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的主要內容,《通典》導讀

《通典》是我國古代第1部記載歷代經濟、政治、文化等典章制度沿革變遷的政書。唐杜佑撰。是書約在大歷元年(766)至六年(771)完成初稿，經長期反復修訂，于貞元十七年(801) 定稿，呈獻朝廷。北宋時就有刊本，以后各代刻本較多，其中以清乾隆武英殿刻“九通本”最為流行。現存最古版本為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的北宋刻本。1980年汲古書院據以影印出版。朝鮮有活字刊本。國內有明嘉靖本、清武英殿《三通》合刻附考證本。現通行的是商務印書館1939年據乾隆重刻本影印的《十通》合刻附索引本、中華書局1988年排印點校本。

杜佑 (735—812)，字君卿，唐京兆萬年 (今陜西西安)人，政治家、史學家。杜佑十八歲以父蔭補濟南參軍，自此踏上仕途，歷事六朝。曾任嶺南、淮南節度使，遍歷刑、工、金、戶及度支各部，累任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宰相。元和初年 (806)封岐國公。史載杜佑“性嗜學，該涉古今，以富國安人為己任”。他少時適值開元、天寶盛世，但其主要活動是在“安史之亂”以后，唐王朝漸始衰落之時。因久任內外要職，特別是水陸轉運、度支、鹽鐵等理財大員，杜佑對唐王朝在經濟、政治方面的弊端有著深刻的了解，每思有所變革。他曾為楊炎所引，贊襄兩稅法的推行。杜佑治學，在于經世致治，他研究歷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以為施政的張本。此外，他還撰有《理道要訣》、《管氏指略》、《賓佐記》 等。

本書計200卷，所記內容，上起黃帝，下迄唐玄宗天寶之末，附注兼及肅、代二朝，晚唐有些材料系后人增補。是書分9門; 1、食貨 (12卷); 2、選舉 (6卷); 3、職官 (22卷); 4、禮 (100卷); 5、樂 (7卷); 6、兵 (15卷); 7、刑 (8卷); 8、州郡 (14卷);9、邊防(16卷)。每門之后又分若干子目，共1500余條。如“食貨”門下，分田制(上、下)，水利田，屯田，鄉黨，土斷，版籍，賦稅 (上、中、下)，歷代盛衰戶口，丁中，錢幣 (上、下)，漕運，鹽鐵，鬻爵，榷酤，算緡，雜稅，平準，輕重等子目。每一子目皆立為事類中心，以便于查閱;資料按朝代順序排纂，以溯源明流，疏通原委。正文之外，有作者夾注，或釋音義，舉故典，或補史事，明互見，翔實可證。

《通典》卷帙浩繁，綱領宏大。然縱觀其內容，但見層次分明，有較強的邏輯性與內在聯系。杜佑認為：“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意為百姓不能溫飽，四散流亡，則教化既失去了對象，國家也失掉賦役來源。故而一反歷代史家輕視經濟史的傳統，將 《食貨》 作為全書之首，而又以 《田制》 作為《食貨》首篇，將經濟結構，特別是土地關系的變革提到典章制度研究的首要地位。在《食貨》門中，杜佑用大量的戶口統計數字，糧價及其他社會經濟繁榮景象，生動具體地刻畫出開元、天寶年間的盛況。經安史之亂后，唐帝國即由盛轉衰，杜佑由此更深刻地認識到務農安民的重要性，提出了以“使民地著”為核心的重農思想。《食貨》之后是《選舉》、《職官》。杜佑認為“行教化在乎設職官，審官才在乎精選舉”，故將此二項列于《禮》、《樂》之先。他提出了從實踐中考察和選拔人才的一系列主張，如久任官員，以求熟民情、見政績;精減官職，簡化選法，不專以文章、書判取人等等。《禮》典占了全書近二分之一，詳細搜錄了魏晉六朝及開元年間儀禮之文，對“禮”的沿革解說尤為繁冗，但內含不少進化論思想。《兵》共有130多個條目，每條先引《孫子》原文一段，再引《李靖兵法》等書，保存了二書中的一些佚文。杜佑論兵，強調內重外輕、強本弱枝，反對輕重倒置，尾大不掉;主張慎選將帥，不求遠略，惟求安邊。《兵》對兵法的記載頗詳，但于兵制沿革很少涉及。杜佑論刑罰，頌輕刑而責苛暴。他認為：“歷代蓋治時少，罕遇輕刑，亂時多，常遭重典。”他頌揚用輕刑，澤被人心。雖經大亂亦不覆滅; 從而駁斥“治亂世用重典”之論。《州郡》篇依據歷代正史等資料，追溯各地區行政建置之演變，避免了斷代史偏重本朝的局限性。另外，鑒于歷朝大行政區的演變無常，杜佑采用了《禹貢》的九州而稍加變通，作為基本的分區。《邊防》篇從歷代史書的四裔傳采輯資料，按各地區位置編次，內容著重邊防作用。

歷代史家對 《通典》的評價很高，認為它義例嚴整，考訂該洽，詳而不煩，簡而有要，包羅豐富，是史學上的一座豐碑。今日觀之，《通典》的價值似可從如下幾方面來認識。首先，它創立了史書編纂的新體制。自 《史記》創八書以記典章制度，歷代沿襲。然志書均斷代為之，缺乏古今會通之意，故欲縱觀各種制度的沿革損益甚不便利。杜佑適應時勢之需，在紀傳體志書的基礎上，借鑒劉秩《政典》的經驗，撰成《通典》一書，創典志體史書之先例，為史學開辟了新途徑，誠如梁啟超所言： “各史既斷代為書，乃發生兩種困難：茍不追敘前代，則原委不明;追敘太多則繁復取厭。況各史非皆有志，有志之史，其篇目亦互相出入，遇所缺遺，見斯滯矣，于是乎有統括史志之必要。其卓然成一創作以應此要求者，則唐杜佑之 《通典》也。”另一方面，杜佑發展了史書自注的方法，它不但可補正文之不足，且指出了材料出處，極便稽考。其次，《通典》保存了大量珍貴史料，便于學者研究。《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考唐以前掌故者，茲編其淵海矣。”據粗略統計，《通典》引書至少有248種，在其所引典籍中，有些已失傳，故是書向為輯佚家所推崇。第三，杜佑在《通典》中所體現出的史學思想，具有相當的深度，對以后的歷史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當然，作為一部首創的巨作，難免有失當、偏頗之處。從編纂形式上說，馬端臨《文獻通考 ·自序》批評它“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如 《禮》典過于繁冗，從全書體例看，其占據百卷顯屬失當。《兵》篇，單言兵法，少談兵制，看不出兵制的變化。另外，《通典》 文采稍遜，與 《史記》相較，更是瞠乎其后。

《通典》問世后，學人紛紛踵作，編撰了不少類似的典章史專書。宋白有 《續通典》、魏了翁有 《國朝(宋) 通典》，惜已亡佚。馬端臨的 《文獻通考》 即依《通典》體例，增廣門類而成。鄭樵 《通志》“二十略”亦依 《通典》而作。到清朝，形成了以 《十通》為核心的典志體群書。《通典》的文字標點、校勘工作，近年已由王文錦等完成，書已獲出版。

參考文獻

• 1. 鄭鶴聲: 《杜佑年譜》,商務印書館,1932。
• 2. 后晉劉煦: 《舊唐書》卷147,中華書局,1975。
• 3. 宋宋祁、歐陽修: 《新唐書》卷166,中華書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