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黯
一、大魁天下
賈黯(1022—1065),字直孺。據宋人王珪《華陽集》記,其先祖為西周康王時唐叔少子公明,公明受封于賈,便以賈為姓。到曹魏時,賈氏開始顯貴,逐漸成為名門望族。其后,賈氏世代定居于真定府獲鹿縣(今屬河北)。曾祖延隱輩,賈氏家族由真定遷徙到穰下(今河南鄧縣)。
賈延隱官至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 賈黯祖父昭遜,位至內殿崇班

賈黯生母陳氏早年被其父所逐,賈汶另娶史氏。賈黯幼時聰明活潑,好學不倦。9歲時,便能作詩,出口成章,言辭不凡,時人深表驚奇,盛贊不絕。賈汶引以為榮,再三勸誡發奮攻讀,日后必能功成名就。15歲時,賈黯便參加科場角逐。慶歷六年(1046)進士科考試名列第一,年僅25歲。
賈黯中狀元后,直接授官將作監丞,通判襄州(今湖北襄樊)。任職期滿返回朝廷,召試學士院,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直集賢院; 不久,遷左正言,判三司開拆司。從此,開始了長達20年的仕宦生涯。
二、備位諫官 多言人事
賈黯備位諫官,正當血氣方剛之年,可謂少年得志; 其幼時遭遇,又造就其耿介嚴肅的性格,爽直寬諒,是非分明,凡事以朝廷為重,敢于言事。仁宗統治時期,賈黯前后所上數十事,深得仁宗趙禎賞識。
仁宗在位期間,賈黯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歷史證實這一預見。在宋夏戰爭中,韓琦、范仲淹力主出戰,積極防御,韓琦被任命陜西方面統帥,韓琦又舉薦范仲淹。范仲淹奉命知延州,堅固清野,率兵攻打西夏,收復西北部分失地。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上奏改革。韓琦不僅支持,也提出一些改革建議。雖然慶歷新政曇花一現,卻為后來的變法提供經驗。韓琦、范仲淹被時人稱做“韓范”。仁宗晚年,政荒民弊,韓琦重被起用,與富弼共掌樞府,號為賢相,又被時人稱為“韓富”。
時有開封府張彥方獄案,案情不定,尚書郎杜樞受命復審。此案上連執政,下連權貴,牽扯方面諸多。杜樞秉公,依法裁定,結果得罪了執政。事后數月,杜樞便遭貶衡州(今湖南衡陽)。當時,朝中上下皆知杜樞枉屈,卻無人敢言,只有賈黯上疏,說: “杜樞無罪,被貶事冤,當為匡正,希望皇上明察頒旨。否則,貴幸近臣,偏聽權臣之言,則將陰肆讒毀,害及善良臣僚,于國于民均為不利。”隨后,諫官御史紛紛上言,諫論此事。賈黯趁機上疏: “本朝諫官、御史已經被遠疏,未曾預聞當朝時政。朝政所出,不免有的來自于傳聞,與事實難符,一旦失言,詰難沮辱便隨之而來。這種狀況有悖于廣開言路,集思廣益。懇請皇上如唐太宗貞觀年間任用王珪、魏征故事,每次執政奏請朝事,由諫官一人隨入。”其時,諫官、御史紛紛進封論事,喧嘩于廷上; 宰相更擔心言官屢有進封,于皇帝面前論爭不止,便勸仁宗出詔,規定: “凡是想要合班上殿的臺諫官,必先稟白中書等候圣旨,由中書轉奏,待許可后方可上殿。”此詔一出,賈黯又上言論爭,說: “朝中百官,獨得與皇上論事者,首推諫官、御史; 依皇上之詔,自此而后,諫官,御史不能隨時晉見皇上議事,這實際上是把朝中言路堵塞,皇上也難以聽到朝野上下的任何事情,不能明察秋毫。所以,懇請恢復舊制。雖然諫官、御史于廷上喧嘩諫言,有礙體面,卻正是他們耿直忠誠的表現,這于朝于國又有何傷呢?”賈黯所言均未允準。
