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義》作品簡析與讀后感

清章學誠撰，史論專著，全書9卷。有1921年吳興劉承干刻《章氏遺書》本，1985年中華書局出版葉瑛《文史通義校注》。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少隨其父章鑣居湖北應城縣署，25歲肄業北京國子監，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中進士，時年41歲，歸部銓選，終未得官，一生很不得志。《文史通義》是他35歲時，在朱筠的安徽學署中，于公余之暇所撰述的，成書于嘉慶元年(1796)。該書沒有明確的組織體例，所論內容極為廣泛，實為關于經史詩文諸學的論文總集，其中《浙東學術》一篇，作于嘉慶五年(1800)，即其逝世前一年，由此可見該書是長時間積累而成的。

該書分為內篇6卷，外篇3卷，各有多篇論史的文章。其主要史學觀點是：一、“六經皆史”論。章學誠認為：“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他在《浙東學術》中說：“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后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于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在《報孫淵如書》中說：“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圣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耳。”這些都說明他認為經就是史，經學就是史學的觀點，打破了過去重經輕史的學風，擴大了古史研究的范圍，對先秦史學史和史料學的研究作出了貢獻。二、提倡方志。我國方志起源很早，但是，方志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則是章學誠所創立的。三、在史學方法上有很多創見。他發展了劉知幾的史學理論，于“才、學、識”之外，提出“史德”。他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具備了“義、事、文”方可稱為“史家”。他強調治史要有尊重史實的基本態度，不能以主觀偏見代替客觀史實。即“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治史態度。此外，他認為，古來史書就其性質而言，基本上可分為兩大類，即所謂“撰述”和“記注”。前者指史學著作;后者指史料纂輯。這些都是作者精深獨到的見解，對研究史學貢獻了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