大臣： 攝政王載灃之子溥儀，“著入承大統(tǒng)為嗣皇帝……承繼穆宗毅皇帝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嗣皇帝尚在沖齡，正宜專心典學，著攝政王載灃為監(jiān)國，所有軍國大事，悉秉予之訓(xùn)示裁度施行……”。這時慈禧并不認為自己也要緊隨光緒而去，二十一日這天，她“終日料理大事，至晚乃獲休息，雖極辛苦，而體氣反較佳。翌日，仍于六鐘起召見軍機與皇后、監(jiān)國攝政王及其福晉即榮祿之女，談話多時，以新帝之名下一諭，尊皇后 (光緒皇后隆裕)為太后”。不意午飯時分突然暈倒，醒后感覺異常，自知末日已至，急詔隆裕皇太后既監(jiān)國攝政王等，謂：“現(xiàn)予病勢危篤，恐將不起，嗣后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須請皇太后懿旨者，由攝政王隨時而請施行”。作好了這樣的安排之后，慈禧才放心地歸天去了。她滿以為有光緒親兄弟攝政監(jiān)國，有自己的親侄女裁決 “重大事件”，大清王朝的江山就萬無一失了。

光緒、慈禧去世之后，經(jīng)過半個多月的準備籌劃，王公大臣們擬定新帝于光緒三十四年 (1908) 十一月九日舉行“登極大典”，年號宣統(tǒng)，改明年為宣統(tǒng)元年。

這一天，天氣冷得出奇。清朝第十代皇帝宣統(tǒng)“登極大典”在紫禁城太和殿 (俗稱“金鑾殿”)隆重舉行。高高的龍墩上，不滿3歲的小皇帝溥儀凍得瑟瑟發(fā)抖，坐立不住。他的父親，監(jiān)國攝政王載灃側(cè)身單膝跪在龍墩之下，雙手扶著小皇帝接受宗室王公和文武百官的朝賀。小皇帝不用也不可能管理朝政，但“登極大典”的儀式卻是缺一不可，少他不行。進太和殿之前，在中和殿接受領(lǐng)侍衛(wèi)大臣們叩拜時，小皇帝就已耐不住性子，到太和殿坐在冰冷的龍墩上，眼望著玉階下宗室王公、文武百官依次三跪九叩，沒完沒了，便再也坐不住了，又哭又鬧，高聲叫著 “我不挨這兒，我要回家! 我不挨這兒，我要回家!”監(jiān)國攝政王勸不住小皇帝的哭鬧，可又不敢站起來抱著他，只好一面把小皇帝牢牢地按在龍墩上，一面哄著說： “別哭別哭，這就完了，這就完了。”

清朝第十代皇帝的“登極大典”，就在這哭鬧哄勸聲中結(jié)束了。王公大臣們從小皇帝的哭鬧聲和監(jiān)國攝政王的哄勸聲中，似乎覺察到了不吉祥的兆頭，抱怨這君臣二人說：“皇上說 ‘要回家’，這是什么意思?”“攝政王怎么可以說 ‘這就完了’ 呢?!

事實上，大清王朝真正的不吉不祥之兆，既不是幼兒皇帝的哭鬧，也不是監(jiān)國攝政王手忙腳亂中脫口而出的“這就完了”，而是正向幾千年來封建專制制度襲來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風暴。

帝王生活

溥儀登極稱帝，“潛龍”成了“真龍?zhí)熳印保?歲的娃娃從此開始了唯我獨尊的帝王生活。

作為大清帝國的皇帝，承繼穆宗毅皇帝兼祧德宗景皇帝，穆宗和德宗的后妃，依統(tǒng)序都是溥儀的母親，而他的親生父母卻成了他的臣民;作為“真龍?zhí)熳印保邇x不能再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他每天除了按例向兩位先帝的后妃請安外，其余時間都和太監(jiān)們在一起。雖然貴為“天子”，實際不啻孤兒，失去了家庭的溫暖和寶貴的母愛，享受著一個不懂事的幼兒難以享受的大清皇帝的尊榮。

清朝皇族子女生下來就雇傭乳母喂養(yǎng)，溥儀幼時和乳母王焦氏的感情如同母子。入宮稱帝后，乳母王焦氏也跟隨進宮，以備小皇帝 “進膳” (吃奶)。但是，做了皇帝的溥儀已不同于親王府里的王子，他與王焦氏之間不得再有任何親昵的舉動。“進膳”時，王焦氏必須先行臣子大禮，然后再在太監(jiān)們的嚴格監(jiān)視下跪著由皇帝 “進膳”。

娃娃皇帝在位期間，主要靠吃奶生活，退位后也還斷斷續(xù)續(xù)，直至9歲時才完全斷奶。然而，既凡是“天子”，一切“天子”所應(yīng)有的尊榮，溥儀都得享有。自稱帝之日起，御膳房即終日為他準備御膳。還在他四、五歲時，正常情況下每日御膳用肉27斤，豬油1斤，肥雞2只，肥鴨3只，菜雞3只，計每月30日豬肉810斤，豬油30斤，雞鴨240只，這些是一年四季必不可少的。其余如面食、粥米、魚蝦、禽蛋、山珍海味、干鮮果品及各種菜蔬，則均不計在內(nèi)，可按季節(jié)、時令及皇帝喜好隨時添購。溥儀稱帝之初，只要說聲“餓了”，隨身太監(jiān)就高叫 “傳膳”，待到年令稍長，便無須別人提示，不管什么時候，只要想吃東西了，溥儀自己就會喝令“傳膳”。每當養(yǎng)心殿 (溥儀的居處) “傳膳”聲起，侍立各處的太監(jiān)們便一個接一個地將這聲音傳到御善房，不等“傳膳” 回聲消失，幾十名裝束停當?shù)奶O(jiān)，就抬著大小7張膳桌，捧著幾十個繪有金龍的朱漆盒，浩浩蕩蕩地直奔養(yǎng)心殿而來。速度之快，令人咂舌。原來，這些御膳早經(jīng)準備就緒，放在灶上或暖鍋里煨著，隨時可以應(yīng)付皇帝的傳膳令。因此，所謂 “御膳”，雖有山珍海味，但卻并不新鮮。清代自同治始，皇帝已不靠這些過了火候的御膳充饑，而是吃太后送來的二十幾樣新鮮飯菜。溥儀稱帝期間，盡管既不 “進”御膳，也不吃太后送的飯菜，而是主要靠乳母的奶汁生活，但作為顯示“天子”尊榮的御膳排場，卻自他登極之日起，即每日照擺如儀。

同御膳大量的備而不 “進”一樣，溥儀的衣服也是大量的做而不穿。清代后妃的服飾制做是按級別有定數(shù)的，但皇帝的服飾卻毫無限制。溥儀做了皇帝之后，他的衣服即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直至1924年被逐出宮。究竟做了多少，皇帝本人不知道，事實上也不可能、不必要知道。有資料表明，有時一個月的時間，正式工料不算，僅做衣服用的貼邊、兜布、子母扣和線這些小零碎，就開支2000多銀元。飯菜做了不吃，可以扔掉，而衣服做了不穿，保管起來可就麻煩得很了。不過，皇帝的衣食住行，自有一整套專門機構(gòu)負責。溥儀登極時，負責他衣食住行的內(nèi)務(wù)府，僅官員就1023人。

溥儀自3歲稱帝成了 “真龍?zhí)熳印焙螅阆笠酝幕实垡粯樱僖猜牪坏絼e人呼喚他的名字。同、光二帝的后妃及他的祖母、親生父母都稱他 “皇帝”，朝廷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及后來他的師傅們呼他“皇上”，太監(jiān)、宮女和乳母等叫他“萬歲爺”或“老爺子”。從這時起，他就被從不同側(cè)面培養(yǎng)和鑄造著“真龍?zhí)熳印钡奶厥馊烁瘛ＬO(jiān)們告訴他： 地上萬物乃至頭上的藍天都是“皇上”的，天下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和奴仆;現(xiàn)實生活使他逐步明白了： 他衣食住行一切器物上的黃色，是唯 “天子”才能享有的明黃色; 在宮廷中，除了同治和光緒兩位先帝的后妃，所有的人見了他都要跪倒磕頭，不論是平輩兄弟還是親族中的長輩，也不管是鬢發(fā)皆白的老者還是教他讀書的師傅，無一例外; 他說“餓了”，有人為他喝令“傳膳”; 他要睡覺，有人為他鋪床、洗腳; 他要起床，有人為他穿衣、洗臉; 他要解手，即有人為他端來大小便器具……。總之，紫禁城的一切都是為他而設(shè)，城中所有人都得圍著他轉(zhuǎn)，在位三年如此，退位后享受民國優(yōu)待十二年間也是這般。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溥儀自幼年起就逐步樹立起天下唯我獨尊的信念。

就在古老的紫禁城按照傳統(tǒng)模式精心鑄造著大清王朝末代 “真龍?zhí)熳印?的時候，整個大清帝國，卻早已成為一只破爛不堪的漏舟，無論愛新覺羅氏如何使出渾身解數(shù)，也難以使它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再前進半步，終于在辛亥革命的風暴中沉沒了。

溥儀登極稱帝后，遵照慈禧遺旨，由其父監(jiān)國攝政王執(zhí)掌朝政，如有重大難決之事，則須向隆裕皇太后請示辦法。然而，無論是監(jiān)國攝政王還是隆裕皇太后，誰也不可能象慈禧生前那樣，隨意制定推行重大國策，決定文武朝臣乃至皇帝的命運了。