皇祐四年(1052)四月,北宋羈縻廣源州(屬廣南西路邕州管轄,治所在今越南高平省廣淵)的壯族首領儂智高起兵反宋,攻占橫山寨(今廣西田東); 五月,攻陷邕州(今廣西南寧),建政權大南國,自立為仁惠皇帝,改年號為“啟歷”。又自邕州沿江而下,攻破橫(今橫縣)、潯(今桂平)等9州,所向皆捷,進而圍攻廣州,57日不下,又北上準備進攻荊湖,因受挫于全州而復返廣西。聲勢浩大,危及宋朝西南地區統治。當時北宋統治者腐敗,民不聊生,流民盈道,哀鴻遍野;仁宗心焦于皇位繼承人,廣選美女,設赤帝像于宮中,日祈夜禱,以求皇嗣。宋廷匆忙詔令知桂州(今桂林市)余靖,廣南東、西路安撫經略使楊畋,均可便宜行事,以平息叛亂。對此,賈黯不以為然,上疏指出: “兩人同臨事,步調難以協調一致,下屬人員則無所適從。況且,余靖節制西路,若東路出了亂子,余靖便無法指揮和調動軍隊,不如暫時由余靖節制東西兩路,以便于行事。”朝廷采納賈黯的建議,于次年詔令樞密副使狄青率禁軍南下平叛,在昆侖關歸仁輔大敗儂智高。儂智高退走云南大理,不知所終。
皇祐四年(1052),賈黯受詔同修起居注,遷判鹽鐵勾院,尋遷左司諫。其間屢次上言,建議恢復隋唐以降的義倉制。由于各路反映不一,各持己見,盡管賈黯反復辯析,但最終未能推行。
宋太宗以后諸帝,對宋初矯枉過正的東西奉為成法,這種時代政治特點,在賈黯身上表現甚是鮮明。
當時,北宋著名大將狄青被任命為樞密副使,賈黯以為此命有悖于先帝“興文教,抑武事”成規,連連上疏,聲稱:“大宋王朝開創初期,武臣宿將平定列國,扶建大業,有功勛者不可勝數,但從未有以行伍而列高位,參予決策的。”寶元初年,宋夏關系緊張,行伍出身的狄青守邊4年,為先鋒出征,參戰25次,勇不可擋,屢立戰功,被韓琦、范仲淹(時為經略使)所擢用,由士兵升為大將。仁宗升任他為馬前副都指揮使,并勸他用藥除去士兵臉上刺的符號(稱面涅),他不肯,說留著可以激勵士氣。后升遷樞密副使,率兵南下鎮壓了儂智高變亂。皇祐五年(1053),升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賈黯之論,多是因循守舊之語。狄青卻因此屢遭排擠,不久便出判陳州而死。
賈黯同修起居注期間,發現仁宗視事退朝之后,到邇英閣召侍臣講讀,咨訪治國之道,起居注史官卻不能參與。按宋初定制,邇英閣和延義閣講讀官與皇帝論道,自己留有記錄,所以,史官多不預聞。賈黯認為此制不利于朝政,便上奏指出:“君臣訪對,內容多有關國本政體,而史官不能參與記錄,則為一大缺陷。”仁宗采納。此后,修起居注的史官便得以預聞邇英閣、延義閣的君臣訪對,并且成為定制,行至宋末。
皇祐年間(1049—1054),賈黯歷遷三司判官,賜緋服,同修起居注。曾奉命出使契丹,還朝后,遷右司諫。至和元年(1054)八月,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權判吏部流內銓。當時,宋朝立國近百年,機構臃腫,各級官員大多尸位素餐,銓衡不過形同虛文,早已名不副實。賈黯欲救其弊,力圖振興。
益州(今四川成都)推官桑澤在蜀3年,很有些政績,其父在鄉里已故3年,桑澤卻不知。桑澤任官期滿回朝,舉薦的人很多。宋代任官制度,凡符合升遷條件的官員,均可投書自薦。桑澤自覺夠格,便也投書,參加選拔考試。朝廷里許多人知道桑澤為官期間喪父,因而沒有人肯做保,證明桑澤符合條件。桑澤感到奇怪,后來聞知內情,即刻回鄉為父發喪。事后回朝,請求磨勘(即升遷)。賈黯以為,3年不與其父通函致安,顯然沒有父子親情,盡管桑澤不是故意隱瞞,但難道稱得上孝嗎?賈黯上疏朝廷,被采納,最終使桑澤坐廢田里。
