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初群雄事略》的主要內容,《國初群雄事略》導讀

《國初群雄事略》是記述元末明初群雄角逐的史料長編。錢謙益編著。本書《絳云樓藏書目》稱《開國群雄事略》，大約編撰于明天啟六年(1626)前后。原書在清代僅有抄本，漢唐齋馬氏、蘭味軒莊氏藏抄本、清抄本、黃丕烈藏抄本、張爾田藏抄本、沈韻齋藏抄本。1913年張鈞衡以馬氏、莊氏藏的兩個抄本互為參校，定為12卷，收入《適園叢書》; 1982年中華書局的重印本，則是依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藏沈韻齋抄本為底本，參照清抄本和 《適園叢書》本互校、標點、訂正訛、舛、衍、脫之文，對疑難不能斷者，加注說明，成為通行本。

錢謙益(1582—1664)，字受之，號牧齋，晚號蒙叟，江蘇常熟人，明萬歷進士，任翰林院編修，崇禎初官至禮部右侍郎，與溫體仁爭權失敗，被革職。弘光朝投靠馬士英，為禮部尚書。清兵南下，率先迎降，以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僅任職六個月，即告病回鄉，閑居至死。牧齋家有絳云樓，藏書頗豐。他博覽群書，著作較多，詩文甚獲時譽。除本書外，有《初學集》、《有學集》、《投筆集》等，另編有 《列朝詩集》。

《事略》14卷，約20萬字，作于天啟朝。卷前為自序，卷終附錄《適園叢書》本張鈞衡跋文。正文以人物為篇，每人一篇為卷;唯張士誠多至3卷。卷1宋小明王，卷2滁陽王，卷3天完徐壽輝，卷4漢陳友諒，卷5夏明玉珍，卷6—8周張士誠，卷9臺州方谷真(國珍)，卷10汝寧李思齊，卷11河南擴廓帖木兒，卷12海西侯納哈出，卷13福建陳友定，卷14東莞伯何真。

本書史料豐富、翔實。凡當時能羅致到手的資料盡量搜集。以卷1為例，引用史著注明出處的有《元史》、《草木子》、《元史續編》、《庚申外史》、《死節詩后序》、《太祖實錄》、《詩序》、《皇明紀事錄》、《龍飛紀略》、《鴻猷錄》、《蛻庵集》、《金臺集》、《秘閣元龜政要》、《輟耕錄》、《續通鑒》、《龍鳳事跡》、《靜齋文集》、《天潢玉牒》、《陶學士文集》、《九朝野記》、《通覽博論》、《平胡錄》、《國初事跡》、《史乘考誤》等二十四種之多。其中有些傳抄本已不復見，通過剪裁、穿插，得以部分保存。《事略》按長編纂例，對采自諸書的抵牾之處不予改動。參差之處，不予劃一，引用原文，不加修改。但對諸書記載的異名、異時、異事，則加按語訂正。故本書是一部編撰較為認真、取材最為豐富、體例較為嚴謹的歷史長編。

本書揭示農民起義以宗教組織和民謠煽動的特征。書中敘述韓山童聚眾時打出彌勒的旗號。卷1引用《元史·順帝紀》：“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又引《庚申外史》談潁川紅軍響應：“號為香軍，蓋以燒香禮彌勒得名也。”又蔓延到徐、淮，《明太祖實錄》：“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反，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眾而反。”錢氏摘取《庚申外史》這條史料之后說：“蘄州羅田縣徐貞一，名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聚眾，遂舉兵為亂，亦以紅巾為號。”但宗教只起組織、團聚作用，真正煽起群眾反元狂潮的是以民謠形式出現的讖語。卷1引《草木子》：“韓山童等因挾詐，鑿石人，止一眼，鐫其背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又引《元史續編》：“庚寅歲(1350)，河南、北童謠云： ‘石人一只眼，挑動黃河天下反。’”還摘《庚甲外史》：“至正十一年(1351)，濮州遂安童謠云： ‘挖了石佛眼，當時木子反。’”書中石人預言是普遍流行于河南北、徐淮的民謠，正和北系紅巾軍起義地域相符，也與錢氏自序：“元失其鹿，斬木揭竿，魚書狐呼之徒，汝、潁先鳴，淮、徐響應，濠城 (郭子興)遙借聲勢”互相印證。同時本書也能較客觀地反映紅巾軍的作用以及朱元璋的成功與其他群雄失敗的歷史經驗。朱元璋于即位前1年發布的《平周榜》里曾斥罵紅巾軍“焚蕩城郭，殺戮士夫”，但《事略》對紅巾軍為朱元璋崛起得以掃清道路障礙予以肯定。卷1引《元史·順帝本紀》說：“大明皇帝起兵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紅巾妖寇倡亂之后，南北郡縣皆陷沒，故大明從而取之。”又引 《月山叢談》載李文鳳史論云： “韓氏父子、君臣起義，號召天下，天下云合響應。群雄并爭，不謀而同。然當是時，據河南、蕩山東、躪趙、魏、躒上都，入遼東，略關西，下江南，大抵盡宋之將帥，不謂之中國之湯、武不可也。”