載灃執(zhí)掌朝政后，迫于形勢，為了保住清王朝的統(tǒng)治，一面繼續(xù)推行慈禧生前確定的以立憲籠絡(luò)人心的政策，詔令加緊籌備立憲，一面實行加強皇室權(quán)力的方針，并立志借機報其兄光緒皇帝十載瀛臺囚徒生涯之仇，殺掉袁世凱。結(jié)果，籌備立憲自宣統(tǒng)元年(1909)各省咨議局成立始，資產(chǎn)階級立憲派取得了“國民代表”的資格和參與政治的合法地位，紛紛選派代表進京請愿，三番兩次“詣闕上書”，強烈要求“速開國會，成立責任內(nèi)閣”，搞得攝政王心神不定，寢食難安，急急忙忙于宣統(tǒng)三年(1911) 四月成立了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大臣的第一屆 “責任內(nèi)閣”，在13名閣員中，僅收納4名漢族官員做點綴，致使立憲派發(fā)出了 “希望絕矣”的慨嘆，哄然舍立憲而謀他圖; 在加強皇室權(quán)力方面，雖然載灃宣布自己以監(jiān)國攝政王身份親代全國陸海軍大元帥之職，令胞弟載洵、載濤分任海軍大臣和軍諮大臣，但卻指揮不動全國特別是聽命于袁世凱的北洋軍隊; 而立志殺掉袁世凱為兄報仇，不意慶親王奕劻以 “殺了袁世凱，北洋軍造反怎么辦” 為由極力反對，只好請示皇太后，假借袁世凱患有 “足疾”之名，將其遣回河南彰德老家“養(yǎng)疴” 了事。這既未能斬斷袁世凱同中央奕劻、徐世昌等滿、漢朝臣的聯(lián)系，更沒有做到解除他對北洋軍的實際控制能力。監(jiān)國攝政王意在保住清朝統(tǒng)治的種種措施和企圖，不但毫無成效可言，反而加速了清王朝走向墳?zāi)沟牟椒ァ?/p>

宣統(tǒng)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革命黨人武昌首義成功，南方及西部數(shù)省聞風響應(yīng)，辛亥革命風暴席卷了大半個中國。清廷派出南下鎮(zhèn)壓革命黨人的北洋精銳，不聽滿族將帥號令，敗耗頻傳。攝政王載灃萬般無奈，接受了奕劻、徐世昌等人的建議，重新起用了袁世凱。老謀深算的袁世凱，以北洋軍為資本，以外國侵略勢力做靠山，巧妙地玩弄兩面手法，先借用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的力量脅迫清廷授予他軍政全權(quán)，否則即以 “病未痊愈”為由，呆在彰德不肯出山; 當軍政全權(quán)到手之后，又利用北京的朝廷、手中的武力和贊成共和的虛假許諾，誘迫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最終做出了只要袁世凱倒戈推翻清廷，擁護共和，即由他出任新成立的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的決定。為了達到據(jù)天下為己有的卑劣目的，袁世凱翻手為云，覆手為雨，一會兒指使北洋軍將領(lǐng)通電南京臨時政府誓死反對共和; 一會兒又指使他們通電北京朝廷聲稱贊成共和，以兵諫相威脅，要清廷自行退位。他本人則裝出既忠于朝廷，又不得不順應(yīng)時勢的樣子，規(guī)勸皇太后和攝政王交出政權(quán)，免致法國大革命時“路易子孫，靡有孑遺”的悲劇重演于中國。與此同時，袁世凱一再表示 “決不辜負孤兒寡母” (指溥儀和隆裕)，并拋出了一個旨在顯示他的忠心和促使清廷早下決心的 《優(yōu)待條例》，其中主要條款規(guī)定： 清帝自行退位后，“尊號仍存不廢”，暫居紫禁城，以后移居頤和園;新建民國政府負責保護清帝原有私產(chǎn)，并每年撥出400萬兩以供皇室享用 (改鑄新式銀幣后為400萬元)。

在辛亥革命風暴的致命打擊下，隆裕太后和王公大臣們?yōu)榱吮Ｗ〈笄寤实鄯Q號和各自的身家性命，于窮途未路之中接受了袁世凱的《優(yōu)待條例》。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發(fā)了清帝溥儀的退位詔書。次日，袁世凱公開聲明贊成“共和”，孫中山向南京臨時政府參議院提出辭職。15日，袁世凱接替孫中山，當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

清王朝滅亡了，但宣統(tǒng)皇帝的稱號保存下來了。此后，不但民國歷任總統(tǒng)如袁世凱、黎元洪、徐世昌等，無論在私函抑或公文中，都赫然稱溥儀為“大清皇帝陛下”，紫禁城外的遺老遺少，各地一些大小軍閥政客以至象胡適那樣著名的“新潮人物”，更是畢恭畢敬地尊稱溥儀為“皇上”。袁世凱當總統(tǒng)時，為了建立袁氏家天下，曾公開允諾將《優(yōu)待條例》載入民國憲法，并私下托人說媒，要將自己的女兒嫁與溥儀當“皇后”;徐世昌任總統(tǒng)期間，念念不忘大清200余年“深仁厚澤”，身為民國總統(tǒng)，而言必稱“本朝”(指清朝)，說他出任民國總統(tǒng)，不過是為幼主(溥儀)攝政而已。民國以來的各派軍閥，在1924年馮玉祥發(fā)動“北京政變”之前，無論誰打進北京控制政權(quán)，為了各自的政治需要，無一例外地尊奉溥儀為“大清皇帝”，恪守著《優(yōu)待條例》中除去400萬元撥款以外的所有條款。就在這名義上統(tǒng)一的中華民國彌漫著軍閥連年混戰(zhàn)的硝煙和變幻莫測的政治風云中，溥儀依然故我，役使著紫禁城中的數(shù)千人馬，過著與退位前相差無幾的帝王生活。

同清朝以往的皇帝一樣，溥儀6歲即他退位那年，由欽天監(jiān)選好良辰吉日，開始上學讀書了。書房設(shè)在光緒小時候念書用的毓慶宮，師傅教漢文的先后有做過大學士的江蘇元和人陸潤祥，國子丞徐坊，南書房翰林朱益藩，福建才子、同治朝進士陳寶琛，未曾上任的廣東宣撫使梁鼎芬; 教滿文的是滿族正白旗人伊克坦; 教英文的是做過威海衛(wèi)租借地行政長官的英國人莊士敦(Sohnston，Sir Reginua Fleming)。在諸多中外師傅當中，以陳寶琛和莊士敦影響最大，溥儀后來的成長變化，與這兩位師傅有著極其重要的關(guān)系。

皇帝上學自然與常人不同。每次上課，都是溥儀先乘坐金頂黃轎至毓慶宮，坐到背北面南的正位獨座上，然后由太監(jiān)奉上當日應(yīng)學的課本，這時教課的師傅再進來，向他所教的徒弟見禮后開始教讀，作為徒弟的溥儀始終端坐不動，更無須向師傅行禮，因為“雖師，臣也，雖徒，君也。”教讀的時候，師傅也只能坐在“皇上徒弟”的左手側(cè)位上。古時候讀書靠的是死記硬背的功夫，背不下來，當師傅的就用專制的戒尺打?qū)W生的手掌心。溥儀既是“皇上”，不但嘗不到打手掌心的滋味，而且即使在師傅授課時，也是唯我獨尊，愿聽則聽，不愿聽就跑出去看螞蟻爬樹，師傅只好等徒弟玩夠了，才請皇上繼續(xù)讀書。有時小皇上不高興讀書了，索性就叫太監(jiān)傳旨放師傅們的假。對這樣一位徒弟，無論是中國師傅還是外國師傅，最初誰也無如之何。

后來，為了培養(yǎng)出一個合格的徒弟，師傅們苦心孤詣地想了一些督促溥儀學習進步的妙法。在他10多歲以前，中國師傅們請同、光兩位先帝的后妃們幫忙，專門派一名太監(jiān)在每天早晨溥儀尚未起床時，站在窗外把前一日學過的功課反復(fù)高聲念上幾遍。正如師傅們不能檢查皇上徒弟的功課學得如何一樣，溥儀聽見沒有，太監(jiān)們是不知道也用不著知道的。當小皇帝在朗朗讀書聲中由太監(jiān)們服侍穿上衣服，洗漱停當，進完御膳之后到幾位后妃們那里請安時，再由她們耐心地聽小皇帝念一遍學過的功課，只要能念下來，后妃們便夸獎一句 “皇帝書讀得好”。到10多歲以后，中國師傅們漸漸使溥儀懂得了讀好書與當一名真正皇帝的關(guān)系，啟發(fā)他自覺努力讀書; 外國師傅則用新奇的西洋文化吸引他探求知識的興趣。除了這些妙法之外，中國師傅們還為小皇帝請了幾位伴讀的學生，每當溥儀不愿讀書或有什么不規(guī)矩的舉動時，師傅們總是狠狠地批評這些伴讀生，以引起溥儀的注意。所謂伴讀生，其實主要是來代小皇帝挨批的，因為臣下是不可以批評君上的。

在師傅們的著意培育下，受紫禁城中事事物物的熏染，溥儀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懂得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從心里開始要做一名 “好皇帝”和 “真正的皇帝” 了。自幼時起，他先從太監(jiān)，繼而是從師傅們那里，知道了天下原本都是他的，只是因為可恨的袁世凱和可怕的孫文，他才變成了紫禁城里的 “皇帝”，而把整個天下 “讓”給了民國。盡管從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這些大清舊臣民國總統(tǒng)到吳佩孚、張作霖、陸榮廷等“亂世英雄”，表面上恭敬“大清皇帝”，不斷地給他“重登大寶”的希望，又不斷地把這些希望化為泡影; 盡管散居各地的遺老遺少不時地上折請安，登門覲見，聲淚俱下地表示要輔佐他“恢復(fù)祖業(yè)”，一旦討了“封賞”之后便杳無音信;盡管辮帥張勛1917年率數(shù)千辮子軍扶他“重登大寶”，也僅僅當了12天“真正的皇帝”，便再次摔下了“寶座”，宣告復(fù)辟破產(chǎn)，可在溥儀心目中，天下依然是他的，師傅們也總是要他臥薪嘗膽，“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等待著天再降“大任”于他。于是，溥儀從10多歲時，就開始在紫禁城中施展“天子”的威風，誠心誠意地學做一名“好皇帝”，準備著一旦風云聚會，天降大任，即出而做一名君臨天下的 “真正皇帝”。