又有晉州(今山西臨汾)推官李亢,早年曾以錢得官,任職期間,曾因小事違制,便主動引咎辭職。后來,李亢隱匿這段歷史,參加科舉考試,不僅榜上有名,而且很快授職任官。10年后,李亢理當磨勘升遷。引對中,他主動說出曾以錢得官任職,賈黯則援引宋朝律例,認為這是罔冒,即刻上奏朝廷,最終取消李亢的勞考。
雍丘(今河南杞縣)主簿陳琪,是龐丞相的女婿,為官期間3次升調,均未經過銓衡。從陳琪的政績看,未嘗比其他人突出,舉薦者卻多達24人。賈黯認為,朝中官員承望于其岳丈的權勢,這是十分惡劣的作風,于是,上疏劾奏,只是陳琪在磨勘時引對得體,才得以循資升遷。
宋初,吏部、審官院對京朝官每3年考核一次,即所謂磨勘。磨勘時,先由夠年限的文武京朝官自己提出要求,申請磨勘轉官。只要任期內無甚過失,引對時不失大體,一般照例均可升遷。因此,磨勘制度有很大弊端,造就了大批冗官冗員。磨勘之時,由朝廷頒詔當遷京朝官,由吏部、審官院負責考核,或由顯貴舉薦; 而被提名的官員為表示身價,往往推辭。賈黯認為,這種考核轉遷官吏的辦法弊多利少,讓當磨勘者自己提出升遷,只會使官員追求虛榮,乃至恬不知恥,不求進取,而應旗幟鮮明地表彰少數政績卓然的官員并擢升。一些官員所以推辭磨勘,實際上是陽取恬退之譽,陰圖進擢之望。現在,審官院考核官員,不須官員自陳政績,何況考課之法,不僅核察為官時間,更主要的是考察政績,顯者升遷,無政績者當黜,即使任職年限再長,為官平庸沒有政績,也不能升遷。朝廷采納賈黯的建議,對磨勘之法進行變通,收到一定的成效。
嘉祐元年(1056),賈黯以其父年事已高,且有疾在身,請求就近任職地方,得到朝廷允準,先是出職知陳州(今河南淮陽),未待赴任,便改知許州(今河南許昌)。十月,加朝散大夫,封為長東縣開國男,食邑300戶。次年(1057),遷兵部員外郎,徙知襄州(今湖北襄樊)。當時,老父留居鄧州(今河南鄧縣),病情日見加重。賈黯上疏請求改換地方任職,或者解職歸養,但未得回準,遂棄官而去。御史吳中復等紛紛上書彈劾,賈黯遂被降徙知郢州(今湖北鐘祥)。未及出行,其父過世。賈黯精心料理后事,深得鄉人稱譽。服滿后,還為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仁宗下詔,稱贊賈黯聞父之疾,委政歸養,孝也; 上章自劾,不肯茍免,忠也。賈黯仍以前事,不敢入朝。仁宗又下詔,召差勾當三班院。次年(1058),召入翰林學士,判昭文館。嘉祐五年(1060),貶為吏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鄧州。未及出行赴任,朝中臺諫官紛紛上疏,稱譽賈黯忠孝,當留職于朝。于是,改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
三、請議不輟 病卒京師
嘉祐七年(1062)三月,賈黯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九月,加輕車都尉,進封開國伯公。
在仁宗、英宗兩朝,賈黯以剛正著稱,所到之處,人人自危,懼怕三分。出知開封府期間,屬官拜謁言事,皆傾心盡意,言語謹慎。
是時,兩軍獄中囚犯每年瘐死者甚眾,原因在于吏卒玩忽職守,不盡職盡責。于是,賈黯上疏: “獄囚致死,主要原因是府吏不負責任,不按時巡視,以至獄囚饑渴過度,生病而死。因此,應按照每年獄囚死亡數量來懲罰府吏,以示懲儆。”
