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小說的空前繁榮期

清代歷經兩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是中國社會發生大變革的轉折時期，也是中國古典小說發展至全盛的時期。小說作家、作品數量眾多，流派紛呈，形成群星斗艷的繁榮局面；各種類型的小說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并揭開了近代小說的序幕；小說與經史、詩文、辭賦的界限更分明，特點更明晰，觀念更與現代小說接近。

大抵說來，清代的文言小說與白話小說相互影響，彼此爭勝，長篇小說與短篇小說雙線發展，多姿多彩，都達到了各自的全盛時期。從數量上看，據統計，清代的章回小說大約有三百多部，文言小說大約有五百余種（包括掌故叢談等），擬話本小說有近五十種。從流派上看，歷史演義、英雄傳奇小說在清初就呈現出興盛發展的態勢，一些較優秀的作品在民族矛盾極為尖銳的背景下，借歷史事件、英雄人物反映民族情緒、反抗意識，有的還演繹當時的政治事件，表達愛憎分明的情感；人情小說在康熙、雍正至道光前期風行一時，成為主流，出現了小說史上最為流光溢彩的百科全書式的作品，衍生出成熟的諷刺小說流派，產生了專門描寫儒林群像的經典之作，把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推向高峰，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才子佳人小說、兒女英雄傳奇這些人情小說的分支流派，也在這一時期興盛起來；而狹邪小說、公案俠義小說則在晚清大量涌現，形成創作流派，獲得進一步發展。從創作體裁上看，除長篇章回小說繁榮發展外，文言短篇小說在清初即掀起高潮，產生了將傳奇與志怪相結合的極具影響力的作品集，極大地拓展了前代文言小說的體制，并在清中期和清末出現較有影響的專集；話本小說在清初也掀起了創作熱潮，在題材內容、敘事體式上均有所突破，雖然在清中葉趨于沉寂，但到清后期又迎來回響。

需要說明的是，鴉片戰爭爆發，中國社會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但是，小說創作卻沒有立即反映出這種變化。一直到戊戌政變（1898），近代小說仍然沒有出現，此時興盛的公案俠義小說和狹邪小說依然屬于古典小說的余波。所以，與一般古代文學史的分期不同，1840年至1898年的晚清小說應當在古典小說的范疇內，成為中國古典小說的終結部分。至于在這以后出現的晚清的譴責小說、革命小說，因其性質與古典小說已有明顯的區別，故不予論述。

從整體創作傾向看，清代小說表現出一些共同的特點。一方面，作家關注的焦點和表現的重心隨著時代的推移，有節奏地發生著微妙的變化，從緬懷舊朝到凝視現實，從反思當下到探索未來，社會的發展、時局的動蕩、民生的疾苦、儒林的未來、家族的前景、個人的出路等無不是他們積極思考和樂于表現的。而且，這些思考和表現已不僅僅停留在對政治、社會的腐朽與黑暗的淺層次的焦慮和暴露上，而開始轉向對意識形態的深刻懷疑、認真反思和對價值觀念、人生方向、精神前途的深入挖掘上。但是，受時代因素的限制，他們的反思和探索往往難以獲得一個圓滿的結果。于是，當他們把自己的生命熔鑄在藝術作品中時，許多作品都充滿了憂慮、失望、困惑、迷惘、傷感、痛苦的情緒，它們已經成為歷史發生巨變前的一種時代情緒，具有極其普遍的社會意義。如蒲松齡表示《聊齋志異》是發泄“孤憤”的作品，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悲愴地描繪儒林丑相、無奈地追慕上古禮樂的傳統，曹雪芹用《紅樓夢》唱出了一曲世態炎涼、人生迷茫的封建末世的挽歌。另一方面，創作者主體意識的強力滲透，不僅使作家的思想和個性更為鮮明地呈現在作品當中，而且作者筆下的人物形象也達到高度個性化的程度，還出現了一些反映個性解放思想的新人物，體現了作家對時代變化的敏銳感受力。