要做一個“好皇帝”，首先要有馭下的權(quán)威和辨忠奸的能力。溥儀還在八、九歲時，就在服服貼貼的太監(jiān)們身上試驗過他的權(quán)威。當他不順心時，就打罵太監(jiān)出氣，太監(jiān)們毫無怨言; 當他高興時，則變著法測試太監(jiān)們的忠心，太監(jiān)們?nèi)螒{擺布。有次他為了證實自己的權(quán)威和太監(jiān)們的忠心，竟隨意挑出一名太監(jiān)，要其把地上的一堆臟東西吃下去，令他滿意的是那個太監(jiān)二話沒說，趴到地上就把臟東西吃了下去。10多歲以后，溥儀便開始在“大是大非”上展示他分辨“忠奸”的能力。在他12歲那年，奕劻去世，其家人上折請求謚法，溥儀想起了陳寶琛常說的奕劻曾如何斷送了大清江山，于是便提筆寫下了 “謬”、“丑”、“幽”等幾個字作為“惡謚”，令內(nèi)務(wù)府挑一個賜于奕劻。其生父載灃聞訊后，多方請求改賜，無奈溥儀又哭又鬧，寸步不讓。后來，載灃叫南書房翰林們擬了一個 “密”字，溥儀以為 “密”也不是個好字，勉強同意了，等他弄清 “密”在謚法上為 “追補前過” 的意思時，覺得太便宜了奕劻，想改已來不及了。此事頗得陳寶琛等幾位師傅的歡心，在遺老們中間也傳頌一時，梁鼎芬還為此在日記中贊溥儀為 “真英主也”!

要做一名“好皇帝”和“真正的皇帝”，在溥儀看來，不僅要有馭下的權(quán)威和辨忠奸的能力，還要做到勵精圖治，明察秋毫，萬事皆由己斷，不受任何人所左右。他為此花費了不少精力，也付出了沉痛的代價。

1913年隆裕太后去世，在袁世凱的干預(yù)下，載灃等人尊光緒的瑾妃為端康皇貴妃，名列同、光四位遺妃之首，(溥儀結(jié)婚后尊四位遺妃為太妃)，成了溥儀的首席母親。這位昔日的瑾妃儼然以隆裕的后繼者自居，完全忘記了她親妹妹珍妃是怎么死的，刻意模仿慈禧，不但隨意毒打太監(jiān)，而且對溥儀嚴加管束，要把他培養(yǎng)成一個光緒式的皇帝。她甚至于完全承襲慈禧一套手法，派親信太監(jiān)監(jiān)視溥儀的言行。陳寶琛對此十分不滿，向溥儀講了一大套嫡庶之分的道理，有的太監(jiān)也私下嘀咕，說端康要把宣統(tǒng)變成第二個光緒。這使一心要做“好皇帝”和 “真正的皇帝”的溥儀難以忍受，下決心要改變這種局面。就在他14歲那年，端康辭退了太醫(yī)院一位給她治病的醫(yī)生，這本與溥儀無關(guān)，可他覺得這有悖于“萬事皆由宸斷”，于是怒氣沖沖跑到端康那里，質(zhì)問她憑什么辭掉太醫(yī)，天下事是否該由皇帝決斷，并指責她太過專擅。發(fā)泄一通之后，不等端康回話，便拂袖而去。為此，溥儀又得到了師傅們的一番頌揚，越發(fā)覺得自己象個“真正的皇帝”，當他聽說端康把載灃和其他王公們叫去大吵大鬧，要他們?yōu)樗鲋鲿r，更是怒不可遏，立即把父親和王公們傳來，質(zhì)問老頭子們祖宗留下來的嫡庶之分的規(guī)矩還要不要了，聲言端康不過是個妃子，按祖制自己不該叫她額娘。載灃等幾位王公對暴跳如雷的小皇帝毫無辦法，只有任他叫罵的份。端康見王公們無法治小皇帝，便傳令召溥儀的祖母和母親進宮，大罵特罵了一通。溥儀的母親個性極強，從未受過別人辱罵，回家后一時想不開，竟吞鴉片自盡了。從此，端康知道小皇帝成了氣候，害怕溥儀追究她逼死母親之責，便一反常態(tài)，處處隨和，不敢象以往那樣對待小皇帝了。溥儀及師傅們因此都覺得他象個“真正的皇帝”，可他自己卻為此犧牲了親生母親的性命。

溥儀退位后，以他為首的皇室和為皇室服務(wù)的數(shù)千人馬，依舊擺著昔日的排場，耗資巨大。民國每年400萬元的優(yōu)待費，很少足數(shù)發(fā)放，紫禁城只有靠皇莊收入和典賣清宮珍寶以補不足。令溥儀感到奇怪的是，他的內(nèi)務(wù)府每年開支數(shù)額，最低時也相當于慈禧時代內(nèi)務(wù)府的2. 5倍，而就在他過去的貴族顯官坐吃山空，世子王孫流落街頭，郡主、命婦墜入煙花的時候，紫禁城里小朝廷內(nèi)務(wù)府的所有官員，幾乎家家都成了富豪。竅門在哪里?這些人莫不是在發(fā)“天子” 的財吧? 在英國師傅及剛進紫禁城不久的遺老鄭孝胥等人的支持、策劃下，溥儀決心弄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財寶，下令清理皇室財產(chǎn)。不意在清理財產(chǎn)過程中，先是太監(jiān)及內(nèi)務(wù)府官員們明拿暗偷，繼而是珍藏歷代珍寶的幾處庫房連連失火，最大的一場大火燒毀的珍寶究竟有多少已無法計算，只知道在清理燒完后的灰燼里揀出的黃金熔片、熔塊，就有近2萬兩之多。

嚴酷的現(xiàn)實使溥儀感到內(nèi)務(wù)府和太監(jiān)們的“不忠”，這是他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不顧父親及太妃和其他王公們的反對，溥儀果斷地決定行使他至高無上的“天子”權(quán)力，著手整頓內(nèi)務(wù)府，遣散太監(jiān)。結(jié)果，太監(jiān)們好辦，少數(shù)服侍太妃的留了下來，其余上千名全部趕出了紫禁城，而整頓內(nèi)務(wù)府，幾次弄得他自己花錢也沒處去弄，最后只好裁掉800名左右官員了事。至于溥儀所懷疑的內(nèi)務(wù)府的經(jīng)濟問題，則始終是個迷。

溥儀要勵精圖治，做一名 “好皇帝”和 “真正的皇帝” 的種種努力，盡管結(jié)果大都不盡人意，有些甚至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可王公和中國師傅們都認為象個“真正的皇帝”所為，而他受報紙和外國師傅的影響所做的一切，卻又令他們大失所望。

溥儀少時嗜好斗蟋蟀，玩駱駝，養(yǎng)蚯蚓，愿看狗咬架，牛頂角，喜愛新奇玩藝，如穿戴由太監(jiān)們偷偷為他買來的民國將領(lǐng)的軍服，吃外國師傅帶來的 “洋”糖果，看外國師傅送他的畫報，以至對紫禁城里沒有的一切東西都抱有極大興趣。如果說溥儀少時的這些喜好還未引起王公及中國師傅多大不滿的話，那么他十四、五歲以后的一些喜好和新奇行為，就使他們感到了一種莫名的威脅。

隨著年齡的增長，溥儀對紫禁城以外的世界的好奇心越來越大。在英國師傅莊士墩的有意誘導(dǎo)和影響下，他開始逐步“洋化”，要做一個英國式的開明君主。于是，他大量“御膳”不 “進”，專愿吃西餐; 無數(shù)傳統(tǒng)服裝不穿，硬要穿西服; 轎子不坐，卻愛騎自行車; 好好的辮子不要，硬是剪成了短發(fā); 一大群專供“傳旨”的活人不使，偏偏裝上電話; 圣賢書不讀，專愛訂閱各種報紙。更有甚者，為了騎自行車方便，他下令把皇宮中所有的門檻統(tǒng)統(tǒng)鋸掉; 為了尋開心，他不時打電話要名飯店送上幾桌上等飯菜到一個隨便胡謅出來的地方去; 為了滿足好奇心，他竟把“新潮人物”胡適叫到皇宮里來看看是什么模樣，甚至自己也常寫一些小說、文章、新詩什么的，化名往外投寄一氣……凡此種種，無不使王公及中國師傅們搖頭蹙額，有時還大動肝火。無奈這時的溥儀已經(jīng)要“萬事皆由宸斷” 了，這怎能不使王公及精心培育他的師傅們失望，甚至感受到 “大清”無望和來自小皇帝自身的威脅呢?