開封府原有舊吏700余人,其中許多人因罪去職,但又敘官外補。賈黯認為這樣做不足以懲罪獎勤,便詳列個中利弊數條上奏,指出: 凡以罪去職而又復敘,必須待缺職時,根據情況稍補數員。于是,待復者大失所望,便互相串通,編造謊言陷害賈黯,御史亦彈劾不止。御史中丞王疇及其下屬陳經、呂誨、傅堯俞,諫官司馬光、龔鼎巨、王陶等,皆彈劾賈黯剛愎自任。盡管仁宗皇帝曾為此咨詢執政,執政明確表示賈黯沒有私情,但仍被罷職,降賈黯為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
嘉祐八年(1063)四月,新天子英宗趙曙即位,賈黯受詔遷中書舍人,并參與編撰《仁宗實錄》,權知審官院,為群牧使。
治平二年(1065),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盡管幾番沉浮,但仍耿介。權御史中丞不久,朝廷任命呂誨知雜事。呂誨曾隨王疇上彈賈黯,因而心存介蒂,有意引避。賈黯聞知,上疏朝廷,明確表示: 臣之所以薦舉呂誨為御史,是知呂誨為人方正謹厚,并有聲望,賈黯決無嫌怨,愿始終與呂誨共事。于是,呂誨打消顧慮就職。
英宗即位之初,曾納聽下言。賈黯數次上言,每次晉見,從容闊論天下之事。王廣淵、周孟陽曾是英宗太子府舊屬,英宗數次召對王、周,賈黯卻不以為然,上疏說: “滿朝文武官員,不乏俊秀,卻無人被召應對。皇上惟獨親近一二舊屬,并非明智之舉,實際上是示天下以不廣。臣懇請遵從太宗舊制,召集侍從館閣之臣,以備顧問,共商大策。”英宗從容而言:“朕亦想用人,只是未識其可用之人。”賈黯答道: “自古治世,皆選舉當代賢人以任當世之事,而非借賢才于異朝他代。難道當今天下缺少賢人嗎?只是皇上如何使用的問題。”退朝后,又上疏,陳述用人之法。
治平元年(1064)五月,韓琦提出尊禮英宗的生身父母問題。英宗之父趙允讓,是太宗四子,商王元份子。先授官汝州防御使,累遷寧江軍節度使,自景祐初任大宗正司,大宗正事,長達20余年。慶歷年間,封汝南郡王,死后追封為濮王。次年(1065)四月,英宗即令禮官及大臣合議崇奉典禮。對這個敏感問題,朝中臣僚相顧不敢先言,只有司馬光敢陳己見,認為為人后者為之子,不得復顧私親,尊無二上,主張尊濮王允讓及其夫人高官大國,卻未明確提出應尊何高官大國。于是,英宗詔令復議此事。翰林學士王珪等人提出: “濮王于仁宗為兄,于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賈黯也力主稱皇伯。有人提出應尊濮王為皇伯考。英宗又詔令三省和御史臺奏議。當時,臺諫官多主司馬光、王珪之論,宰輔韓琦、歐陽修卻堅決反對,一時眾論紛紜,英宗也沒主張。這時,曹太后出手詔,責怪韓琦等人。英宗擔心事情鬧大,便匆忙下詔說: “聞集議不一,宜權罷議,當今有司博求典故以聞。”
事隔不久,判太常寺范鎮具列《儀禮》及漢儒議論,提出: “凡稱帝,稱皇,稱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韓琦聞知,召責范鎮,但范鎮拒不認錯。當時正抱病的御史中丞賈黯及侍御史知雜事呂誨等臺諫官紛紛上疏,主張早從王珪所議。結果,韓琦慍怒,欲杜塞言路,便暗奏英宗,罷同知諫院蔡抗諫職,貶賈黯以翰林學士知陳州(今河南淮陽)。賈黯被罷,未及出任,便于十月十二日病卒于京師,享年44歲,贈禮部侍郎。
治平三年(1066)正月,歸葬于鄧州穰縣冠軍里,立碑于墓,由太原王珪為之序,成都范鎮為之銘。其銘曰: “世言直孺舉進士第一,不十余年踐兩禁,為得志; 而不知直孺之事,兩朝開陳補益如此。嗚呼,使天假之年,盡其所蘊,則其澤于天下,可勝既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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