本書又引 《皇明紀事錄》，說朱攻取金華，于省門建立二大黃旗、兩傍二牌。旗上書云：“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牌上書云：“九天日月開黃道，宋國江山復寶圖。”又載葉子奇《靜齋文集》，葉于處州上孫炎書，其八條條綱：“正彝偏以清化原;簡英賢以熙庶績;隆廉恥以革貪風;紀孝行以敦禮本;汰冗官以一其權;正刑賞以齊其炳;通錢幣以權輕重;驗產力以均賦役。”朱元璋雖沒有重用葉氏，但以后施政基本照此辦理。對群雄中張士誠的失敗，引《明太祖實錄》云：士信(士誠弟)“軍中載婦人、樂器自隨，以樗蒲踘蹴酣宴為事。諸將往往效之，故至于大敗。”又引《農田余話》說：“張氏……大起第宅，飾園池，蓄聲伎，購圖畫，民間奇石名木必見豪奪。國弟士信后房百余人，習天魔舞隊。園中采蓮，舟楫以沈檀為之，諸公宴集輒費米千石。”但對張士誠等的不畏神權也有反映，書中引《輟耕錄》云：“毀(蘇州)承天寺佛像為王宮，易平口路為隆平郡。”又引《平吳錄》曰： “推其佛像，據坐大殿，復射三矢于棟上” 皆是。

4.本書的不足之處是宣揚天命論。特別是敘論朱元璋稱帝，更大肆宣揚。書中引權衡《庚申外史》所載童謠： “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羊兒年，便是吳家國。”羊兒年即丁未，至正十七年(1367)朱元璋定都建康，“郊天受命”，“豈不驗哉”。引葉子奇《靜齋文集》云： “命茲宅中于華夏，宜當修德以應天。”引劉辰《國初事跡》論曰： “天意灼然，歸我明矣。嗚呼，帝王之興，豈不有天命哉。”又引李文鳳史論云：“天命有德，真人龍興，定鼎建康。”此類有關天命之說比比皆是。

本書的特色是將元末農民起義和朱元璋建立明朝的史料，予以排比聯接，幫助讀者一覽無余，時省而功倍;且體例嚴正，剪裁有序，能保存歷史原貌。但局限性也很明顯，主要表現在君臣名分和封建正統史觀上，其褒貶善惡。區分是非，不免偏袒本朝。自序云： “安豐(小明王建都安豐、意指韓林兒)之擐甲，宇逆耳于青田(劉基);瓜步之膠丹，終歸獄于德慶(廖永忠)。”把沉溺宋主，歸罪于廖永忠，其目的即欲掩蓋朱元璋的借刀殺人。又書中記 “天完”，“漢”，“周”政權的建立者，皆以 “偽”、“竊”、“僭”冠其名號、稱朱元璋為“上”，軍隊為 “吾軍”、“吾師”，不無表明作者的階級立場和正統觀念。但本書史料豐富，裁剪得體，為元末農民戰爭史留下了許多佚失資料則是錢氏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