王公及中國師傅們感受到的那種威脅終于來到了，溥儀要離開紫禁城出洋留學! 原來，由于受英國師傅莊士墩的影響，溥儀認為要做一個開明君主，就必須學些新東西，見點大世面，而更重要的是應(yīng)得到能夠左右當時中國政局的西方列強的支持和幫助。這一切，呆在紫禁城里是永遠辦不到的。于是，他長時期以賞賜的名義，讓二弟溥杰帶走了大批清宮珍寶，預(yù)做出國經(jīng)費。然而他哪里知道，除了莊士墩和溥杰之外，紫禁城中所有人都拼死反對他的出國之行。就在他與莊士墩秘密約定準備溜出紫禁城之時，不知怎么走漏的消息，紫禁城里全部人馬一齊出動，城外的 “皇父”載灃也聞訊采取了果斷措施，成功地破壞了他們出走的計劃。這次任憑小皇帝如何暴跳，以 “皇父”載灃為首的王公大臣和中國師傅及太妃們，死活也不肯讓步，因為皇帝一走，全部優(yōu)待條件等于自動放棄，他們以及靠紫禁城吃飯發(fā)財?shù)?“皇親國戚”便會喪失現(xiàn)有的一切。

為了鎖住小皇帝的心，太妃及王公們決定盡早為溥儀完婚。經(jīng)過多方協(xié)商并最終得到 “皇帝恩準”，后妃人選很快就確定下來。1922年12月1日，紫禁城中的 “宣統(tǒng)皇帝”舉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禮。民國總統(tǒng)黎元洪派出了大批軍警衛(wèi)隊保駕，并先以民國政府的名義送上賀禮2萬元，而后又和其他軍閥、政客們以個人名義呈書祝賀，贈送厚禮。當時盡管共和已10年多了，可“大清皇帝”的名號在社會上還有相當聲威和吸引力。溥儀作為“皇帝”，一次成婚，兩個妻子：皇后，滿洲正白旗郭布羅氏榮源的女兒，名婉容，字慕鴻，17歲; 淑妃，滿洲額爾德特氏端恭的女兒，名文秀，14歲。

少年“天子”，一后一妃，照太妃及王公們看來，該安頓一陣子了。可他們?nèi)f沒想到，溥儀所以 “恩準”成親，愿意一下子娶兩位媳婦，是因為這是皇帝應(yīng)該有的，并非是以為有什么必要，他這時心里想的仍是怎樣逃出紫禁城，出去施展自己的抱負，計劃著在結(jié)婚以后如何開始“親政”。至于什么夫妻、家庭，壓根就沒有想過。結(jié)果，新婚第一夜，按祖制皇帝和皇后要在坤寧宮喜房里渡過，可新郎卻被那一屋子的暗紅色——紅帳子、紅被褥、紅衣、紅裙、紅花朵、新娘子的紅臉蛋……，搞得心神不寧，竟獨自回到養(yǎng)心殿靜思默想結(jié)婚后如何 “恢復(fù)祖業(yè)”去了。

1924年11月5日，溥儀終于離開了那個他日夜想離開的紫禁城。但這既不是他自己計劃的成功，也不是太妃和王公們讓步的結(jié)果，而是參加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跟隨吳佩孚進兵山海關(guān)的馮玉祥突然倒戈，發(fā)動“北京政變”，軟禁了賄選總統(tǒng)曹錕，推倒了顏惠慶內(nèi)閣，將小朝廷趕出了紫禁城。至此，溥儀結(jié)束了他15歲的 “大清皇帝”生活。

復(fù)辟迷夢

溥儀被逐出宮時，曾向馮玉祥派來的代表鹿鐘麟和一隊士兵表示他早就不想做皇帝了，而要當一名公民，并且說： “當皇帝并不自由，現(xiàn)在我可得到自由了”! 這話雖有其他背景，并非全是謊言，可他所說的“自由”，是要“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恢復(fù)祖業(yè)”，慶幸從此擺脫了在他看來迂腐不堪的王公大臣們對他的種種限制和束縛。

然而，溥儀在匆匆住進了他父親的居處北府之后的最初幾日，周圍的一切使他感到絕望。北府四周由馮玉祥的軍隊把守，切斷了同外界的一切交通聯(lián)絡(luò)，昔日的師傅及大臣們也不知哪里去了，身邊只有一個“王爺”(溥儀成年后，無論什么場合都稱其父載灃為王爺)，屁股上總象有把火，終日團團亂轉(zhuǎn)，喃喃自語，怎么也坐不下。要他坐下來商量個辦法，他好象對自己，又好象在回“皇帝”的話： “商量個辦法，好，好，商量個辦法”，可剛坐下來，就又站起來毫無目的地轉(zhuǎn)圈子;叫他打聽消息，他就說：“打聽消息，噢，噢，打聽消息”，可轉(zhuǎn)身沒走幾步，就折回來說：“門口有兵”; 叫他打電話，他也跟著說“打電話，對，打電話”，可剛要去打，又回頭來問 “給誰打電話”。本打算出宮后“自由”地“恢復(fù)祖業(yè)”的溥儀，不想進了北府，如同進了監(jiān)獄，想出去，“門口有兵”，想知道點消息，毫無辦法，再加上身邊有一位比他還慌亂的“王爺”，直攪得他六神無主，萬念俱灰。

真是天無絕人之路，沒過多久，溥儀在北府里感到氣候有變。先是不知哪里去了的師傅和王公大臣陸續(xù)出現(xiàn)在身邊，接著就不斷傳來一些使他寬慰之余覺得振奮的消息：荷蘭、英國、日本等國駐華公使聯(lián)合向民國當局提出了“抗議”，當時民國外交總長王正廷因此聲稱保證前清皇室人員的生命財產(chǎn)安全; 天津日本駐軍司令部捎來口信說，為保護北府安全，北京日本兵營將不惜采取“斷然措施”;段其瑞發(fā)出了聲討馮玉祥“逼宮”的通電，并且同奉系軍閥張作霖聯(lián)手，逼走了馮玉祥，繼而又重新組織了臨時執(zhí)政府，出任執(zhí)政。于是，先后匯聚北府的王公大臣，遺老遺少，紛紛為溥儀出謀劃策，亂哄哄吵做一團。在馮玉祥撤走守衛(wèi)北府的軍隊并通電辭職的第二天，北府里的人們便一致決定，以清室內(nèi)務(wù)府的名義致函民國當局，抗議馮玉祥的 “強暴”行徑，要求恢復(fù)原有優(yōu)待條件; 參加為解決清室財產(chǎn)組織的 “清室善后委員會”的遺老們，也不再參加該會所召集的會議，認為原有“皇莊”地產(chǎn)和清宮里的全部財產(chǎn)都是大清的，沒有什么公私之分;溥儀此時則公開向報界聲明： 他之所以同意出宮。接受了馮玉祥對原優(yōu)待條件的修正，是武力脅迫下的不得已之舉，實非出自情愿，同時，他信誓旦旦地向王公大臣們表示，一定要“恢復(fù)祖業(yè)”。可如何恢復(fù)祖業(yè)呢?有人請他先去東交民巷使館區(qū)，以確保安全;有人建議要設(shè)法 “出洋留學，圖其遠者大者，盡人事以待天命，一旦有機可乘，立即歸國”，成其大業(yè); 而以王爺為首的一批王公世爵們則要他留在北府，爭取恢復(fù)優(yōu)待條件。各派勢力為了自己的利益，都在極力地要把“皇帝”拉到自己身邊。

在紛紛嚷嚷的吵鬧聲中，溥儀以為上策是先尋得安全自由的棲身地，然后再徐圖大計。當務(wù)之急是先離開北府這座束縛他的牢籠，甩掉那批無用的王公世爵，尤其是要擺脫那位每年4. 24萬兩銀子“歲費”而又一點好作用不起的“王爺”。于是，他和陳寶琛、莊士敦、鄭孝胥、羅振玉等幾位師傅和 “股肱之臣”秘密定計，借口外出查看租用的房子溜進德國醫(yī)院，逼走 “王爺”派來監(jiān)視的隨員，急急忙忙鉆進了東交民巷日本使館。

在使館里，溥儀一行受到日本公使芳澤夫婦極為 “熱情殷切”的招待。公使為這班前清皇室及隨行人員騰出了一座樓房，并倒出禮堂，大肆裝點布置，為溥儀19壽辰舉行了隆重的慶祝活動。生日那天，面對由王公世爵、活佛喇嘛、中外師傅、時為民國官員的前清舊臣及外國使節(jié)組成的500余人的祝壽人群，溥儀百感交集，雖然在外國人的使館里做壽使他傷感，但隆重的慶祝儀式和龐大的祝壽隊伍，又似乎使他看到了希望。他暗自發(fā)誓，要為“恢復(fù)祖業(yè)”大干一場，這次不能象以前那樣，光想不做，必須立即付諸行動。生日過后不久，他便征得日本使館的同意和支持，由日本便衣嚴密“保護”前往天津，準備在那里從事實現(xiàn)理想的大事業(yè)。

到了天津之后，溥儀住進了清末駐武昌第八鎮(zhèn)統(tǒng)制張彪早年在這里用做游藝場的“張園”，“張園”占地20余畝，地處日本租界，頗覺安全。他在這里掛起了 “清室駐津辦事處”的招牌，原北京紫禁城剩下的那班人馬，又幾乎全部聚集到了這張招牌之下，爭先恐后地為他呈獻“恢復(fù)祖業(yè)”之策。有人仍舊建議他出洋; 有人主張應(yīng)首先力圖恢復(fù)優(yōu)待條件; 有的提出利用武人以圖恢復(fù); 更有的獻計任用 “客卿”待機大舉。在溥儀看來，只要能“恢復(fù)祖業(yè)”，“重登大寶”，不管什么辦法，只要有一線希望，不妨都試一下。

到天津之初，溥儀一度仍打算出洋，可這時吳佩孚給他上書稱臣，張作霖向他磕頭問安，因而動搖了出洋的念頭。后來，盡管政治風云瞬息萬變，可總有人為他帶來希望。如張宗昌多次給他請安，一批批各色人物不斷地登門覲見 “天顏”，聲言愿為 “恢復(fù)大清”效力。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和領(lǐng)事館對他格外“尊敬”，日本國內(nèi)還捎來了寫有“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的折扇，暗示要“輔佐”他“重登大寶”。于是，駐津7年，溥儀除出洋未能成行之外，其他如利用武人，結(jié)交 “友邦”，任用 “客卿”，培育骨干等諸多手段，輪番交替或同時并用，為能“重登大寶”，不惜一切代價，費盡了心機，耗光了資財，而 “重登大寶” 的理想，卻始終只是一個反復(fù)重現(xiàn)的夢境。

自吳佩孚上書稱臣，張作霖磕頭問安之后，溥儀聯(lián)想自己丁巳年 (1917) 的再度登極與退位，這一次的被迫出宮，以及當時中國與軍閥混戰(zhàn)密不可分的政局變幻，以為武人固然可恨，不過沒有武人扶助，“重登大寶”無異比登天還難。因此他決心改變策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武人。在津數(shù)年，他“降貴紆尊”，凡上門求見的大小軍閥，一律不用再行叩頭禮，而是相互握手致意，然后與常人一般平起平坐; 凡表示愿為 “恢復(fù)大清”效力的武人，那怕是殘匪敗兵，他都有求必應(yīng)，花費大量金錢財寶加以籠絡(luò)。

在設(shè)法利用武人的過程中，溥儀先后通過他父親的管家張文治和遺老商衍瀛等在奉系軍閥中間拜把結(jié)交，廣散錢物，令康有為活動過吳佩孚，他自己則親自面見過張作霖、張宗昌、段其瑞、張學良、褚玉璞、李景林等大小軍閥，并經(jīng)常不斷地接見一批批為他在軍閥之間穿針引線的官僚政客、落伍軍人、甚至于流氓無賴。不過，最能表明他利用武人的決心和虔誠的，應(yīng)該說還是與 “狗肉將軍”張宗昌和 “小諸葛”劉風池之間的交往。

土匪流氓出身的張宗昌，利用給溥儀 “請安” 的機會，每每唾星四濺，表明矢志“效忠皇上”及為“恢復(fù)大清祖業(yè)”不惜赴湯蹈火的心跡。當然，要“恢復(fù)大清祖業(yè)”，沒有軍隊不行，而要訓(xùn)練軍隊，購置軍械，沒有錢做不到。于是，這位“狗肉將軍”一張口多者幾百萬，少者幾十萬，看溥儀有難處，三、五萬也不嫌少。如此大把大把地向“皇上”要錢，未免粗魯了點兒，但為了 “恢復(fù)祖業(yè)”，溥儀也不去計較許多。所謂“小諸葛”劉風池，本是個不知名的落伍軍人，經(jīng)張勛的一位舊部下介紹，說劉某是“現(xiàn)代諸葛亮”，賽過 “臥龍鳳雛”，得此一人，則 “復(fù)辟大業(yè)”，已十有八九。真是饑不擇食，溥儀為了早日 “重登大寶”，竟不辨真?zhèn)危敿凑嫘膶嵰獾卣堖@位“小諸葛”去活動奉系各級將領(lǐng)和受奉系影響的東三省草莽英雄，將從清宮中帶出的珍珠、古瓷、鉆石、古玩字畫等“最值錢的”東西，一批批送給劉風池去聯(lián)絡(luò)“臺上人物”。從數(shù)量上估計，大約奉系團、旅長以上的軍官及東北有名號的草莽英雄，差不多每人都拿到了溥儀的珍珠、寶石、古玩字畫及金錶等物。至于劉風池是否把這些東西全部送給了“臺上人物”，溥儀早已為“恢復(fù)祖業(yè)”的美夢所陶醉，并不去想它。只是到了 “小諸葛”向他指名要30顆朝珠和皇冠上的那顆珠子的時候，他才覺得有些不對勁，在陳寶琛等人的極力勸阻下，開始冷落這位幾乎天天要財寶但卻一事無成的現(xiàn)代 “臥龍”。

在利用武人的同時，溥儀還接受鄭孝胥等人的意見，結(jié)交“友邦”，任用“客卿”，培育骨干。駐津7年，他以 “宣統(tǒng)皇帝”的身份，經(jīng)常參加天津日本駐軍的閱兵式，與各國領(lǐng)事及駐軍司令頻頻往來，接見過英國王子，并通過英國王子和意大利領(lǐng)事同英、意兩國國王互贈簽名照片;派遣鄭孝胥及日本浪人前往日本活動，結(jié)交“友邦”;以3600元年薪雇傭奧國流亡貴族阿克弟到歐洲各國游說; 支付巨額經(jīng)費支持白俄匪首謝米諾夫“反赤復(fù)國”(指推翻蘇共政權(quán)，恢復(fù)沙皇統(tǒng)治);請英國騙子羅斯為他辦報鼓吹復(fù)辟帝制;將親弟溥杰和三妹夫潤麟等人送往日本學習軍事，以備將來……在這些為“重登大寶”所進行的各種活動中，溥儀最熱心著迷的是任用謝米諾夫這位“客卿”，感到最可信任依靠的 “友邦”，則是自 “北京政變” 以來，一直把他當作 “皇帝”加以 “保護”的日本國。

謝米諾夫原是沙皇時代的一位白俄將軍，被蘇聯(lián)紅軍擊潰后，率殘部流竄于中、蘇、蒙邊界，專事打家劫舍、燒殺淫掠勾當，本已窮途末路。可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和溥儀派出四處尋求“恢復(fù)大清”力量的人馬接上了頭，當即大肆吹噓，說美、日兩國都已經(jīng)撥出巨款支持他“反赤復(fù)國”，他本人則計劃先在滿蒙建立根據(jù)地，請宣統(tǒng)皇帝前往即位，主持大計。這個計劃使溥儀心花怒放，忘乎所以。1925年10月第一次和謝米諾夫會面，就一次給了他5萬元。稍后，溥儀不但為謝米諾夫設(shè)立了專用銀行帳號，以供其隨時支用訓(xùn)練軍隊、購買軍火，而且還經(jīng)常送他一些小額活動經(jīng)費。謝米諾夫前后共計拿走了多少錢，已難以計數(shù)，盡管以陳寶琛為首的幾個人多次極力阻攔，可溥儀經(jīng)不住這位 “客卿”要扶他“重登大寶” 的誘惑，直到 “九一八”事變前夕，還送他800元活動經(jīng)費。

1928年，一連串的事變和傳言，攪得溥儀憂喜無常，悲憤、絕望和希望交至。在這一年，矢志 “效忠清室” 的張宗昌兵潰灤河，一敗涂地; 奉系軍閥頭子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少帥”張學良 “易幟”，改換了青天白日旗; 曾同國民黨合作北伐的 “赤黨”(指共產(chǎn)黨)，雖經(jīng)蔣介石“清黨”鎮(zhèn)壓，可鄭孝胥和日本人告訴他“赤黨”無處不在，時刻“威脅”著他的人身安全; 原奉系軍人、1927年被蔣介石收編為四十一軍軍長的孫殿英，制造了令他和遺老們撕肝裂肺的“東陵事件”，掘了乾隆和慈禧的陵墓，揚尸盜寶……。這一切，無不使溥儀憂慮、悲憤、甚至絕望。但是，天津租界里的外國人都仍舊稱他“皇帝陛下”;一直“保護”他的日本人，則不時暗示他應(yīng)“多加珍重”，慰而勉之曰“中國前途系之”; 派往日本聯(lián)絡(luò)“友邦”的鄭孝胥，學習軍事的溥杰和潤麒，去東北活動日本關(guān)東軍的羅振玉等人先后帶來消息，都給他以日本政府特別是軍界，準備隨時支持他“重登大寶” 的美好印象。這一切，又使溥儀轉(zhuǎn)憂為喜，似乎看到了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決定拋出珍藏了7年之久的 “秘密武器”，要溥儀去東北建立以他為首的 “新國家”。溥儀認為 “恢復(fù)祖業(yè)”“重登大寶”的日子終于到來，決計前往東北，不意他身邊除鄭孝胥外的遺老及“近臣” 們，幾乎一致反對“北幸”，愛新覺羅氏中有人甚至提醒他，不要忘了歷史上的石敬瑭。南京的蔣介石這時也派人來說，可以恢復(fù)民國初年的優(yōu)待條件，居住則紫禁城、上海、國外任憑挑選，只是敬告他不要去東北與日本人合作。然而無論是溥儀還是日本人，這時都已不可能改變自己的決定。

1931年11月10日夜，為了將多年來“重登大寶”的迷夢化為現(xiàn)實，溥儀在日本軍警特務(wù)的特別 “保護”下，悄然離開日租界，偷渡白河，潛往東北。

傀儡皇帝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陰謀在中國東北建立偽政權(quán)之初，曾派時任關(guān)東軍參謀之職的土肥原至天津面見溥儀，態(tài)度誠懇地請這位 “宣統(tǒng)皇帝”到沈陽去 “親自領(lǐng)導(dǎo)”一個“獨立自主”的“新國家”，并以肯定而又巧妙的言詞回答了溥儀最關(guān)心的問題。謂“新國家”毫無疑問 “是帝國”，至于 “宣統(tǒng)帝”如何領(lǐng)導(dǎo)這個“獨立自主” 的 “帝國”，等到了沈陽以后再行詳談。到沈陽去領(lǐng)導(dǎo)一個新建的 “帝國”，溥儀以為這正是自己 “恢復(fù)祖業(yè)”的肇始之基。于是，他丟下了那些反對“北幸”的師傅和“近臣”，躲在一輛跑車的后箱里，駛出日租界，來到白河碼頭，與早在這里“恭迎圣駕” 的鄭孝胥父子一起，登上日本人為他們準備好的汽艇，開始了他去實現(xiàn)“重登大寶”迷夢的旅途。可他怎么也沒有想到，這一去，竟是漫漫旅途走不盡，茫茫苦海行無涯。

1931年11月13日晨，溥儀在營口登陸。此后3個多月的所見與所聞，令他疑慮、惶惑、焦躁、凄楚、憤怒，最終又懷著對未來的希望，茍且做了日本人為他安排的偽滿洲國執(zhí)政。在營口，溥儀沒有見到他所想象的東北百姓“恭迎大清皇帝圣駕”的壯觀場面，甚至沒有見到一個中國人。稍后，日本人沒有按約帶他去沈陽，而是以確保“宣統(tǒng)帝安全”為理由，將他秘密轉(zhuǎn)移到旅順，送進了一家日本人辦的旅館，不分晝夜地由日本軍警 “保護”起來，不得出居處半步，除了同他一起前來的鄭孝胥父子和先期至東北聯(lián)絡(luò)關(guān)東軍的羅振玉之外，不能同其他中國人會面，即使是天津方面尾隨而來的師傅，“皇后”及“臣僚”們，也不例外。至于那個“新國家”的問題，則遲遲沒有動靜，派羅、鄭二人再三去找日本人催問，得到的答復(fù)是 “新國家” 的建立正在研究! 這一切怎能不使一心要盡快 “重登大寶” 的 “宣統(tǒng)皇帝”疑慮、惶恐、焦躁，凄楚，以至感到憤怒呢?

原來，此時日本國內(nèi)對如何統(tǒng)治東北這塊殖民地，尚未形成一致意見，關(guān)東軍不便貿(mào)然從事。經(jīng)過3個月時間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軍政各界最終統(tǒng)一了認識，決定在東北建立 “滿洲國”，暫行 “共和制”; “國都”命名 “新京”，設(shè)于長春; “國家元首” 稱“執(zhí)政”，由溥儀出任。

1931年2月23日，關(guān)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專程來到旅順，向溥儀轉(zhuǎn)述了日本政府關(guān)于建立“滿洲國”的決定。溥儀聽說要他出任“執(zhí)政”，不由無名火起三千丈，暗罵日本人背信棄義，取消了他的“皇帝尊號”，斷絕了“大清帝國”的統(tǒng)系，當即公開表示，無論如何也不能就任執(zhí)政之職，滿以為日本人會作出讓步，仍請他當皇帝。誰知此時的日本人已不是在天津時候的模樣了，板垣竟當面稱他“閣下”，聲言關(guān)東軍視不出任執(zhí)政的答復(fù)為敵對態(tài)度，如不收回，即將采取敵對措施!天哪，“皇帝陛下”就這樣在日本人那里變成了“閣下”，甚且立時要成為他們的階下囚，如此突如其來的打擊，一時弄得溥儀不知所措。就在這時，鄭孝胥父子出場了。老子忠告溥儀說： “張作霖殷鑒不遠，還請皇上三思”; 兒子進言曰： “好漢不吃眼前虧，識時務(wù)者為俊杰。為久遠計，皇上似應(yīng)暫時屈就執(zhí)政，以謀來日宏舉”。溥儀見木已成舟，害怕自己真的成了第二個張作霖，在日本人的警告和鄭孝胥父子的“忠告下”，最終作出了一個自以為不失“體面”的決定：暫任執(zhí)政一年，屆期如不 “重登大寶”，即行引退。

1932年3月9日，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精心策劃下，溥儀正式出任偽滿洲國執(zhí)政。一直為他“恢復(fù)祖業(yè)”尋求日本人支持的羅振玉和鄭孝胥，前者由于“頑固不化”，堅持帝制，被日本人一腳踢開; 后者則因為 “開明通達”，贊成 “共和”，當上了 “滿洲國國務(wù)總理大臣”。從此，溥儀身邊有了以“開國元勛”鄭孝胥為首的一幫新的“文臣武將”，昏昏然又做起了 “恢復(fù)祖業(yè)” 的美夢。

出任執(zhí)政后，溥儀決心遵照祖訓(xùn)，“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無辭艱辛，，不避勞苦，為將來“宏舉”奠定基礎(chǔ)。為此，他把“執(zhí)政府”的辦公樓命名為“勤民樓”，并真的每天定點早早起床，進樓辦公。可是，不久溥儀便發(fā)現(xiàn)，他所能辦的“公”，不是在“總理大臣”鄭孝胥送來的各類文件上簽名認可，就是同各部 “總長” 們閑談聊天，所謂 “軍國大事”，原來都是由日本人擔任的各部“次長”們決定的，而“滿洲國”上至總理大臣、各部總長、次長、下至各省的大小官員，原本也都是由日本人提名，經(jīng)他宣布任命的，所謂“執(zhí)政”，原不過是為他人執(zhí)政。盡管如此，溥儀并不灰心，因為希望在于一年之后。

在出任“執(zhí)政”期間，溥儀簽署了日本人為他準備好的《日滿議定書》，出賣了大量國家主權(quán)，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國聯(lián)調(diào)查團表明了他 “是由于滿洲民眾的推戴才來到滿洲的”，他的國家 “完全是自愿自主的”。對此，日本人感到十分滿意。為了更好地利用手中的傀儡，加強對東北殖民地的統(tǒng)治，日本人也給溥儀一個回報，決定滿足他的皇帝欲。于是，當溥儀 “執(zhí)政”一年期滿之后，首先是關(guān)東軍，繼而是日本國內(nèi)，不斷地傳出日本政府準備承認他為 “滿洲國皇帝” 的消息。

1934年3月1日，溥儀似乎如愿以償了。這一天，他第三次登極，當上了 “滿洲國皇帝”，定年號為 “康德”。不過，這次登極，連他自己也覺得有點窩囊。日本人事先告訴他，登極大典要穿“滿洲國陸海軍大元帥正裝”，不能穿清朝皇帝的龍袍，因為“滿洲國”不是大清帝國的復(fù)活，而是日本人用生命和鮮血建立起來的“新國家”!，怎么辦?皇帝登極不穿龍袍，這成什么體統(tǒng)? 可日本人的話也不能置之不顧。思來想去，溥儀覺得還是先照日本人說的辦，因為離開日本人，單靠自己身邊的那幾個“文臣武將”去 “恢復(fù)祖業(yè)”，不啻登天，服裝畢竟還不是最重要的，既然有了皇帝的尊號，皇帝所應(yīng)有的一切慢慢再去爭取，好在日本人允許他可以先穿龍袍祭天，而后再換上 “大元帥正裝”舉行“登極大典”。計議停當，溥儀默默禱告，祈求上天和祖宗能夠體諒他的苦衷。

溥儀三度登極稱帝后，享有了日本人需要他享有的“尊榮”，同時也遭受了日本人給他帶來的屈辱、痛苦和災(zāi)難。

作為 “滿洲國皇帝”，溥儀所能享有的 “尊榮”，說來其實也有限，可這有限的 “尊榮”最初卻使他得到了心理上的滿足。

首先，所有日本人開始重新稱他為 “皇帝陛下” (任執(zhí)政期間一律稱 “閣下”，這是溥儀幾乎不能容忍的稱呼)，公開場合象恭敬日本天皇一樣地恭敬他。同時，關(guān)東軍規(guī)定“滿洲國”所有機關(guān)、學校、部隊及各種公共團體，都必須供奉 “康德皇帝”的“御真影” (照片)，所有公職人員及學生、士兵等要按時定點地向 “御真影”行九十度鞠躬的最敬禮，據(jù)說這和日本國內(nèi)恭敬天皇的儀式是一樣的。

其次，關(guān)東軍每年為他安排若干次 “御臨幸”和 “巡狩”。所謂 “御臨幸”，是溥儀參加祭祀侵華日軍亡靈和慶祝日本天皇壽辰“天長節(jié)”等例行儀式; 所謂“巡狩”，則大多是到 “新京” 以外的東北一些地方，去參觀日本人 “建設(shè)”“王道樂土” 的成就。“臨幸”和“巡狩”的實際內(nèi)容如何，溥儀并不理會，他所看重的是“皇帝”出行的威儀：每次“御臨幸”或“巡狩”，先有大批全副武裝的“凈街車”開道，稍后是“滿洲國警察總監(jiān)”乘坐的紅色敞篷車開道，繼之才是他這位“皇帝”的全紅色“正車”，車兩邊有摩托車隨行保駕，再后面則是隨從和一般警衛(wèi)的車輛。

除了這些日常的幾乎僅有的“皇帝尊榮”曾使溥儀感到滿足和陶醉外，1935年4月日本關(guān)東軍為他安排的訪日之行，更使他一時認為自己具有一個真正皇帝的權(quán)威： 龐大的護航、迎送艦隊，裕仁天皇親自到車站迎接，檢閱日本海陸軍，日本皇室的隆重禮遇和日本國民的“熱烈歡迎”……。這一切簡直使溥儀飄飄然了，“回鑾”后立即召集“新京”所有簡任職以上滿日官員，發(fā)表訪日觀感，大談滿日親善，甚至于異想天開地把“滿洲國皇帝” 同日本天皇放到了同等位置上，說什么無論滿洲人還是日本人，“如果有不忠于滿洲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滿洲國皇帝”等等。

溥儀這種飄飄然的自我陶醉沒有持續(xù)多久，就被冷酷無情的現(xiàn)實掃蕩得一干二凈。

早在籌備 “滿洲國皇帝”登極大典之時，盡管日本人明確宣布 “滿洲國”是他們建立的“新國家”，絕不是“大清帝國”的復(fù)活，但那時溥儀只為自己不能穿龍袍登極而苦惱，并未真正領(lǐng)會其中關(guān)節(jié)所在。登極后，在日本人為 “滿洲國皇帝”建立的 “ “禁衛(wèi)軍”之外，他自己花錢創(chuàng)建了一支300人的“護軍”，名義上是“皇室”的私人衛(wèi)隊，實則是為將來“恢復(fù)大清”培養(yǎng)的軍事骨干，300人全部按照軍官標準嚴格訓(xùn)練。與此同時，溥儀還不斷與關(guān)內(nèi)遺老遣少暗通往來，意在一旦時機成熟，就變“滿洲國皇帝”為“大清國皇帝”。訪日 “回鑾”后不久，一連串的事變使他領(lǐng)會了日本人所說的“新國家”的真正含義，徹底明白了 “滿洲國皇帝”的實際地位，不得不放棄要做“大清皇帝”的念頭。

“開國元勛”鄭孝胥，以為“滿洲國”改行帝制，是“后清”的開始，用不著再什么事都去請示日本人，碰了幾次壁之后，便在背后發(fā)起了牢騷，在他創(chuàng)辦的“王道書院”里對聽課的人說：“滿洲國已經(jīng)不是小孩子了，就該讓它自己走走，不該總是處處不放手。”結(jié)果，溥儀訪日歸來不到一個月，日本人就以 “鄭孝胥總理倦勤思退”為由，要他換上大字不識一籮筐但十分聽話的張景惠。

繼鄭孝胥之后，偽滿洲興安省省長凌升，因為在一次省長聯(lián)席會議上，抱怨日本人言行不一，說他們口頭上承認“滿洲國”是獨立國，可從上到下什么事都是日本人說了算，散會后即遭逮捕，以 “反滿抗日罪”被砍了頭。行刑前，關(guān)東軍的一位參謀吉崗安直，趕來告訴溥儀，說凌升勾結(jié)外國，圖謀叛變，反對日本，關(guān)東軍決定“殺一儆百”，要溥儀主動解除其四妹與凌升兒子的婚約。凌升是清末蒙古都統(tǒng)貴福之子，對溥儀忠心耿耿，幾個月前才同他攀了親。這一事件使溥儀領(lǐng)悟了關(guān)東軍在“滿洲國”用人或殺人的標準，原來是只看其對日本人的態(tài)度如何。因此，他感到了 “殺一儆百”的可怕。

在“凌升事件”前后，日本人再次提醒溥儀，強調(diào)“滿洲國”決不是“大清國”的復(fù)活，要求他不要與聞關(guān)內(nèi)遺老遺少圖謀復(fù)辟大清的活動。同時，關(guān)東軍在“宮內(nèi)府”①增設(shè)了“憲兵室”，嚴格監(jiān)視進出人員，檢查來往信件，并故意制造事端，將溥儀精心訓(xùn)練的“護軍”全部繳械拘留，后經(jīng)溥儀親自道歉，才選用部分加以改編，由日本軍官“代為訓(xùn)練”，其余則作為 “肇事禍首”統(tǒng)統(tǒng) “驅(qū)除出境”。

至此，溥儀已經(jīng)清楚地知道要想做“大清國皇帝”是不可能了，不過還不覺自己現(xiàn)有地位和人身安全會有什么問題。因為在他看來，“大清國”的“龍種”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和鄭孝胥、凌升那些人相提并論的，日本人離不開他。可到了1937年前后，日本人加強了對他的限制，不但不準他同外人接觸，而且連前來為他祝壽的親屬，也要在日本人的監(jiān)視下，只準行禮告退，不許說話逗留。溥儀開始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暗暗告誡自己要小心從事，“恢復(fù)祖業(yè)”既然無望，可怎么也不能再丟了現(xiàn)有的“皇帝”尊號，甚或發(fā)生難以想象的意外。否則，一切就都完了。然而，令他絕望的事情，終于還是發(fā)生了。這就是溥杰的婚事和關(guān)東軍炮制的 “帝位繼承法”。

溥儀自成婚后，一直朝思暮想的是如何“恢復(fù)祖業(yè)”和早日 “重登大寶”，無如屢經(jīng)變故，夙愿難償，以致經(jīng)年累月心緒煩燥，夫妻生活極不正常，“后”“妃”之間相互猜忌，事實上誰也沒有邀得 “天恩”。在天津的最后一年，“淑妃”文繡就是由于難以忍受這種不正常的婚姻和 “皇后”婉容的排擠，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同“皇帝”離了婚。大約在此前后，婉容則不甘寂寞，制造了令溥儀難以容忍的“內(nèi)廷穢聞”。因此，直至1937年，溥儀而立之年已過，膝下無子無女，于是又娶了北京17歲的滿族中學生譚玉齡，封為“祥貴人”，祈求上天降一皇子，承接傳遞大清統(tǒng)系。可是，就在這時，日本人告訴他，如有了皇子，5歲便須送到日本去讀書，同時又為溥杰找了一位名叫嵯峨浩的日本侯爵的女兒，并在東京成了親。隨后，關(guān)東軍即責令“滿洲國國務(wù)院”拋出了一個“帝位繼承法”，大意謂 “滿洲國皇帝” 歸天后，皇位依次由其子孫繼承，如無子無孫就由弟繼承，如無弟則由弟之子繼承。溥儀這時一下子就明白了，日本人原來要的是一個有日本血統(tǒng)的 “滿洲國”皇位繼承人，因為關(guān)東軍也曾勸他找一位日本姑娘作妻子，被他以語言不通、風俗習慣不同為由給拒絕了。在溥儀看來，“大清”的 “龍子龍孫”，血統(tǒng)必須純正。“帝位繼承法”的頒布，溥儀覺得這不僅是“大清”統(tǒng)系斷絕的象征，也是他個人性命隨時都可能終結(jié)的標志。

溥儀在認識到自己的實際地位和所處境遇后，便由為了“恢復(fù)祖業(yè)”不惜一切代價，一變而為忍辱含垢求保性命了。自1937年“七七事變”前后始，他一面繼續(xù)唯關(guān)東軍之命是聽，“裁可”簽發(fā)大量出賣民族權(quán)益，奴役掠奪東北百姓，屠殺各界愛國人士及無辜民眾，支持日本帝國主義“圣戰(zhàn)” 的 “滿洲國”政令、軍令，一面戰(zhàn)戰(zhàn)兢兢地看關(guān)東軍給他派來的“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的眼色行事，生怕有什么“過失”，丟了性命。到后來，竟至換了祖宗，默認日本國、關(guān)東軍乃至吉岡安直為自己的父親。自1940年起，溥儀便不敢再公開祭祀自己的祖先，而是迎請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至長春，作為祖宗供奉起來; 每當吉岡安直給他講那一套“父親”理論時，他都低頭垂手，靜聽這位“準父親”的訓(xùn)示。只有在這種常人不堪忍受的時刻，溥儀才不由得想起了天津臨行時，愛新覺羅家族中有人說的那句話： “不要忘了石敬瑭”!

偽滿洲國后期，溥儀除了俯首貼耳聽憑日本人擺布以保生存之外，還晝夜不分，抽擠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燒香念佛，打卦問卜，祈求神靈保佑，茍延殘生。1942年，“祥貴人”去世，他又娶了一位叫李玉琴的15歲的中學生，封為“福貴人”，借以慰藉孤獨、空虛、恐懼的心理和有些錯亂了的神經(jīng)。這時的溥儀，從肉體到精神，已經(jīng)全面崩潰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儀傀儡皇帝生涯結(jié)束。16日，他在隨關(guān)東軍要人準備乘飛機逃往日本時作了蘇聯(lián)紅軍的俘虜。翌日，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重要戰(zhàn)犯，溥儀被運往蘇聯(lián)。

末代皇帝命運多舛，不知何處是歸宿。

最后歸宿

溥儀被押往蘇聯(lián)后，先在赤塔一處療養(yǎng)院住了兩月，而后便同相繼押送到這里的其他偽滿戰(zhàn)犯一起，被轉(zhuǎn)移到了離中國不遠的伯力收容所，在這里渡過了5年的拘留生活。

到蘇聯(lián)后不久，溥儀便覺察到蘇聯(lián)政府不象是要殺掉他，偽滿時期那種日夜為性命擔憂的高度緊張心情逐步松馳下來，可同時另一種恐懼又不時襲擾著他，這就是害怕被中國政府引渡回國，以叛國罪處以極刑。當時中國國內(nèi)國共兩方戰(zhàn)事已起，那些偽滿“大臣”、“將軍”們以國民黨有美國人支持，必勝無疑，而他們在偽滿垮臺前夕，已通過不同渠道同國民黨方面有了或多或少的聯(lián)系，因此希望能回到東北同家人團聚，甚至弄個一官半職，安度晚年。溥儀與這些人不一樣，他覺得不管是國民黨還是共產(chǎn)黨，誰得了天下都不會放過他。共產(chǎn)黨是“洪水猛獸”，而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則早就警告過他不要到東北同日本人合作。因此，溥儀認為無論如何也不能回國。在蘇聯(lián)5年，他先后3次向蘇聯(lián)政府遞交留蘇申請，并把自己一直隨身攜帶的一批珠寶首飾，挑出價值較差的部分捐獻出來，支援蘇聯(lián)戰(zhàn)后經(jīng)濟建設(shè)，希望蘇聯(lián)政府能批準他的申請，把他留下來，然后再尋求機會，到西歐哪個國家去渡過他的后半生。

命運再一次違背了溥儀的愿望，蘇聯(lián)政府沒有理睬他的留蘇申請，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于1950年7月將他及其他偽滿戰(zhàn)犯全部移交給了中國政府。從此，溥儀開始了為時9年脫胎換骨的改造和自我改造生活。

“皇帝”戰(zhàn)犯的脫胎換骨與常人也不一樣，溥儀在9年的改造與自我改造過程中，經(jīng)歷了一個比普通偽滿戰(zhàn)犯更為艱苦復(fù)雜的過程。

最初，溥儀只想到死。從在蘇聯(lián)聽到回國的消息時，他就認為這次必死無疑，共產(chǎn)黨決不會饒了他這個皇帝加頭號戰(zhàn)犯。不過，這次他似乎不再懼怕死亡，失去了求生的念頭，所想的只是怎么死法，是讓共產(chǎn)黨砍頭，還是自己了結(jié)性命?如若讓共產(chǎn)黨砍頭，臨死前有沒有勇氣喊一聲 “太祖高皇帝萬歲”?

然而，自從到了中國土地上之后，溥儀所經(jīng)歷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 政府沒有立即處死他，而是把他送到了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同別的戰(zhàn)犯一樣，戰(zhàn)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換了衣服，發(fā)給了一些生活必須品，甚至還配給了香煙。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時，中國政府出兵援朝抗美，偽滿戰(zhàn)犯們幾乎一致認為美國人會打進來，共產(chǎn)黨會象歷代王朝一樣，在關(guān)鍵時候要先處理掉所有關(guān)押的重大犯人，結(jié)果是美國人沒打進來，共產(chǎn)黨更未把他們處理掉，而是把他們轉(zhuǎn)移到了哈爾濱，組織他們參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勞動，發(fā)下各種書報材料，要求他們好好學習。對“皇帝”戰(zhàn)犯，撫順和哈爾濱兩地似乎都格外優(yōu)待，經(jīng)常為他做小灶，飲食上比其他戰(zhàn)犯要高級一些……

經(jīng)過長達兩三年之久的默默觀察，到抗美援朝戰(zhàn)爭勝利又回到撫順時，溥儀已經(jīng)意識到他不會被處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樣活下來了。“真龍?zhí)熳印焙统Ｈ嗽疽矝]有什么兩樣，溥儀從此開始考慮如何渡過以后的時光。

死的問題解決了，對其他偽滿戰(zhàn)犯來說，已不再有過不去的關(guān)口，絕大部分人都不再懷疑共產(chǎn)黨的政策，開始努力學習，積極改造，爭取得到政府寬大處理。可是對“皇帝” 戰(zhàn)犯來說，情況就大不相同了。

溥儀前半生，雖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別是偽滿14年，無異任人擺布的木偶。但在個人生活方面，他卻始終是按照皇帝標準，拿著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蘇聯(lián)的5年間，也從不曾自己穿過衣服，疊過被子，甚至連腳都沒自己洗過。成為戰(zhàn)俘前，自然有人服侍，成了戰(zhàn)俘后，他的弟弟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至岳父榮源，都曾自覺自愿地以臣仆的身份為他端飯、鋪床疊被，穿衣洗腳。在家族中，溥儀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只是這些人不再明著稱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邊”了。因此，當戰(zhàn)犯管理所為了使溥儀獲得改造，把他與家族成員分開，安排其同其他偽滿戰(zhàn)犯住在一起時，這位“皇帝”戰(zhàn)犯便遇到了有生以來未曾遇到的 “難題”： 他不但要自己端飯、整理床鋪、穿脫衣服、洗腳、洗衣服，而且還要和別人一樣輪流做值日，打掃房間衛(wèi)生，甚至還要提馬桶!起初，溥儀覺得這是所方故意要他難看，因為這些事他從未做過，也不會做，以致早晨起床時，他還沒穿好衣服，別人已經(jīng)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別人又開始吃飯了……。后來，當他認識到自己已經(jīng)和其他偽滿戰(zhàn)犯處在一個同等地位上的時候，他又開始恨自己的無能，罵自己是“廢料”，為自己不能象其他戰(zhàn)犯那樣，在勞動、學習和文體活動等方面做出成績表現(xiàn)進步而痛苦。

每當溥儀感到自己無能、為自己事事落人后而痛苦時，戰(zhàn)犯管理所的同志就來幫助、開導(dǎo)他，同時也循循善誘地引導(dǎo)他認識過去，反復(fù)講明共產(chǎn)黨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勵他好好改造自己，爭取做個新人。

自1955年起，戰(zhàn)犯管理所一方面帶著溥儀一行偽滿戰(zhàn)犯到東北各地參觀工廠、礦山、農(nóng)村、學校，請各方面的人訴說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滿政權(quán)的種種罪行，一面在加強思想教育的同時，允許戰(zhàn)犯們的親屬寫信和前來探望，促使他們認識自己的過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儀同其他人一樣，在這一過程中，他親眼看到了新中國的成就，親耳聽見了那些偽滿時期受盡非人折磨的人們，在訴說了他們這些過去的魔鬼的罪行后，又說出了希望他們能改造成一個正經(jīng)人的動人心魄的話語。慢慢地。溥儀有了正常人的感情，開始認識自己的過去，并暗中盤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么時候過上一個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儀與七叔載濤的會見，終于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時年69歲的載濤，是溥儀嫡親長輩中僅存的一人。這位清末的 “濤貝勒”、“軍諮大臣”告訴十幾年未見面的侄“皇上”： 愛新覺羅家族的老人，新中國成立后都各盡所長，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氣蓬勃，為建設(shè)新中國積極貢獻力量，他這個“皇叔” 已當選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全國政協(xié)委員，多次見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毛澤東主席要他來看看 “皇上”……。從此以后，溥儀真的變了。

195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前夕，根據(jù)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的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發(fā)布了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儀被特赦釋放。

獲釋后，溥儀回到了闊別35年的北京。短短的2個多月的時間，他遍游了北京各名勝古跡，會見了愛新覺羅家族在京的所有成員，親眼看到他們在新社會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盡情地發(fā)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在此期間，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為他舉行了家宴，詳細訊問了他的個人生活問題，并鄭重地建議他重新建立一個幸福的家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wù)院總理周恩來親自征求他的意見，對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周到細致的安排。這一切都使溥儀增添了重新生活的無限勇氣。

自1960年3月起，溥儀開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園半日學習，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環(huán)境。一年后，他到了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專員職，負責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時代的文史資料，仍堅持每周到植物園去勞動一、二天，工作閑暇，撰寫自傳《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關(guān)心幫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儀與北京關(guān)廂醫(yī)院一名普通女護士李淑賢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滿的小家庭。①婚后，56歲的溥儀對李淑賢溫情脈脈，體貼入微，夫妻感情可謂如膠似漆，形影難分。年過半百，溥儀終于嘗到了人間真正愛情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溥儀參加工作后，中國共產(chǎn)黨和人民政府從各方面給他以極大的關(guān)心和照顧。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指示有關(guān)部門給他加工資，說“每月只有180多元的薪水，怕是太少了吧!”并拿出自己的稿費托人送給溥儀做改善生活之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國務(wù)院總理周恩來經(jīng)常邀他參加各種宴會; 全國政協(xié)、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除邀他參加各種會議之外，還根據(jù)周恩來總理的指示，隨時為他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諸如改善居住條件，合理安排工作時間，聯(lián)系高級專家為他診治長期不愈的疑難病癥等，并專門組織他和一些過去國民黨的高級將領(lǐng)遍游祖國名山大川、風景勝地，力爭使他有一個愉快、幸福的后半生。

為了表示對黨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也為了使自己后半生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溥儀努力工作，勤奮學習，從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在鄰里之間、工作單位、國內(nèi)各界名流以至國際上，都產(chǎn)生了良好的影響。在鄰里之間，他正確對待自己和別人，和普通人一樣自覺地打掃街道衛(wèi)生，熱情地為群眾排憂解難，有時孩子般地把街道上的少年兒童成群結(jié)隊地領(lǐng)到家里玩耍、游戲。在工作單位上，他學會了正確處理個人與集體及國家的關(guān)系，時時以一個普通公民的標準要求自己，國家特發(fā)的幾套制服除會見外賓及參加重要宴會外，平時總舍不得穿，結(jié)婚時，政府特批費用可以公款報銷，可他體諒國家經(jīng)濟困難，僅為新娘買了一套衣裙。在國內(nèi)各界名流中，溥儀影響頗大，特別是在他的一些“舊臣”中。這些人最初見到特赦后的溥儀，總覺得還有那么一層說不出的關(guān)系，不少人仍舊表示跟他走。每當這種時候，溥儀總是堅定地說他跟共產(chǎn)黨走，勉勵他們?yōu)榻ㄔO(shè)社會主義祖國貢獻力量。前國民黨政府代總統(tǒng)李宗仁在美國看了溥儀的 《我的前半生》一書，感觸極深，覺得一個封建皇帝和偽滿戰(zhàn)犯在新中國都能生活得很好，何況自己一個民國總統(tǒng)，從而堅定了回到大陸報效祖國的信心和決心。在國際上，溥儀特赦后短短幾年時間會見了幾百名國際友人、各國記者，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chǎn)黨和政府的寬大胸懷，表示他對新中國前途的信心和為建設(shè)自己祖國盡力的決心。他的切身經(jīng)歷和感人話語，贏得了國際友人及各界人士的信任和贊譽。有的西方記者說，西方人理解溥儀比理解雷鋒容易得多。

溥儀以他特殊的身份，為中國政府和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特殊貢獻。

正當溥儀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和歡樂之中時，可怕的病魔悄悄向他襲來。其實，溥儀前半生長期的非正常人生活早已糟蹋了他的身體。1962年新婚后不久，溥儀就不時溺血，經(jīng)名醫(yī)診治，暫時抑制了病情的發(fā)展，加之新生活的愉快，沖淡了疾病折磨的痛苦，表面看上去，身體一直很健康。1964年底，溥儀病情開始惡化，盡管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關(guān)懷和特別保護下，有關(guān)專家為他進行特殊的精心治療，使他減少了一些痛苦，也基本避開了隨后刮起的狂暴“文革”旋風的襲擊，但腎癌這一惡魔終于在1967年10月17日凌晨吞噬了他的生命。

溥儀去世之時，正值“史無前例”的“文革”風暴席卷神州大地，后事極難處理。周恩來總理為此作出特別指示，說“溥儀遺體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根據(jù)家屬意見，可以選擇在革命公墓、萬安公墓和另一處墓地的任何一個地方安葬或寄存骨灰”。愛新覺羅家族主要成員在年過八旬的載濤的主持下，聚會討論決定將溥儀遺體火化，骨灰寄存八寶山人民骨灰堂。

“文化革命”十年動亂結(jié)束以后，中國步入了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新時期。中國政府和人民不會忘記每一個為國家為人民做出貢獻的人，對末代皇帝溥儀特赦后的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并于1980年5月29日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會后，根據(jù)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的指示，溥儀的骨灰盒移至八寶山革命公墓，在安放已故黨和國家領(lǐng)導(dǎo)人及為中國革命作出卓越貢獻人們的骨灰盒的第一室副舍。

中國末代皇帝的最后歸宿，在人類文明發(fā)展史的無盡畫卷中，增添了一筆中華民族的特有的異彩。

① 本作攲器,古代一種依據(jù)打水用的陶罐改制加工成的巧器。此器中空無物時,自然傾斜,但不翻倒;注水至半則正直立起,水滿時,隨即傾倒。① “滿洲國”改行帝制后,原“執(zhí)政府”改稱“宮內(nèi)府”。① 1945年溥儀隨關(guān)東軍要人準備乘飛機逃往日本時,忙亂中丟下了“皇后”婉容和“福貴人”李玉琴。婉容一年后在長春病死; 李玉琴在他從蘇聯(lián)回國后同他離了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